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今中外的政治，我发现一个秘密：好处不能都让一个人占了，有得就要有失，得失之间，供人权衡抉择。

比如，在宪政国家，你要想做部长、省长、市长、厅长之类的政务官，那你就要随时准备失业，而且必然要面对民意代表没完没了的质询和媒体无孔不入的苛刻挑剔，所以有的人打死也不去争这个官。

其实明代，至少是到了张居正生活的时代，政治发展中也有了这些元素——要不怎么说到了转型的门槛呢，别的先不说了，就说新科进士的出路吧。比如新科进士要想留在中央机关，那你就没有机会做“言官”——炙手可热、人向往之的职位；而按照名次被轮到地方做了知县什么的，倒有资格参加“言官”的选拔了。再比如，你要是想将来入阁拜相，那你就争取点翰林；但是做了翰林，身份就是史官，不仅无职无权，而且提拔非常慢，别的同学可能做了部长或者封疆大吏了，你说不定还是七品翰林。总之，大家都有个心理平衡。

如前所述，张居正选择了点翰林，这条道路前途或许光明，但是得耐得住清贫和寂寞，慢慢熬着。

熬，张居正至少暂时是有心理准备的，可是他不喜欢自己的本职工作。

进入翰林院，按照当时的说法也就是进入了“词林”，吟诗作赋是他的本分，寻章摘句的文字工作就是他们的日课。过年过节，大老板——皇帝会让翰林们写对联和诗词，有时候还会拿出一些书画请他们题咏。内阁的大佬们，有时候会找他们代笔，做些文章，比如过年过节给大老板上的贺表什么的。

翰林们的升迁，有固定的路线图，一律都是文字岗位，始终是御用文人的身份。

可是，张居正对诗酒自娱、呻章吟句甚为不屑，又不得不应付，能不苦恼吗？

张居正从读庶吉士起，感兴趣的就是实际工作，按照当时的说法叫“实政”。因为他对那些玩意儿感兴趣，所以经常到处打听什么地方什么人到北京出差了，每当得知地方的盐司、关司、屯马司、按察司乃至部队的军官晋京，他便兴冲冲携一壶酒前去拜访，了解当地户口扼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边塞守备，回家后点上灯，一一记录下来，注解研究。

张居正身为御用文人，兴趣点却是政务，他内心纠结、苦恼是难免的。

其实，这个苦恼也还可以适当化解，只要能够找到寄托，问题就不大了。毕竟，业余时间可以干自己感兴趣的活啊！像王世贞就寄托在写作上，也很充实；而张居正可以向高拱学习“实学”，可以在档案里查找行政管理的案例，或者到来京出差的地方干部那里搞调查研究。

还有更大的苦恼，却是自己很难化解的。

这个苦恼就是：美好的理想遇到残破的现实。

张居正多年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圣贤书教给他的，对社会、对人的看法难免充满理想化的色彩。可是一旦接触到现实，理想化的图景就被冷酷地撕破了。

读书人进入官场，难免要纠结这么一个时期，甚至，终生不得释怀！

初入官场的张居正，也陷入了苦恼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也很纠结。

张居正因为关心实政，不仅目睹了上层高官显贵们口是心非尔虞我诈的嘴脸，还接触了不少干具体工作的地方基层领导，越发感到现实并不是到处莺歌燕舞，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这个时候，张居正还认为，问题出在高级经理层，大老板得不到真实情况，所以他有些替大老板着急。

那位身居西苑——即现在的中南海——的嘉靖皇帝，以英主也就是“英明领袖”自居，张居正此时对他也是很崇拜的。国家问题这样多、矛盾如此尖锐，大家却熟视无睹，“英明领袖”听到的，都是太平盛世的假话！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

要不要站出来报告大老板，经营状况不是那些经理向您汇报的那样？！

张居正一定经过反复斟酌，一再权衡：保持缄默？孔孟程朱的教导、领导的要求，都是希望年轻人要以天下为己任，要有责任感，不能麻木不仁，看到问题却假装没看见，自己良心上总有些不安；站出来，会有一定风险，但是只要拿捏好，说不定还能给自己带来声望。

而声望，对一个人的发展，太有好处了！默默无闻是很可怕的。

现在的张居正，已经什么都不缺了，就缺声望。如何能够给自己带来声望呢？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给领导提意见。

那个时代鼓励“发扬民主”，所以给领导提意见的事经常会有，不少人因此而成名。

所以，张居正经过一番拿捏，下了决心：上疏！

“臣窃推今之事势，血气壅阏之病一，而臃肿痿痹之病五。失今不治，后虽疗之，恐不易为力矣！”这是开头的一段话。他把国家比作一个病人，按照张“医生”的望闻问切，这个病人的病症有六，根子是血气壅阏，表现是臃肿痿痹。因为血气壅阏，所以臃肿痿痹。

为什么这么说呢，年轻的“医生”说，现在咱们国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而是危机四伏、矛盾很多，关键是领导不能了解下情，下面也不了解上面在想什么。不妨把实情说了吧：特权阶层骄横恣肆，干部队伍不健全，组织人事工作因循守旧，国防工作松松垮垮，财政亏空严重。

