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回乡闲住了近三年,料理了兄长的丧事,也料理了先后夭折的几个女儿的后事,现在他已经无儿无女,家庭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牵挂了,年近花甲的高拱——那个时代已属老迈,决心不计个人得失,只争朝夕,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切!
要干的事,实在太多了。自严嵩执政以来,历届政府都以维持为方略,问题堆积如山,矛盾比比皆是,难题无处不在。
高拱是如何大刀阔斧开展工作的,这里就不细说了,侧重点还是放在内阁的人事变动方面。
随着高拱的复出,以他入阁的时间排序,位居李春芳之后。这样,新的内阁就变成了李春芳、高拱、陈以勤、张居正和赵贞吉五人内阁了,后来,又有殷士儋入阁。
这几个人,除了赵贞吉这个老干部,其他五个人和张居正的关系,都有些特殊。或者说,除了赵贞吉以外,其他几个人都有交叉连环关系:高拱是张居正的生死之交,高拱和陈以勤是同年,李春芳、殷士儋是张居正的同年,陈以勤是张居正的老师,高拱、陈以勤、张居正、殷士儋都是当今皇帝的老师,当年裕王府里先后的同事,陈以勤、赵贞吉是老乡。再追溯一下,高拱、陈以勤、李春芳、张居正、殷士儋,在翰林院先后任编修,一起做过同事。
可是,这个内阁,却是充满火药味的内阁。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国家最高权力中枢上演了一幕幕被有些史学家称为“混斗”的活剧。
一幕幕演下来,赵贞吉、李春芳、陈以勤、殷士儋先后鞠躬下台!
最高权力中枢集体出演、**迭起、导致四人谢幕下台的一幕幕活剧,其“编剧”兼幕后总导演,不是别人,就是张居正。
被张编剧兼导演选中的主要演员,是高拱。
这些角色定位,不是我个人主观给他们分封的,是正史、野史中都明明白白记载的,当然,职衔是我根据他们的角色定位临时冠上的。
《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是这样写的:“同列李春芳、陈以勤、赵贞吉、殷士儋之见逐,虽发之自高拱,而其机皆出自居正。”
当然,《明史》的记载未必都可信,但是,关于这一点,不是孤证,同时代的不少知情人,基本上都持这个说法。
如果联系到张居正周旋请高拱回来的动机,给他定位为编剧兼导演,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吧!
当然,有了好的剧本、优秀的导演,只能说成功了一半,演员也很重要。应该说,作为主要演员的高拱,没有辜负张导演的期望,演出可谓圆满成功!
可不是吗,效果在那里摆着呢!赵贞吉灰溜溜卷铺盖回家,李春芳的首相位置被取代,还搂草打兔子,顺带把陈以勤、殷士儋也赶下了台。
通过大量证据和演出过程分析,张居正张导演在指导这些**迭起的活剧时,总的原则是:隐身幕后,绝不出场;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变化的是形势,不变的是权谋。
而且打了个短平快,一切都在张居正张导演的掌握中。
导演的把握很精准,演员的表演很卖力,演出效果出人意料得好!
要说,高拱也算是老牌政治家了,年龄比张居正大一轮,登科比张居正早6年,是他的老师辈,高拱的同年陈以勤就是张居正举进士时的阅卷者,按照那个时代的惯例,就是老师。高拱这位师叔的学问、才干更是无与伦比。可是,出于政见、友情的考虑也好,这个人太没有城府也罢,反正他就被张居正当枪使了。
“虽发自高拱,而机皆出自居正”,正史的这个说法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知情人支大纶又给我们提供了更加具体的证据。
支先生是张居正去世几个月后考中进士的,他这个人非常用心,搜集了许多中央高层的内幕材料,相信也采访了不少当事人。
据支先生的记载和高拱本人的回忆,情况大体是这样的:
高拱一到北京,张居正就急急忙忙以老朋友的身份,兴高采烈地去看望他,高兴地说:“哎呀,中玄兄啊,你可回来了,我兄回来,小弟总算有了倚仗,哥哥你要再晚回来一两个月,咱们兄弟恐怕就见不到了啊!”
不用说,张居正见到他的中玄兄,一定会把赵贞吉如何如何不像话,如何如何目中无人数落一番的。
高拱对张居正的话,当时似乎是半信半疑,所以也没有更多表态,只是劝慰了这位好兄弟一番。
赵贞吉呢,见到高拱倒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因为两个人都是干实事、有才华的干部,彼此很看重对方,所谓“意气款密”,自然,他也会向高拱说到张居正。
赵贞吉评价张居正的话近乎恶毒,他说:“世所谓妖精者,张子其人也。”
在赵贞吉的眼里,张居正居然成了妖精,看来这位老干部对张居正观感太恶劣,成见是很深的。
自然,老干部赵贞吉也免不了向高拱倾诉张居正如何如何差劲,以证明张居正确实是“妖精”。
赵贞吉说了些什么?似乎是这样一些定性的话,说张居正这个人太阴险狡诈,所谓“全以诈术驭人,言语反覆无实。人有不合者必两利而俱存之,怒甲则使乙制甲,怒乙则使甲制乙;欲其斗则嗾之使斗,欲其息则愚之使息”。
当然,这些是高拱事后的概括,赵贞吉的原话是不是这么说的,我们难以去查证了,很可能他表达出的是这样的意思。
分析一下,这些话可以分四层意思来理解:第一层,全以诈术驭人,言语反覆(复)无实,属于总的评价。与人交往,用的是诈术,说话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别人晕晕乎乎就信任他了。第二层是概括他的诈术的基本内涵的,即人有不合者必两利而俱存之,怒甲则使乙制甲,怒乙则使甲制乙。他对甲不满就挑动乙出面去整甲,对乙不满就挑动甲去整乙,别人两败俱伤,他两利俱存,好处都归他一个人!第三层是进一步深化对张居正权术的认识,欲其斗则嗾之使斗,欲其息则愚之使息。绝不绝?按照赵贞吉的说法,张居正要想让别人争斗起来,就能够挑动他们相斗,他要想让他们平息下来,就能够愚弄他们让他们停息!
