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靖康二年三月，金人终于图穷匕见，决意颠覆赵宋王朝。

最后的那几天里，金人一边在城中大肆劫掠，一边授意翰林承旨吴幵、留守王时雍等人集合百官推立张邦昌为帝。劫后余生的文武百官个个面无人色，一声也不敢吭。王时雍遂拟就一道议状，强令百官签署。张叔夜、孙傅等人拒不署名，立刻被押往金营。前宰相唐恪被迫签名之后，含恨自尽。

最后议状递到了我的手上。

我把目光落在赵宋王朝这一纸脆薄而沉重的死亡判决书上。我看了很久，始终没有接过王时雍手上的那管狼毫。

最后我抬头瞥了一眼王时雍那张表情复杂的脸，蓦然转身离去。

我手下的御史们纷纷跟在我身后，走进了御史台。

众人坐定之后，我许久不发一言。

监察御史马伸最终打破了沉默。他说：“吾曹职为诤臣，岂容坐视、不吐一词？！当共入议状，乞存赵氏！”

众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我身上。

此时此刻，我的内心仿佛塞了一团杂草，又仿佛空无一物。

这场空前未有的剧变已经剥夺了我的思考力。可我的直觉告诉我，在这个大宋王朝的历史转捩点上，我既不能当李若水，也不能当王时雍。

一腔忠义的李若水，除了逞一时口舌之快，留下一个忠肝义胆的烈士之名外，对时局可有一丝一毫的助益？！

没有。

为虎作伥的王时雍，国难当头之际却甘当金人的奴才和帮凶，把屠刀架在自己的同僚和同胞身上，这种人非但为国人所不齿，而且一旦失去利用价值，最终也会被金人兔死狗烹。我能当这样的人吗？！

不能。

所以，我必须走第三条道路，发出我秦桧自己的声音。就在所有御史台官员的期许和注目下，我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封致金人和国人的公开信：

桧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尽死以辨！非特忠于主也，且明两国之利害尔。赵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余载。顷缘奸臣败盟，结怨邻国，谋臣失计，误主丧师，遂致生灵被祸，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军前。两元帅既允其议，布闻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两河地，恭为臣子。今乃变易前议，人臣安忍畏死不论哉？！

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德泽加于百姓，前古未有。虽兴亡之命在天有数，焉可以一城决废立哉？昔西汉绝于新室，光武以兴；东汉绝于曹氏，刘备帝蜀；唐为朱温篡夺，李克用犹推其世序而继之。盖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

张邦昌在上皇时，附会权幸，共为蠹国之政。社稷倾危，生民涂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雠，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杰必共起而诛之，终不足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

此信一出，大宋臣民立刻称颂我为“赵宋忠臣”。

就是这封信，连同以前坚持主战的言行，最终为我博得了美好的声誉和必要的政治资本，使我日后从金国回到南宋时一下子就有了坚实的政治根基。

可我心里很清楚，我在这封信中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绝非出于什么君臣大义，而是出于我现在所秉承的务实而稳健的处世原则。换句话说，我只是向天下人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赵宋的都城虽丧，但是民心未亡。在此情况下，金人无论指定谁来组建傀儡政权势必都不能长久，到头来根本得不到任何利益。所以，与其扶持一个毫无根基的小朝廷来刺激抗金的情绪和行动，还不如仍然保留一个臣服于金的赵宋王朝，这样反而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我实际上向金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在金与宋之间，并非只有你死我亡这一种选择。也就是说，双方完全可以在适当妥协的基础上取得一种微妙的利益均衡。

日后我在想，金人正是从这封非同寻常的公开信中，看出了我与宋廷衮衮诸公的区别。正是这封信让他们逐渐意识到，也许在对宋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上，这个叫秦桧的人能帮他们开辟一条崭新的途径，从而寻求一系列务实稳健而又切实可行的新政策。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封信既为我自己最终成为“赵宋忠臣”画下了完美句号，也促使金人为我铺设一条无间道提供了理论蓝图。

它就像是一座里程碑。

当然，你们也可以称其为耻辱柱。

但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后来慢慢发生的。

当金人的前方二帅乍一看见这封信时，他们是不可能去想那么多的。他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我当成抗金派，不由分说地抓进了金营。

于是，继钦、徽二宗，所有宗室成员和一帮大臣之后，我也成了金人的阶下之囚。说实话，直到我枷锁披身、被金人掳掠着一路北上的那些日子里，我才真正体验到了一个亡国奴的痛苦、耻辱和辛酸。

如果说汴京陷落、家国覆灭留给我的只是凄楚的记忆，那么离乡去国、任人宰割的囚徒生涯就是我这一生中最为可怕的梦魇。

我对自己说——秦桧，你必须找到一条逃离梦魇的道路！你的一生不能就这么完了！

所以，无论当我日后走上无间道有多少复杂的动因，但是求生本能肯定是其中最不可忽略的一条——因为在那样的时刻，无间道就是我生命的出口，是我逃离绝望的唯一道路。

九

靖康二年三月底到四月初，我们这些被俘的赵宋君臣、宗室后妃，连同宦官宫女、倡优工匠等不下十万人，先后分成七批被押解北上。一路上遭受的凌辱折磨一言难尽。很多人死在了半道上，其中就有饿死的燕王赵俣、绝食而死的将军张叔夜，以及投水自尽的钦宗皇后朱氏。我随钦、徽二宗先是被押到燕京（今北京）、后又迁徙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并于第二年八月被迁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金太宗把徽宗封为昏德侯，把钦宗封为重昏侯，以此羞辱赵宋皇帝。

那些日子里，我们与故国音讯阻隔，根本不知道傀儡张邦昌只当了三十三天皇帝就迫于朝野压力自动下台了，而康王赵构也已于靖康二年的五月初一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并改元建炎。直到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徽宗从一张包茴香的黄纸上看见了“建炎”的南宋年号，才知道自己的第九子赵构已经成了新的大宋天子。徽宗悲喜交加、激动不已。他不但相信儿子赵构能够重整大宋河山，也相信自己最终能够回归故国。

