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举沪军都督的会议一结束，陈其美当即筹组都督府，宣布任命黄郛为都督府参谋部长。

这天晚上，陈其美邀约黄郛、蒋介石聚在都督府议事。卫士进来俯耳向陈其美报告。

陈其美神情严峻，说：“是王竹卿求见。一定有要事通报。膺白、介石，你们先到隔壁房间暂避。”

过了一会，陈其美招呼黄郛、蒋介石出来相见。

“太不顾大体了！”陈其美怒气冲冲地说。

“怎么回事？”黄郛忙问。

陈其美愤愤地说：“光复会开会，说要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的罪名逮捕我！虽然李燮和没有同意，但是却在吴淞成立了吴淞分府，自任分府都督兼光复军总司令，并对外宣布，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全江苏省的军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以此否认上海都督府的地位！”

“岂有此理！”蒋介石怒不可遏，面色通红，大声说。

“英士兄，以弟之见，光复会那帮人，没有什么实力，可以暂不去管他！”黄郛建议说，“眼下，武汉三镇，汉口已失，汉阳也危在旦夕，武昌能不能守住也是未定之数。扭转大局者，唯有长江下游。浙江业已光复，苏州也光复了，唯江南重镇南京尚未光复，当以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名义，推动东南各省独立，组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以南京为政治中心，推动筹组共和政府，掌握开国主动权。”

蒋介石接着说：“还要组建革命的军队。眼下光复后的上海，市面秩序良好，人心稳定，社会各界支持革命，纷纷掀起了参军和募饷热潮，英士兄，可否乘势组建沪军？”

“既然已经成立政府，就可以开办银行，不妨筹办一个中华银行，解决困扰我辈的经费问题。”黄郛紧接着说，“有了军队，有了钱，事情就好办了。”

“膺白、介石所言，正合我意！”陈其美转怒为喜，说，“组建沪军之事，请膺白主持，介石协助，务必早日完成。”

接到英士兄部署的这项任务，蒋介石兢兢业业，废寝忘食，不几天，就有了眉目。沪军暂编两个师，第一师师长陈其美自兼，第二师师长黄郛，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二师第五团团长。

虽然即将到手的少尉军官资格丢掉了，但是一跃而成为团长，也是一大慰藉。

通过此次光复上海、杭州和推举沪军都督的经历，在东京时的旧友黄郛、蒋介石、张群，感到很投缘，经蒋介石提议，三个人互换了兰谱。黄郛最长，为大哥，蒋介石次之，为二哥，小蒋介石一岁的张群，为三弟。

但是，蒋介石已经认识到，英±兄的胜利，就是自己的胜利；反之，英士兄的失败，也标志着自己受挫，他与英士兄是安危相依，休戚与共的，所以他更希望能够和陈其美结为异姓兄弟，只是他不便说出口，只能更加卖力地工作，让英士兄对自己刮目相看。

所以，由部队的实习生到敢死队员，一跃而成为团长，24岁的蒋介石，并不为团长的身份所陶醉。他一边秉英士兄的旨意，踏踏实实协助整编军队，训练新兵，维持上海治安，参与机要事宜的商议；一边和同在都督府或者沪军任职的师兄弟黄郛、张群、何应钦等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刚刚创办了《民权报》的戴季陶，也加入进来，把他所搜集的各方讯息，随时通报给好友介石兄。

这天，蒋介石、张群、戴季陶几个人又聚在一起，讨论时局。戴季陶说：“眼下时局的关键，实际上是南北三方的关系，清廷大可忽略不计了。”

“说来听听。”张群觉得戴季陶的观点颇是新颖，忙问。

“所谓南北，就是南方和北方，具体说就是南方独立省份和北洋集团。实际上清廷的实权已经完全落入袁世凯之手，清廷对局势的发展，已经无能为力了。”戴季陶解释说，“所谓三方，除了南、北两方外，南方内部又分为武昌和上海两方。”

“看看现在独立各省的情形，真是令人忧虑，”张群插话说，“不仅北方那些省份的独立，不伦不类，就是南方，何尝不是争权夺利？像江西，百曰内三都督，像江苏，一省内13个都督！像贵州、安徽、湖南，宣布独立后不是兵变就是内战，简直不成样子了！”

“可惜，孙先生不在国内。”蒋介石说，“据闻，《纽约时报》在10月13日也即武昌起事三天后即刊出报道说，‘如不发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该报还对孙先生在海外的筹款活动等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并刊登了孙先生的画像。”

“那是外国人的猜测。”戴季陶说，“章太炎公开说，‘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根本就没有提到孙先生。”

