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对领导的要求非常低，只要不胡作非为，执行让老百姓自愿卖命的政策就足矣！即使领导人生活上胡作非为，但是工作上还比较勤奋、比较有责任感，那就算是不错的领导了。像朱元璋的那些不肖子孙，不是荒唐透顶就是懒惰庸碌，根本就是烂泥扶不上墙，却君临天下，自相授受！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历史的选择”，是正统，是合法，急死人也没谁偿命！

国人还有一个惯性思维，凡是稳定的就是好的。能够使内外相安，政治、社会稳定的领导人就是好的领导。相应的，为了追求稳定，实施高压也好专制也罢，都是顺理成章的。似乎人类历史上，只有专权、压制才能够实现稳定；实现了稳定，才可以集中精力做事情。

基于以上两点，曾经被同时代鄙视的张居正，由于种种原因，受到了追捧，“改革家”的桂冠也稳稳地戴到了他的头上。韦庆远先生就认为，张居正执政10年，是大改革的10年。

我不这么认为。叫我说，张居正执政的10年，是以整顿为基调的，或许可以说是“新政”，因为这个词当时也常用，就是振作起来，有新气象的意思。

其实，严格说也不是什么新政，无非是带领各级干部兢兢业业工作罢了。当然，可能会有不同看法，甚至指责我贬低张居正。

那就用事实说话吧。

按照韦先生的说法，张居正当政10年，进行了“大改革”，他列举的“大改革”的内容是：

一、整饬吏治，调整人事任免，以之作为进行改革的突破口。

二、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作为均平赋役，解决社会经济和民生问题的基础。

三、进一步巩固边防，保持北疆安宁，肃清东南“倭寇”的侵扰，戡平内地的反抗活动。

四、大力整顿司法纪律，反对法弛刑轻，坚持违法必究。

五、全面整顿驿运，革除积弊，保持信息灵通，指挥便捷。

六、大力兴修水利，消除水灾，保证作为国家财政命脉的漕运畅通和民生安泰。

七、为“整顿士风，统一舆情”，削减科举录取名额和学生人数，查禁书院和讲学。

仔细分析一下，以上七个方面，是大改革吗？恐怕除了第二方面（此后专述），其他六个方面，基本上属于整顿的范畴吧？

第一，“整饬吏治，调整人事任免”。调整人事任免就不说了吧，这几乎是任何一个新上台的领导人都会做的，只不过张居正的幅度比较大，把曾经弹劾过太监冯保以及对他和冯保勾结提出异议的干部清洗殆尽，随后又把诸如杨博、朱衡、葛守礼这些不好驾驭的干部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治官场，手下的干部用起来是不是顺手很重要。张居正一上台就着手清洗，和他取得权力的不正当性有关，和改革无关。

整饬吏治倒不是哪个领导上台都做的，张居正想做，也敢做。他对大明帝国的缔造者伟大领袖太祖皇帝领导时期的吏治——效率和纪律，心向往之，希望通过努力，恢复到建国之初的局面。

其中，最值得一说的就是考成法，这是张居正治国理政的撒手锏。

既然是“法”，那就是创制、改革咯！

未必。

简而言之，从行政管理的技术层面看，考成法就是明确节制关系，事有稽核。这对于强化责任、便于考核，提高行政效率，很有效果。但是，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考成法是有问题的。

如果说帝制时代的中国政治文明成果有什么最值得肯定或者说继承的话，那恐怕非言官制度莫属了。对此，孙中山先生做过很系统的阐述，他创立的五权分立的政治学说就是基于这样的考量。而言官制度在明代最为发达、最为典型。明帝国以皇帝昏庸荒唐出名，也以言官厉害闻名。言路，一向被视为政治是否清明的晴雨表。

所谓言路，主要就是言官也就是“议员”表达意见的渠道是不是畅通。

从制度上保证开言路的，就是言官直接向国家元首负责，是皇家的“议员”，专门对付政府和政府高级干部，使得政策举措符合舆情，个人操守不致有亏。当然，他们有时候也对国家元首很不客气。因此，言官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不受行政机构的节制。

可是，张居正的考成法从体制上把“议员”置于内阁的节制之下；从效果上基本消除了“议员”对政府的监督职能，因此，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说，这不是改革，是政治上的倒退。和当时社会多元化、政治宽松度增加的时代潮流是背道而驰的。

