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代宗长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

李适是带着澄清宇内的雄心壮志登上皇帝宝座的。回首大唐帝国这几十年来的政治乱象，李适每每心潮难平，尤其是肃、代两朝长久以来对河北诸镇的妥协和纵容，更是让李适愤懑难当。所以刚一登基，李适就对河北诸镇摆出了一副强硬姿态，一意要结束藩镇割据的局面，决心把恩威刑赏、生杀予夺的大权收归朝廷，让帝国重新回到中央集权的轨道上来。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卒，其子李惟岳自立为留后，并要求朝廷任他为节度使。

德宗冷笑着回了两个字——不准。

天子的强硬态度让河北诸藩大为惊愕。自安史之乱以来，河北诸道的节度使任免事实上一直采取“世袭”方式，而朝廷始终睁一眼闭一眼，早已默认了他们的这项特权。可现在德宗却一反常态，一口回绝了李惟岳的要求，这意味着什么呢？

河北诸藩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德宗很可能是想从李惟岳身上开刀，目的是剥夺他们世袭的特权。为了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同时也为了试探德宗，魏博节度使田悦等人屡屡上表替李惟岳说情，可德宗态度非常坚决，还是驳回了他们的请求。

眼见德宗态度坚决，河北诸藩紧急磋商，决定先下手为强。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五月，成德、魏博、淄青、山南东道四镇联合发动叛乱，德宗急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河东节度使马燧、神策军兵马使李晟、幽州节度使朱滔等人出兵平叛。战争打响后，朝廷军节节胜利，李希烈最先平定了山南东道，紧接着朝廷军又在徐州大破淄青和魏博的军队。然后在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正月，马燧和李晟又大败田悦军，斩敌二万余级，俘虏三千多人，至闰正月下旬，李惟岳又被麾下将领王武俊刺杀，首级旋即传送京师。至此，黄河以北大致平定，只剩下魏博的田悦、淄青的李纳还在负隅顽抗，德宗朝廷基本上已经稳操胜券。

然而，由于朱滔和王武俊不满于德宗对地盘的划分，随即掉过头来与魏博、淄青联兵，重新与朝廷对抗。形势顿时逆转，德宗紧急征调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开赴前线支援马燧。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六月底，李怀光因贪功冒进，在惬山（河北大名县北）遭遇惨败，叛军声势重振。当年十一月，叛乱诸藩全部称王：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李纳自称齐王。大唐帝国仿佛在一夜之间进入了战国时代。

诸藩设坛祭天，共推朱滔为盟主。朱滔自称“孤”，田悦、王武俊、李纳自称“寡人”；他们居处的厅堂改称“殿”，他们的政务公文改称“令”，所有的属下上书称为“笺”；他们的妻子称“妃”，他们的长子称“世子”；以他们所统治的各州为府，设立留守兼元帅；设立东西曹，视同中书、门下省，设置左右内史，视同侍中、中书令；其余各级官员的设置一律仿照中央政府，只是名称略有差异。

消息传来，德宗李适怒不可遏。十二月底，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消息接踵而至——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在河北诸藩的劝进下，也拉起反旗，自称天下都元帅、建兴王。

德宗万万没有料到，这场志在削藩的战争非但没有达成预期的目的，到头来反而催生了一大帮分疆裂土的草头王。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正月，德宗命哥舒翰之子、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会同各道征讨李希烈，但随后却被李希烈围困在了襄城（今属河南）。后来的几个月里，双方进入了相持阶段，朝廷军在河南、河北两个战场上都没能取得任何进展，整个战局一片混沌。

日渐陷入泥潭的战争首先带来的就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其时，河东、泽路、河阳、朔方四军长期驻扎在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南）与河北诸镇相持，而神策军及永平、宣武、淮南、浙西乃至剑南、岭南的十余镇军队，皆环绕在淮宁战区周围与李希烈相持，这些军队的日常粮饷和后勤补给本来就已经给朝廷造成了沉重负担，加上旧制规定，各道军队只要离开本镇，一切费用全部由中央的财政总署供给，而德宗皇帝为了表示对参战将士的体恤，又额外补贴一份“酒肉钱”，而且各军本道给予士兵的每月粮饷又照发不误，这样一来等于所有出征将士每人都能得到相当于平时三倍的军饷。这对于原本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无异于雪上加霜。更有甚者，各道军队还利用这些政策漏洞大发其财，总是频频借故离境，但一出本道边境便按兵不动，实际上并未参战，却照样享受三倍军饷。

