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让张居正感到，四个无名小卒的批评声音仿佛于无声处听惊雷，震撼力非同小可，务必果断采取措施，把风波遏制于萌芽！
当即，也就是在吴中行上疏的当天，张居正就采取了一个因应措施：派人摸排，看看还有谁准备步吴中行和赵用贤的后尘，蠢蠢欲动，能够阻止的，软硬兼施，马上予以阻止。
这一招很见效，真就发现了“敌情”，比如新科状元、翰林院修撰沈懋学就和吴中行、赵用贤一起策划，也准备站出来，被紧急阻止了。
当然，这只是临时措施，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采取霹雳手段，以强大的威权，震慑住一切潜在的反对势力，使其不敢乱说乱动。
但是，张居正不能出面操作。因为，从表面看，他三次要求回家丁忧，皇帝非要夺情，人家觉得这对张居正不公，才站出来替他求情的，那他怎么好出面说要整死这些家伙呢！所以，张居正还是按既定方针办——找他的“黑老大”、太监冯保商量。两个人很快达成了共识，必须立即遏制住，不能任其蔓延！
常规手段是不行的，要用“核武器”，才有强大的震慑力！这也是张居正和冯保的共识。
所谓“核武器”，就是非常手段——廷杖！
廷杖，是太祖皇帝发明的。这一招很损。干部有没有错，不需要审判，说打就可以打，而且是当众打屁股。这对受到廷杖的人，是一种精神上的羞辱；肉体上也要承受巨大的痛苦，轻者重伤，重者当即毙命。
朱元璋他老人家有时候很阴险，有时候也很率直，他老人家就公开说，作为君临天下者，他不屑于与干部争是非，要争意气。说白了，谁对谁错无关紧要，关键是看到底谁说了算。所以对于他认为硬要与自己争是非的干部，就当众打屁股！他的不肖子孙没有继承乃祖的勤政，倒是把他的那套损招继承了下来。不过他们没有老人家的威信和手腕，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敢轻易使用这个非常手段。
张居正作为大臣，本来应该是万分痛恨并坚决反对使用这种非常手段的。可是现在，他和太监冯保秘密策划，要用这种非常手段对待同僚，镇压反对者，尽快平息有了苗头的政治风波！
在张居正和冯保密谋镇压、办理有关程序的过程中，是爆发前的短暂平静。但是，了解张居正为人的人，都为吴中行他们四人捏了把汗。有道义责任的领导干部，已经预料到事情不妙，急忙出面缓颊。
礼部部长马自强率先为吴中行四人求情，他来到张居正的府邸，当面求情张居正，化解对吴中行四人的惩罚。
张居正角色调适很快，他就一句话，这是皇帝的决定，我没有办法改变。
马部长说了些什么，我们就不去考证了。总之，史书上说马部长说了一番话以后，张居正语塞。
也是，就是顺着张居正的话说，是皇帝要惩罚他们，但是，迄今为止，摆在桌面上的，是张居正几次要求丁忧，皇帝不让；吴中行他们替他张居正说话，皇帝要惩罚他们，张居正也应该出面替他们说情吧？人家因为替你说情要受惩罚，你也应该替人家说情才对嘛！何况，作为国家全体文官的代表，首相本来就有道义的责任阻止皇帝惩罚仅仅是提出不同意见的干部。
那马部长请求张居正出面为吴中行他们说话，他能不语塞吗？
可是，马部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堂堂的国家掌舵人，一改往日的深沉矜持，也不再顾忌威严和风度，居然“扑通”一声，跪在马自强的面前，口中还连声说：“公饶我，公饶我！”
马部长吃惊之余，也只能慌忙告退了。
翰林院的院长（掌院学士）王锡爵也坐不住了。
四个公开站出来抗议的人中，两个是翰林院的干部，王院长有道义的责任要替吴中行他们说话。可是，他担心自己一个人在张居正面前会碰钉子，就会集了翰林院大大小小的干部几十人，集体到张居正家里去请愿。
张居正拒绝接见他们。
怎么办？越是这样，越说明事态严重了。
顾不得那么多了，王院长索性带着一大群人，径自闯进张居正的府邸。
张居正不得不出面见见了。
“他们上疏，是为了元翁的事，万万不可处罚他们的。”王锡爵说。
“是皇上生气了，圣怒不可测啊，我有什么办法呢？”张居正回答，以不变应万变的话。
