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7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李渊父子的“晋阳起兵”。

它就像一记劈裂天空的绚丽闪电，一举刺破隋帝国的茫茫黑夜；又像是一道穿越浓云的熠熠曙光，瞬间照亮了大唐王朝的清晨。

这个令天地变色、令历史改辙的大事件有诸多人物参与，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大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他们是裴寂、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唐俭、柴绍、殷开山、刘政会、温大雅、武士彟……

这些人是晋阳起兵最重要的骨干力量，正是有了他们的推动、策划、参与，这次起义才能获得成功，大唐王朝最终才得以横空出世。可不管怎么说，他们终究只是这个大事件的配角。

晋阳起兵的主角，当然非李渊父子莫属。

可问题是，在李渊父子当中，谁才是这次起兵的“首谋之人”？谁才是这个大事件真正的灵魂人物？谁才是大唐三百年基业当之无愧的开创者？

对此，历代官修正史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李世民。

后晋刘昫修撰的《旧唐书》声称：“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北宋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也断言：“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更是斩钉截铁地说：“起兵晋阳也，皆秦王李世民之谋”；“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

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李世民真的是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吗？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按照官方正史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李世民和李渊在晋阳起兵前夕都做了些什么……

李世民跟随李渊来到太原后，迅速结交了一批江湖义士。《旧唐书·太宗本纪》称其：“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资治通鉴·隋纪七》说：“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

长孙顺德与刘弘基就是在这个时候与李世民结成了生死之交。长孙顺德是长孙晟的族弟，与刘弘基原本都是隋宫廷的宿卫军官，因逃避辽东兵役，亡命太原投靠了李渊，因此与李世民相结纳。这两个人后来在募集义兵时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刘文静和裴寂也在此际先后加入了李世民“潜图义举”的行列之中。

刘文静时任晋阳令，裴寂时任晋阳宫监，二人因职务交往而成为好友。他们目睹天下大乱，而自身前途未卜，时常相对而叹。有一次，裴寂说：“贫贱如此，又逢离乱，将何以自存？”当时刘文静还未参与李世民之谋，但是暗中已经对他极为倾慕，所以趁机游说裴寂道：“李世民非寻常之人，其胸襟豁达类似汉高祖，天纵神武如同魏武帝，虽然年少，却是命世之才！”言下之意是让裴寂和他一起依附李世民，可裴寂对此却不以为然。

不久，刘文静因与李密有姻亲关系而坐罪，被关进郡狱。正当他对前途感到茫然之际，李世民忽然亲自来狱中探望他。刘文静大喜过望，马上向李世民发出试探，说：“天下大乱，非汉高祖、光武帝之才华者，不可平定四海！”

李世民笑着说：“先生怎么知道没有？只是常人不知道罢了。我之所以来看你，并不是像小儿女那样注重个人感情，而是来和先生图谋天下大事，不知先生有何见教？”

刘文静知道自己没有看错人，于是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如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天下群盗多如牛毛。值此之际，若有真命之主应天顺人，振臂一呼，取天下则易如反掌。今太原百姓为避战乱，皆入晋阳，文静为晋阳令数年，知其中豪杰之士众多，一朝啸聚，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亦有数万，一声令下，谁敢不从？进而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帝业可成！”

李世民听完朗声大笑：“君言正合我意。”

从此，李世民与刘文静开始积极部署，准备起事。

而这个时候，李渊在做什么呢？

按照正史的说法：“渊不之知也。”而李世民则“恐渊不从，犹豫久之，不敢言”（《资治通鉴》卷一八三）。

李渊真的是这样浑浑噩噩，对李世民的起兵密谋一无所知吗？

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面探讨，现在接着来看在官方正史中，李世民是如何软硬兼施地“说服”李渊起兵，而李渊又是如何举棋不定、出尔反尔的。

由于裴寂与李渊的私交很好，所以李世民决定从裴寂的身上突破。他天天与裴寂交游，同时拿出私人的钱数百万，让人与裴寂赌博，每一次都诈输，把裴寂乐坏了。等到那些钱输得差不多的时候，李世民也顺理成章地和裴寂变成好友了。最后，李世民把自己的密谋告诉了裴寂，同时让他想办法说服李渊。