“还是光复会的门户之见在作祟！”蒋介石愤愤不平地说。

戴季陶继续分析说：“倒是对袁世凯，南方的看法比较一致。实际上，现在南北关系已接近明朗化，通过汪精卫从中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即：倘若袁世凯能够逼清帝退位，赞成共和，就推举他为共和国家的总统。目前仍在海外的孙中山写信给黄兴，黄兴写信给刚刚释放出狱、与袁世凯接上头的汪精卫，都表明了这个观点。所以说起来，南北关系倒也不那么复杂。复杂的，恰恰是南方内部的关系。现在独立各省，有的是革命党人掌权，有的是立宪派掌权，有的索性就是清廷的督抚大员摇身一变成为都督。即使是革命党人，又有不同的派别。所以，除了在袁世凯若反正就举为共和国家的总统这一点上比较一致外，其他问题就是意见纷纭了。”

“南方内部，到底有些什么争执？”蒋介石问。

“一个是要不要组织统一的临时政府，一个是若组织临时政府，谁来做领袖。”戴季陶说，“前一个问题，主要是考虑袁世凯的因素，但是经过争论，渐趋一致，即现在各省纷纷独立，对外非常紧急，若无临时政府，一切交涉事宜，俱成棘手。所以倾向于建立临时政府。但是谁来做领袖呢？有的说虚位以待袁世凯；有的说先举大元帅，一旦清帝退位，再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那么在过渡期，谁来当大元帅呢？有的说应该是黎元洪，有的说应该是黄兴。独立各省的代表，先是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结果遭到激烈反对，又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副之。”

“同盟会方面推黄兴，立宪派推黎元洪？”张群问。

“反对黄兴最激烈的，恰恰是革命党内部，也就是陶成章那帮光复会的人。”戴季陶说，“不唯如此，听到孙中山要回国的消息，武昌方面拥护黎元洪的人散布说，‘孙中山在起义中没有起任何作用，他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吹鼓手，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行动，为了保住性命总是躲到一边。’光复会那帮人，也极力诋毁孙先生，把他说成是‘大骗子’。”

蒋介石忧恨交加，说：“权位二字，不可放在心上！”

但是到目前为止，别的事情，蒋介石暂时还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是自己所带的一个团，一定要带好，让别人刮目相看。

这个团，不同于沪军的其他部队，不是由原来清军的新军改编而成，而是新募的士兵，大多是粗汉无赖和贱民，蒋介石每天都要和这些官兵一起训练。

“到革命的军队里来，就要有那么一股以苦为乐，不畏艰险的精神！”蒋团长每天都要召集全团官兵训话，每每现身说法，“我初到日本军队，每人每餐只许吃一碗米饭，每星期要吃几餐麦饭。菜有时是三片咸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只有星期日才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肉片。无论你吃饱吃不饱，都是不允许有回头饭的。我在入伍最初的半月之内，肚子里常常饥饿。白天毫无办法，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到军营里的酒保俱乐部买饼干充饥。但是饼干也是有限量的，不能任意购买，每次最多是两三片，而且去迟了还买不到，饼干的材料又非常粗糙，大概过了两周的时间，我试着不吃这些糟粕饼干，竟感不到饥饿了，这就叫习惯成自然。”

“革命的军队，就要有革命军队的样子！就要有新气象！”蒋团长又训话说，“像清军，纪律涣散、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哪里会有战斗力？由我在日本联队一年中所过的生活和所得的经验，使我想到一个国家要想军队精强，军队官兵须认为服从国家的命令是军人天经地义的义务。因之，他乃能严守纪律，执行命令。如果他不知服从法令，严守纪律，那结果肯定是一盘散沙。这样没有纪律的官兵，临到作战，没有不失败的道理。日本军队里的精神教育极其严格，兵营内的纪律以及日常生活，都充满了紧张感。譬如，军队长官检查寝室、讲堂的时候，一进门，必先察看室内的四角是否整洁，再看门的背面是否有尘土，并带着白手套在门的横木上擦拭，如果手套上沾上尘埃，即使内务整洁也必须重新打扫。然后再检查痰盂，不仅要察看其是否清洁，而且连痰盂中所盛的水量都要合乎规定——限定其容量三分之一，这种常识是一般士兵人人都知道的，也是人人都能按此切实做到的。对于细微之处尚且如此，其他一切教育军事之大事，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全团从细节人手，整顿纪律。

“革命的军队，不同于清廷的旧军队，就要强化政治训练，官兵应该有信仰。”蒋团长还说，凡是一个军队的官兵能够勇敢坚强，就是他对于政治与伦理的认识彻底。尤其是要使他对本国历史地理有正确理解，从而增强其对国家的责任心。各国军队决死之精神之所以养成，可以说就是这种政治训练的功效。军队里面一般士兵有了这种政治训练和信仰，到了战场上，就能够不惜牺牲，不怕危险，能够忠勇奋斗，达成使命。”

蒋介石环视官兵，大声问：“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一片“嗡嗡”声。

蒋团长握着拳头，高声说：“切记，我们的使命，第一，推翻清廷，恢复中华；第二，为平民解除痛苦。至于权位二字，”他提高了声调，“万不可放在心上！”

经过不长时间，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就名声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