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你们绝不陌生。

今天如果你们去杭州，还可以看见我赤着上身反剪双手长跪在岳武穆的墓前。从明朝正德年间第一次铸像到现在，我已经在那里跪了将近五百年，而且貌似要永远跪下去。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这是岳庙的一副对联。上联说的是岳飞，下联说的就是我。

我就这么跪成了一个大奸大恶的符号，连无辜的白铁都被我连累了。如果白铁有知，我真想对它说声抱歉。我就这么屈膝垂首于山一样伟岸的、大忠大善的岳飞英灵前，任千夫所指、兆民唾骂。如果把这五百年来唾骂我的口水汇聚起来，足以成为一片浩瀚的汪洋。

而称颂岳飞的口水则会组成另一片汪洋。

当然，如果纯粹用道德眼光来看，我也承认，岳飞是个难得的忠臣，而且的确死得冤。所以就算在他灵前再跪五千年，我也无话可说。可问题是，道德评价并不完全适用于历史。

有一点我务必事先声明，我对你们说这些，并不是替自己做翻案文章。都死了八百多年了，翻来翻去又有什么意思？暂且不说其他朝代，光是南宋一朝我就被翻了几次：

我死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皇帝赵构为我盖棺论定，赠“申王”、谥“忠献”。五十一年后，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我被翻了过来，夺“申王”之爵、谥“谬丑”。才过了两年，亦即宁宗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当时的宰相史弥远又把我翻了过去，恢复原爵位和“忠献”谥号……

我觉得这些都是无聊的把戏。无论人们评价我的时候如何针锋相对，其实性质都是一样的。搞来搞去的真实目的无非还是为他们的自身利益服务。

所以，我极度讨厌所谓的“翻案”。我真正关心的是，在你们看来，除了道德论断这个传统角度，历史是否还可以从另外的侧面进出？

一

就像伟人降生总是被说成异香满室、神迹昭昭一样，人们似乎也倾向于认为奸臣打从出娘胎起就是一肚子坏水。

其实前者往往是谎言，而后者也多半是瞎掰。

人是善变的动物，而这个世界又是如此变幻莫测，就算你现在拍着胸脯说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好人，又有谁敢保证明日的你必是今日的你呢？所以说，没有谁是天生的忠良，也没有谁是注定的恶棍。

就像我来讲，我既非从小就长得青面獠牙，也不是一落地就心怀大恶。相反，我青少年时代就读于太学时，还以乐于助人、关心集体、手脚勤快等优良品格著称。同窗们平常有些跑腿的小事总是喜欢找我帮忙，而我也总是干得不亦乐乎；要是碰上三月踏青、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集体活动，我都是主动请缨担任义务总办，不辞辛劳地跑前跑后，替大伙操办一切。所以同窗们就赠给我一个雅号——秦长脚。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双健步如飞的长脚日后将带我走上那条一去不回头的无间道。

学生时代，我不但人缘很好，而且学业优异，所以我在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也就是二十五岁那一年考上了进士，授密州（今山东诸城）教授一职。年轻时候的我之所以表现得奋发有为，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显赫的家世——我父亲秦敏学虽然也是从政之人，可一生中最大的官只当到县令，而且在我幼年即已去世，根本不可能对我的仕途有什么帮助。所以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生能否出人头地，完全取决于我的个人努力！

当然，我后来的仕途发展，应该说还与我的妻子是有关系的。她是名臣后代，其祖父是北宋神宗朝的著名宰相王珪，如此显赫的门第自然会对我有所助益。我担任密州教授之后又继续深造，考中词学兼茂科，奉调为京师的太学学正，相当于最高国立大学的训导长，算是返校任教了。虽然是一个九品芝麻官，但总算是京城的官，比外放好多了。

日后我经常在想，如果不是靖康年间从天而降的那场国难，我这一生恐怕很难当上宰相，更别说要执掌帝国权柄前后共计十八年并最终晋位为太师。我很可能跟所有太平时代的官僚一样，以蜗牛的速度慢慢爬，到发白齿摇的时候混到一个尚书就算功德圆满了。

所以，靖康元年无疑是大宋王朝悲剧的开端，却是我个人平步青云的起点。

不过你们可别误会，以为我这么说足以证明我一开始就是一个汉奸、卖国贼。其实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当穷凶极恶的金国军队兵临汴京城下、强迫大宋割地赔款的时候，我是朝中为数不多的坚定的主战派之一。