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此刻，裴寂已经很清楚他那些钱是怎么到手的了，只好点头同意。

李世民和裴寂很快就想了一计。随后的日子里，裴寂天天去找李渊喝酒，喝完酒又顺便“送上”几位美女。一连数日，把李渊伺候得舒舒服服。几天之后，裴寂找了个四下无人的机会，不慌不忙地对李渊说：“二郎暗中蓄养兵马，欲举义旗，恐大事泄露被诛，所以让我以晋阳宫女奉公，此乃情急之下，迫不得已之计。如今众人心意已决，不知公意下如何？”

李渊一听，当场爆出冷汗。

原来，这几天与他合欢的美女竟然全都是晋阳行宫的宫女——皇帝杨广的女人！

这可是灭门之罪啊！

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和老友居然使了这么一招把他绑上了“贼船”。

这一招可真损哪！

李渊愣了很长时间，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吾儿既有此谋，事已至此，为之奈何？只好从他了。”

李渊虽然一只脚踏上了“贼船”，可毕竟是被逼无奈，所以犹豫了几天后又把脚缩了回去。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让他差点掉脑袋的事，再次把他逼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那就是突厥的入侵。

从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底到次年正月之间，东突厥屡次出兵进犯马邑（今山西朔州市），李渊派遣副留守高君雅会同马邑太守王仁恭出兵抵御，结果却吃了一场败仗。人在江都的隋炀帝杨广闻讯大怒，以“不时捕虏，纵为边患”为由，遣使赴太原将李渊就地拘押，并准备将王仁恭斩首。

李世民一见时机成熟，终于当面对李渊说：“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再拘守小节，下有盗寇、上有严刑，危亡无日啊！不如顺民心，举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李渊大惊失色：“你怎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我现在就告发你。”然后找出纸笔，做出一副马上要奋笔疾书之状。

李世民一脸沉着，缓缓地说：“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所以敢说；倘若一定要告发我，不敢辞死！”

李渊气得把笔一扔，说：“我怎么忍心告发你呢？你要慎重，别再说这种话了。”

不料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又来了。李渊听见他锲而不舍地说：“今盗贼日繁，遍布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能讨得完吗？到最后还要承担讨贼不力的罪名。而且世人纷传李氏当应图谶，所以李金才无罪，却一朝族灭。退一步说，即便大人能将盗贼尽皆剿灭，自古功高不赏，届时危险更大！只有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乃万全之策，愿大人勿疑！”

李渊仰天长叹：“我昨天一整夜都在想你说的话，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今日不管是家破人亡由你、化家为国也由你，一切都由你了……”

此时的李渊真是一副万般无奈、听天由命之状！

几天后，隋炀帝的使者又到了，准备把李渊和王仁恭一起押赴江都问罪。李渊顿时惊慌失措。于是，李世民和裴寂等人再次进言：“今主昏国乱，尽忠无益。偏将副手战场失利，竟然也要归罪明公。危亡已经迫在眉睫，宜早定计。况且晋阳兵强马壮，行宫中又蓄积金钱布帛巨万，以此举事，何患不成？今留守长安的代王幼弱，明公若击鼓向西，据有长安如同探囊取物，何必被区区一个朝廷使者囚禁、坐以待毙呢？”

至此，李渊终于下定决心，开始暗中部署。可没过几天，江都的天子使臣又到了，宣诏赦免了李渊和王仁恭的战败之罪，并且让他们官复原职。

赦令一下，李渊立刻反悔，矢口不提举义之事。

接下来的日子，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催促李渊起兵。如鹰扬府司马许世绪、行军司铠武士彟（武则天的父亲）、前太子左勋卫唐宪、唐宪的弟弟唐俭，等等。

然而，大伙把嘴皮子都磨破了，该说的话翻来覆去都讲烂了，李渊还是迟迟不动。

刘文静忍无可忍，只好向裴寂施压：“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你为何不快点劝唐公起兵，怎能一再借故拖延呢？再说了，你身为宫监，却以宫女私侍他人，你一个人死就算了，何必拖累唐公？”