王院长对实情心知肚明，但是他不能说出来，只能顺着张居正的话说：“皇上生气也是为了元翁的事，只要元翁劝劝皇上，那皇上的气也就消了。人所共知，皇上是很尊重元翁的意见的啊。”
这下，张居正又无言以对了。
“扑通”一声，张居正又跪在了王锡爵等众人面前，一边大声叫喊：“拿刀来，快给我拿刀来！”一边做抹脖子的样子，“皇上强留我不让我回家奔丧，那几个人又卖力赶我走，让我怎么办呢？还不如杀了我吧！”
王锡爵和众人都大惊失色，不知所措。
“你来杀我吧！你来杀我吧！”张居正边做抹脖子状，边双腿跪地，向王锡爵跟前挪动。
史书上记载，看到这个场面，王锡爵吓得连忙带人逃出了张居正的府邸。这样的场景，他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思前想后，觉得实在没有办法再跟这样的领导继续干下去了，于是不得不赶紧卷铺盖回太仓老家了。
这下子，中央的干部都彻底明白了，所谓夺情大戏，张居正本人正是幕后导演！此前他连篇累牍的请求所谓丁忧的报告，都是假的，是虚伪的表演而已。
毫无疑问，反对夺情的人受到惩罚，是不可避免的了。
果然，廷杖四人的命令随即就发布了。
可是，还是有人不甘心。
他们还想设法挽回，也是，过去皇帝发布惩罚臣下的命令以后，每次都会有人站出来说话的，当时称为“论救”。有时候，这等于给双方一个台阶，所以，论救成功的事例，很多，不成功的也有。
于是，翰林院的一帮书生，什么李长春、沈懋学，总共七八个人吧，又纷纷上疏论救。不过，负责收发文书的“秘书局”是太监冯保直接领导的，他下令，所有论救报告，一律不得接收！
正常的公文报都报不上去，绝不绝！真是史所罕见！
沈懋学是新科状元，和张居正的两个儿子是同学，他已经是翰林院的修撰了，对自己的两个同事很钦佩，决心利用自己的名气以及和张居正两个儿子的关系再做努力。于是，他火急火燎地给张居正的儿子写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试图请他们说动自己的父亲，对四个人稍加宽容。可是，一连写了三封信，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效果。沈懋学还给张居正的同乡兼朋友李幼滋写了信，请他出面做些劝说工作，结果被李幼滋回信一顿挖苦。
沈懋学一气之下，辞职回家了！什么状元、什么“储相”，他都不在乎了，眼不见为净吧！
其实，干部们越是这样，越坚定了张居正铁腕镇压的决心。
就在张居正接到其父讣闻的一个月后，这一天，首都北京，阴云密布，雷声轰鸣。
午门外，御林军环列廷中，围成三圈，手持戈戟杖木，林林而立。
长安街上，数以万计的人群，或伸长了脖子向午门外张望，或窃窃私语，议论着、猜测着……
冯保的下属、司礼监太监数十人，手捧驾贴，呼啸而来，先喝叫了一声：“带犯人上来——”
御林军并公务人员，千百人应声大喊，声震天阕。
吴中行等四人，已经在两日前被锦衣卫逮捕，下了诏狱。此时被押送到场。
司礼监太监宣读驾帖——也就是张居正和冯保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命令。
太监那尖尖的嗓音传出很远，人们听清楚了：先杖吴中行、赵用贤，每人各六十。杖后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
只见吴中行、赵用贤被押着，趴在专用的条凳上，交右股于左脚之上。
“打！”随着一声令下，“噼噼啪啪”的棍棒声响了起来。
六十棍打完，两人已经昏死过去。锦衣卫校尉用布条把两人拽出长安门，用门板抬走。
躺在门板上的吴中行已经气绝，他的同乡急忙带医生赶到，紧急抢救，才得以苏醒。
赵用贤身体肥胖，被打后一块块巴掌大的肉溃落下来，回到家里，他的妻子把溃肉腌制起来，以留作刻骨铭心的纪念。
接下来，轮到沈思孝和艾穆了。他们两个更惨，各杖八十，发极边充军，永不得赦免。
四人的“待遇”还有区别，因为什么呢？
不难理解的。
吴中行和赵用贤只是说，我们的师相很勤政，为国操劳，公而忘私；但是自己十九年没有见面的父亲去世了，应该回家看看，哭上一声，然后马上回北京上班，继续领导国家。而沈艾两人就不同，他们坚持认为，张居正应该丁忧守制，不应该也没有理由夺情。