因为“茴香”就是“回乡”，他觉得这是天意。

可是，这个天意到头来也只是徽宗的美妙幻想。

因为我们的高宗皇帝赵构自从登上宝座后，唯一盘算的就是如何与金人妥协议和从而保住自己的天子富贵，而不是光复河山、迎回父亲和兄长。

可对徽宗来说，大宋国祚的延续无疑为绝境中的他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以为大宋已经有了和金国重新谈判的筹码，遂草拟了一份新的和约，并命我加以修改润饰。

那一刻，我蓦然看见有一道微光从我那幽暗无望的囚徒生涯中闪过。

就是这道微光照亮了我生命的出口。

我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在徽宗原意的基础上，对和约大加修改和润饰。于是在最终的定稿中便出现了一个事关宋金两国关系的全新提法——南自南，北自北。

这个提法所传达出的与众不同的立场和理念立即引起了金国高层的兴趣和关注。

完颜宗翰看完之后，结合当初的那封公开信，终于意识到这个秦桧绝非庸才。他预感到在未来的两国博弈中，这个秦桧很可能会派上大用场。宗翰立即召见了我，大表赏识之后，赐我钱万贯、绢万匹，并引荐我觐见了金太宗。

金太宗也对我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青睐。一番客套和勖勉之后，又把我介绍给他的弟弟完颜昌，让我在他的帐下供职。我知道，这是金国皇帝要对我进行观察和考验，以备必要之时委以大任。所以我拿出了比当初在宋廷时更为巨大的热情和敬业精神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似乎要到好些日子之后，我才会在夜半梦醒的时候突然间心惊不已、汗流满面。

至今我犹然记得那些夜晚，我蓦然翻身坐起，长久地凝视着床前那一地惨白的月光，恍惚不知自己是谁、此地何乡、今夕何夕？

我不停地问自己——我怎么突然就走到了这一步？

一种典型的背叛家国的行径为何竟被我自己解读成了“新的工作岗位”？

从一个“赵宋忠臣”到一个金国鹰犬的角色转变，为何会如此不着痕迹、轻松自如？

这一切为什么发生得如此自然，以致连我自己都毫无察觉？

想象中的那些彷徨、犹豫、痛苦、挣扎、焦灼不安、自我分裂为什么居然都没有发生？！

我为自己的悄然蜕变而悚然心惊，并且百思不得其解。

终于有那么一天，仿佛是电光石火的一刹那，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早就发生了！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自己的了解事实上远远滞后于我对自己的颠覆。

也许就在完颜宗望第一次兵临汴京城下，而我一边看着首鼠两端的钦宗皇帝一边心寒不已的时候，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

或者稍晚一点，随着忠臣李纲一次次遭到掣肘、排挤和陷害，而我对时局的勘破也日渐透彻的时候？

抑或再晚一点，当汴京在金人的**下变成一座地狱，而我则痛切地发现世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比和平更为宝贵的时候？

还是一直到我成为金人的俘虏，失去了一个人最起码的自由与尊严，我只好告诉自己要不惜代价自我拯救的时候？

……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既然世界早已不是当初的世界，那我当然也早已不是原来的我。

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十二月开始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之间，金人对南宋发动了全面战争，试图趁赵构即位之初、立足未稳而一举将南宋吞并。金军数度大举出征，长驱南下。兵锋所及之处，北自黄河南至江淮、东起齐鲁西至陕西的南宋大片国土纷纷沦陷。金人甚至一度深入江西、浙江等地。高宗赵构在金兵的追击下一路仓皇南逃，先后从扬州逃到镇江、江宁（今江苏南京）、杭州、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鄞县），最后又东逃入海。金国四太子完颜宗弼以锐不可当之势在其后穷追不舍，甚至以舟师入海追击了三百里。但是宗弼孤军深入，而且暑热将至，终究不敢恋战，遂于建炎四年三月撤军北还。

与此同时，进攻中原的其他各路金兵虽然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但是也遭到以宗泽、韩世忠、岳飞等将领为首的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金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不但其强大的攻势不能持久，而且无法在其所占领的城邑长期立足。金廷很快便发现，这广袤的占领区和众多城邑逐渐变成了他们的负担。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收获的利益却根本达不到他们的预期。金人终于意识到，要单纯依靠战争手段在短期内灭亡南宋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们不得不谋求新的对宋战略。

首先他们再度采用了“以汉制汉”的策略，就跟当初扶持张邦昌建立“大楚”政权一样，于建炎四年九月扶立原宋朝济南知府刘豫在河北大名府重建了一个傀儡政权“大齐”，以此统御山东、中原和陕西等地，消灭两河一带的抗金力量，并进而威胁南宋。

走完了这一步，金人接下来要实施的，就是“以和议佐攻战”的对宋新战略。

而我秦桧则当之无愧地成了他们这一战略的最佳执行人。

于是，自靖康二年到建炎四年，从大宋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三年多的我——就在这微妙的历史时刻重新粉墨登场了。

建炎四年夏，我以军事参谋兼随军转运使的身份随同完颜昌南下围攻楚州（今江苏淮安）。这一次南下，我已经肩负了一项特殊而重大的秘密使命。

换句话说，从跟随完颜昌的大军开出上京的这一刻起，我便正式走上了一条从金国朝廷直通南宋朝廷的无间道。

金国高层决意将我作为一枚钉子，悄悄钉在南宋王朝的心脏上。

我的使命便是利用此次随军南下的机会，以一个掩人耳目的办法脱身，然后潜回宋廷，并尽可能打入南宋的权力中枢，最终全力以赴配合金国“以和议佐攻战”的新战略。

当然，我并不完全是金人手中的提线木偶。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使命，固然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是这项使命与我“南自南，北自北”的想法完全一致。所谓“南自南，北自北”，顾名思义，就是南方归于南宋，北方归于金国。也就是南宋承认中原地区业已沦陷的既成事实，以退守半壁江山为代价，换取宝贵的和平与休养生息的机会；而金国则放弃以武力征服南宋的企图，换取宋廷向其纳贡称臣的实惠和利益。