无论是从行政管理上还是政治上说，张居正的思路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就是内阁节制六部。倘若他敢于变相突破祖制，实现内阁对六部的直接节制，才是真的改革，偏偏他把监督制约机制给变相消解了，就成问题了。

应该说，在整饬吏治问题上，被张居正推翻的前任高拱才是有大思路、真措施的改革家。比如，高拱以“公开”作为防止用人腐败的重要撒手锏，在推荐的程序、参与人员上，都打破常规，开了先例。又比如，有鉴于科举制度的某些弊端，体现在用干部上就是只重进士出身，高拱提出进士、举人只是入仕途门槛时有区别，进入岗位后，提拔时就要论政绩而不能论出身，并着手设计有关的制度。他制定了一系列制度，选出了一批杰出人才，像殷正茂、张学颜、王崇古、潘季驯等，在张居正执政时代，继续发挥作用。高拱还有进一步改革的设想，比如，他认为“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应该打破，有基层经验的一步步上来更有利于治国理政；再比如，他对官场上轻视理财干部培养很有看法，设想对理财干部的选拔、任用及户部的机构与编制进行改革。

张居正没有继承高拱的改革方向，主要是从巩固地位、权力的角度，对人事进行调整，又从恢复纪律、提高效率的角度，对吏治进行了整饬。可惜的是，短暂的高拱时代的改革措施，张居正没有重视、继承，更没有发展。

这个也不难理解。张居正的执政风格学习的是朱元璋，他相信权力，崇尚独裁；而政治方面的改革，说到底是限制当权者的权力的，这是张居正很不以为然的。高拱不是说了吗，他在吏部搞的那套制度、程序，部长想安排自己的私人也那么容易了，这怎么可以呢？张居正要全权掌握用人权，精心选配内阁班子，煞费苦心选配“组织部长”，都是为了自己能够直接、全面掌握用人权，怎么可能继承高拱的改革路线？怎么可能在这方面推进改革？

第二，“进一步巩固边防，保持北疆安宁，肃清东南‘倭寇’的侵扰，戡平内地的反抗活动”。张居正执政的10年，是国防比较稳定的10年。也就是说，是一个和平的环境。这对张居正推行新政，进行大整顿，是非常有利的。不能不说，在高拱主持下达成的封贡、互市目标是形成张居正执政后基本上是和平、稳定的局面的关键和基础。

在处理北部国防这个问题上，张居正继承了高拱的政策，使和平得以巩固，外患基本消弭，是有很大功劳的。但是把进一步巩固边防说成是张居正的大改革，恐怕太勉强了。

至于张居正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就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而是承担历史责任的问题了。高拱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主张是力主安抚，提高教育水平，引导人心向上。人家民族内部的问题不介入，只要不反中央，即使是反对地方政府，也不要用武力解决。张居正彻底改变了高拱的政策，采取铁血手段，一味主张屠杀。稍有风吹草动，他就命令屠杀！而且明确指示可以不问向背，只要是不同民族的就要杀，务必斩草除根！用现在的历史观审视，相当于种族灭绝罪。

韦先生说，“隆庆时期和万历初期相继发生的对壮、瑶、都掌蛮等少数民族的过火屠戮，张居正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要我说，他应该负完全的领导责任和大部分的直接责任！

当然，为了巩固边防和平和国内的稳定，张居正也是花费了不少心血的。作为读书人出身的文官，张居正颇有军事指挥的将帅之才，他差不多履行了最高统帅的职责。尤其是张居正对军事将领的使用很注重才干，以高超的手腕培养、保护、驾驭。像戚继光和李成梁都是张居正的心腹爱将，张居正把他们当门生、子弟来培养爱护，运筹帷幄、驾驭自如，动辄对军事统帅杀、逮、关的情况比较少见。在他执政的10年间，国防建设成效显著，节约经费的同时，还维持了和平局面。这是需要具备杰出的领导才干、高超的驾驭局势能力的。

第三，“大力整顿司法纪律，反对法弛刑轻，坚持违法必究”。这是向恢复建国初期朱元璋时代社会治安状态的一个努力，也是传统的治乱世用重典的表现而已，是学习朱元璋“严”的执政风格的体现。而且张居正为了立威、“严打”，每个省分配死刑指标，要求地方当局必须完成指标，否则就追究责任。

