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如此长寿。

我也从来没有想象过，我的世界会变得如此寂寥而凄凉。

一间四壁漏风的破茅屋就是我的府邸；周围这片野草没膝的乱葬岗就是我的花园；别人坟头上零零星星的供品和祭物就是我的美食盛宴；至于那恍如呜咽的风鸣、枯树上三两只乌鸦的聒噪以及夜深人静时形同鬼哭的声声狼嚎，就是我风烛残年的生命中最后的丝竹管弦……

八十八岁的我，就在这样一个被人遗忘的世界里日复一日地独自生活。

有时候我经常在想——这样的生活和死亡有什么分别吗？

恐怕没有。

自从两年前拖着这具老病的躯壳流落到老家附近的这片坟场，我在世人的眼中就已经死了。充其量我就是一个“活死人”，我的世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坟墓。老天爷之所以把我留在这个“大坟墓”里苟延残喘，无非就是想对我进行惩罚。

是的，惩罚。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曾经富贵绝顶、权倾天下，而今身败名裂、一无所有的老人而言，这样的长寿绝对是比死亡更严厉的惩罚！

刚来到这片坟场的时候，我没有一天不在思念自己的亲人——那些或已死去或被流放的亲人，我也没有一天不在想念过去的生活——那种位极人臣、富贵荣华的生活，我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仇恨——对那些把我扳倒的对手的刻骨仇恨。然而，越是这样子，过去的回忆就越是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深深地刺痛我的心灵。后来我终于学会了放弃——放弃思念、放弃回忆、放弃仇恨、放弃八十多载人生所遭遇的种种离合悲欢、放弃六十余年官场生涯所经历的一切恩怨沉浮……最终，我获得了坦然。

于是我终于知道，“学会放弃”是一种多么可贵的人生智慧、也是一种多么高明的生活艺术啊，为什么我会活到年近九旬、落到这步田地才懂得这一点呢？为什么我一生都在拼命攫取和占有，从来没想过要及时放手呢？

也许你们会说：人性就是这样子——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你是因为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才讲这种大话，要是让你年轻几十岁，让你有机会东山再起，你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攫取和占有，绝对不可能放弃！

是的，我承认你们说的没错。人生在世，尤其是一个男人，要生存、要发展，要建功立业、扬名立万，当然不能过早地侈谈“放弃”。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应该的，更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我想说的只是：应该追求利益，但不应该让欲望过度地占据你的心灵。

一个人的幸福固然需要由一定的物质利益来支撑和建构，但同时也需要由一颗健全的心灵去体验和评估。你们说是吗？

换句话说，幸福其实不是一种物质结果，而是一种心灵能力。

所以说——要给心灵留一点空间。

所谓的“放弃”，实际上就是把占据心灵的过多东西放掉，然后你的心灵才有足够的空间去“贮存幸福”，同时你的心灵也才有健全的知觉去体验幸福。

你们说是吗？

当然了，我不敢说我目前的这种生活可以算得上“幸福”，但最起码，我现在的心灵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平静。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万里投荒无家可归的孤寡老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平静更重要的吗？

没有了。

所以现在，我坦然地把我寄食栖身的这片坟场当成了自己的家园，我也把这些躺在我附近的有姓氏或者没姓氏的男男女女统统当成了我的老友。

从此我就有了归宿。

从此我也不再孤独。

每天一大清早，只要是天气晴朗的日子，我就会离开我的“府邸”，在这片空气清新的“大花园”里散步，同时“挨家挨户”地慢慢转悠，坐在我那些老友的坟头上陪他（她）们聊天，有一搭没一搭地扯闲篇，一直到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我才会和他们一一道别，然后带着舒畅的心情打道回府。

这些日子以来，我和我的这些老友相互都已经逐渐熟悉。我知道他们有的富裕，有的贫穷；有的年老，有的年少；有的和我一样曾经当过大官，坟冢修得比任何人都气派，墓志铭写得洋洋洒洒、得意非凡；有的可能只是贩夫走卒，住的地方不过是黄土一堆，家门口连块“门牌”都没有，也不知道他们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谁……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

是的，不再重要。因为在这里，老天爷已经把各色人等的差别一笔勾销。所谓的权力、财富、身份、地位、学识、荣誉等，都只是生命的外衣，到这里都会被一一剥离。说到底，它们只是人生这场大戏的服装和道具。无论你生前披挂着什么，对不起，锣鼓一歇，戏装一卸，谁和谁都没有分别。

