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安史之乱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动**局面后，大唐帝国的马车就晃晃悠悠地驶进了混沌无光的历史暗夜。在此后的几朝天子中，代、德二宗均有中兴之志，却苦无回天之力；而顺宗在位时间不过半年，更谈不上有何作为。于是，当历经沧桑的帝国马车缓缓走到公元806年，中兴李唐的历史使命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宪宗李纯身上。

宪宗登基时未及而立，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之年，对于帝国的政治乱象极端不满，对于四方藩镇的跋扈行为更是深恶痛绝——一切就跟他祖父德宗皇帝刚即位的时候一模一样。

然而，当年的德宗不就是怀抱着这样的理想，结果却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吗？如今的宪宗会不会重蹈这样的历史覆辙呢？

满朝文武无不对此心怀忐忑。

很少有人相信这个年轻天子真能摆平那些不可一世的跋扈藩镇。

说白了，前面几任天子倾尽全力都做不到的事情，你李纯凭什么能做到呢？

似乎是为了考验宪宗的能力和决心，他刚刚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登基，西川节度使韦皋便于同月病逝，其心腹刘辟不经朝廷同意就自立为留后。这一幕就跟当年成德的李惟岳如出一辙。宪宗考虑到自己刚即位，万事都无头绪，只好暂时采取安抚手段，暂时任命刘辟为副节度使，代行节度使职权。刘辟以为宪宗是颗软柿子，遂得寸进尺，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上疏朝廷，公然要求兼领三川（西川、东川、山南西道）之地。

宪宗勃然大怒，一口回绝了他。刘辟二话不说，当即出兵进攻东川，把东川节度使李康团团围困在了梓州（今四川三台县）。

此时，宪宗登基已经四个多月，当然不会再忍气吞声，旋即在朝会上提出讨伐之议。朝臣们纷纷劝阻，说蜀地山川险阻、关塞坚固、易守难攻，这仗绝对不能打。只有宰相杜黄裳力主讨伐，他认为：德宗经历当年的忧患之后，对藩镇姑息迁就、委曲求全，使天下的节度使都变成了终身制，如欲重整朝纲，就该用国法制裁藩镇，否则天下就无法治理。

得到宰相支持，宪宗大喜过望，立刻命神策军将领高崇文、李元奕，会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出兵讨伐刘辟。

反对讨伐的朝臣们面面相觑，对这场战争的结局都不抱乐观。

然而，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就是从这场征讨西川的战役开始，元和中兴的历史大幕已经悄然拉开。

战争一打响，朝廷军就进展顺利，势如破竹。先是在二月初，严砺打下了剑州（今四川剑阁县），紧接着在三月初，高崇文又收复了梓州。此后，朝廷军一路向纵深推进，连克德阳、汉州（今四川广汉市）、绵州（今四川绵阳市）等地，最后于九月下旬攻陷成都。刘辟向西逃窜，在投奔吐蕃途中被擒获，随后押解到长安，与整个家族和党羽一起被斩首。

西川叛乱的平定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胜利。自从安史之乱平定以来，在李唐中央与叛乱藩镇旷日持久的较量中，似乎还是第一次赢得这么漂亮，而且又是宪宗即位以来的第一仗，意义更是非同小可。

讨伐西川的同时，朝廷又在夏绥（今属陕西）平定了杨惠琳的叛乱。两场大捷迅速恢复了中央的权威。诸藩震恐，纷纷主动上表请求入朝（实际上就是当人质），借此表明忠心。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九月，镇海（今属江苏）节度使李琦也不得不跟着表态，命手下判官王澹为留后，然后上表请求入朝。宪宗立即批准，同时派遣宦官前往镇海督促他进京。

可李琦本来就不是真心入朝，于是托病不肯动身。宪宗征求宰相们的意见，武元衡说：“陛下刚即位，李琦说入朝就入朝，说不入朝就不入朝，决定权都在他手上，陛下将如何号令天下？”

宪宗觉得武元衡的想法正与自己不谋而合，遂一再对李琦施压。

李琦无可奈何，索性起兵叛乱。

宪宗立刻下诏剥夺了他的官爵，命淮南（今属江苏）、鄂岳（今属湖北）、宣歙（今属安徽）等五道兵马会攻李琦，于十一月将李琦父子押解到长安，一同腰斩。

接连平定三藩之后，宪宗就把目光投向了帝国的东北边陲，那里是河北三镇——成德、卢龙、魏博。

此三镇是安史的老巢，实力强大，割据时间长，并与南边的淮西、东边的淄青互为奥援，一有风吹草动便结成联盟对抗中央，是李唐朝廷的心腹之患。这么多年来，它们赋税自享、职位世袭、一切自专，基本上处于半独立状态。这样的藩镇不收拾，中央有何威信可言？帝国有何安宁可言？