同时代人评价张居正“乖处决、恣诛戮”。虽然有夸大或者抱怨的意思在里面，但也不是没有根据。实际上张居正的政策指向是多杀者提拔，完不成任务者受罚。史载“河南巡按某，尽杀诸狱囚而特进仆少”，就是把牢里的囚犯杀光却被破格提拔到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直属机构二把手的位置。刑部有位副司长叫艾穆，湖广人，算是张居正的同乡。他奉命到陕西“录囚”，大体上是审查案件、督促地方司法公正的意思。正史上说：“时居正法严，决囚不如额者罪。”就是张居正很严厉、严格，杀人达不到指标，就要追究责任，相当于我们说的“严打”的意思，只不过比“严打”还要严，各省分配有死刑指标。艾穆审查了陕西的重案后，就与有关干部商量，说依法依理只有两个人罪该杀头。有关干部战战兢兢地说，这恐怕不行吧？杀两个人完不成任务怎么办？艾穆说：“此事我承担。无论如何，我不能用人命来换取官位。”回到北京，张居正得到报告，很生气，严厉质问艾穆。艾穆从容对曰：“皇上年幼，卑职体察皇上的好生之德，务求公允，倘若说这样有罪，我甘愿领受！”说完施礼而退。虽然没有立即惩罚他，但是艾穆因此在领导那里挂了号，他的政治前途完了。

张居正的这个做法在司法腐败、法纪松弛的背景下不能说没有他的道理，但是分配杀人名额、提拔多杀滥杀者，毕竟过于严酷了，在当时就引起了不少议论。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做法是好的或者说符合当时实际需要的，怎么可以说是改革呢？

第四，“全面整顿驿运，革除积弊，保持信息灵通，指挥便捷”。这是把建国初期朱元璋时代制定的、被束之高阁的制度恢复起来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张居正的私人信件里说的，他整顿驿传就是要“尽复祖宗之旧”。

这个方面，花了张居正不少精力，采取了不少措施，得罪了一些人，短时间内也有成效，但是，也还是整顿的范畴，如果说成是大改革，未免牵强。

第五，“大力兴修水利，消除水灾，保证作为国家财政命脉的漕运畅通和民生安泰”。修水利、消水灾，畅漕运，是任何一个政权都会做的，只是重视程度、做多做少、实际效果的不同。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张居正恰恰是没有继承高拱的成果，没能跨出新的一步，而这一步可能带来的历史影响，必将十分深远。

漕运是中央高度重视的大问题。漕运的最大问题是黄河的泛滥，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疏通漕运，仍然不能保证畅通。高拱极力主张开海运，就是利用近海运送漕粮。可是，开海运和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相抵触了。张居正在和高拱合作共事、彼此还比较融洽的时候就对高拱的开海运、开放海外贸易主张暗自抵制，他上台后，背弃了高拱的政策，重新执行闭关锁国的所谓国策。

既然张居正断然关闭了徐徐打开的国门，又不允许海运，他就不得不仍然像以往的历代政权在传统的泥潭里挣扎，投入大量精力来搞漕运。

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高拱主张开胶莱新河，张居正暗地阻挠，没有搞成；张居正上台的前两年，风调雨顺，漕运顺畅。第三年黄河又泛滥了，漕运出了问题，他却主动提出要开胶莱新河。因为意见纷纭，尤其是山东籍的干部阻力较大，张居正强调说，凡是没有私心、为国着想的人都不会反对开胶莱新河的。此事折腾了很久，花了不少精力、物力，最终还是没有搞成。不过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其实张居正对高拱的一些政策阻挠、反对、抛弃，未必完全囿于识见、出于公心，有意气用事的成分在。你的政绩、你的规划是你的，对我没有好处我为什么照单全收？我有我的思路，要搞也是搞自己的政绩工程。