所以，每当想起自己这辈子对世间种种功名利禄的强烈执着和恋恋不舍，现在的我都不禁会哑然失笑。

也许你们会说，我现在的所谓“平静”只不过是一种无奈而虚幻的自我安慰，我所谓的“坦然”也只不过是一个濒临死亡的老人近乎绝望的一种心理反应。

是的，也许你们是对的。但不管对我的心境作何理解，反正每当我坐在老友的坟头跟他们聊起我自己的时候，都仿佛是在述说另一个人的故事。

我总是用一种平静得出奇的语调，既不隐恶也不溢美地跟他们谈起一个名叫严嵩的人。

谈他八十八载的浮沉岁月，谈他幸与不幸交织的一生……

今天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阳光一视同仁地在这一座坟与那一座坟之间静静流淌。

天空就像一个老人敞开的心灵，我看见往事如同白云苍狗一样在他的胸膛间漂流变幻。

百年似乎眨眼而过。

一瞬足以诉尽沧桑。

好了。我已时日无多。我们开始吧……

一

我于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出生在江西分宜一个名叫界桥的小山村，祖上也曾功名显赫。我的先祖严孟衡是本朝永乐年间进士，官至浙江按察副使，我的高祖父也曾经当过四川的布政使，可谓历代官宦、世世书香，只可惜后来家道中落，到我父亲严淮这一代，已经沦落为无权无势的穷秀才。我父亲虽然满腹诗书，但终其一生都未能考取更大的功名，因此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五岁起便让我入塾就学。所幸我没有让父亲失望。小时候的我不但聪慧灵敏，而且很早就擅长诗联应对，被乡里誉为“神童”。

七岁那一年，我就已经在诗文中吐露了日后要成为朝堂阁老的远大志向。我有一个叔父跟我父亲一样，最大的功名只考到秀才，但平日甚为自负。有一天他想考我，就语带讥讽地吟出一句上联：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我一听，立即不假思索地对出下联：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当即把我这个自负才学的叔父羞得满脸通红并且哑口无言。还有一年冬天，我父亲凝视着窗外的雪景，忽然吟出一句：肃指寒梅一枝，漏破春消息。

我沉吟片刻之后，朗声道：喜攀丹桂十年，成就我功名！

那一刻，我看见父亲的脸上忽然绽放出一个无比欣慰的笑容。

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秋天，我赴南昌参加乡试中举，随即在我的家乡引起轰动。我返乡之日，当时的分宜县令还专门设宴为我庆祝。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春天，二十六岁的我进京会试，高中二甲第二名，获赐进士出身；旋即又通过吏部朝考，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编修。

自本朝洪武年间的黄子澄、刘仲质之后，我是江西分宜第三个入选翰林的人，而且是一百二十年来的第一个。这项殊荣无疑让我那一生不得志的父亲扬眉吐气、倍感自豪，也使我从此成为家乡人的骄傲。

按说少年得志的我理应就此大展宏图，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刚刚走上仕途不久，年仅三十六岁的孝宗皇帝朱祐樘便龙驭宾天。随后继位登基的武宗朱厚照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根本不问朝政，唯喜声色犬马。司礼太监刘瑾趁机架空皇帝、大权独揽，并且接二连三地发起狱案，对文臣集团实施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一转眼帝国政坛便已面目全非，朝臣们人人自危，陷入了空前的恐怖之中。

面对如此不堪的政治局面，位卑言轻的我自然是心灰意懒，感到前途渺茫，遂萌生去意。适逢我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我顺势按制丁忧，回乡住了两年多。守孝期满，我无意复出，便以养病为由留在家乡，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钤山隐读”生涯。

事后来看，正是这远离朝堂、韬光养晦的十年，使我的文学造诣和诗文水平达到了一个令时人瞩目的高度；同时，我这种归隐田园、淡泊沉潜、不慕利禄、不恋荣华的道德姿态也让我获取了宝贵的“时望”和“清誉”。这一切共同为我日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因如此，后世便有人据此声称我这是“以退为进”“沽名钓誉”，目的是为日后的复出积累政治资本。其实这么说不太准确，也有失公允。我承认，我选择隐居并不意味着我从此就不再进入政坛；我也承认，在这寄情山水、吟诗作文的十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大明官场的政治动向和局势演变。但这并不表示我一开始就是有预谋地要把自己十年的宝贵光阴当成一支钓竿去钓取“清誉”，或作为一种赌注去赢得更高的身价。倘若我人生中的这个“黄金十年”果真具有如此的表演和作秀性质，那我的个人修为和诗文造诣势必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我这十年肯定也会过得异常焦灼不安。

如果人们真是这样认为，那显然是极大地低估了我的境界，也侮辱了我的智慧。

事实上，一个只懂得活给别人看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活得精彩的。这个道理我懂。所以说白了，我这“钤山隐读”的十年无非就是在自我完善、自我充电，为自己的生命积蓄能量而已。

因为我始终认定：一个人的能量如果足够强大，就无须担心老天爷不给他机会。

机会迟早是有的，关键看你的能量是否能与之匹配。

所以说，我的十年“钤山隐读”并非一开始就抱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用你们今天经济学的语言来讲，我也是需要承担“机会成本”的。也就是说，我并不能断定“隐居”就是我诸多人生选择中最好的一种，我也不能断定别人在仕途上种种锐意进取的选择就比我更糟。我唯一能断定的是——只要我在自己生命的空杯上不断地注水，总有一天，它就会盛满，并且自然而然地流溢而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我为热衷于斋醮的嘉靖皇帝朱厚熜所撰写的那一篇篇青词之所以能一再获得天子的激赏，正是我那充溢满盈的生命之水自然流淌的表现。换言之，我日后所获得的成功不可能是早有预谋的结果。道理很简单：当年在那穷乡僻壤中苦心钻研诗文之道的时候，我怎么可能预见未来的天子会是朱厚熜呢？我又如何预见朱厚熜会那么迷恋斋醮、那么需要青词呢？我又怎么知道我在诗文上取得的精深造诣竟然会成为我青云直上并最终位极人臣的最重要原因呢？