金人当时提出的城下之盟是：一、大宋一次性赔付金国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二、宋主尊金主为伯父；三、宋割让中山（今河北定州）、太原、河间三镇之地；四、以亲王宰相为人质。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立刻上疏，向钦宗皇帝建言：一、金人贪得无厌，绝对不能割让作为汴京屏障的三镇，最多只能许以燕山（今北京）一路；因为金兵南下时，守将郭药师叛降，燕山所属州县已悉数为金所有；既已被占，不妨遂认可之。二、金人狡诈多端，即便议和，汴京的军事防御绝对不能松懈。三、召集百官廷议，集思广益，共商国是。四、金国的议和使臣只能驻留朝外，绝对不允许他们登上朝会大殿。

可是，当时的我人微言轻，奏书呈上如同泥牛入海，皇帝一点反应也没有。

几天后，我突然被擢升为职方员外郎。我大感振奋，以为主战派终于听到了我的声音。正当我挽起袖子准备报效国家的时候，朝廷却忽然命我去张邦昌的官署报到，听候差遣。你们也知道，这个张邦昌就是后来被金人扶植为“楚帝”、建立傀儡政权的家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显然，这一纸任命状是主和派颁发的，目的是想收买我。

我义愤填膺，一连呈上三道辞职奏章，说的都是同一句话：“此项任命专为割地，与臣初议矛盾，失臣本心！”说白了就是——宁掉乌纱，决不卖国。

朝廷接受了我的辞职请求。

日后当我偶尔回想起年轻时代壮怀激烈的那一幕时，总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我甚至很难想象靖康元年上疏辞官的秦桧和南宋初年奔走在无间道上的秦桧是同一个人。

当时的我是多么正气凛然啊！所秉持的从政理念又是那么单纯！我以为身为社稷之臣、民之父母，国难当头的时刻就应该把个人的得失荣辱置之度外；我以为只要大宋王朝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凶残的胡虏，保卫美丽的家园；我以为天子和百官中的大多数人肯定也拥有和我相同的信念，大家在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面前，应该没有根本的分歧……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我错了。

世界并不那么美妙。美妙的只是我对世界的一厢情愿。

别人也不单纯。单纯的是我对别人的期许。

大宋王朝的官场，靖康元年的世事，国难当头的人心，瞬息万变的时局，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如果我再一意孤行地单纯下去，不需要等到国破家亡，头一个毁灭的就是我。

为此，我愿意不惜篇幅地为你们描绘我当时所面对的世界。

我很愿意告诉你们，靖康年间的大宋帝国到底都发生了一些什么……

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一月，金国完颜宗翰与完颜宗望兵分两路，大举南下。其战略意图是以宗翰一军下太原，取洛阳，断绝宋朝的西路援军，并阻止宋天子西逃入蜀；以宗望一军下燕山，取真定（今河北正定），直逼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两军最后对大宋都城实施包抄合围。

金人兵锋所向，宋军望风而降。短短二十天，宗翰的西路军就连克朔州（今山西朔县）、武州（今山西神池）、代州（今山西大同）、忯州(今山西忻县），进围太原；宗望的东路军连克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不战而下燕山，并迅速包围中山府（今河北定州），距汴京仅十日路程。

消息传来，满朝震恐。徽宗皇帝仓皇失措，不得已而痛下罪己诏。给事中吴敏和太常少卿李纲察觉到徽宗已有卸责南逃之意，遂以血书谏请皇帝禅位于太子赵桓，以此收拾人心、号令天下。十二月二十三，太子即位，是为钦宗。六天之后，适逢新年，遂改元靖康。

钦宗召见李纲，李纲慷慨陈词：“祖宗疆土，子孙当以死守，不得以尺寸与人！愿陛下留心于此，执之至坚，勿为浮议所摇，可无后患！”钦宗频频点头，即拜李纲为兵部侍郎，旋即又授参谋官，负责前线御敌。

如果你们以为钦宗赵桓听了李纲的一席话就坚定了抗金的决心，从此誓与江山社稷共存亡，那你们就和年轻时代的我犯了同样的错误——单纯。

世事如棋局。金人每落一子，皇帝每应一着，大宋朝的命运以及百官和军民的命运都随时在被改写。作为盘面上的一枚棋子，要想既不被金人吃掉，又不被皇帝当成“弃子”，就要尽早学会用一种复杂的眼光去勘破这盘棋——实际上就是勘破对弈双方的心态和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尤其是大宋天子的想法。