如此看来，张居正整顿漕运，哪里和大改革挂得上呢？相比于被他推翻的前任的思路和做法，应该说，张居正是倒退了！

不过，实事求是说，作为强势人物、铁腕领导人，张居正整顿漕运、兴修水利，做了不少工作，在传统的轨道上运转的效率是高的，政绩是突出的。

第六，“整顿士风，统一舆情，削减科举录取名额和学生人数，查禁书院和讲学”。这个后面还会说到。这里要说的是，张居正作为读书人出身的当权者，为了实行专制独裁，推行他认为利国利民的政策，不惜以国家机器打压言论自由，控制舆论，统一思想，采取查禁、焚毁书院，禁止集会讲学，大力削减学生名额等极端措施，真是开创了恶劣的先例。如果这个方面也可以叫改革的话，那不如说“文字狱”更具有“改革”的味道！

我们古老中华的艰难转型不仅没有得到当权者的推动，恰恰是受到强势人物为巩固专制权力而极力阻挠！所以，对张居正的专制、专权，不应该歌颂，实在不能再歌颂了！

或许还会有人说，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那不是改革吗？仅凭这一点，他也完全称得上是改革家吧？

事情也未必这么简单。

海瑞早在张居正执政前，就在他担任“一把手”的江南一带实行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可是，说海瑞是改革家的不多。所以，不能仅仅因为推行了什么制度就可以称为改革家，关键要看他执政的理念、主导思想。本质上，张居正和海瑞都推崇朱元璋时代的制度，把恢复祖宗法度，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毋宁说也是为了恢复到建国初期朱元璋时代那个所谓均赋税、均贫富的理想化状态的一种努力。

因此，张居正执政时期的施政，基本方略和手段是整顿，称为改革是牵强附会的。

可以设想，对于改革家的桂冠，张居正倘若地下有知，一定啼笑皆非。假如他老人家再读过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或许他会声明自己是保守主义者。

说张居正是保守主义的政治面目，意思是说，他推崇祖制，即朱元璋创立的一系列的制度，痛心于这些制度的废弛，并且致力于恢复这些制度。有学者说，张居正“对朱元璋时代的行政效率和‘富国强兵’发自内心的推崇更是令人惊叹。如果说张居正与同时期的政治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更强硬，更专制，更强调维护传统秩序”。

张居正写给他的同乡兼好友耿定向信里的有这样一段话：“仆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今不必复有纷更，惟仰法我高皇帝……”

这段话，是典型的保守主义宣言！

当然，对祖制，张居正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换言之，不利于专权的祖制，也是可以忽略的。比如，强化内阁对“议员”的控制显然不是祖制。按照朱元璋的祖制，内阁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和权力。

所以，再严格些说，张居正是实用主义的保守主义者。

事实上，张居正从来也不标榜改革，也不可能这样标榜，诸如改制、变法、兴革这些在那个时代属于表达改革意思的词句，在张居正那里出现得不多。恰恰相反，他孜孜以求的是恢复祖制——朱元璋制定的、逐渐废弛的制度。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反复标榜，他执政，无他，遵祖制！也就是所谓的“祖宗成宪”。他回击别人的攻击，从来是说，自己执政就是按照祖制办事。

更有意思的是，张居正还以皇帝的名义严厉禁止提出改革的建议。请看，在他执政的第5个年头，张居正以皇帝名义下的一道圣旨：“内外诸司，凡事一遵祖宗成宪，毋得妄生意见，条陈更改，反滋弊端。违者定以变乱成法论！”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祖宗留下的规章制度都很好了，关键是执行问题；各地方、中央各部门，都不能提改革建议，否则以违法乱纪、破坏稳定治罪！

当然，张居正也说过要变法，他是这样说的：“法不可以轻变也，亦不可以苟因也。”他解释说，如果苟且因循就有颓废、萎靡不振的危险，但是倘若轻变，就有无序的祸患。而且从他表达的语序、用词来看，是把“轻变”放在更加危险的地位的。

张居正应该是真心认为，大明帝国的缔造者伟大领袖太祖皇帝考虑得很全面了，后世按照他的设计做就行了；国家的规章制度已经很多了，问题是制度得不到执行。所以他执政以后，一切的着眼点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能够把祖制执行下去。所以，他对改革的言论批驳说，“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还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有人会说，张居正之所以把祖制挂在嘴上，实际上是为减少改革的阻力，不得不如此，是策略上的考虑，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这个说法听起来有道理，实际上是想当然！