很显然，这一切都是不可能预谋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极度渴望成功，却又始终缺乏机会，请你一定要记住——先给自己的空杯加水。

不懈地加水。

相信我，很快你就能看到生命之杯充溢满盈的那一刻。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我告别家乡的青山秀水，重新步入仕途，在南京当了四年多的低级官吏；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秋天，我进入南京翰林院担任侍讲。这一年我已经四十二岁了。我不知道真正的荣华富贵距离我还有多远，但我始终不急不躁。在南京翰林侍讲的任上又待了四年、亦即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五月，我终于升任国子祭酒，回到了阔别将近二十年的北京。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的仕途开始进入一条上升通道。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我升任礼部右侍郎，次年又擢为左侍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十月，迁吏部左侍郎；是年年底，升任南京礼部尚书、稍后迁吏部尚书。这最后一项调往南京的任命，在官秩上是升了，从正三品升为正二品，但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因为南京朝廷属于有名无实的机构，并没有真正的职权。

我意识到自己遭到了其他朝臣的排挤。要想重新回到天子脚下，必须寻找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

为此我锁定了一个江西同乡——夏言。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小我两岁，晚我十二年中进士，资历比我浅得多。他的仕途本来并不比我顺畅，入仕后曾经当了好多年的低级官吏，可因为他也写得一手好文章，所撰青词博得了嘉靖的欢心，于是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起便陡然间官运亨通，从一个小小的吏科都给事中（正七品），历翰林侍读、吏部少詹事、翰林学士、礼部左侍郎掌院（正三品），到嘉靖十年年底一跃而为礼部尚书（正二品），成了我的顶头上司。短短一年多连升五级，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可我知道，他仕途飞升的秘诀无非就仗着两个字——青词。

这个发现无疑对我日后的仕途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嘉靖十年起我便开始刻意交结夏言。虽然我长他两岁，资格又比他老，但我在他面前执晚辈礼，对他恭敬有加。然而，夏言为人一贯恃才傲物、孤介清高，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有一次我从南京回朝，特意在家中摆酒设宴，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邀请函命人送到他的府上，没想到竟然被他一口回绝。我只好亲自登门邀请，以表诚意，可夏言依然拒绝，甚至都不肯出来见我一面。那天我索性在他府邸的台阶下长跪不起，并手捧请柬，逐字逐句地朗诵，丝毫不在意路人诧异的目光和夏府下人困惑而鄙夷的眼神。

当时的我虽然任职南京，手无实权，但毕竟是堂堂的当朝二品大员。我相信，那天我长跪夏府阶前的行为，没有几个人敢做、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做。

但是我做了。

我严嵩毫不犹豫地做了。

如果说我严嵩日后所取得的成功是世人难以企及的，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愿意为我的成功付出代价，哪怕是在必要的时候牺牲尊严。

我知道，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会说我这么做是“丢份儿”“没面子”“低三下四”，甚至会说我斯文扫地、厚颜无耻、阴险狡诈、不择手段等。

我承认这些人的看法有他们的道理，“面子”和“尊严”的确很重要，尤其对一个男人而言。所谓的“男儿膝下有黄金”“士可杀，不可辱”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可问题在于：这只是普通人的逻辑，不是成功者的逻辑。

我的做法用佛教语言来讲可以称为“忍辱”。我相信这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成功者必备的素质。历史上所谓的“**之辱”“唾面自干”等，皆与我的做法异曲同工——正是在必要的时候忍受别人不能忍的耻辱，才会让一个人最终达至别人不可能达到的高贵。

我相信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说白了，等到你功成名就的那一天，还怕捞不回“面子”吗？再大的“面子”和“尊严”你都能捞回来。

那天夏言终于被我那异乎寻常的真诚和谦恭所感动，不但出来相见，而且与我一同回府赴宴。从那一天起，我逐渐取得了夏言的信任和赏识。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夏言以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同年十二月，我在夏言的援引下回京担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

二

执掌礼部大权的这一年，我已经五十七岁了。

大半生的光阴都已流逝，我的手中才算握住了一点实实在在的权力。

我觉得该是我往回捞的时候了。

是的。跟我同年或者比我晚入仕的那些人早已捞得钵满盆满，是该轮到我了。

也许你们觉得我用“捞”这个字眼显得不太文雅，不过事实就是如此。“权力”这个东西在你们那个时代的政治学辞典里可能意味着“服务”和“责任”，可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权力”却一直是一种稀缺资源——一种相对于人口数量来说显得极为稀缺的生存资源。

古人所谓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我看来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十年寒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

当大官为了什么？无非就是为了“颜如玉”（色）、为了“黄金屋”（财）！

你们瞧，古人早已把这一切说得如此形象而透彻！

虽然有人可能会说，古人的本意是指书本里有着比财和色更美妙的东西，那就是学问和智慧。可说老实话，几千年来的中国人有几个是按照古人的本意去理解的？有多少人皓首穷经真的是为了求学问求智慧的？