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南宋还是要尽可能通过外交手段收回中原的失地。

我这个南北分治的主张之所以能成为此后宋金两国和议的理论基础，而且成了日后我与高宗默契于心的一贯政策，正是因为它符合各方的利益。我不敢夸口说宋金两国从此便能“化干戈为玉帛”，但最起码，未来的南宋因此而获得了二十余年的短暂和平。

当然，我并不能因此否认我变节投敌的事实。

十

建炎四年九月底，完颜昌攻破了楚州。

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我携家眷和手下，带上金银细软，按照预定计划“悄悄”摆脱了金人，“夺取”了一条船，从水路出发急速向南而行。

十月初二，我们的船出现在距楚州六十余里的南宋涟水军驻地孙村。宋军水兵发现了来历不明的五男二女。那就是我和妻子王氏、一仆一婢，还有一直跟随我的两个老部下翁顺和高益恭，另外一个就是船夫孙静。

我向他们表明了身份。我说我就是前御史中丞秦桧，自汴京陷落后为金人所掳，此番被迫随金军南下，趁乱杀了看守而逃亡归来。水军都是当地乡民，根本不知道秦桧是谁。他们满腹狐疑，只好把我们一行人带到水寨统制丁禩的帐下。这丁禩也对我们疑心重重，他的部下刘靖甚至觊觎我随身携带的财物，想杀了我。所幸丁禩的幕僚王安道和冯安义了解我过去的身份，因而力保。丁禩思前想后，最后决定由王、冯二人陪同我前往越州的天子行在，由朝廷定夺。

一个从绝境中走出来的人，还有什么是不能面对的？

建炎四年十一月初五，我们由海道顺利抵达其时已升格为“绍兴府”的越州。我向朝廷重述了我的逃亡经过。

不出所料，相当一部分朝臣对此颇为怀疑。

他们的理由是一、当初与秦桧一同被俘的大臣还有何栗、孙傅、司马仆等人，为何只有他一人脱身？二、从燕京至楚州长达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一路上岂无盘问之人？秦桧如何能轻易杀掉看守而从容脱逃？三、就算如秦桧自己所言，他是被迫充任随军转运使的伪职才得以南下，但是金人若无纵归之意，必将其家属扣为人质，岂能容他偕家同归？四、若秦桧等人是趁乱南逃，那么仓促之间，怎么可能从容携带金银财物？

应该说，朝臣们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若真正追究起来，我也很难自圆其说。

可我仍然信心十足。首先因为我相信，我在靖康年间的主战言行仍然为多数朝臣所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我在城破国亡的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极力坚持保存赵宋，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我的光环和护身符。其次，时任宰相的范宗尹和知枢密院事李回虽然一贯是主和派，但我一直和他们保持着相当友善的关系。关键时刻，我知道他们会替我说话。最后，也是让我胸有成竹的一点就是此时的高宗皇帝需要我。

凭我对钦、徽二宗的了解，我就能对赵构目前的心态了如指掌。

我知道，我们的皇帝赵构现在谈“金”色变，一心只想着议和。他目前急需有一个人来替他铺设一条宋金和议的桥梁。

而这个人就是我。

就像我说的那样，范、李二人非常欢迎我的归来，他们制止了朝臣们对我的猜测和议论，于十一月初六让我到政事堂会见了其他几位当朝大员。经过一番沟通，他们终于打消了疑虑，并且安排我次日觐见天子。

建炎四年十一月初七，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从这一天开始，我前半生所有的困厄、梗阻、曲折、沉浮至此宣告终结，而后半生的仕途辉煌就此开场。

我踌躇满志地来到天子行宫，看见一个时代的大门正为我訇然洞开。

几年不见，当年的康王赵构、此刻的大宋天子仍然是一副清癯白皙的书生之相。连年的颠沛流离和忧愁恐惧显然没有在他脸上刻下多少痕迹。

可我知道，这些东西全刻在他的心上。

短暂的寒暄之后，皇帝赵构立刻直奔主题，问我对时局的看法。

我微笑地迎着天子企盼的目光，说——如欲天下无事，须得南自南、北自北。

我还需要说得更多吗？

不需要。

因为从天子赵构的目光中，我已经读出了一份发自内心的赞赏与共鸣。

第二天皇帝就对宰相说：“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得到了二帝和母后的消息，又得到了一位贤士！”

我早就说过，皇帝需要我。

几天后皇帝就给了我一个“试礼部尚书”的职位。宰相范宗尹本来还有些顾虑，皇帝却非常爽快。除此之外，随我南归的两个部下、送我回朝的涟水军统制丁禩、其幕僚王安道和冯安义等人都被授予了京官，甚至连船夫孙静都被封为“承信郎”。由此可见，皇帝赵构对我的归来是何等地高兴和重视。

我上书请辞，声明自己回来只是为了奏报两宫安好的消息而已，如今心愿已了，再无他求，愿以原职致仕。可皇帝不准。

他当然不会准。

做梦都盼着我这种人的出现，他怎么舍得放我走？

我回到南宋朝廷的三个月后，即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二月，高宗擢升我为参知政事，让我进入了朝廷的权力中枢。对于朝中百官而言，我这个过了气的前朝御史中丞突然蹿得这么高，简直令他们有些匪夷所思。

不过对我来说，这还远远不够。

要实现我的使命，我必须攀上那个最高的职位——宰相。

可范宗尹如果不下来，我就上不去。

我焦急地等待着机会。

这年夏天，范宗尹突然向皇上提出，要检讨徽宗崇宁、大观年间蔡京当国时的滥赏问题。我本来也附和范宗尹。可我很快就发现天子根本无意于去翻这些陈年旧账，对范宗尹的提议显得很不耐烦。我终于知道机会来了，于是转而在天子面前暗示范宗尹已经年老昏聩，实在难以担当宰执之责。天子闻言，亦深有同感。