可这样的藩镇要收拾，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宪宗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机会。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二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卒，其子王承宗自立为留后。宪宗马上跟几个心腹重臣商议讨伐之事。可宰相裴垍和翰林学士李绛等人却都表示反对。李绛说：“河北久不服从中央，此事固然令人愤恨，可要是想一朝革除其世袭之弊，恐怕也办不到。成德自李宝臣、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已四十余年，无论民心还是军心都已习惯，不认为这是违背纲纪。何况王承宗现在事实上已经接管了军政大权，必定不会服从。再者，卢龙、魏博、淄青等镇也一向是传位给子弟，与成德利益一致，如果看到朝廷另行委任节度使，必定暗中结盟。此外，眼下江淮一带水灾严重，国家财政和民生都很困难，恐怕不宜轻启战端。”

宪宗觉得大臣们说得有道理，虽然心里老大不爽，可还是忍了下来。但是到了这一年十月，王承宗又在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的挑唆下，和朝廷产生了冲突，宪宗忍无可忍，下诏削去王承宗的官爵，任命左神策中尉、宦官吐突承璀为统帅，率神策军与成德周边诸道共同讨伐王承宗。

从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开始，各路兵马就从各个方向对成德发起了进攻，但是一直到三月，宪宗朝廷发动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战役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与成德有宿怨的卢龙节度使刘济亲率七万大军在正月打下了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和束鹿（今河北辛集市）之外，其他各路政府军基本上都是碌碌无功：河东的范希朝与义武的张茂昭推进到新市镇（今河北正定东北）就再也无法前进半步；淄青的李师道和魏博的田季安私下都和王承宗通了气，装模作样地各自打下一个县城后就按兵不动；而主帅吐突承璀亲自率领的神策军则打得最为窝囊，不但损兵折将，而且屡战屡败。这场仗再打下去，朝廷根本没有半点胜算，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丧师费财、徒劳无功。

六月，战事仍无进展，翰林学士白居易等人屡屡奏请罢兵。此时，王承宗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表示愿意把征收赋税和任命官吏的权力还给中央，请求准许他改过自新。

宪宗赶紧就坡下驴，下诏“昭雪”了王承宗，并恢复了他的官爵。一场轰轰烈烈的讨伐战争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李唐政府耗时半年多，发兵二十余万，所费七百多万缗，结果却一无所获。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短暂失败并没有把宪宗变成第二个德宗，也并未让他从此一蹶不振。在暂时沉寂的两年中，宪宗一直在等待机会、积蓄力量。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精神失常，任意杀戮，导致军政废乱，其妻元氏召集诸将废掉了田季安，立年仅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接管军政；随后又命深得人心的大将田兴担任步射都知兵马使，辅佐田怀谏。

八月，田季安死，消息传到长安，宪宗意识到时机成熟，立刻命左龙武将军薛平为郑滑（今属河南）节度使，准备借此控制魏博，随后召集宰相讨论魏博问题。其时，已任宰相的李绛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案。

他说：“臣观察两河藩镇，其驭将之策历来是分散兵权，使诸将势均力敌、相互制约；加之刑罚严苛，所以诸将互相猜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此法虽善，但必须有一严明主帅，局面方可控制，而今田怀谏只是一乳臭小儿，军府大权必定人人觊觎，诸将权力不均，必起内讧。其往日分兵之策，恰成今日祸乱之源！田氏若非遭人屠戮，亦必为人所囚，何须朝廷出兵？再者，部将弑主自代，最为诸藩所恶，自代之将若不依附朝廷以求存，必为相邻诸藩碾为齑粉。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自归。陛下只需按兵养威，届时抓住时机，以爵禄厚赏自代之将。两河藩镇闻之，定恐其麾下之将争相效法以换取朝廷赏赐，必皆恐惧，因此唯有归顺朝廷一途。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

很显然，这是一个离间计。

宪宗茅塞顿开，决定依计而行。

不出李绛所料，田怀谏因年幼无知，军政大权落入家童蒋士则之手。蒋士则小人得志，全凭个人好恶，肆意任免诸将，终于触犯了众怒。诸将遂拥立田兴为留后，杀了蒋士则，将田怀谏迁出帅府。

十月，在李绛的一再坚持和催促下，宪宗发布了一项让河北诸藩目瞪口呆的诏命——任田兴为魏博节度使。

消息传来，原本心中惴惴的田兴简直可以说受宠若惊。历来自立为留后的藩将运气最好的也不过是被朝廷追认而已。田兴万万没有料到，宪宗皇帝此番出手竟然如此阔绰，让他一步到位成了节度使！

拜受诏命的那一刻，田兴千恩万谢，士兵们则欢声雷动。

数日后，李绛进一步向宪宗提出：“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形同剜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如果不给予超乎其所望的重赏，则无以收拾其军心，离间其四邻。请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赐之！”