太少了。人们埋头苦读不为了别的，到头来都是为了当官，为了占有稀缺的生存资源！

或许到了你们那个时代，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善。或许“权力”已经回归它的本来面目，也就是从一种“被个人占有的生存资源”转变成“属于整个社会和全体公民的公共资源”。不过我想知道的是：你们那个时代的官员，会不会还是把“权力”这种原本属于社会的公共资源占为己有，然后不择手段地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好了。言归正传。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既然当了礼部的一把手，当然要向那些想进礼部当差的老老少少的士子生员们开出价码。这些价码其实在我之前就有了，不过我出于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就把那些价码往上提了一档。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对我凭空“涨价”感到不满就把我告发了，反正不久便有御史在皇帝面前狠狠参了我一本，我赶紧上疏自辩，内心极度不安——难道别人吃拿卡要这么多年都安然无事，而我刚一伸手就会被抓个现行？

让我又惊又喜的是，嘉靖皇帝看过我的奏疏后，居然勉励我说：“贤卿疏中所云：‘为人臣于今日，若皆观望祸福，必使人主孤立自劳’，此言甚慰朕心。今后当尽心尽力辅翼朕躬，不必再说什么！”

我从天子的这番话中读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那就是——他更关心臣子是否忠诚，而并不在意臣子是否贪贿。换言之，作为他的臣子，“忠顺”比“廉洁”更重要！

有了这个重大发现之后，我对自己未来的仕途发展顿时充满了信心。也就是说，只要对皇帝一人负责，我的官就能越当越大；只要讨得天子一人欢心，这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干的！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春，北京城上空忽然连续多日出现绚丽的云彩，我当即禀报天子，称其为“景云”，乃是不可多得的祥瑞，并奏请天子举办典礼、接受百官朝贺。盛大的典礼结束之后，我又拿出看家本领，毕恭毕敬地撰写了一篇《庆云赋》和一篇《大礼告成颂》进呈天子。这两篇赋文辞藻华丽、文风优美，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天子龙颜大悦，下诏将这两篇赋文交付史官。

这一年，天子南巡，命我陪驾，一路上给我的赏赐异常优渥，根本不亚于阁臣。我知道自己已经取得了天子的欢心，再往前迈一小步，我就能实现儿时的梦想——进入内阁了。

但是有个人一直挡在我前面，明里暗里地阻挠我入阁。

他就是夏言。

虽然夏言曾经是我仕途上的贵人，可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颗拦路石。所以，我必须毫不犹豫地把他除掉。

而此刻的夏言也已经意识到：今日的严嵩再也不是当年跪在他家门口低三下四求他赴宴的那个严嵩了。我在天子面前迅速蹿红，已经对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夏言频频授意手下的谏官对我发起弹劾。

可耿介孤傲的夏言从来没有发现我谦恭柔顺的外表下所隐藏的力量。

那是一种以柔克刚的力量。

夏言绝对想不到，这种力量不但很快就会把他扳倒，而且还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让每一个反对严嵩的人都死无葬身之地。

因为我在天子心目中的地位早已超过了他，所以他越是攻击我，我就在天子面前越发表现得谦恭柔顺，天子就愈加宠幸我。如此一来，夏言非但奈何我不得，反而把他自身的地位搞得岌岌可危。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夏天，一个偶然事件让我和夏言最终决出了胜负。

众所周知，嘉靖皇帝朱厚熜极度崇信道教，不久前他就摘掉了本朝历任天子所戴的“翼善冠”，改戴道教的“香叶冠”，到了这一年夏天，他又突发奇想，命人制作了“沉水香冠”五顶，自己戴一顶，其他四顶分送我和夏言等人。夏言一向自命清高，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一口回绝了皇帝，说：“此非人臣法服，不敢当！”把天子气得七窍生烟。

而轮到我上殿入对的日子，我特意戴上天子所赐的道冠，并且在外面罩上一层薄纱，以示尊重和珍惜。天子一见，顿时心花怒放，留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我一见时机成熟，便向天子诉苦，把夏言如何排挤我的事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

看着天子越来越黑的脸色，我料定夏言这回在劫难逃。

第二天，天子果然颁下一道诏书，罢免了夏言的阁臣之职；同时，那些依附夏言的科、道谏官也纷纷被调职、贬谪或罢黜，总共有七十三人被逐出了朝廷。

同年八月，我取代夏言继任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仍掌礼部事。

这一年我六十三岁。

在世人眼中，这或许已经是告老还乡的年龄。可对我来说，生命中的“黄金之门”才刚刚开启。

三

入阁为相的这年秋天，我年逾六旬的生命仿佛枯木逢春一样忽然绽放出巨大的生机。我目光矍铄、脸色红润、步履轻盈、浑身上下充满活力，仿佛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我不但每天早出晚归地在西苑朝房当值，从不休假归沐，而且还不遗余力地为嘉靖皇帝撰写青词。

所谓“青词”，即天子斋醮祭祀时呈奏上天的一种祷文，由于要用朱墨写在一种特制的青藤纸上，故有此名。青词必须用骈文的形式撰写，要求对仗工整、辞藻华丽，而且又必须把握道家宗旨，准确传达天子心声，所以没有相当高的文学造诣者不能胜任。在我之前，只有夏言所撰能满足皇帝的要求，夏言被罢黜之后，我严嵩就成了天子眼中独一无二的青词高手。