裴寂被触到痛处了。是啊，假如李渊迟迟不起事，万一晋阳宫女陪侍之事泄露，那他裴寂就算有八颗脑袋也不够砍啊！

此后，裴寂只好天天追着李渊，死缠烂打、软磨硬泡，终于把李渊彻底说服了。李渊随后让刘文静假造敕书，以朝廷准备四征高丽为名，命令太原、西河、雁门、马邑四郡凡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全部要应征入伍，借此扩大武装力量，准备起兵……

这就是历代正史记载的关于晋阳起兵的起因和内幕。在这里，李渊被描绘成一个平庸、怯懦、胸无大志、多疑反复的傀儡型人物；而年未二十的李世民则恰恰相反，被塑造成一个目光远大、足智多谋、意志坚定的领袖，表现出了一种远远超越他年龄的成熟和稳重。在此，李世民毋庸置疑地成了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而李渊一开始则被蒙在鼓里，后来迫不得已卷入了这个事件，几乎是被人用“绑架”的手段弄上了这条起兵叛隋的“贼船”，自始至终都表现得碌碌无能而且万般无奈。

难道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不，答案是否定的。通过近年来诸多中外学者对相关史料的重新研究，晋阳起兵的真相已经得到了澄清。西方、日本以及海外的研究结果普遍认为：“有些重要情况可能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根据从前被忽视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历史学家已经能够对唐朝创立史的传统说法中的某些偏见和歪曲之处作出订正。”（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国内学者也认为：“由于官修史籍的不真实，晋阳起兵的内幕几乎被掩盖了。突出地颂扬李世民，而其他人则黯然失色，或者被埋没，或者被歪曲。……同时，旧史籍里还塞进了一些虚构的情节，渲染李渊的荒**无能，以衬托李世民的功德兼隆。”（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

新的研究结论指出，李世民在晋阳首义和唐朝创建的过程中并不像旧史籍所塑造的那么英明神武和居功至伟，而李渊也并不像旧史籍所描述的那么猥琐不堪。相反，“李渊此人雄才大略，读太原起兵时记室参军温大雅所记《大唐创业起居注》可知。从隋大业十三年太原起兵到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以前，李渊一直是最高决策者和全局指挥者。……只因玄武门之变后李渊的政权为李世民所夺取……贞观朝纂修《高祖实录》就把太原起兵说成李世民所主谋，统一天下也几乎全是李世民的功劳，李渊被诬为坐享其成。”（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事实表明，李世民很可能在贞观年间对相关“实录”的修纂工作进行了干预，从而篡改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实。而后来编修的“国史”，以及承用国史的两《唐书》，包括更后出的《资治通鉴》皆因袭而不改，致使晋阳起兵和唐朝创立史的部分真相从此湮没不彰。

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提到了初唐的一份重要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

该书的作者温大雅是太原人，史称其“少好学，以才辩知名”；曾任隋东宫学士、长安县尉，后因父忧去职，回晋阳闲居，见天下大乱而不求仕进。李渊到太原后，和他成为朋友，并慕其文名而“甚礼之”。李渊起兵后，温大雅被任命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旧唐书·温大雅传》）。

很显然，由这样一位晋阳起兵的亲历者所撰写的史料，其真实性肯定要远远大于唐朝建国后的那些官修正史。所以《剑桥中国隋唐史》称他为“唐朝建立的目击者”。

那么，这位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到底都目击了一些什么呢？

我们在前文说过，其实早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李渊就已经有了起兵叛隋、建立帝业的念头，所以才会在涿郡与杨广近臣宇文士及进行密谋，只是后来因时机尚未成熟而暂时隐忍。根据温大雅的记载，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当李渊以安抚大使的身份进驻太原时，他才会“私喜此行，以为天授”。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李渊因兵败遭到免职处分并就地拘押。其实这个时候李渊就已经下定起兵的决心了，之所以没有发动，只是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尚在河东，李渊投鼠忌器而已。按《起居注》记载，其实当时并不是李世民苦口婆心劝说李渊，反而是李渊主动对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意指遭受囚禁），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亡，为英雄所笑。”

很显然，此时李渊的头脑非常清醒，他本来是想等三个儿子齐集太原后再起事，不料却突然遭到囚禁，于是马上叮嘱李世民，如果情况没有好转，他们三兄弟必须立刻起兵，不能坐以待毙，遭天下英雄耻笑。