七月，皇帝果然罢免了范宗尹。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相位空无一人。

我知道，那个位子非我莫属。我当即迫不及待地放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言论。

我逢人便说：“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

听者问我：“何以不言？”

我说：“方今朝廷无相，不可行也。”

绍兴元年八月二十三，天子终于下定决心，拜我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与吕颐浩同时入相。

我如愿以偿地笑了。

可出乎意料的是，这吕颐浩竟然是个强硬角色，而且还倾向于主战，与范宗尹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从我们同登相位的那一天开始，我和他之间的明争暗斗便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仅仅一年之后，我们便决出了胜负。

我断然没有想到——输的竟然是我。

十一

我拜相后立即抛出了“耸动天下”的二策——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具体言之，就是原籍在北地的南渡之人就回到中原地区去，而在北方的南人也应回到原籍。乍一看，这似乎是“南自南、北自北”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没这么简单。因为前者只是一个笼统的纲领，而后者则是具体的执行政策；前者只是消极被动地承认沦陷的现状，而后者则是积极主动地贯彻南北分治的国策。换句话说，南北之人各回原籍之后，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南人北伐、收复河山的意图，也能消除金人南侵的借口，从而消弭战端，确保宋金之间相安无事，最终促成和平的实现。

然而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政策。

事后我反省自己落败的原因，四个字——操之过急。它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我既然反对用军事手段收复失地，那就应利用外交手段去收复。可我刚登相位、立足未稳，宋金局势又还没发展到那一步，我还施展不开手脚。在此情况下抛出这个政策，就会严重打击主战派光复河山的斗志，因此必然招致人们的反对。

其二，我的实力远逊于对手。吕颐浩在朝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而我刚刚回朝根基不稳。所以吕颐浩紧紧抓住我这个不合时宜的政策，对我发起了致命一击。他授意殿中侍御史黄龟年弹劾我专主和议，阻挠和打击宋人光复河山的决心和士气，而且植党擅权；他们甚至在奏书中把我比作王莽和董卓。

其三，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此刻朝堂上绝大多数都是南渡的北人。在中原收复之前，我的政策显然极大地伤害了人们的感情。而头一个被我伤害的就是大宋天子赵构。

当然，我落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天子也跟我一样——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他求和心切，恨不得一天之间就与金人达成永久的和平。可事情又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我需要等待各种条件成熟，才可能启动和议。可天子等不了。

就在将我罢相的前一天，高宗赵构忍不住对直学士綦崈礼说出了心里话：“秦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就是北人，要归往何处？秦桧又言‘为相数月，可耸动天下’，如今究竟哪里耸动了？”

绍兴二年八月二十七，我第一次的宰相生涯以一年零四天而告终。皇帝把我贬为观文殿学士、江州太平观提举。皇帝还让綦崈礼把他说的那些话记录下来，在朝堂上张榜公布，表示永不复用的意思。

可我并不感到沮丧。

因为我知道——我会回来的。

以宋之国力，绝对不可能在对金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而皇帝赵构又随时随刻盼望着坐到议和的谈判桌前——在此情况下，南宋的朝廷和天子怎么离得开我呢？

所以，我在赋闲的那几年里一直显得从容不迫，而且意兴悠然。我一边观望着战局的发展和时局的演变，一边胸有成竹地等待着那一纸复相诏书的到来。

我相信，那一天不会太远。

从建炎年间到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我复相为止，整个天下的战局错综复杂，形势瞬息万变。总共有三个政权和四种军事力量一直处于混战和拉锯状态中。除了宋、金和伪齐这三个政权外，中原地区又民变四起、盗寇蜂拥。南宋军队要同时与女真、刘豫和群盗这三方敌人作战，其艰难情状可想而知。

在其时的中原主战场上，有四位将帅相继成为南宋前线的中流砥柱，他们是岳飞、韩世忠、张浚和刘光世。其中尤以岳飞的战功最为卓著。第一阶段战役，岳飞等人先后平定了李成、张用、孔彦舟、范汝为、曹成、刘忠、杨么等大股盗寇，至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基本上**平了内乱。岳飞等人遂请旨北伐中原、收复失地。自绍兴四年起，赵鼎、张浚入相，二人都是主战派，高宗赵构在朝野的一致影响下遂决意讨伐伪齐，与刘豫和金人展开第二阶段的中原大决战。

绍兴四年十月，韩世忠在大仪（今江苏仪征东北）大破金兵。十二月，完颜昌与完颜宗弼两路大军与韩世忠在泗州（今江苏泗洪东南）一线对峙。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金军却在一个风雪之夜悄然引兵北还。刘豫的两个儿子亦随之仓皇北撤。原来此时的金太宗吴乞买已经病危，所以完颜昌与完颜宗弼都急于回国参与政权交接。次年正月，金太宗卒，由金太祖之孙完颜亶继位，是为金熙宗。此后的金朝发生了一连串的权力斗争，无暇南征。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南宋一边与刘豫对峙于淮水，一边趁此时机积极部署。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夏，岳飞屯兵襄阳，韩世忠屯兵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屯兵盱眙，刘光世屯兵庐州。岳飞自襄阳进兵收复了蔡州（今河南汝南），随后又数战皆捷。高宗赵构在众将陈请下亲临平江（今江苏苏州）以励士气。刘豫惶恐，急向金熙宗求援。而此时金朝的权力格局已非同往日。刘豫本由完颜昌扶立，其后却极力攀附权倾一时的完颜宗翰，完颜昌对此怀恨在心。金熙宗即位后担心宗翰擅权，便与完颜昌、完颜宗磐、完颜宗弼等人联手将他逼死。宗翰一死，刘豫就失去了在金廷的保护伞。所以当金熙宗向时任宰相的完颜昌与完颜宗磐询问是否出兵援助刘豫时，完颜昌极力指责刘豫，毫不掩饰他的厌恶之情，而完颜宗磐也说：“当年之所以册立刘豫，是为了利用他来牵制南宋，我们便能按兵息民，而今他进不能攻、退不能守，反而兵连祸结，已经成了我们的负担，要他又有何用？”