那他们的“待遇”能一样吗？
八十大棒打过，两人不省人事，又被戴上枷锁，用门板抬进锦衣卫的诏狱。三天后，又被用门板抬出都门，发配充军。路上，血还在涔涔而下。
这四人都是经过十年寒窗的激烈竞争才有了今天的位置，都是父母的希望、老婆孩子的依靠，一夕之间，化为泡影了！不是热血男儿，不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儿”！
你还别说，还有比这四个人更“傻”的。
就在吴中行等四人受到廷杖的时候，奉命在一旁观看的干部队伍中，有一个年轻人，只见他发愤顿足，怒不可遏！他，就是刚刚进士及第还未分配工作、在刑部实习的观政进士邹元标。
此时，他的怀中，正揣着抗议夺情的奏疏。
自从吴中行这四人上疏以后，所有想再上疏的人，无论是论救他们四人的还是抗议的，都再也报不上去了。邹元标想上疏，“秘书局”拒绝接收，他只好揣在怀里，等待机会。
身在廷杖现场，恐怖的场面令人心惊肉跳。可是，愤怒的情绪使得邹元标忘记了恐惧。当廷杖结束，文武百官散班以后，邹元标急急忙忙追到一个太监，说有公文要上奏，请他接收。
“不收！”小太监趾高气扬，斩钉截铁。
邹元标从袖中掏出一锭银子，塞到小太监的手里，说：“我是告假的申请，烦请收转。”
也是，只听说过花钱免灾的，哪有花钱买灾的啊？小太监打消怀疑，以为邹元标报来的，真是告假的申请，就收下来了。
就这样，邹元标的上疏，呈达御前。
冯保拆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什么告假，是抗议夺情，恶毒攻击“皇和国家”领导人的！
看了内容，冯保很可能冒出一身冷汗。邹元标的中心思想是，连自己的父亲死了都不奔丧的人，还是人吗？像这样的人，实在不堪再用！
冯保急忙把邹元标的报告偷偷转给张居正阅看。
张居正看了一遍，气得火冒三丈，冷静下来，不禁感慨：此人不怕死，真奇男子也！倘若他知道邹元标以后是如何对他的，相信张居正的感慨还会更多。
也难怪，邹元标这个小子，真是胆大包天啊！这个时候居然敢上疏，而且文字之大胆，出人意料。他不再是要求张居正丁忧，而干脆说，皇帝应该炒张居正鱿鱼了！
为什么要张居正回家卖红薯呢？邹元标的理由是，张居正这个人，心胸狭窄，私心自用；施政又打压贤才，堵塞言路，实在不像话了！这是其一。其二，张居正的亲爹死了，他居然连奔丧都不愿意，这样的人，不是丧心，就是禽兽！怎么可以让他继续表率百僚呢？
攻击张居正不遗余力倒还罢了，邹元标还对皇帝大加讥讽。他说，陛下为什么要留张居正呢？说是因为你现在学尚未成，志尚未定——这些其实是冯保和张居正替皇帝写好的，那我要问一句：假如现在张居正死了，是不是陛下之学终不成、志终不定呢？
用现在的话说，离开张居正，难道皇帝你就活不了了？地球就不转了？最后，邹元标还说，张居正是不是回家丁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如果后世揽权恋位者动辄援引张居正的恶劣先例，那不是遗祸万年吗？
邹元标言外之意甚至说，像张居正这样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会不会有朝一日篡夺大位呢？
可以想象，邹元标的这道上疏，会让张居正多么愤怒！
遗憾的是——站在张居正角度，邹元标刚刚中进士，实在抓不到他的把柄，连编造也不容易做到，不能像去年整那些已在官场经年的干部那样（以后专述）。所以，张居正对邹元标恨之入骨，也只能廷杖八十，发配极地充军。
邹元标被打得死去活来，落下了终身残疾。这个人在张居正死后，刚刚被平反召回，就不顾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的决定，替张居正评功摆好，实在是高风亮节。再后来，正是他，领衔上疏，要求给张居正平反！这是后话。说明这个人绝对不是出于私利反对张居正的。