第一，张居正的施政本来就是围绕恢复祖制展开的，还需要什么策略上的考虑呢？

第二，谁反对他恢复祖制的努力？似乎没有谁认为张居正的施政理念、目标有什么不对。实现中华帝国的伟大复兴——重回被不断颂扬的建国初期那个纪律严明、朝气蓬勃、各安其位、安居乐业的美好时代，是上下共同的理想。一个朝代，经历了（正德皇帝和嘉靖皇帝）60多年的荒诞统治，“皇纪国法”如同废纸，官场涣散萎靡、骄奢**逸，弥漫着末日情绪，内忧外患，人心不古，一切都乱了套啦！能够实现“中兴”，是大家共同的理想啊！

如果说有谁认为张居正的施政有问题的话，无非是像高拱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而已。下野的高拱的确为张居正严海禁、弃船厂而扼腕，为张居正任用张瀚后废弃他一系列人事制度而叹息，为改革内阁大臣和理财干部的选拔制度的设想未能实施而惋惜，为张居正打击异己的不宽容而不平。可是，高拱朝不保夕，绝对不敢乱说乱动了，他没有也不敢公开反对。况且，如果真是张居正怕高拱及同情高拱的人反对他的施政，那他不应该反复强调恢复祖制，而是相反，应该高喊改革之类的词汇才对啊！

或许有人又说了，睁眼说瞎话嘛！就是有人反对张居正啊！

的确，是有人反对张居正。但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执政者就是被攻击、批评的目标，坐到那个位置上的人，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接连不断的弹劾、攻击。反对张居正的人，难道比反对做首相时的高拱、徐阶、严嵩的人多吗？

再看看站出来批评张居正的人，都是年轻气盛的低级干部，并没有一个什么隐形的反对派，甚至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人；而且即使是反对张居正的人也不是反对他的施政目标，而是反对执政者的专权跋扈，无道义、不宽容，自己腐败还不给别人一点儿批评、议论的自由。如果说存在反对张居正的势力，那基本上属于这个方面，而且多数人还是敢怒不敢言的。至于对他推行的新政本身的攻击，总体上说，集中在他的统治手腕过于严酷、办事过于急迫上。再说了，退一万步讲，即使有人反对他的施政理念、施政目标，也不能说是坏事，万马齐喑的官场才是不正常的，而一味歌功颂德的官场对国家、对领导人，则都是危险的。

应该说，张居正很善于伪装和表演——这在人治官场是难免的，但是在施政理念和施政实践这方面，他倒是言行一致的。如果说，他把恢复祖制、遵守成宪时刻挂在嘴上有什么策略上的考虑的话，那应该是把这个当成帽子、棍子来用，谁反对他专权、腐败，谁给他提不同意见，谁想独立思考，他就可以说是反对他恢复祖制，偷换概念的话，直接就可以说是反对祖宗、反对成宪。

那么，为什么后来的人们突然推崇起张居正来了呢？

首先，国人的惯性思维。凡是稳定的，就是好的。能够使内外相安，使政治、社会稳定的领导人，就是好的领导。

其次，有特殊背景，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人们在考察晚明政治时，常常会痛切万历帝的怠政，惋惜他导致了明朝最终的败局，常挂在口边的是‘明朝亡于万历’。因此人们更加怀念张居正这样的能臣，认为如果张居正在世，明朝就不会亡。于是，在万历帝的衬托下，张居正显得高大无比，以致认为如果有了张居正，明朝就不会亡。”到了清末、民国时期，政局动**，社会不稳，内忧外患中的人们，怀念那些能够铁腕掌控局势的强势人物，能够致力于“中兴”的人物。所谓国危思良将，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史观问题。国人没有树立公平正义的史观，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成功的就是英雄。有人公开宣称，不以道德论英雄。这种英雄史观，尤其推崇能干事、干成事的强势人物，至于他是怎么干事的、干的是什么事，是不是符合历史潮流，是不是推动社会进步，都没有关系；倘若这个人物英雄结局悲壮的话，就更能博得同情，容不得他人客观评价。加上长期以来，奴化教育使得国人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先入为主，人云亦云；而且没有理性、宽容精神（张居正这样的领导人有“功”焉），一旦被灌输某种认识，就不容不同观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