随着一篇篇文采风流惊才绝艳的青词像一只只乘风而去的仙鹤一样从人间抵达天庭，我在天子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而一帮同情夏言的谏官们也越发对我恨之入骨。他们很快又上疏弹劾，说我和儿子严世藩“同恶相济”、收受贿赂，而且“动以千百计”。我知道此刻的天子朱厚熜已经离不开我了，所以故意上表请求致仕，天子赶紧下诏慰勉。此外为了表示对我的器重和垂青，天子还御笔亲书，赐给我一块“忠勤敏达”的银印，同时更赐大量的墨宝和匾额，很快便挂满了我的府邸。诸如正堂上高悬一匾，上书“忠弼”两个大字；藏书楼则挂着“琼翰流辉”；内堂上则书“延恩堂”；等等。可谓极尽荣宠，一时无匹。

这年冬天，给事中童汉臣和御史谢瑜等一帮不识时务的言官又向我发起攻击，我照例不争辩，还是上表请辞。天子再度劝慰挽留，随即找了个借口把童汉臣和谢瑜贬出了朝廷。

我虽然已经入阁，且已成为天子跟前的红人，但班位仍在首辅翟銮之下，所以我入阁后便与翟銮展开了明争暗斗，并逐渐将其架空。其后百官奏事皆要准备两份奏章，一份正本，一份副本。须先呈上副本，由我审阅通过后，才能按正常程序呈上正本。翟銮对此愤愤不平，遂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四月授意给事中周怡，上疏对我大肆攻击，说我窃弄权柄、专擅威福、卖官鬻爵等。

我不禁苦笑。

我笑这些人太不自量，而且整人的手段也太过拙劣和陈旧。明知道上疏弹劾根本奈何不了我，也知道天子对我的贪墨之事从来不以为意，还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他们怎么就不会想一招新鲜的呢？这么做何异于蚍蜉撼树，不，何异于飞蛾扑火呢？

奏疏呈上没几天，周怡这只“小飞蛾”就被我扔进了监狱。

这一年科考，翟銮的两个儿子同登进士第。这件科场盛事立刻在朝野上下传为美谈。我看见翟銮的脸上终日笑逐颜开。

看他笑得那么开心，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他笑了。

而且似乎笑得比他更开心！

不过你们可别误会。我这可不是在替他们高兴，而是在为我自己高兴。

因为我终于等到了一个整垮翟銮的机会。

就在翟銮的两个儿子金榜题名数日之后，翟府上下还沉浸在一片喜庆中的时候，一道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圣旨就突然降临了——翟銮被削去官职，贬为庶民；其二子翟汝俭、翟汝孝一并削去功名。

跪地接旨的那一刻，翟銮犹如五雷轰顶。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也根本不知道我到底用什么手段一下就把他收拾了。

其实我的手段很简单。

朝廷张榜后，我立即授意手下谏官上疏天子，提请天子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当朝首辅的两位公子同榜登科，这意味着什么？

我的结论是——这意味着科场舞弊。也就是说，这件所谓的科场盛事不过是主考官为了讨好翟銮而暗箱操作的结果！

天子勃然大怒，不待细查就颁下了那道圣旨。

堂堂当朝首辅翟銮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丢了官，然后以一个平民的身份黯然踏上了返乡之路。

不知道他会不会在一路上苦苦思考他落败的原因，不知道他会不会从这次失败的教训中领悟到一些整人的技巧！

不过就算他领悟了也没用。

因为他再也没机会跟我过招了。

翟銮一走，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首辅。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八月，吏部尚书许赞和礼部尚书张璧入阁，可只不过是挂个虚名，内阁的票拟批答之权全在我一人手里。许赞对此颇有微词，对天子发牢骚说：“嵩老成练达，可以独相，无烦臣伴食。”我连忙一边向天子告白“臣子比肩事主，当协恭同心，不宜有此嫌异”，一边加紧排挤许赞。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十一月，许赞终于以老病为由被逐出了朝廷。结局和翟銮一样——削职为民。不久后另一个阁臣张璧也郁郁而终。我旋即被擢为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

就在我得意扬扬地认为自己从此就能在帝国政坛上一人独大、一手遮天的时候，一个我最不想看见的人却又悄悄回到了内阁，并且被加了少师之衔，班位一下就在我之上。

他就是夏言。

这可真叫冤家路窄！

看来天子朱厚熜要比我想象的聪明得多——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只会斋醮祈福、纵情声色的皇帝！

无论是在斋醮仪式上双目微闭喃喃自语的时候，还是在后宫的温柔乡里缠绵悱恻、流连忘返的时候，事实上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朝堂。所以这一年冬天，当阁臣许赞再次被我淘汰出局后，朱厚熜便断然起用夏言，目的就是对我进行制衡，防止我独霸朝纲。

夏言一复出，便将依附于我的朝臣尽数驱逐，并且总揽政务，一切批答全出己意，完全把我晾在了一边。同时天子似乎也开始有意疏远我了。

我知道，夏言接下来还有更狠的招数。

果不其然，很快我就得到消息：夏言已经掌握了我的儿子尚宝司少卿严世藩贪污受贿的确切证据，随时有可能在天子面前一状把我们父子告倒。虽然天子在这方面一直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同往日，而且是由夏言亲自出面指控，再加上证据确凿，天子很可能不会再保我。