顺便交代几句：五个人受到非常手段的惩罚，张居正似乎还不解气。过了两年，是“大计”之年，就是集中考核干部，本来，这五个人已经开除公职了，就不在考核之列了，但是张居正为了从制度上把平息政治风波的成果巩固下来，特意把他们也纳入“大计”范围，得出终身不得叙用的结论。这样做，没有先例，更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的依据，恰恰相反，已经被开除公职的干部还纳入考核范围，无论哪个角度都是站不住脚的，当时就引起人们的腹议，认为是张居正私心自用、为所欲为的一个典型表现。
岂止如此，张居正还派紧随陈三谟后以个人名义打报告请求夺情的都察院“议员”曾士楚巡按江南，担负特殊使命。辞职归乡的王锡爵、被开除公职在家闲住的吴中行和赵用贤，都是江南人，张居正嘱咐曾士楚，一定要查一查这三个人在家乡有没有什么把柄，以便把他们绳之以法。曾士楚此时对自己打报告请求挽留张居正的举动已经后悔了，接到任命，就感叹说，我有何面目见吴中行、赵用贤这些君子呢？张居正要他想方设法收拾三个人，他就更不想干了，而且他掌握的情况，这三人还真没有什么小辫子可抓，完不成领导交办的任务，没有办法交差，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他只得“托病归”，吴中行他们躲过一劫。邹元标也差一点儿性命不保。他被发配到了贵州都匀，张居正指派贵州巡按御史把邹元标干掉，此人倒是乐于效命，只是“行次镇远，一夕，御史暴死”，邹元标也躲过一劫。
就因为张居正父亲去世，围绕要不要回家奔丧或者丁忧守制的争论，革职的革职、发配的发配，公开站出来抗议的干部受到严厉镇压；甚至在遥远的江南，两个热血青年，也因为抗议夺情而丧命。
一时间，朝野沉默了。
过了十几天，南京的一位朱“议员”终于忍不下去了，他上疏为被廷杖的“五君子”鸣不平，结果又遭到开除的处分——夺职为民。
事情还没有完。
当被廷杖的“五君子”、被杀害的两青年血迹未干，被撤职的吏部部长张瀚行走在回家的路上，以不合作表达不满的沈懋学等人正在卷铺盖的时候，张居正就利用皇帝因天上出现彗星下文件要求百官修省这个借口，对中央干部进行大清洗。关键时刻经不起考验的干部，免职的免职，降职的降职，外调的外调。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问：没有这回事吧？张居正哪里清洗了？礼部部长马自强不仅没有丢掉职务，反而被提拔到内阁，就是明证嘛！
不错，是有这么回事。不过，这就是高明领导的老练了。他就是要刻意留那么一两个人，不仅不清洗，而且还要提拔，这是要堵人之嘴的。我没有清洗经不起考验的干部嘛！比如马自强！这一手很高，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人会被蒙蔽。
对于张居正高射炮打蚊子式——用非常手段对付通过正常渠道提出表达不同意见的普通干部——的霹雳手段，许多人都很不理解，有史家发出了这样的质疑：张居正为什么这样啊？
其实，换个角度看问题，就可以理解了。
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解读：
第一，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权者对维系权力的态度。权力来源越是缺乏正当性，当权者就越是怕失去权力；越是怕失去权力，越容易滥用权力。
第二，发展给当政者的粗暴提供了底气。张居正宁肯被批评为操切，也要想尽办法把国库充盈起来，以此证明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随着国库的充盈，内外和平环境、社会稳定局面的形成，当政者认定，事实已经证明其领导的正确和英明，只有自己的正确领导，才能实现伟大复兴；反对其领导即是破坏稳定、阻碍发展，因此，就是国家的罪人。基于这样的认识，对反对者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是必要的、正确的。
一场极有可能引发政权更迭的政治风波，在铁腕镇压下，很快平息了！
张居正有理由庆祝平息政治风波这场战役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