二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三，当汴京的臣民一边放着爆竹一边战战兢兢地引颈北望时，金人的虎狼之师已经悍然渡过黄河。他们只用很小的代价就跨越了天堑。因为宋军驻守在黄河北岸的梁方平部一见敌尘便望风而逃，驻守南岸的何灌部仓促之间烧断桥缆，淹没了几千个正在抢渡浮桥的金兵，但是宋军随后便哗然四散。金兵用船渡河时，遥见南岸竟无一兵一卒，遂大笑道：“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两千人守河，我辈岂得渡哉？”渡河之后，金兵旋即不战而下滑州（今河南滑县）。

时为太上皇的徽宗连夜出逃镇江。宰相白时中与李邦彦等人纷纷劝说钦宗南逃襄（今湖北襄阳）、邓（今河南邓县），钦宗亦颇有此意。兵部侍郎李纲闻讯，不顾宰相议事、从官不得入殿的规矩，执意闯上廷殿，面奏皇帝：“风闻宰相们劝皇上南下，果真如此，宗庙社稷危在旦夕！上皇将社稷托付于陛下，陛下岂可委之而去？”

钦宗默然无语。

白时中说：“如今金人势锐，都城岂能守得住？”

李纲说：“天下城池，岂有如都城之坚固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皆在此，舍此何往？若能激励将士、慰安民心，岂有不可守之理？！”

钦宗无奈，只好环视众人说：“诸位有何良策？”

大臣们鸦雀无声。

李纲说：“今日之计，只有集结军队，向金宣战，才能巩固人心，坚守城防，以待勤王之师。”

钦宗又问：“谁可为将？”

大臣们依旧沉默。

李纲看了两个宰相一眼，说：“朝廷平日以高官厚禄养着大臣，目的就是用于今日。白时中与李邦彦，虽书生未必知兵，然以其宰相之权威，亦足以号令将士上阵杀敌。况且，这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白时中恼羞成怒，厉声道：“难道你李纲就不能出战吗？”

李纲一看激将法成功，顺势向皇帝请命：“陛下若不以臣为懦弱，赋予臣兵权，臣愿以死相报！”

钦宗遂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兼亲征行营使，即日宣布京师戒严。

至此，如果李纲认为他已经成功说服了皇帝，那他就太乐观了。

钦宗皇帝一转眼就有个“一夕三变”在等着他。

李纲刚刚拜谢而出，皇帝马上召白时中等几个宰相一起用膳，膳毕又于福宁殿商谈多时。实际上，皇帝还是想跑。所以他给李纲的那顶“东京留守”的乌纱真可谓名副其实——留着主战派殿后，好让他和宰相们从容逃跑。

可李纲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一听说皇帝还在计划逃跑，立刻又入宫死谏。他对皇帝说，您早上一走，晚上京师就得乱得一塌糊涂，就我们这几个留守也是于事无补，到时候宗庙朝廷尽成废墟，您三思吧！

皇帝顿时又有些犹豫。一旁的宦官低声对皇帝说：“中宫和国公们都已经出发了，陛下岂能留此？”

皇帝忽然脸色一沉，像是下定了决心，从御榻上站起来，说：“卿不要再坚持了，朕决意亲往陕西，起兵以援都城，决不留此！”

李纲声泪俱下，频频叩首，以死挽留皇帝。此时燕王与越王也相继入内，劝皇帝固守京师。皇帝不得已而再次转念。他手书“可回”二字，命内侍宦官把先行出逃的后宫嫔妃们和国公们追回来。然后盯着李纲说：“朕可是为你而留的，如何治兵御寇，可全靠你了。”

要读懂大宋天子的内心，这里就是一个关键。

大敌当前，一个皇帝已经开溜了，另一个皇帝也随时想溜。就算最终勉强留下来，他说他也是因为大臣的坚持才留的，一副委屈勉强无可奈何之状。

我不知道你们对此作何感想。反正当我后来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内心就被投下了一道难以抹去的阴影。