由此可见，李渊之所以迟迟不动手，是因为条件尚未成熟，而不是优柔寡断。所以当后来隋炀帝又赦免他时，李渊便对李世民说：“当见机而作！”随后立即行动起来，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命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积极建立起义的核心力量。

但是直到此刻，李渊还是不能动手。

因为他身边安插着两颗钉子——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

他们是隋炀帝杨广的亲信，特意安插在李渊身边，目的就是监视和制约他。

李渊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日常能够调动的兵力也极为有限。按照隋制，原则上只有皇帝本人才有招募和调遣军队的权力，地方官吏如果擅自发兵千人以上，就要被处以死罪。所以，李渊要想拥有足够的兵力起事，就必须获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且必须有充足的理由征兵。但是，王威和高君雅都是对杨广忠心耿耿的人，要拉他们入伙几乎是不可能的，弄不好反而暴露自己，所以李渊绝不能冒这个险。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充足的理由征兵，并取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呢？

李渊一直在焦灼地等待机会。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马邑军官刘武周突然发动兵变，杀了太守王仁恭，占据郡城，自立为定杨天子。

李渊笑了。

这真是天赐良机。他私下对王威和高君雅说：“武周虽无所能，却敢僭称尊号。万一他占据汾阳行宫，而我等又不能将其剪除，此乃灭族之罪啊！”王、高二人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汾阳行宫所在的楼烦郡（今山西静乐县）与马邑郡相邻，里面不但储积了无数钱帛，而且住着很多宫女，很可能成为刘武周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所以，他们极力要求李渊赶紧征兵，以讨伐刘武周。

李渊心中暗笑。他知道王威和高君雅急了，可他不急。他慢条斯理地说：“再观察看看吧，通知楼烦稍作防备就可以了。我们要以静制动，以免自扰军心。”三月中旬，刘武周果然攻破楼烦，并袭取汾阳行宫，将其中的宫女悉数俘获，献给了东突厥的始毕可汗。

王威和高君雅大为震恐。再下一步，刘武周的兵锋绝对是直指太原了。

可李渊依旧气定神闲。他召集众文武将官说：“命士兵戒严，加强城池布防，拨粮赈济流民。其他的事情，就看诸位的了。”

早已急不可耐的王威和高君雅立刻拜请说：“今日太原士庶之命，都悬在明公手中。公若推辞，谁能担此大任？！”

李渊知道，现在招募和调遣军队的理由已经非常充分了，而且王、高等人的心情都比他更为迫切。可李渊仍旧面露难色，说：“朝廷有令，将帅出征，一举一动都要向朝廷禀报，并且要接受朝廷节制。眼下贼兵在几百里内，江都却在三千里外，加上道路险阻，一路上又有其他贼兵据守，一来一往，不知要到什么时候。率领这支事事要听从遥控指挥的军队，抵御狡黠诡诈、来势凶猛的贼兵，就像是叫书生去扑火，能扑得灭吗？诸公皆国之藩篱，应当同心协力，以除国难。大家都是为了报效朝廷，最好不要相互猜疑。我今天之所以召集诸位，是想商议一个妥善的办法，并不是消极怯战、推卸责任。”

王威等人连忙说：“公之文韬武略，远近皆知，并且兼具国亲和贤臣的身份，应当与国家休戚与共，如果事事奏报，如何应付突发事变？只要是为了讨伐叛贼，专擅行事亦无不可！”

很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李渊心头掠过一阵狂喜。可他脸上却装出一副无奈之状，勉强同意了王、高等人的请求，下令征兵。

命令一下，旬日之间便募集了近万人。这支队伍很快就将成为晋阳起兵的主力军。李渊命他们驻扎在兴国寺，私下对李世民说：“纪纲三千，足成霸业！处之‘兴国’，可谓嘉名。”同时分别遣使至河东和长安，催促李建成兄弟和女婿柴绍迅速前来太原会合。