于是金朝决定作壁上观，只派遣完颜宗弼领兵进驻黎阳（今河南浚县西南），做出声援之势，实际上是在观望。刘豫无奈，只好倾巢出动，于绍兴六年十月发兵三十万，分三路进攻宋军。结果三路皆败，伤亡惨重。刘豫再度求援。金主大怒，于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闰十月命完颜昌与完颜宗弼率兵直扑汴京，废黜了刘豫，另于汴京设立行台尚书省，事实上就是取消了伪齐政权，将其降格为金朝辖下的一个行政区。

刘豫一废，岳飞和韩世忠立刻上疏朝廷，请旨北伐、光复中原。

然而，此时此刻我们的高宗皇帝已经再次把目光转向了议和。

因为金廷终于向赵构抛出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橄榄枝。

数年来，高宗赵构从未中断向金国派遣议和使臣，可让他失望不已的是，大多数使臣基本上有去无回，通通被金人扣留。金人偶尔也会放回一两个，并派出一些谈判使节至宋，但是高宗始终犹豫不决。因为金人的议和条件相当苛刻，而南宋军队在战场上也逐渐扭转了劣势，所以朝中反对议和的声音也越来越强，致使和谈一再搁置。

然而这一回不同了。

高宗于绍兴七年三月派出的使臣王伦在这一年十二月带回了一个令他振奋不已的消息——金人愿意奉还梓宫、太后和原属刘豫的河南之地。

所谓“梓宫”，指的是已卒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的徽宗之灵柩，而“太后”便是高宗赵构即位后将其遥尊为“皇太后”的生母韦贤妃。王伦还向高宗转达了完颜昌亲口说的话：“自今以后道路再无壅阻，和议可以平达了！”高宗闻言大喜，说：“若金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

而这个时候，我也早已随着高宗和朝廷议和倾向的重新抬头而成了枢密使。

我相信，随着和谈局势的发展，我很快便能重返相位。

十二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三月，不出我所料，高宗下诏让我再度出任宰相，与赵鼎同列。

五月，金廷的议和使臣乌陵思谋等人来到临安（今浙江杭州）。我在高宗的授意下，对他们礼遇甚隆，并准备从朝臣中选派几位代表随同我与他们进行秘密磋商。我点名让吏部侍郎魏矼参与。魏矼却说：“我过去当御史时就反对议和，而今不能在谈判桌上面对他们。”我问他为什么反对议和，魏矼侃侃而谈，分析了一大通“敌情”给我听，实际上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并没有什么新鲜见解。我忍不住笑着对他说：“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

没想到魏矼硬生生顶了我一句：“在下是担心敌人不以诚待相公啊！”

我笑而不语，随即取消了他的代表资格。

六月，乌陵思谋入朝与我举行了多次磋商，达成了一些初步共识。高宗心中甚喜。可此次和谈遭到了赵鼎、王庶和张九成等多位大臣的强烈反对。于是高宗找了个机会，当着宰执们的面，面露忧色地感叹道：“先帝的灵柩如果能归来，就算再等两三年也无不可。只是太后年事已高，朕一天到晚思念她，总想早一天见到她。这就是我不怕委屈自己，也希望和议能迅速达成的原因啊！”

我看见赵鼎等人面无表情，不置一词，连忙说：“屈己议和，这是人主之孝；见主卑屈，义愤难平，这是人臣之忠！”

高宗瞥了宰执们一眼，说：“虽然如此，可有备才能无患。和议固然要促成，可边备也不得松弛。”

我频频点头称是。

自始至终，赵鼎等人都不发一言。

可高宗和我都觉得无所谓。本来我们唱这出双簧，就是跟他们打声招呼而已。现在目的达到了，他们保持沉默更好。

绍兴八年七月，高宗和我再遣王伦使金，带去了宋廷的和谈决议。

十月，金廷任命张通古和萧哲为“江南招谕使”，作为正式谈判代表与王伦一起南下，准备开启宋金两国的正式和谈。在金使到达之前，我郑重其事地对高宗说：“群臣畏首畏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请由臣专主其议，群臣一律不得干预！”高宗马上说：“朕专委卿。”

我略微沉吟，说：“陛下若恐不便，可更思三日，容臣再奏。”

三天后，我再问高宗的意思，他还是表现得既坚决又迫切。可我不急，我还是那句话，让他再考虑三天。

又过了三天，我看见皇帝几乎是死心塌地了，才正式呈上由我专主和议的奏章。

十月二十一日，眼见和议已成定局的赵鼎无奈地向高宗请求致仕，黯然离开了相位。

赵鼎一走，我顿觉浑身清爽。

另外还有几根刺，我也认为有必要一一拔除。可我还是给了他们最后的机会。我对礼部侍郎兼代理尚书张九成说：“且与桧同成此事，如何？”张九成说：“事若可行，九成毫无异议！只是不愿苟且偷安而已。”

我笑笑，说：“人立于朝，大抵须优游委曲，乃能有济。”

这句话绝对是我的肺腑之言。

早在靖康年间我就已经明白了，富有弹性的柔弱，远比一意孤行的刚强更适合在南宋的朝堂上立足，也更适合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生存。

张九成说：“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

我心里苦笑，像他们这样简单的大脑显然理解不了我的处世哲学。

几天后，我就把张九成撸了。同盟者都出局了，枢密副使王庶不免唇亡齿寒，几天后也主动请辞，称疾而去。我随后便援引了赞成和议的孙近为参知政事。

随着和谈日期的临近，朝野上下按捺已久的反和情绪突然爆发。臣民们风闻大宋天子此次和谈必须向金使跪受诏书，痛感奇耻大辱，猛然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首先帝国的几大军事统帅就发出了强烈的反应。其时已官拜太尉、驻兵鄂州（今湖北武昌）的岳飞上疏高宗，说：“金人不可信，和议不足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之讥！”时任京淮宣抚使的韩世忠也连上四疏，称“金人把我们当成了刘豫”；并表示若战端复开，军事重责可由他“亲身当之”。人在永州（今湖南零陵）的张浚更是上疏十余次，极力反对。