德宗李适无奈地发现，这场令人诅咒的战争不但使得整个帝国泥足深陷，而且也正在把帝国拖垮。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六月，判度支（财政总监）赵赞奏请德宗，随后出台了两项新税法——“税间架”和“除陌钱”。所谓“税间架”，实际上就是房产税，规定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一间”，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税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税务官员拿着纸笔算盘挨家挨户实地勘算；若有瞒报者，每隐瞒一间杖打六十，举报者赏钱五十缗（一缗一千钱）。而“除陌钱”则相当于交易税，无论公私馈赠还是各种商业收入，每缗征税五十钱；若是以物易物，亦当折合时价按照相同税率征收；隐瞒一百钱的，杖打六十、罚钱两千，凡有举报，赏钱十缗，由偷漏税者承担。

新税法颁布实施后，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可民间却一片怨声载道。

就在德宗暗自庆幸军费终于有了着落的时候，一场让他心胆俱丧的兵变就悄然而至……

这一年八月，李希烈亲率三万精锐猛攻襄城，哥舒曜向朝廷告急。德宗慌忙调派援军，却又被李希烈一一击溃。眼看中原战场连连失利、东都洛阳岌岌可危，德宗李适只好征调关内的泾原军队紧急增援襄城。

十月初，奉调出关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士兵经过京师。由于在天寒地冻中跋涉多日，这支军队显得疲惫不堪。行经京师时，官兵们几乎都怀有一个共同的期待，那就是希望朝廷能给他们一份优厚的赏赐。没想到京兆尹王翃仅给他们准备了一顿简单的饭菜。士兵们开始发出抱怨，紧接着就出现了**。有人踢翻了饭菜，咒骂道：“我们就要死在敌人手上了，可连饭都不让我们吃饱，凭什么让大伙拿小命去对抗白刃？听说皇宫中有琼林和大盈两座宝库，金银布帛堆得像山一样高，不如去把它劫了再说！”

士兵们一呼百应，立刻披上铠甲、扛起军旗，锣鼓喧天地涌向长安城。其时，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辞行，闻讯疾驰出宫，在长乐阪（长安东面）遇上了哗变士兵。马上有人搭弓上箭朝他射击，姚令言抱着马鬃突入乱军中，大声喊道：“你们犯了大错！东征立功，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为什么干出这种灭族的事来？”

可这样的时候，节度使的话已经没有人听了。乱兵们强行簇拥着姚令言，吵吵嚷嚷地继续向长安冲去。德宗紧急下令赐给每人两匹绢帛，可传令的使臣当即被丧失理智的乱兵们射杀。德宗再派宦官前往宣慰，乱兵已经冲到了通化门外（长安东北第一门），宦官还没宣旨就被乱刀砍死了。德宗大恐，又下令装上满满二十车的金银绢帛赐给他们。

此时，乱兵已经冲入城中，喧声震天，二十车财宝也阻挡不住他们。就在德宗李适茫然无措的时刻，乱兵已经砸开皇宫大门蜂拥而入，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召集了一百多名宦官侍从，拥着德宗、太子、公主、诸妃、诸王从禁苑北门仓皇出逃。

这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大唐天子第三次丢掉帝京。

这也是德宗自即位以来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暮色徐徐笼罩了前方的大地，也渐渐覆盖了身后的长安。德宗李适策马狂奔在苍茫的天地之间，全身弥漫着一种痛彻骨髓的沮丧。

这是一个有志中兴却无力回天的皇帝灵魂深处的沮丧。

这种沮丧注定将弥漫他的一生。

长安城开始了一场大暴乱。

乱兵们欢呼着冲进府库大肆劫掠，部分乱民也趁机冲进宫中抢夺财物，那些没能冲进宫中的，就在大街上公开抢劫，各坊居民只好成立自卫队自保。

整个暴乱和抢劫活动足足持续了一夜，皇宫的所有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

随后，乱兵拥立赋闲在家的太尉朱泚为他们的首领。朱泚就是幽州节度使朱滔之兄，也是幽州的前任节度使。自朱滔叛乱后，他便被朝廷剥夺了职权，遣归私宅，形同软禁。

当天夜里，朱泚在乱兵的拥护下进入含元殿，自称“权知六军”。

十月初四，天子从咸阳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初五，部分文武官员陆续到达，左金吾将军浑瑊也率部赶到奉天，人心才逐渐安定。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初八，朱泚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翌日又册封朱滔为皇太弟，并遣使送信给朱滔，说：“三秦地区（陕西中部）不日即可平定，黄河以北，就靠你剿灭残敌了，当择期在洛阳与你会面。”朱滔接信，欣喜若狂，立即将信在军府中传阅，同时通牒诸道，毫不掩饰他的志得意满之情。