怎么办？

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容不得我再多作迟疑了。

我决定立刻采取行动。

那一天我叫上儿子严世藩，让他跟我走一趟。世藩战战兢兢地问我要去哪里，我说：“夏府。”世藩问：“干什么？”我说：“谢罪！”

世藩站在原地愣了很久，直到看我头也不回地走远了，才硬着头皮追了上来。

生死关头，我只能再次采用当年的那个办法——在夏言面前低头下跪。

我别无选择。

也许你们和严世藩的想法一样，都认为这是个下下策。

也许你们会认为夏言无论如何不可能再被我表面的谦恭柔顺所迷惑，不可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可你们错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夏言的确再度被我感动了，从而打消了告御状的念头，并且几年后最终死在了我的手上。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夏言是如何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

那天我们父子来到夏府时，迎面就吃了个闭门羹。夏府的司阍（看门人）用一种不屑一顾的口吻下达了逐客令：“少师身体不适，不便见客。”

我笑着对门人说：“烦请再为通报，我父子专为探病而来，并无他事。”说话的时候，我已经从袖中摸出了一锭银子。司阍立刻两眼放光，并且笑得比我更加灿烂，嘴里却说：“严相有命，不敢不遵，但恐主人诘责，奈何？”我说：“我去见少师自有话说，请放心，包管与你无涉。”司阍揣下银子，随即一路领着我们走向书房。夏言远远瞥见我们，慌忙避入内室，躺在榻上，蹙眉抚胸做不适状。我拉着严世藩的手径直走到夏言榻前，低声问：“少师贵体欠安吗？”夏言闭着眼睛装作没听见。

我连问数声，他才半眯着眼问来人是谁。我说：“在下严嵩。”夏言这才睁眼，佯装惊讶地说：“是室狭陋，奈何亵慢严相！”说着就作势要坐起，我连忙按住他，说：“嵩与少师同乡，素蒙汲引，感德不浅，即使命嵩执鞭，亦所甘心，少师尚视嵩作外人吗？请少师不必劳动，只管安睡。”

夏言也不客气，依旧躺下，说：“老朽多病，才令家人挡驾，可恨家人失礼，无端简慢严相，老朽甚感难以为情啊！”

“嵩闻少师欠安，不遑奉命，急欲入候，少师责我便是，休责贵府家人。但少师昨尚康健，今乃违和，莫非偶感风寒吗？”我用一种关切的眼神看着夏言说。

夏言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忽然长叹一声，说：“元气已虚，又遇群邪，群邪一日不去，元气一日不复，我正拟下药攻邪啊！”说完斜斜地瞥了我一眼，嘴角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讪笑。

终于摊牌了！

我心头一震，立刻抓住世藩的手扑通一声双双跪地。夏言故作惊愕，忙说：“这……这是为何？快快请起！”

我知道，该是我使出撒手锏的时候了。

我一声不响，两行清亮的老泪夺眶而出。世藩也赶紧跟着我呜呜地哭了起来。气氛骤然变得无比伤感。夏言再三请起，可我执意不从，趴在地上说：“少师若肯恕罪，我父子方可起来，否则必长跪此地！”

夏言明知故问地说：“严相何罪之有？”我连忙道明来意，世藩也不住磕头哀求，痛悔其过。夏言朗声大笑，说：“此事定是误传了，我并无参劾之意，请贤桥梓尽管放心！”那一刻我偷偷瞄了夏言一眼。就是那一眼，让压在我心头的千钧之石瞬间落地。

我知道，我已经点到夏言的死穴了。

孤傲清高之人，最不怕别人来硬的，但最怕别人认错服软。此外，这种人很容易高估自己、低估别人，也很容易陶醉于眼前的胜利、忽视潜在的危险。

这一切共同构成了夏言身上的致命弱点。

就在夏言那志得意满的笑声响起之时，我就知道我们父子已经逃过一劫了。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又对夏言说：“少师不可欺人。”

夏言大声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尽管放心起来，不要折煞我罢！”

我们父子称谢而起，又略微叙谈后，方才告辞而出。夏言只说了“恕送”二字，仍旧卧于榻上。走出夏府的那一刻，我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这一劫总算是有惊无险地躲过去了。但是夏言不除，我们父子势必永无宁日。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我在心里对夏言说。

四

一向自负的夏言一旦重掌大权，其盛气凌人之状便表露无遗，与一贯表现得谦恭柔顺的我恰成鲜明对照。我决定好好利用这一点，重新拾回天子对我的宠幸。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亦即夏言和我共同执掌内阁的这一年，经常有天子左右的侍从太监来到我们当值的西苑，名义上是奉旨前来慰勉，实际上是在窥探和监视我们。

我觉得这是我尽情表现的绝佳机会，可是夏言不这么认为。桀骜不驯的夏言打心眼里瞧不起天子身边的这些奴才，所以总是在他们面前摆出一副臭架子，经常不给他们好脸色看，甚至干脆置之不理。而我则和夏言恰恰相反。每当这些宦官来到我当值的朝房，我总是热情洋溢地握着他们的手，毕恭毕敬地请他们入座，将其奉为上宾，并悄悄把一些黄白之物塞入他们袖中。