与此同时，朝臣们也是一片愤慨之声。其中尤以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所上的奏疏措辞最为激烈，矛头虽直指王伦、孙近和我，实则亦在抨击高宗：

……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仇敌而使之拜，则怫然怒；堂堂大国，相率而拜仇敌，曾无童稚之羞，而陛下忍为之耶？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钦宗）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敌之情伪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敌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也？况敌人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凌夷，不可复振。可为恸哭流涕长太息者矣！……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顷者孙近附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谩不敢可否一事，桧曰：“敌可讲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日，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敌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这篇奏疏写得慷慨激昂，可谓难得一见之雄文，连我看了都不免悚然动容。然而，意气风发就能富国强兵吗？文采斐然就能拯民于水火吗？搞政治需要的是头脑和策略，不是热情和空言。胡铨的文采即便能著称于后世，可他的仕途恐怕要终止于当下了。

我立刻上奏皇帝，说：“臣闻胡铨上疏，极尽诋毁之能，这恐怕是臣等识浅望轻，无以取信于人之故，伏望陛下早赐诛责，以孚众听。”我做出了请罪的姿态。高宗连忙下诏安抚：“卿等所陈之论，并无过谬。朕志坚定，宜择其可行者行之。朝野难免会犹疑，而道听途说者更未能详于本末，致使小吏诋毁大臣。此事久将自明，卿等何罪之有？！”

几天后，胡铨以“狂妄上疏，语言凶悖”的罪名被高宗和我撵出朝廷，永不叙用。

可我没想到，一个胡铨刚走，更多的胡铨又站了出来。司勋员外郎朱松等六人又联名上疏对我发出弹劾：

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边备，以竭我国力，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思汉之赤子，以“诏谕江南”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礼。自公卿大夫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愤怒，岂肯听陛下北面为仇敌之臣哉？天下将有仗大义、问相公之罪者！

看到奏疏，我苦笑不已。

所谓“诏谕江南”，意思就是由金人下诏册封赵构为帝，所以需要高宗赵构行人臣之礼跪地接诏，这当然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事实上自从宋使王伦陪同金使南下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在考虑如何应对这个问题了，并不需要等到大宋臣民们的口水把我淹没才唤醒我的思考。我真正想达到的目的是既迎回梓宫和太后，又不费一兵一卒收回河南与陕西失地，并且又不让高宗皇帝向金使跪地接诏、屈节称臣。

这才是我的艰难所在。

绍兴八年岁末的这些日子，我在举国上下的口诛笔伐中艰难地思考着。

此时此刻，与其说我是得意扬扬地行进在无间道上，还不如说我是战战兢兢地在高空中走索。

金使抵达临安的前几天，我向高宗提出，金廷所封的使节名称问题很大，应该与他们磋商，把“江南”改为“宋”，把“诏谕”改为“国信”，即国与国之间的平等文书，并且不让天子出面接受他们的册封。所有这些，都应在和约签署前对他们事先声明。高宗满意地点头，说：“朕受祖宗二百年基业，为臣民推戴，已逾十年，岂肯受其封册？”

不受金人封册，在天子是一句话的事，可在我就是头痛的大问题了。

我到底该怎么走过这条艰难的高空之索？

十三

绍兴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金使抵达临安，下榻于左仆射府邸。

和谈在即，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我反复斟酌了。

我的思考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把“江南”改为“宋”，把“诏谕”改为“国信”，在我看来问题不大。毕竟金使张通古和萧哲自进入宋境以来，也切身感受到了南宋军民对他们的愤慨和仇视，在此情况下他们不能不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如果他们一味坚持强硬态度，导致和谈破裂，首先南宋军民就会把他们生吞活剥了，所以这一步容易实现。

真正棘手的问题是接下来，要由谁去拜受国书？

如果不让天子出面，那么这个拜受国书的人只能是我。

我倒不会吝啬自己的这一跪。很久以来我就不太看重这种所谓的“荣辱”了，我更关心的是如何不择手段地达成和平。为了宝贵的和平，我完全可以牺牲自己膝下的黄金。真正让人绞尽脑汁的问题在于：要以什么样的借口迫使金人在这一关键点上妥协？

这必须是一个既让金使无力反驳，又让他们回国后可以交差的借口，那么，这样的借口在哪儿呢？

有一天我与给事中楼炤闲谈，说着说着他无意中蹦出一句话，让我突然间豁然开朗。

他说的是《尚书》和《论语》中的一句话：“高宗谅阴，三年不言。”

在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笼罩在我心头多日的阴霾顿时一扫而空。

所谓“高宗”指的是殷商国王武丁，“谅阴”指的是武丁为父王小乙守丧时居住的“凶庐”。这个典故的意思是说，嗣君武丁为先王小乙守丧三年，其间不问朝政，百官全部听命于宰相。而我们的先王徽宗虽然早已于绍兴五年病逝于五国城，但是高宗赵构听到父丧的消息也不过才数月，此时我们的高宗虽不必像商朝的高宗那样守丧三年，但守几个月总是合情合理的吧？

还有什么比这更为绝妙、更有说服力的借口呢？

我即刻授意王伦代表我和朝廷与金使谈判，以上述借口迫使他们让步。我特意向王伦强调的一点是，关键时刻就以大宋臣民对他们的敌意进行威胁，必要的话就恐吓一下。王伦心领神会。果不其然，虽然金使张通古和萧哲听完后颇不情愿，但是一想到自己身陷险境，只好妥协。

