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处置危机的手段，果断、严酷，非常有效，在不长的时间内，一切恢复了平静，张居正照常执掌国家大权，他不仅没有感觉到威信降低，反而受到更多的颂扬，逢迎、讨好的风气，弥漫在这个官场。
张居正对此很自信。
可是，这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心里，张居正是典型地发昏了。
自己的亲爹死了，他连回家哭一声也不干，别人说工作永远干不完的，为国家效劳了这么多年了，为父母之情耽误几天工作也是应该的，所以还是回家哭一声吧，快去快回就是了，这居然惹得张居正怒火万丈，不惜严酷打压！
让人不可思议啊！
引车卖浆者流会说：“张居正怎么是这样的人啊，自己的亲爹死了，却千方百计不想回家奔丧，真真让人理解不了啊！”
“是啊，是啊！表面上说一定要回去，绝对要回去，暗地里却和太监勾搭到一起，要皇上出面叫他别回去！假不假啊？！”
“光假也就罢了，光不回去也罢了，人家吴翰林、赵翰林，就说请他回去看一眼亡父，再回来做他的官，这不入情入理的吗，干吗要杖人家、开人家啊？！”
“是不是当官的没有人性啊？”
“那吴翰林、赵翰林也是官啊，人家说的话，不能说没有人性吧？”
“那就是当大官的没有人性！我要养了儿子，就不让他做官，不然，到时候老子蹬腿了，他连回家哭一声都不回，想想，怪心寒的呢！”
“那要看怎么说了，像人家张居正他老爹，活着的时候，那叫神气，那叫滋润，还不是有个做大官的儿子吗！”
衣冠人物会说：“作为大臣，居然自己导演夺自己的情，居然操纵权柄廷杖同僚，揆诸历史，真是闻所未闻，绝无仅有啊！”
老实说，上述的对话，不完全是史料上的原话记载，是我个人根据记载的情形推测出来的。不过，请诸位不要怀疑，我是有充分根据的。
当是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长安街上出现了无名揭帖，也叫谤书，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小字报或者说传单吧，说张居正要造反，想夺大明的江山！
有一个余姚的布衣，也就是平头老百姓，正好在首都办事或者旅游，挺关心国家大事，给中央上书，大意是说，张居正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资格领导国家呢？！结果被打了一百大板，押送回籍。
这个余姚的布衣，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一个老百姓，还想说不要谁当领导的话！在我中华传统文明的词典里，谁当领导，老百姓是根本没有资格说话的，要说话，就用枪杆子说话吧！
体制内的干部们，要是齐心协力站出来说话，对谁当领导，是有些影响力的。可是，打压太严酷，大家都怕了。毕竟，公开站出来说话，后果不是一般人承当得起的。
但是，也不只是沉默，自有表达的方式。翰林院一个叫许国的翰林，后来也入阁拜相的，现在还在翰林院任职，在送别受到廷杖的两个同事时，各赠送了一只杯子。
赠给吴中行的是只玉杯，杯上镌诗一首：
斑斑者何？
卞生泪！
英英者何？
蔺生气！
追追琢琢永成器！
赠给赵用贤的是只犀杯，杯上镌诗一首：
文羊一角，
其理沈黝。
不惜刻心，
宁辞碎首？
黄河在中，
为君子寿！
还有，这一年的新科进士、邹元标的同学、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屠隆，目睹这一切，很不理解，他凭吊被张居正打击面扩大到民间而成为牺牲品的吴同学的坟墓，挥笔写下了诗一首，其中就说张居正是“奸雄”，“天亡”之！
吴中行、邹元标等人，本来都默默无闻，可是被廷杖以后，立即就被尊为“五君子”，声名大振，妇幼敬仰。
因为公开表示同情“五君子”，或者因为不表态支持张居正不奔丧等各种原因而被撤职、降职、外调的一大批干部，不管过去表现如何，现在也都成为人们敬佩的对象。
就说那位“口碑甚坏”的吏部部长张瀚吧，因为顶住压力就是不表态支持夺情，被张居正勒令滚蛋，一下子挽回了声誉，一位高级干部话别时送他两句诗：“去国一身轻似叶，名高万古重如山。”
那位因病不能出门传话说打报告请求夺情时，别忘了把我的名字列上的都察院一把手陈瓒，本来名声很好，沈德符说他“所至以廉洁称，一时失计（指要求列名），生平尽丧，真足可惜”。此人不久就去世了，后来还有人因为这件事要求追夺给他的谥号。
这么说吧，张居正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举措乖张，大失人心！按照韦庆远先生的话说，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张居正也只是“取得了表面的胜利，而其实付出了沉重的政治和道义的代价，加深了潜在的危机”。可以说，张居正死后受到清算时，到了人人拍手称快的程度，与他在处理这场政治风波时固执己见、滥施酷刑有很大关系。所以，韦先生说，夺情引发的这场风波，是张居正人生道路上带有关键性的环节和转折之一。
一味高压，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胜利，但是却加深了潜在的危机，早晚有一天，领导人或者他们的后代，要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张居正不这么看。他公开表态说，有人说我不孝，说我贪位，骂我禽兽，我不以为耻！
是的，张居正不怕。他相信权力的无限魔力，什么法律、什么制度、什么道义、什么人心，无论什么，都较量不过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
这次事件以后，张居正越发自负，甚至说他神志恍惚了，对人对事的处理，“务快己意”，对待有不同意见的人，就是一个思路：“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
张居正太迷信权力，把权力看得太重，所以在危机处理方案中，根本就是不留余地，他没有妥协的概念。实际上吴中行、赵用贤是从维护大局、维护张居正个人利益角度提出不同意见的，他如果稍有胸怀，学会妥协，及时采纳他们的善意提醒，也不失为一个弥补的办法。可惜的是，张居正把权力看得太重，以至于什么事情都和权力掌握在谁手里联系在了一起，把回家奔丧提高到了失去权力的高度，把建议他回家奔丧，提高了夺权的高度。这样看问题，就把事态严峻化了，就只能动用专政机器、镇压手段了。
掌握绝对权力的领导人，没有刚性制约，迷信、崇拜权力，又刚愎自用，自己永远是英明、正确的，那他就不得不以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前一个错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严令摧毁书院、禁止讲学，杀害意见领袖何心隐等不得人心的事，就发生在平息这次风波以后，可能与张居正个人心态的变化不无关系。
权力是厉害，是可怕；但是，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过度，最终会伤害到自己的！
果断镇压是个办法，是能够解决问题于一时，可是，一味镇压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最终要为此承担历史责任的！史家感叹张居正说：“闻谤而不知惧，忿戾怨毒，务快己意。亏盈好还，祸酿身后。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於戏难哉！”
不过，不能说张居正失去了判断力，有一点儿他很清醒，就是在镇压了反对势力、稳定局势以后，他抓紧了整顿工作，平息风波不到一个月，他就部署了清丈田亩的试点工作，同时强化了对税收执行力的考核，务必把经济搞上去——具体说把国库搞充盈，以此来证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伟大复兴事业，以发展的成就来收拾人心、获得认可。高压之下，执行力提高了，该收的税基本上可以收上来，国库日渐充盈，这也是他身后能够获得部分谅解乃至最终得到平反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