除了大白天公开命太监来查探之外，天子还时常让他们在夜里到我们值宿的地方窥伺。夏言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太监每次来都会看到他呼呼大睡。而我则对此心知肚明，每当轮到我入朝值宿，我总是在夜阑人静时仍然孜孜不倦地秉烛撰文。所撰之文不是别的，正是青词草稿。

可想而知，这些太监回去禀报天子的时候，对我们二者的评价会是怎样的天壤之别。

夏言回朝后，天子斋醮所需的青词就由我们二人同时撰写。

很显然，这对我们来讲无异于一场生死攸关的PK。谁在这场青词大赛中落败，谁就会失去天子的宠幸，失去手中的权力，并最终失去一切。

而让我不住窃喜的是——夏言照旧没把它当回事。

夏言虽然比我年轻两岁，可这一年也已经六十五了，文思早已不如当年敏捷；加之要独掌内阁大权，整天被繁忙的政务搞得焦头烂额，所以每次所撰的青词都是硬着头皮敷衍了事，甚至经常叫手下人捉刀代笔。而我虽然也已年迈，但我对待青词的态度比他端正得多，再加上我的儿子严世藩也是出手不凡的笔杆子，所以在我的把关和润色之下，我们父子所撰的青词每每能博得天子欢心。据我在宫中的眼线透露，嘉靖皇帝对夏言所进的青词极度不满，每每弃掷于地，而对我所撰的青词，天子几乎篇篇爱不释手，甚至每字每句都赞不绝口。

重获天子宠幸之后，我儿子世藩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愈加肆无忌惮地大行贪墨之事，对此我深感忧虑。虽说我本人也并不认为当官的人就必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正所谓“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个道理我懂，可问题是凡事总要有个度，不能过于明目张胆、贪得无厌。所以我屡屡劝诫儿子，让他收敛一点。没想到世藩却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我忍无可忍，觉得这么下去迟早有一天会给家族带来灭门之灾，遂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七月上疏天子，要求将世藩罢官，遣返原籍。

可谁也没有料到，奏疏呈上之后，天子不但没有罢免世藩，反而将他擢为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宝司事。

有了天子撑腰，世藩从此更是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对此我也只能苦笑。

摊上这样一个宝贝儿子和这样一个宝贝天子，我还能怎么办呢？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我和夏言的这场巅峰对决终于尘埃落定。

夏言最终的失败源于“河套之议”。

所谓“河套”，指的是黄河的“几”字形凸出部及其周边流域。这个地区具有较好的自然条件，历代均以水草丰美著称，故民谚有云：“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然而自从孝宗时代起，河套地区便被鞑靼（后元）的中兴之主巴图蒙克（自称“大元可汗”，《明史》称“达延汗”）及其子孙所占据，到了嘉靖一朝，达延汗老死，他的两个孙子吉囊和俺答兄弟盘踞河套内外，连年入寇，成为本朝一大边患。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吉囊病死，所部尽归俺答。此后，俺答更是年年进犯，大明百姓饱受**，戍边将士大多战死。

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时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兵部侍郎曾铣提出了收复河套之议。奏疏呈上，嘉靖皇帝命兵部复议。兵部认为明军主动出击的时机并不成熟。我的意见也与兵部一致。但是，当时主政的夏言却赞成曾铣之议，力主出兵收复河套。最后天子支持夏、曾之议，让兵部发银三十万两，命曾铣“修边饷兵，便宜调度”。

曾铣得到天子和朝廷的支持，开始募集士卒，修筑堡垒，并瞅准时机督兵出塞，对鞑靼的游部实施了一次突击，斩首数十人，缴获牛马骆驼九百余、兵仗器械八百余件，旋即上表向朝廷奏捷。天子大喜，当即论功行赏。曾铣大为振奋，很快便会同陕西、延绥、宁夏三省巡抚及三镇总兵再次呈上“复套方略”十八项。兵部尚书王义旗等人也见风使舵，转而支持复套之议。

然而，在我看来，夏、曾等人和天子都有些盲目乐观了。这次小小的胜利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实在不足以作为收复河套的坚实理由。以当时明军的战斗力而言，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况且鞑靼之患由来已久，规复河套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其时朝廷的边策应该要“戒急用忍”，边镇守军的当务之急也应是练兵筑垒、巩固边防，断不可贪功冒进、轻启战端。其实，当时很多朝臣和边帅都和我一样持反对意见，尤其是边防经验极为丰富的宣化总督翁万达就认为：绝对不可向鞑靼挑衅，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然，我反对复套也不完全是出于公心。

因为力主复套的人是夏言。倘若河套真的收复，夏言就成了大功臣，他的地位势必无人可以撼动，到时候我严嵩就要一辈子看他的脸色行事，永无出头之日。

所以，无论在公在私，我都不会支持“复套之议”。但是他们有嘉靖皇帝撑腰，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就在曾铣秣马厉兵、积极备战之际，亦即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十一月的某个深夜，皇宫大内突然发生了一场重大火灾——坤宁宫被夷为平地，方皇后葬身火海。

这场火灾的后果极为严重，整个情形也相当诡异，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这是某种意义上的天谴。但是少数了解内情的人、包括我严嵩在内，都知道这不是一场偶然降临的天灾，而是一场早有预谋的人祸。