由于答应得极端勉强，皇帝赵桓是夜辗转无眠。夜半时分，他急命宦官出宫去通知各位宰相做好准备，天明立刻出发。

这一夜，我估计李纲肯定也没睡好。

天色微明的时候，天子御驾已经准备就绪，禁卫军也已集合完毕。就在这节骨眼上，李纲又出现了。他厉声对士兵们喊道：“尔等是愿死守社稷，还是愿随天子巡幸？”众人皆呼愿以死守。李纲随即与殿前禁卫军将领一起入见皇帝，说：“陛下已经答应臣留下来，现在又想走，这是为何？六军之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中途四散逃归，谁来保卫陛下？何况敌骑将至，若知陛下车驾未远，以快马疾追，何以御之？”

我想此刻的皇帝肯定懊丧到了极点，明明下定最后的决心要溜了，还被死缠烂打的李纲堵在了门口。日后当他和徽宗皇帝一起被囚禁在五国城黑暗的牢房中时，肯定在心里把李纲诅咒了无数遍。

正月初八，宗望的军队开始猛攻汴京。李纲身先士卒，登上城头率众力战。金兵连攻数日，在汴梁城下扔下数千具尸体，而汴京固若金汤。宗望见宋军士气高涨，深知他这回遇上了劲敌，眼前的这座大宋都城绝非轻易可下，遂停止进攻，遣使议和。

金人的城下之盟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

实际上此刻的整个战局并不见得对金人有利。因为完颜宗翰的西路军被太原知府张孝纯遏阻于太原，未能前进半步，无法实现他们预定的合围计划；而完颜宗望孤军深入，攻城战役又连连受挫，倘若不能速战速决，等到宋军勤王之师云集，他必成瓮中之鳖。所以他急于求和，无非是想尽快捞一些实惠然后脱离险境。

因此，此刻金人的谈判筹码其实是分量不足的。大宋天子若能意识到这一点，完全可以在议和谈判中摆出强硬姿态。

然而，我们的钦宗皇帝不这么想，我们的那些主和派大臣也不这么想。

金人的议和之论一出，他们立刻如逢大赦。在他们看来，只要和议能成、金兵能退、富贵能保，那么，其他的一切在所不惜——无论是割地还是赔款。

所以，钦宗特意派遣了性格懦弱的知枢密院事李棁前去议和。当李纲提出质疑并且请求由他取代李棁前往时，皇帝的一句话泄露了内心的秘密：“卿性刚，不可以往。”

日后我从皇帝赵桓的这一句话中悟出了很多东西，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柔弱胜刚强。

李纲后来的一系列遭遇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我深深地体会到，要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的世界上生存下去，而且生存得好，必须按这个原则修炼自己——直到百炼钢成绕指柔，才算获得了那个时代的通行证。

此次顿悟让我感慨不已，而且受益终身。

三

李棁等人带回了那一纸丧权辱国的和约，朝廷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而此时国库枯竭，五百万两黄金和五千万两白银要从哪里来呢？

我们的皇帝自有办法。

他下了一道诏书，向京城的百姓“括借”！实际上就是强行搜刮；对所有风月场所实行“财产籍没”，这就是明抢；并宣布：胆敢私自藏匿转移财产者，皆以军法从事！

搜刮和抄没的结果，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金人的要求。

然而，此时民间已为之一空了。

与此同时，中书省草拟了一道割地令，皇帝准于颁发：“中山、太原、河间府并属县及以北州军，已于誓书议定交割；如有不肯听从之处，即将所毗州府令归金国。”

此令不但正式宣告割让北方三镇，而且对北地其他州府的军民发出了这样的恐吓——如果你们不听从朝廷命令，胆敢阻挠或反抗交割，那就连同你们一起割掉！

除了赔款和割地，金人还要宋廷以亲王和宰相为人质。

谁肯去呢？

关键时刻，我们日后的高宗皇帝、此时的康王赵构毅然挺身而出，说：“敌必欲亲王出质，臣为宗社大计，岂应辞避！”当议和大臣李棁面有窘色地安慰他说：“大金担心南朝失信，所以想让亲王送他们过河而已。”康王正色道：“国家有难，死亦何避！”

在场者无不悚然。

我们当然不会怀疑此刻康王的节操和勇气，在这样的时刻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很可能最后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我当时风闻康王的表现时也为之激动了一阵子。然而当他日后坐上徽宗和钦宗曾经坐过的天子交椅、一切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时，我便猛然意识到——原来最终都是位子在决定脑子！