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在一百五十万缗之外，又无比豪迈地给魏博百姓免除了一年的赋税和徭役。

田兴感激涕零，随后主动上表，把各级官员的任免权交还朝廷，并从此在全境奉行朝廷法令，缴纳各项赋税。

魏博就此归顺中央。

成德、淄清等镇的节度使们都傻眼了，频频派人前来，使尽浑身解数离间田兴。可田兴自始至终不为所动。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闰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他的儿子吴元济秘不发丧，接管了军政大权。宪宗随即发兵讨伐，但是战事的进展却极不顺利，打了整整一年，竟然毫无取胜的迹象。

原因出在统帅身上。

被宪宗任命为统帅的人名叫严绶，不仅毫无军事才能，而且花钱如流水。从到任的那天起，严绶拿了中央的巨额军费后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毫无节制地犒赏士卒，借以收买人心；二是拼命贿赂宦官，构建自己的人脉。除此之外，他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率领八个州一万多人的部队在州境线上整整坐了一年，连仗都很少打，更不用说要向朝廷报捷了。

宰相裴度屡屡强调严绶无能，请皇帝更换主帅。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九月，宪宗终于下决心撤掉了严绶，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各军总指挥。然而，此人与严绶半斤八两，虽然不像严绶那么会花钱，但却一意保存实力，根本不愿真心打仗。

淮西大有陷入泥潭之势，而河北的成德也一点不让人省心。这一年岁末，王承宗放纵军队四出劫掠，把周边诸镇搞得寝食难安。于是，卢龙（治所幽州）、横海（治所沧州）、义武（治所定州）纷纷上疏请求讨伐王承宗。宪宗早就想收拾成德了，遂于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发六道兵马共同讨伐王承宗。

至此，李唐朝廷不得不在南北两线同时作战，此举让不少朝臣想起了德宗当年的覆辙和教训，以宰相张弘靖为首的多位大臣相继劝宪宗罢兵，待讨平淮西再回头对付成德。

可宪宗不听。

他不相信德宗做不到的事情他也一定做不到。

然而，现实是严峻的。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从淮西前线传回一个大败仗的消息——唐邓（今属河南）节度使高霞寓全军覆没，仅以身免。

消息传来，满朝震恐，罢兵的呼声空前高涨。宰相们入朝力谏，宪宗不以为然：“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应该讨论的是用兵的方略，撤换不能胜任的将帅，及时为各参战部队调配粮饷，怎能因为一个人打了败仗，就立刻罢兵？”

朝议的结果只有一个——接着打。

两场战争就这么旷日持久地同时进行着。

到了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五月，淮西已打了将近三年，出兵九万余人，耗去军费粮饷无数，却未建尺寸之功。而成德也打了一年多，出兵十多万，战线环绕成德边境数千里，各部相距遥远，缺乏统一指挥，而且补给线过长，每次运输粮饷都要累死一大半牲口。卢龙节度使刘总打下一座县城之后就停驻在边境五里处按兵不动，光他这支军队每月耗费的开支就达十五万贯，中央不堪重负……

很显然，这仗再这么打下去，国家已无力支撑。宰相李逢吉力劝皇帝罢兵，一切等平定淮西再说。宪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矛盾中，经过多日犹豫，不得不下令撤销了河北行营，让诸道军队各回本镇。

河北草草收兵，让宪宗李纯觉得丢尽了面子。而在随后的日子里，尽管朝廷已经全力以赴对付吴元济，可淮西依旧固若金汤。七月底，宪宗忧心忡忡地召集宰相们商议，李逢吉等人都认为中央已经师老财竭，再次建议皇帝全面停战。只有宰相裴度默不作声。宪宗问他的意见，裴度说：“臣愿亲往前线督战。”

八月，裴度从长安出发，宪宗亲登通化门为他送行。裴度说：“臣要是消灭敌人，就还有机会见到陛下；可敌人要是一日不灭，臣永远不回朝廷。”

宪宗闻言，忍不住潸然泪下。

裴度抵达淮西前线后，很快就找到了朝廷军频频失利的主要原因——自开战以来，宪宗就为前线的每一支参战部队都派驻了监军宦官。这些人既无军事才能，又无作战经验，却偏偏喜欢干涉主将的军事行动。每逢打了胜仗，宦官们就第一时间飞报朝廷，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要是打了败仗，他们就对将领破口大骂、百般凌辱。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战场上掣肘，这仗能打得赢吗？

裴度立即上疏痛陈此弊，最后促使宪宗把这帮监军宦官全部召回了长安。

裴度的第二项决策，就是极力支持大将李愬的擒贼先擒王之计——奇袭蔡州。

李愬是德宗时代的名将李晟之子，有勇有谋，而且善待部众，所以深得将士拥戴。在与淮西的交战中，李愬利用他的影响力，先后收降了吴元济手下的多名大将，从而掌握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为袭取蔡州做了充分的准备。