赵贞吉说的,是不是实情?反正事实在那里摆着呢,短短4年里,8位政坛高手,包括他自己的恩师和好友,毫无例外都灰溜溜下台了,唯一留下来的,就张居正一个人!
不过,高拱当时还不可能意识到这些,他对赵贞吉的话也不可能相信。他很纳闷:“难道我们分别不到三年,我的好兄弟就变成这样的人了吗?”
所以高拱不会顺着赵贞吉说话的,他也对赵贞吉一番劝慰:大家都在一起工作,现在领导这么信任我们,应该同心同德,把工作做好。大体上说了些诸如此类的话。
或许正是因为高拱和赵贞吉两个人都是一心谋国、非常有责任感的干部,而且性情都很直率,所以在具体政务推进中,也难免发生分歧,甚至激烈争论。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大度,胸无城府,不斤斤计较,相互比较佩服、欣赏,所以争论过也就算了。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支先生就认为这就是“豪杰之常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赵贞吉下台后给高拱的信中也说,世界上唯高拱可以知他、护他、恕他,并说他和高拱相处十个月,“欢若骨肉”。
那么,要是这样发展下去,张居正投出的石子儿,不就打不中鸟了吗?
根据支先生的记载,张居正面对高拱和赵贞吉以豪杰相引、“意气款密”的情况就有点儿坐不住了,于是“钩致其隐,文斗其中,以徼渔人之利”。另一位知情人、比张居正小两岁、当时已任高级干部的许国说,高拱和赵贞吉有矛盾,张居正“因构其间”。
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有哪些具体事例,也很难查证了。反正高拱和赵贞吉这两位才干卓著的前辈,确实公开干起来了!两个人都先后提出辞职,最后在隆庆皇帝对高拱的无条件支持下,赵贞吉不得不灰溜溜地卷铺盖回家!
此前,本来就是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对内阁交椅也持可有可无态度的陈以勤,可能是对大老板违反祖制让高拱兼吏部部长和高拱一回来就大刀阔斧“除弊”——或许他认为不是除弊而是改祖制踩红线——有些看法,再加上他洞察出张居正在挑拨高拱和赵贞吉的矛盾,搞得“常委会”里的关系越发复杂,很是伤感。算了吧,眼不见为净,第一个卷铺盖回老家了!
首相李春芳一看情况不妙,也有些紧张了,他私下里对张居正说:“高拱对徐老师都敢那样,何况我李某人?找个机会,请求皇上准我辞职算了!”
可能是李春芳考虑了以下的因素:张居正和自己是同年,又是徐阶的及门弟子,而自己也对徐阶执弟子礼;高拱是徐阶的政敌,高拱复出,朝野谣言四起,都说高拱必然报复徐阶,而张居正负有保护徐阶的使命,所以,李春芳才找张居正摸底的。
没有想到,一向寡言少语、不露真言的张居正居然抢白李春芳这位学兄兼上司说:“如此,或许还能保全你的名声!”
这或许是幕后导演唯一一次直接上场?如果可以称为上场的话。
听了张居正的话,李春芳愕然,心立即就凉透了!随即就接连三次提出辞职,算是乖乖腾出了首相的椅子,回老家潜心研读他所崇拜的王阳明的著作去了。
最晚加入内阁的殷士儋,是张居正的同学。他本来就是“开后门”——贿赂太监——进入内阁的,名声不太好,威望不太高,还明里暗里反对高拱的政策,张居正和高拱对他都很反感,几位“议员”出面揭了他贿赂太监的老底,颜面尽失的殷士儋也不得不灰溜溜下台了。
这不,一年多时间,“常委会”6名常委,到了隆庆五年(1571年)的5月,就剩下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了。
知情人沈德符感慨系之,说:“盖隆庆一朝,首尾六年,与江陵(张居正)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计次第见逐。……此公才术,故非前后诸公所及。”
简单说,沈先生是在感叹,所有的内阁同事,一个个都被张居正用计谋赶走了,可见张居正这位老兄的权术,实在太高超了!就玩弄权术来说,真是没有谁可以望其项背啊!
不过,尽管如此,我得额外说几句话,因为我在这里对这些高层人士的政见、政绩涉及不多,判断起来就不那么全面,似乎这些人整天没事干,就是争斗!
应该说,高拱复出后,中央高层处于不断变动中,可以认为不是很稳定。但是,一边是内阁里激烈的争吵,一边是高拱领导下的改革创新,干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大事,后面我会讲到其中涉及战争与和平的一件事。
争斗确实存在,但是高层的争斗很复杂,评价标准也不能太单一,对高层人士的评价,政见和政绩恐怕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到现在为止,若从国家大局上观察,李春芳和陈以勤的能力、水平和责任感,确实和他们所占据的位置是不相称的,把他们赶下台,免得碍手碍脚,大体上也还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就连赵贞吉这位老干部,对于高张联手推行新政,也是不利的,打发这位垂垂老矣的前辈回家抱孙子,也算说得过去吧?!
不管怎么说吧,事实是,转眼间,国家最高政治中枢就变成了高拱和张居正的“双人舞”!
可惜的是,两个“舞伴”,没有一个想跳这个“双人舞”!
当然,他们的想法,又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