准确地说——是有人故意纵火，谋杀了方皇后。

其实，幕后黑手不是别人，正是嘉靖皇帝朱厚熜！

因为在火灾发生时，天子朱厚熜的表现极为反常，令人疑窦丛生。坤宁宫刚刚起火的时候，天子正在坤宁宫左侧的永寿宫里，当时宫监们都急着要去救火，可天子却慢条斯理地说：“让它烧吧，烧掉了朕再盖一座新的。”众人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坤宁宫化为一片焦土，而可怜的方皇后就这样被活活烧死，天子却自始至终不发一言。

这是后世史家判定朱厚熜为纵火主谋的证据之一。至于天子的动机，则要追溯到五年前那起震惊内外的“壬寅宫变”。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即农历壬寅年十月的一个夜晚，天子朱厚熜夜宿宠妃曹氏（端妃）的宫中。趁皇帝熟睡之际，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多名宫女忽然用绳子勒住了皇帝的脖子。可由于宫女们紧张过度，仓促间把绳子打成了死结，无法勒紧。皇帝昏死过去之后，其中一名宫女又悔又怕，偷偷溜出去报告了方皇后。方皇后随即命人将十几名宫女悉数逮捕，严刑拷打后很快查出了事变的主谋宁嫔王氏。王氏对此供认不讳，但出于对端妃的嫉妒，遂诬指端妃为弑逆同谋。

事变发生后，嘉靖皇帝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宫中事务皆由方皇后做主。方皇后对端妃的受宠本已怀恨在心，加上王氏的指控，遂下令将端妃、王宁嫔、杨金英等二十余人全部处以凌迟之刑。据说临刑那天，端妃苦苦喊冤，其声凄厉。王宁嫔盯着她冷冷地说：“当初你在皇帝面前凌辱我，今天你也得了报应。我总算出了口气，让你不得好死！”

一个月后，嘉靖皇帝醒来，才知道他最宠爱的端妃已经被诬至死，而且听说了她临死前的种种惨状。天子伤心欲绝，知道这是方皇后出于嫉妒而下的毒手，故对其恨之入骨。但方皇后有救驾之功，所以天子表面上还是对她敬重有加，封其父为平安伯，暗地里则一直想替端妃报仇，置方皇后于死地。可几年来方皇后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过失，嘉靖皇帝抓不住把柄，也就没有办法光明正大地废黜或除掉她。最后天子不得不出此下策，在嘉靖二十六年的冬夜自编自导了失火的一幕。

可想而知，天子朱厚熜最希望人们把这场火灾解读成“天谴”，这样才能掩盖整个事件的真相。所以他在事变后故意表现出了极大的戒惧，不但赦免了一批政治犯，而且诏命臣工直言朝政。

对我来讲，这无异于天赐良机。

我顺水推舟地把这场“天灾”的原因推到了夏言和曾铣的头上。我上疏说：“灾异原因，实由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而夏言与曾铣互为表里，淆乱国事，亦同加罪惩处。”与此同时，我又授意那些依附我的朝臣纷纷上疏归咎于夏、曾。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要掩人耳目的天子自然是把“规复河套”抛到了九霄云外，于是即刻下谕推翻前议。他说：“逐贼河套，果真师出有名否？纵使兵饷粮草有余，成功可必否？一曾铣原不足惜，倘或兵连祸结、涂炭生灵，试问何人负责？”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正月，夏言被罢免。稍后，曾铣被捕，兵部尚书王义旗被逐出朝廷，所有支持复套的官员全部遭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为了把夏、曾二人彻底置于死地，我又找到了原镇守甘肃的咸宁侯仇鸾，让他出面指控曾铣克扣兵饷、行贿夏言等罪状。仇鸾一直是我的心腹，不久前因贪渎之罪被曾铣弹劾下狱，对曾铣恨之入骨，所以对曾铣发出指控。同时，我又授意刑部侍郎詹瀚、左都御史屠侨、锦衣卫都督陆炳等一干心腹出面证实夏言受贿之事。

三月，曾铣依照“交结近侍”律被斩于西市，妻儿皆流放边地。

曾铣既死，夏言就在劫难逃了。刑部尚书喻茂坚同情夏言，奏请为他酌情减罪。天子愤然道：“他早就该死了！朕赐他香叶冠，他居然不奉旨，可谓目无君上，亵慢神明。今日又有此罪，如何饶恕？！”就在这节骨眼上，俺答又率军入寇居庸关，我紧紧抓住这个时机，上奏天子，称皆因夏言主张复套，才导致俺答入寇，实属罪不可赦。

这一年十月，夏言被斩于西市；其妻张氏流放广西，子孙多人皆罢官削籍。

两年前，当我和儿子严世藩一同在他面前卑躬屈膝、痛哭流涕的时候，夏言绝对想不到会有今天。

一世清高的夏言终于为自己的清高付出了代价——惨重的代价。

夏言一死，内阁大权尽归我手。虽说不久后便有南京吏部尚书张治与国子祭酒李本相继入阁，但此二人的资历和声望都甚为浅薄，在我面前也只有唯唯诺诺而已。

从此，我真正成了大明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而且一直把这个巨大的权势保持了十余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