为了争回一点面子，他们强调拜受国书时必须由宰相领着所有当朝大员前往。

这个条件我欣表同意。

这还不简单？

找一群八、九品的小吏披上一、二品的朝服，不都成“大员”了吗？

早在靖康年间我们就这么干过了，何妨再来一回！

绍兴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离新年只剩下短短的几天。我以暂摄国政、总领百官的冢宰身份，率领一大批文武“大臣”前往左仆射府邸，正式跪受金使的国书。

当我双膝一软伏地而拜的那一刻，我知道历史将把这一幕永远定格。

我预感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世事如何变幻，我在后人的心目中将再也不能直起腰身。

可我认为这绝对值得。

因为很久以来我就已经是一个务实的人。

当我接过国书、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候，我看见新年的第一缕阳光即将从浓厚的云层中穿射而出。

我企盼它从此能普照命运多舛的大宋王朝。

然而，和平只维持了短短的一年多，墨迹未干的盟约便被幡然撕破，金人铁蹄再度南下，战争和死亡的阴云重新笼罩在人们头上……

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宋金和议突破重重阻力终于圆满达成。和议约定，宋朝每年向金输送“银五十万两、绢五十万匹”的岁贡；而金国则奉还河南、陕西之地，并送回徽宗灵柩、钦宗和韦太后。天子欣喜万分，下诏布告中外，大赦天下，并再遣王伦为“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以蓝公佐为副使，负责北上落实盟约。

至是年三月，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今河南商丘）等中原失地相继交割完毕，南宋任命的军政官员亦先后到任，一系列重建家园的工作也开始启动。河南故地的百姓纷纷喜极而泣。在这片土地上燃烧多年的兵燹战火，似乎就此熄灭了。

所有人都祈求它永远熄灭。

然而，世事难料。

这一年七月，金国高层突然爆发了一场流血政变。原本力主和议的宰相完颜昌与完颜宗磐遭鹰派人物完颜宗弼等人陷害，以“叛国谋反、擅议割地”的罪名被先后诛杀。此后宗弼迅速上位，以右副元帅晋位为都元帅，并进封越国王，总揽了金国的军事大权。

实际上这只是金国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可问题是“宋金和议”不幸成为鹰派人物对付政敌、急于搏出位的把柄和借口。

所以，当第二年金人败盟、大兵压境的消息传到临安，我只能面朝苍天，良久无语。

历尽艰辛重新获得的失地与和平就这样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化为乌有。

我只能说——这是天意。

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完颜宗弼悍然撕毁盟约，兵分四路呼啸南下，一路进攻陕西，一路进攻山东，一路进攻河南，宗弼亲率精锐骑兵直扑汴京。转眼之间，东京、西京、南京等河南故地再度沦陷。

南宋帝国重新进入了艰难的抗战时期。

被后人称颂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就是通过这场战争达到了他军事生涯的辉煌顶峰，从而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永远镌刻于青史之中。

然而，他太过伟大了。

一个过于伟大的人只适合活在纯粹而永恒的历史中，不适合活在复杂而现实的世界里。因为很多人不堪忍受他那刺目的光芒。他的光芒只适合让后人透过岁月的烟尘遥遥仰望，而不适合同时代的人近距离地正视。

尤其无法让一个皇帝正视……

十四

绍兴十年六月，完颜宗弼占领汴京后迅速南下，大军前锋直抵顺昌（今安徽阜阳）。其时屯兵顺昌的西北名将刘锜亲率敢死队五百人击退金兵前锋，并向宗弼下了一道战书。宗弼大怒道：“以我兵力，击破顺昌如以靴尖踢倒耳！”数日后双方在顺昌城下展开激战。

就是这一战，让不可一世的完颜宗弼遭遇了自与宋朝开战以来的第一次惨重失败。

刘锜大破金兵，砍杀数万人，宗弼的精锐丧失十之七八，只好退守汴京。

与此同时，岳飞挥师北上，其帐下将领牛皋与孙显二部首战告捷，分别于汴京西面和陈、蔡州界大败金兵。

闰六月，张宪部克复蔡州（今河南汝南）、颍昌（今河南许昌），随后与牛皋会师克复陈州（今河南淮阳）；王贵部收复郑州；此外，梁兴奉岳飞之命联络河南各地义兵，亦占领多处州县。岳家军所到之处，连战皆捷，一时中原大振。

七月，岳飞亲率骑兵进驻郾城。宗弼闻讯，急率主力进逼郾城，准备集中优势兵力与岳飞进行决战。岳飞命其子岳云率骑兵冲锋，并下死命令：“不胜，先斩汝！”岳云身先士卒冲入敌阵，斩杀甚众。宗弼打出王牌，命劲旅“铁浮图”一万五千骑投入战斗。所谓“铁浮图”，即士兵皆头戴铁盔、身披重铠；亦称“拐子马”，即三骑相连贯以铁索，战时齐头并进，其势锐不可当。岳飞命步兵以长柄麻扎刀入阵，下令：“不许仰视，但斫马足！”

战无不胜的宗弼王牌军此次终于遭遇克星。“拐子马”一马被砍倒，三马不能行，金兵顿时崩溃。宗弼仓皇掉头北逃，大恸说：“自从起兵以来，皆以此马获胜，而今算是完了！”

这一战，名为“郾城之捷”。

宗弼一路向汴京败退。岳飞穷追不舍，于七月中旬进抵距汴京仅四十五里的朱仙镇，与宗弼两军对垒，岳飞遣五百名精锐骑兵大破宗弼军，宗弼撤入汴京。一时间，磁州、相州、开州、德州、泽州等各地豪杰义士纷纷拉起“岳家军”的旗帜；河南一带的父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金军中的许多汉人将领亦纷纷率部反正。岳飞大喜，对部将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

至此，一贯骄狂的完颜宗弼终于领略到金兵中盛传已久的那句评价绝非虚誉。

金兵们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宗弼想在汴京周围抓一些壮丁以补充兵力，可却抓不到一兵一卒，他仰天长叹：“自我起兵以来，从未有如今日之失意者！”