万事俱备。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收拾王威和高君雅了。

然而，王威和高君雅也不是等闲之辈，李渊的举动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怀疑。

因为李渊把招募来的军队分派给了三个人——李世民、长孙顺德和刘弘基。李世民反正是李渊的儿子，没什么好说的。问题出在后面这两个人身上。他们是什么人？他们都是逃避兵役的罪犯啊！早就应该处决了，本来没有告发他们就算是很给李渊面子了，现在李渊居然把军队交到这种逃犯手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李渊到底想干什么？

王、高二人打算逮捕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以防生变。可他们的想法马上被一个人劝阻了。

这个人就是武士彟。

武士彟说：“他们都是唐公的座上宾，如果你们一定要动手，恐怕会激起事变。”王、高二人想想也有道理。如今刘武周和突厥人虎视眈眈，倘若这时候引发内讧，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他们只好暂时按捺下来。几天后，又有一个叫田德平的军官准备建议王威和高君雅调查李渊募兵的内情，武士彟知道后，又制止他说：“剿匪的军队全部隶属于唐公，王威和高君雅虽然挂着副留守的头衔，手中却没有实权，有什么能力调查？”田德平只好作罢。

可是随着局势的发展，王威和高君雅越来越觉得李渊有问题。

他们最后横下一条心，决定先下手为强。

由于当时的太原多日不雨，王、高二人就提出要在晋阳城南五十里处的晋祠举行祈雨大会，请李渊主持，准备在会上伺机将李渊干掉。

与此同时，李渊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王威和高君雅。

双方都在暗中磨刀霍霍。是你死还是我亡，就看谁出手更快了。

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名叫刘世龙的当地乡长秘密来到李渊府上，把王威和高君雅准备在晋祠祈雨时动手的消息告诉了李渊。

刘世龙平日与高君雅颇有往来，所以他的消息应该是可靠的。

李渊当即与李世民、刘文静等人紧急制订了一个行动方案。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十四日夜，李渊命李世民和长孙顺德率领五百名士兵埋伏在晋阳宫城的东门。十五日晨，李渊召集王威和高君雅在宫城中的办公厅议事。众人刚刚坐定，刘文静和刘政会一起来到厅前。刘政会的手里拿着一道诉状，大声说有要事禀报。李渊示意王威和高君雅去接诉状，刘政会却说：“我要告的人正是两位副留守，只有唐公可以看！”

王威和高君雅猝不及防，顿时大惊失色。

李渊也装出一脸的惊诧，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接过诉状一看，立刻高声宣布：“王威与高君雅暗中勾结突厥，准备里应外合进攻太原。”

直到这一刻，王威和高君雅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高君雅一下就跳了起来，卷起袖子破口大骂：“这是有人要造反，故意陷害我们！”

可是，一切都由不得他们了。

此刻，李世民的士兵早已控制了宫城外的所有重要路口，王威和高君雅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瓮中之鳖。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迅速冲上来，将王、高二人当场逮捕，关进了监狱。

至此，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所有障碍也已全部扫除。

与此同时，李建成、李元吉、柴绍等人也正在马不停蹄地向太原赶来。

李渊再也没有顾虑了。只要李建成等人一到，晋阳起兵的历史大幕就会轰然拉开……

这就是晋阳起兵的动因和真相。

根据温大雅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渊绝非胸无大志、庸庸碌碌之人，而是“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并且是一位“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剑桥中国隋唐史》）。

也就是说，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包括整个过程的组织者和全局总指挥，正是李渊本人。

但是，在肯定李渊的同时，我们却不能轻易抹杀李世民在这次起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贞观史臣出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美化了李世民，夸大了他的功绩，可我们在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却不宜矫枉过正。应该说，从“密招豪友”、建立核心力量，到募集义兵、组建军队，再到“伏兵晋阳宫”、控制王威和高君雅，李世民在整个起兵过程中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起码相对于来不及参加晋阳起兵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来说，李世民的首义之功就是他们无法比拟的。此外，李世民所表现出的年轻人特有的锐气和进取精神也恰与李渊老成持重、顾全大局的性格形成一种微妙的互补。

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李世民的表现是“勇于有为”，而李渊的表现则是“坚忍自持”（《读通鉴论》卷二十）。

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正是由于李渊父子在起兵叛隋、缔造大业的进程中既能保持战略思想上的一致，又有性格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性互补，才能确保起兵的成功，并迅速崛起于群雄之间，最终开创大唐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