伪朝既立，李唐宗室的灭顶之灾就降临了。投靠朱泚的朝臣劝他诛灭滞留在京师的皇族，让天下百姓对唐室绝望，同时杀戮立威。朱泚遂下令屠杀了李唐的郡王、王子、王孙共七十七人。

惊闻长安发生兵变、德宗流亡的消息，正在河北、河南与叛军对峙的各路朝廷军不得不收缩战线，从主动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

十月十三日，朱泚亲率大军直取奉天，准备一举消灭德宗皇帝和他的流亡政府。浑瑊等人率众力战，奉天城危在旦夕……

战乱的烽火突然间燃遍了帝国的四面八方，而且直接烧到了天子的眼皮底下，大唐王朝陷入了自安史之乱平定以来最黑暗的时刻。

奉天被围一个多月，城中粮饷全部告罄，供应皇室的粮食也只剩下最后的二石糙米。臣僚只好趁半夜敌军不备，派人偷偷缒下城头，去野地里挖些野菜来充当天子御膳。在这样的困境中，德宗内心的沮丧达到了顶点。他近乎绝望地把所有公卿将帅召集过来，说：“朕无德行，自陷于危亡，此乃应得；诸公并无罪错，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闻言，全都跪地叩首，涕泪横流，表示愿为天子尽死效忠。

十一月中旬，困顿的局势终于出现转机。李怀光、李晟、马燧等纷纷率部进入关中勤王，迫使朱泚解除了奉天之围，匆匆撤回长安。

奉天转危为安，德宗君臣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是不久之后，李怀光却因受到宰相卢杞的排挤，对国家和个人前途感到绝望，所以在长安郊外按兵不动，从此再不执行德宗克复长安的命令。

次年正月，德宗改元兴元，并颁布了一道《罪己诏》。诏书宣布：间架税、除陌钱等苛捐杂税一概罢废，并宣布除朱泚之外，对叛乱诸藩及所有胁从者一概赦免，“待之如初”。

这道非同寻常的诏书一下，叛乱诸藩迅速做出了不同反应。王武俊、田悦和李纳均取消王号，上表请罪。而李希烈尽管被德宗列入了赦免之列，可他自认为在叛乱诸藩中兵力最强、地盘最大、财用最足，所以不甘心再向李唐俯首称臣，旋即在汴州称帝，国号大楚。

紧接着，李怀光又与朱泚联手，在咸阳揭起反旗，并公然叫嚣：“我已与朱泚联合，李适有多远就滚多远吧！”

由于李怀光近在咫尺，所以德宗不敢留在奉天，只好带着文武百官再度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市）。

虽然扯起了反旗，可李怀光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为他麾下的朔方将士普遍对李唐还抱有感情，所以当李怀光遣将去追杀天子的时候，三个将领故意在途中逗留延宕，放走了德宗；此后李怀光准备攻打李晟，三次下达动员令，将士们都不从命。他们说：“如果是打朱泚，我们一定效死；要是想谋反，我们宁死不从！”

除了部卒离心之外，李怀光和朱泚的关系也在迅速恶化。

李怀光反叛之前，兵多将广，实力强劲，朱泚致函尊其为兄长，并相约与他在关中称帝，愿为兄弟之国。可当朱泚后来发现李怀光的部众纷纷背叛，势力日渐削弱时，便又傲慢起来，竟然赐给李怀光“诏书”，以臣节相待，并打算征调他的部队。李怀光勃然大怒，可他处在李晟和朱泚的夹缝间，又不敢轻举妄动。他担心进攻其中任何一个，都会遭到另一个的攻击。万般无奈之下，李怀光只好烧毁营寨，东走蒲州（今山西永济市）。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五月，已被德宗任命为京畿、渭北等四镇节度使的李晟对占据长安的朱泚发起反攻，从大明宫北面禁苑的苑墙突入城中。朱泚抵挡不住，带领残部一万多人向西而逃。沦陷了八个月的长安，终于回到李唐王朝手中。