就在完颜宗弼打算放弃中原引兵北还的时候，一个汴京的书生有一天忽然拦在他的马前，说了一句话。

他说：“太子不要走，岳少保很快就会退兵。”

宗弼满脸狐疑：“岳飞以五百骑破吾十万，我如何能守？”

书生答：“自古以来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自身尚且不保，岂能有所作为？”

宗弼恍然大悟，遂按兵不动。

我不得不说，这个书生的书没有白读。

因为他读懂了政治，也读懂了高宗和我的心。

就在前线捷报频传的同时，高宗和我都不免犯了嘀咕。准确地说，对于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我们都喜忧参半。

喜的是这南宋的半壁江山，终于解除了覆亡的危险。忧的是这场卫国战争虽然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可岳飞绝不满足于此。他要乘胜北进收复所有失地，继而挥师北上，对金国发动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击战。

所以他才把那句激动人心的口号喊得响彻云霄并且妇孺皆知——直捣黄龙，迎回二圣！

如果直捣黄龙，那将是一场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全面战争。

这些年来灾难频仍元气大伤的大宋王朝——打得起这样的仗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打仗绝不仅仅是两军对垒、你杀我砍那么简单。除了打战斗力、打士气、打兵法、打运气之外，更要打兵员、打军械、打物资、打粮草……归根结底一句话——打的是国力。

岳飞或许有这种必胜的信念和把信念付诸实现的能力。

可是，南宋有这种必胜的国力吗？

没有。

这是高宗和我犯的嘀咕之一。

还有，岳飞自起兵以来，表现得太过神勇了。换句话说，他的锋芒太过于耀眼了。高宗皇帝不可能不感到深深的忧惧——

你岳飞再神勇，你也是赵宋的臣子吧？你的部队再能打，也是大宋的军队吧？可如今你的士兵都姓“岳”了，连同中原地区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义军都姓“岳”了，试问，你把朝廷置于何地？中原百姓都只认你岳飞一人，试问，你把天子赵构置于何地？

再者，倘若你真的“直捣黄龙，迎回二圣”，那么到时候天下是由嫡长的钦宗赵桓来坐，还是由庶出的高宗赵构来坐？就算钦宗已经没有了复位的野心，可天知道名满天下、功盖八荒的岳飞你……有没有当皇帝的野心？

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因为战功显赫、兵权在握，才轻而易举地攫取了柴荣的天下。天知道大英雄岳飞你凯旋的时候，会不会也来上演一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如法炮制地攫取赵宋的天下？

你如果真的直捣黄龙，灭了金邦，那真是一件让人感到很恐怖的事情——连如狼似虎的女真人都不是你的对手了，天下还有谁是你的对手？到时候你心血**想做点出格的事，我们的皇帝拿什么来防你？

事实上，岳飞也已经做过极其出格的事了。绍兴五年，他曾越职言事，入朝奏请高宗立太祖后人为嗣君。虽说高宗的嫡子早夭，且此后再无生育，但此事也万万轮不到你一个拥兵在外的大将来指手画脚啊！高宗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疑惧，特意命岳飞帐下的随军转运使薛弼回去告诫岳飞：“大将总兵在外，岂可干预朝廷大事？宁不避嫌？公归语幕中，毋令作此态，非保全功名终始之理！”

如此种种，都是高宗和我犯的嘀咕之二。

最后，高宗和我之所以一直以来都把“议和”作为既定的国策，其中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是什么，你岳飞也必须搞清楚！主观上，高宗是为了保住他自己的天子富贵，而我秦桧也是为了长期独掌相权；可客观上，这也是为了让南宋百姓们过几天太平日子。而你岳飞却自始至终一意主战，这足以说明你没搞清楚状况。你不但触犯了高宗和我的个人利益，你也违背了南宋的根本国策。你一旦开启了对金的全面战争，那么和谈的基础就会被你全盘破坏。你打了胜仗，皇帝就在你的股掌之中，结局比半壁江山还惨；你打了败仗，皇帝就在金人的股掌之中，有什么资格和金人谈判？

这是高宗和我犯的嘀咕之三。

综上所述，岳飞固然是一个军事天才、一个杰出的将领、一个神话般的英雄，可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从政者。

他的政治头脑，甚至远远不及汴京城里拦在宗弼马前的那个无名书生。

所以，为了把上述种种问题和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高宗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命令前线几大将领脱离中原战场，撤兵回防，然后与金人重启和谈。

朝廷下达了撤兵诏书，岳飞抗命，回奏说：“金人锐气已沮，将弃辎重渡河，而我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再失！”

诚然，纯粹从军事角度而言，宋军此刻应该一鼓作气、乘胜北伐。可我已经说过了，在“政治”这盘大棋局中，“军事”只是其中一角。很多时候主动“弃子”，并不是懦弱和无能的表现，而是着眼于全局的一种高明下法。

可岳飞显然是一颗不听调遣的棋子，更不是一个纵观全局的棋手。

面对岳飞的抗命不遵，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协同作战的刘锜、张俊、杨沂中、刘光世等部先后调回，给岳飞制造了一个孤军深入、两翼空虚的态势，然后让高宗再度下诏：飞孤军，不可久留，请令班师！

为了落实这道诏书，高宗和我一日之间发出了十二道金牌，逼令其班师。岳飞如果再不奉诏，那无异于抗旨谋反。他扼腕泣下，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岳飞班师那天，郾城百姓堵在他的马前，痛哭跪求：“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兵，金人皆知之，相公今去，我等灾难临头矣！”岳飞亦泣，取出诏书对百姓说：“我奉旨，不得擅留。”

郾城郊外，一时哭声震野。

岳飞不忍，遂让郾城百姓随其南渡，奏请朝廷以汉上六郡的闲田安置他们。

绍兴十年七月下旬，岳飞退防鄂州（今湖北武昌），所复失地旋即被完颜宗弼重占。八月，韩世忠亦还镇。至此，所有前线将领全部撤回原防。

高宗和我朝思暮想的和谈，终于可以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