接着，张“医生”针对病症，一一开出了药方，最后以警告的语气说，敬爱的“英明领袖”啊，你不能讳疾忌医，不然发展成癌症晚期就完啦！当然，他的话不是这么说的，但意思是这个意思。

张居正拿捏得不错！说这些言辞激烈吧，洋洋洒洒三千言，也没有具体指责哪件事做得不对，哪个人有问题；要说不激烈吧，“英明领袖”领导下的太平盛世，却被他一下子捅出那么多问题，差不多快病入膏肓啦！甚至警告说继续讳疾忌医的话，非要完蛋不可！

给领导的意见书按照正常渠道报上去了，张居正怀着急切或许还有些忐忑的心情，在等待着。

等待、等待……过了很久，没有人找他谈话，也没有见到领导批示。

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估计谁也没有把他当回事，至多会认为是一个小青年想出风头而已！

张居正不是杞人忧天。在他庶吉士毕业两年以后，一直威胁帝国安全的北方鞑靼部落，以区区几千人马，一路势如破竹，突破重重防线，直抵北京城下。惊恐之中，首都紧急戒严。张居正或许会想：“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吏治因循、边备不修，终酿大祸矣！”

张居正真是失望、郁闷、烦躁啊！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看到、听到的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郁闷了！

这还不算，眼看过了而立之年（虚岁）的生日，却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的确，这个时候的张居正，比起同学王世贞和杨继盛来，真是汗颜啊！

论官职，张居正庶吉士毕业后留在翰林院，一直是七品史官——编修。不务正业的王世贞提拔够慢了，已经是正五品的司长了，杨继盛虽然中间“犯过错误”被贬了两年，后来也当司长了。

论名气，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可谓默默无闻，而他的同学王世贞已经是大师级的文坛领袖，所谓“名夺公卿间”。另一位同学杨继盛，因为公开站出来反对与北方鞑靼部落开马市被贬，一举成名。

论贡献，或者说工作业绩，人家王世贞还办过一些案子，执法很硬朗，就连现任首相严嵩说情的案子也照样依法查办，有“强项”之称。同学杨继盛也可以的啊，被贬到地方后，在当地干的实事不少，有“杨父”之誉，张居正有什么呢？除了写些应酬性的文字，什么也没有。

是不是张居正太清高，不会溜须拍马，结果总得不到提拔呢？那倒不是。

说来奇怪，史官虽具有“储相”身份，但官场公认的是，史官提拔却是最慢的。七品编修，必须领工资满9年（父母去世回家守丧还不算数）后，才有资格升转。但是有了资格也不等于就能够升转，得有位置才行啊，所以往往一等十几年也是常事。有人就写打油诗自嘲：“何劳赤眼望青氊，汝老编兮我老编。”

与张居正亦师亦友的铁哥们儿高拱和王世贞的父亲是同年，等王世贞都当了五品司长的时候，四十多岁的高拱还是七品的编修呢！

一个“熬”字，把张居正“熬”坏了。

有诗为证：

西北有织妇，

容华艳朝光。

朝织锦绣段，

暮成龙凤章。

投杼忽长吁，

惄焉中自伤。

绵绵忆远道，

悠悠恨河梁。

远道不可见，

泪下何浪浪。

春风卷罗幙，

明月照流黄。

山川一何阻，

云树一何长。

安得随长风，

翩翻来君傍。

愿将云锦丝，

为君补华裳。

看出来了吧？张居正觉得自己满腹经纶，多么急于给君王贡献才干啊！可惜啊，悠悠远道，望不到头，只能长吁短叹，乃至潸然泪下！

不用说，此时的张居正是失意的，很郁闷。

要说，张居正的失意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失意，是他自己的感受使然。

大家都这样，制度如此啊！就仿佛你刚刚当上处长还不到一年，因为觉得副厅长比自己差远了，应该自己来当，可是提拔的年限还不到，你就觉得受不了，这样的委屈，你找谁说去啊！

张居正的失意其实就属于这样的情形。别人理解不了，觉得年纪轻轻，刚参加工作不久，哪里来的失意、失落呢？

这就不能不说到张居正的个性问题了。

张居正这个人，比较急躁。后来批评张居正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张居正这个人做事操切。

还有一点，就是自负。自负的人，不掌权的时候，看不上掌权的人，嫌人家窝囊、替人家着急；自己掌权后，自负就容易转换成刚愎自用。

这个时候，张居正没有掌权，他对掌权的人，打心眼儿里看不上。那位以“英明领袖”自居的嘉靖皇帝，以崇道修炼的名义不正常上班，隐身幕后，整天装神弄鬼，却牢牢控制着大权；首相严嵩侍候这么个主儿，实在很辛苦，小心翼翼地揣摩、逢迎，是他换取信任、保住位子的最大法宝了；已经位在中枢的徐阶，大家本寄予厚望，谁知他谨小慎微，八面玲珑，官场对其有“一味甘草”“四面观音”之讥。

以讨好、逢迎大老板为基调的官场，便把局势描绘为在“英明领袖”的领导下，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如此一来，矛盾掩盖着，谁也不愿意触及，只要能够维持，就是最大的胜利了。

怎么会这样？怎么能这样呢？！

可就是这样，你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张居正郁闷，时间长了，身体就有些反应，经常感到头晕，大概有点儿抑郁症的症状吧。

那，张居正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