朱泚向西一路狂奔，打算投奔吐蕃，可部众却沿途逃散，最后在半路上被手下大将所杀。数日后，首级被传送至梁州的天子行在。至此，由泾师之变引发的这场重大叛乱终于尘埃落定。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七月十三日，颠沛流离的德宗李适终于回到了长安。

大明宫依旧矗立在那里，默默守候着王者归来。

归来的德宗受到万千军民的夹道欢迎，他一路上都尽量保持着微笑。那笑容仿佛在说：所有的灾难和不幸都已经过去了，让我们重建家园吧！

可事实上，此刻李适的心头正响着另外一种声音。

那声音在说：这世上有一种东西丢了就是丢了，那是找不回来的。李适不知道自己到底丢了什么，可他知道肯定有什么东西丢了……

随着长安的光复，各个战场的形势也在逐步好转。

河中战场，浑瑊等人从西南反向进逼李怀光，而河东节度使马燧则从东北方向夹攻李怀光，先后收复晋州（今山西临汾市）、慈州（今山西吉县）等地，对李怀光的后方形成了重大威胁。河北战场，朱滔被打得节节败退，局面日蹙，再加上朱泚已死，朱滔极度惶恐，只好上表向朝廷请罪。中原战场上，朝廷军也开始转败为胜，先后逼降和俘虏了李希烈的手下大将李澄、翟崇辉、田怀珍、孙液等人，克复了汴州、郑州等战略要地，迫使李希烈不得不“迁都”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次年正月，唐王朝把年号改为“贞元”。从新年号的字面上看，“贞”是坚定之义，而“元”是开局之义，可见德宗君臣不仅希望帝国从此获得一个崭新的开端，而且更希望能够把这个良好的开局长久地保持下去。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六月，势穷力蹙的朱滔在惶惶不安中病死，其部下刘怦在将士的拥戴下接过军政大权；七月，朝廷任命刘怦为幽州节度使，河北之乱告平。

八月，李怀光在马燧、浑瑊等人的围攻下落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最后自缢而亡，河中告平。

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身染重病的李希烈被手下大将陈仙奇毒杀；陈仙奇旋即率众向朝廷投诚；是月底，朝廷任其为淮西节度使。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又杀了陈仙奇，自任为留后，朝廷只好予以默认；至此，淮西之乱告平。

尽管诸藩之乱最终都被平定了，然而我们却无奈地发现——这场席卷了大半个帝国的叛乱与其说是以唐王朝的胜利告终，还不如说是以德宗朝廷的妥协退让而草草收场。

我们都还记得，这场叛乱之所以爆发，其因有二：一是诸镇的目无朝廷和自代自专，二是德宗的锐意中兴和志在削藩。可是，这场叛乱又是如何终结的呢？

恰恰是朝廷重新承认了诸镇自代自专的合法性，恰恰是德宗放弃了他的中兴之志和强硬立场，这一切才宣告终结。

相对于这场叛乱的起因，这种终结的方式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我们可以想象，倘若朱滔身死、刘怦自立之后，或者是陈仙奇杀李希烈、吴少诚杀陈仙奇之后，德宗朝廷仍然像当年拒绝李惟岳那样拒绝承认他们，那么，叛乱能就此终结吗？战争能就此平息吗？

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从这场战争的结果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帝国表面上是胜利了，可德宗本人强力削藩、中兴李唐的志向和信念却从此**然无存，从这个意义说，真正的失败者又何尝不是德宗呢？另一方面，那些起兵叛乱的藩镇首领虽然一一败亡，看上去好像都失败了，但是诸藩“拥兵割地、一切自专”的“潜规则”却仍然大行其道，从这个意义说，藩镇又何尝不是最终的胜利者呢？

既然藩镇割据的根源并没有被铲除，消灭几个军阀是于事无补的。

在此后的整个贞元年间，诸藩废立自专、拥兵抗命的局面并未得到一丝一毫的改善，德宗皇帝也只能得过且过地守着这片支离破碎的江山，不敢再存任何奢望……

也许到最后德宗会依稀想起，泾原兵变的那一年，他失落的东西并不是长安，而是一种勇气、一种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