经过半年多的周密部署，李愬终于向裴度请命：率领一支奇兵穿越敌军腹地，出其不意直取蔡州（今河南汝南县），生擒吴元济。

计划得到了裴度的赞同和支持。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十月十五日，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李愬亲自率领九千精锐，分成前、中、后三军，悄悄向蔡州进发，但此行除了李愬本人和几个参与绝密计划的心腹将领之外，没人知道队伍要往哪里开拔。

李愬只对将士们下达了一个命令：什么都不用问，一直往东走。

部队经过急行军，迅速占领了六十里外的张柴村，稍事休整之后再度出发。将领们满腹狐疑地追问此行的目的地，李愬才对众人说：“攻击蔡州，活捉吴元济！”将领们大惊失色。

此时，暴风雪越发猛烈，旌旗冻裂，士兵和马匹接二连三地冻毙倒地。天色如浓墨一般，咫尺不辨方向。自张柴村以东就是淮西腹地，通往蔡州的道路是中央军从来没有走过的，人人都觉得此去必死无疑。

然而，就是这条雪夜中的艰难道路最终通向了成功。

又经过七十余里的急行军，十月十六日凌晨时分，部队抵达蔡州城下。

李唐的政府军已经三十多年没有站在这块土地上了。

李佑等前锋将领亲自在城墙上凿孔，偷偷爬上城楼，暗杀了熟睡中的守门士兵，只留下更夫继续打更，随后打开城门，迎接大军进城。到了里城，故技重施，再次顺利入城。

等到鸡鸣雪停的时候，李愬已经率兵突入了吴元济官邸所在的内城。

卫兵慌慌张张地冲进内室对吴元济说：“官兵来了！”

吴元济还在睡觉，笑骂道：“那是俘虏和囚犯闹事，等天亮把他们通通杀了。”

话音刚落，又有人冲进来报告：“城池已经陷落了！”

吴元济这才骂骂咧咧地披衣起床，说：“这一定是前线的士兵回来找我讨要冬装。”

吴元济来到院子，忽然听见外面人马杂沓之声，并且听见军队的传号声：“常侍有令……”随即，响应的声音足有万人之众。吴元济大为惊愕，说：“什么常侍（李愬的中央官职‘散骑常侍’），怎么到这里来了？”这才仓皇组织士兵上内城抵抗。

李愬军迅速攻破了内城的第一道门，占领了武器库。十七日凌晨又进攻南门，纵火焚烧，到了傍晚，城门倒塌。吴元济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

李愬雪夜袭蔡州，成为中国战争史上长途奔袭的经典战例。

十月十八日，李愬命人将吴元济押送京师。当天，淮西各州的叛军余部两万多人相继归降。脱离了李唐中央整整三十多年的淮西，终于克复。

十一月，宪宗登兴安门接受献俘，斩杀了吴元济，向宗庙社稷献祭。

时隔十余年之后，宪宗李纯终于再次品尝到了即位初年平定三川时的那种胜利和喜悦之情。

德宗李适做不到的事情，凭什么说宪宗李纯就做不到？

吴元济败亡之后，河北诸藩陷入了极大的恐慌。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正月，淄青的李师道遣使奉表，请求派长子入朝，并献出沂、密、海三州之地。

四月，成德的王承宗也把两个儿子送往朝廷为质，同时献出德、棣两州，并自愿将征税和官吏任免权归还中央。

同月，卢龙的刘总在部将的劝说下也向朝廷上表，宣誓效忠。

不久，李师道又生悔意，企图再度与朝廷对抗。宪宗大怒，随即出动宣武、魏博、义武、武宁、横海五道兵马共同讨伐，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将其平定。

至此，跋扈多年的河北诸藩终于向李唐中央俯首称臣，分裂板**了半个多世纪的帝国终于恢复了统一。尽管这样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流于形式，但它仍然是安史之乱后李唐朝廷在藩镇事务上取得的最大成功；尽管这种表面的辉煌之下仍旧掩盖着诸多隐患，但是宪宗李纯已经完全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

在中晚唐混沌而黑暗的一百多年历史上，宪宗君臣联袂打造的这个振奋人心的时代，史称“元和中兴”。

元和中兴之所以能够实现，首先当然要归功于宪宗本人的虚心纳谏和励精图治，同时也是得益于李绛、裴度、武元衡等多位宰相的尽心辅佐和群策群力。正如史家所言：“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顾谓丞相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览国史，乃知万倍不如先圣。当先圣之代，犹须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为理哉！’自是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贞元十年以后，朝廷威福日削，方镇权重。……及上自藩邸监国，以至临御，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宪宗谥号）而已。”（《旧唐书·宪宗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