6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来到日本。

陈其美告诉蒋介石：孙先生接到东北党人的报告，说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已策反成熟，请速派员前往主持。

“中华革命党成立在即，我一时走不开，和孙先生商议，决定派你带丁景梁一起，前往东北。”陈其美说，“那里情况到底如何，你们先行探视，视察情况后再决定如何行动。”

蒋介石接到任务，立即着手准备。

孙先生亲笔写了若干封书信，有给东北军政首脑的，有给日本关东军的。

蒋介石并和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取得了联络，商定蒋介石此行，由日本关东军掩护、接待。

于是，蒋介石化名石田雄正，和化名长野周作的丁景梁一起，启程前往东北。

就在蒋介石抵达第一站——安东的前一天，即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正式成立，孙先生宣誓就任党总理之职；英士兄为总务部长，地位仅次于孙先生。党总部设立四个部，财政部部长张静江、党务部部长居正、军务部部长许崇智、政治部部长胡汉民等，也都各自就任。

路上，闲谈中，蒋介石很是愧疚地对丁景梁说：“可惜，孙先生第一次交办的任务，兄弟没有完成！”

丁景梁安慰说：“介石兄不必介怀。虽说上海军事行动失败，但介石兄的尽心尽职，孙先生、英士兄都很赞赏，此次行动，介石兄已给党中诸同志一个良好印象。况且，大总统通缉令一发，介石兄名气大增啊！”

两个人满怀希望，兴冲冲而来，从安东、到哈尔滨、齐齐哈尔，再到长春，一路上，接触军队，深入城乡，不辞辛苦，结果却是大失所望！

一路走下来，情况清楚了：哪里有成熟的条件，纯粹是个别党人为骗取经费，谎报军情！

“现在看，东北各地，无论是国人的革命热情，还是革命武装力量，都是微弱无力的，与南方诸省相比，前景更加堪忧。”考察尚未结束，蒋介石便向丁景梁谈了他的观感，“倘若没有日本关东军的掩护和接待，我等在这些地方的调查，根本无以展开。哪里还有实行革命的条件啊！看来，以东北做革命根据地，是不现实的。还是应该以江浙为根据地，尤其是上海。”

丁景梁赞同蒋介石的结论。

正在这时，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消息，欧战爆发了！有观察家认为，此次欧战，将蔓延成为一次世界大战！

这引起了蒋介石一行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茶余饭后，都会研判欧战形势及走向，分析可能对中国国内局势的影响。

“此次欧战，必引起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吾辈革命党人，不能只专注于国内，必须注意外交问题。”蒋介石说，“下一步，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吾国革命前途的因素，制定推翻军阀政府的计划。”

“这些想法，要让孙先生知道！”蒋介石决定，直接给孙先生写信，陈述自己的研判和设想。

本党今日之进行，异统一各省革命计划，确定全盘整个之方案，集中一点，注全力、聚精锐以赴之，是为今日之第一急务也。……至江浙之战略，以地势与兵力之关系，是海主陆从，西守北攻，为今日唯一之根据地点。

信发出去不久，结束了在东北的考察，蒋介石赶到日本，向陈其美报告情况，他也没有忘记告诉陈其美说：“在同日本军人的交往过程中，小弟还是尽量保持作为中国人所应有的姿态。”蒋介石说，“那天，在长春铁道饭店出席日本军人招待会时，小弟向日军联队长转达了孙先生的话：‘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给我们，并保证朝鲜独立，我们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

蒋介石还谈了他给孙先生信中的一些想法。

陈其美说：“介石弟，你给孙先生的信，我们都看到了。孙先生很重视。指示军务部根据你的设想，制定行动计划。孙先生还制定了《革命方略》。本党很快要宣布重整革命阵营，强调‘以军事为先决问题’。创立‘中华革命军’，确定以江浙为发难根据地。”

自己第一次给孙先生进言，就受到如此重视，蒋介石很受鼓舞。

陈其美又向蒋介石谈了面临的难题：“介石弟，现在的形势与辛亥前已大不同，本党处境，革命运动所受的压迫，所遇的障碍，比之民国成立前，困难何止倍蓰。本党的军事领袖，多对革命感到消极。本来就有‘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之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这样的流言，让孙先生大为震怒，不料竟成现实写照，一帮军人唯黄兴马首是瞻，以致于外界以孙系称呼中华革命党，以国民党军人派称呼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军人们。黄兴、李烈钧、熊克武、陈炯明、柏文蔚、钮永键、程潜等这些军人派，甚至公开声称，要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当此外侮日迫之际，应该停止反对本国的政府，一致对外。还质疑说：‘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他们还嘲讽说，现在的中华革命党的所谓革命，都是一时的**冲动。就连膺白二弟也悲观地说：‘零碎工作无裨大局，徒折志士，与国家、团体俱不利’，屡劝为兄放弃反袁。革命党人自己就认为革命师出无名，没有必要，还怎么革命？但是，越是艰困，我辈忠贞同志越要坚持革命，实行革命方略。”

蒋介石说：“小弟定当追随大哥之后，坚持革命。”

“眼下，介石弟是总理心目中的革命实行家，也是总理信任并看重的本党军事人才，所以，上海这里，还要介石弟具体实施革命谋略的工作。”

“小弟定当竭尽全力！“蒋介石坚定地说。

顾不得多日的奔波劳累，也不再顾忌大总统的通缉令，在东京不几天，蒋介石便匆匆赶回上海。

可是，蒋介石刚到上海，就感到空气很是紧张。租界当局也配合中国政府的行动，严密缉查可疑的谋反分子。

过了十多天，果然就出事了。

党人范鸿仙在法租界被当局逮捕，中华革命党在法租界的机关被查封，行动计划也被搜出。

不久，范鸿仙被判死刑，连带被捕杀者达200多人。

浙江方面，也是风声鹤唳。旋即传来消息：杭州的中华革命党机关也遭破坏，党人四散逃亡。

在江浙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略谋，遭受严重挫折！

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何去何从了。

形势如此严峻，军事行动很难开展，再在上海盘桓下去，凶多吉少。

就此重去日本，如何复命呢？东京，也不该是他这个领袖心目中的“革命的实行家”的久留之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