我之所以在后来的岁月里能够对高宗赵构的心态了如指掌，从而游刃有余地左右整个帝国政局，正是得益于靖康元年对时局的勘破和领悟。

换句话说，我一旦读懂了徽宗和钦宗，就自然可以读懂日后的高宗。

因为他们如出一辙。

朝廷的决议一出，李纲当廷与宰相们力争：“金人索要的金银，其数太多，虽竭天下之财且不足，更何况区区一座都城？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乃国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国？”李纲随后提出当前的策略，应该就和议细节与金人反复磋商，故意拖延时日，以待勤王之师。若四方大兵云集，而金人以孤军深入重地，势不能久留，必求速归。在此前提下，大宋才能签下于己有利的盟约，使金人不敢轻视宋朝，借此方能确保长久和平。

可宰相们把李纲的话当耳旁风，不予理会。

李纲愤而提出辞职。

钦宗终于发话了。他说：“卿尽可着力于军事、固守城防，此事当从长计议。”

李纲说：“金人所须，宰相们欲一切许之。如此只能躲一时之祸，而非长久之计。愿陛下详加审议，不然日后恐怕追悔莫及！”

李纲说对了。我们的钦宗皇帝日后在五国城里就悔断了肠子。

可是，他究竟是后悔没有听从李纲的主战之策，还是后悔当初听从了李纲的挽留呢？

对此我们不得而知。我只能说，凭我对大宋天子的了解，钦宗所悔，多半还是后者。

皇帝最后还是全盘接受了金人的议和条款；同时遣康王赵构和副宰相张邦昌赴金营为质。李纲却扣下了割让三镇的诏书。

他坚信，一待勤王之师到，局面定然改观，而三镇必然可保。

靖康元年元月下旬，汴京军民望眼欲穿的勤王之师终于陆续抵达京师，兵力共达二十万，其中从关中赶来的老将种师道与另一名将军姚平仲所率之西北军更是以骁勇善战著称。完颜宗翰的西路军本来就是要阻挡宋朝的这支西北劲旅的，可他此刻还在太原城下鏖战。

金人的计划完全落空。现在这个局面是他们最不想看见的。

因为此刻汴梁城下的宗望人马只有六万。

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欢呼雀跃，群情振奋。

二十余万对六万。双方力量对比之悬殊让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无论是战是和，形势必将朝大宋有利的方向发展。

可他们错了。

如此大好形势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短短十一个月后，汴京城破，徽、钦二宗被俘，宫室被劫掠一空，金人另立伪朝之后呼啸北去，北宋宣告覆灭。

灾难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从大兵云集、敌弱我强到形势逆转、城破国亡之间还发生了太多事情。就是这些事情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使我一改原初幼稚单纯的处世性格，并且为我最终面无愧色、心怀坦然地走上无间道提供了足够的精神资源。

如果你们仍然兴趣未减，那就听我接着讲述靖康元年这段不堪回首的家国往事……

四

从勤王之师到来的那一天起，李纲的缺点就逐一暴露出来了。

西北军一到，李纲立刻面奏皇帝：“兵家忌分，非节制归一不能济，愿敕师道、平仲两将听臣节制。”从军事角度而言，他的话没错。大敌当前，号令不一乃兵家大忌。所以，我们并不能认为这是李纲的缺点。我们也应该相信李纲是出于战事的考虑，而不是在觊觎权力。

可问题是，天子并不这么想。

在看他来，这种独揽兵权的想法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缺点。

我不知道天子当时的表情如何。但李纲的话显然触犯了古往今来每一个皇帝都不可能没有的忌讳——把兵权都集中到你手上，万一赶跑了胡虏之后，你突然兴致一来想当皇帝，朕拿什么来防你？

所以皇帝一口回绝。他的理由是，种师道是一员久经沙场的老将，经验丰富，而且职位又不在你李纲之下。让他受你的节制，恐怕不合适。皇帝随即成立了一个与李纲的行营司平行的指挥机构宣抚司；任命种师道为宣抚使、姚平仲为都统制；还把原属李纲统辖的前军和后军划归宣抚司，并且宣布两司不得相互干涉。自此，兵权分散，两司各行其是。

皇帝还多次召见姚平仲，赏赐甚丰，勖勉有加，意在让他抢在李纲之前拔一个头筹。

二月初一深夜，姚平仲为抢头功，贸然率领一万名步骑兵突袭金营，想生擒宗望，劫回康王，不料反而中了埋伏，被金兵所败。一心想着议和的宰相和台省大臣们纷纷传言西北军和李纲的部队已经全部被敌人歼灭，无一幸存。皇帝大惊失色，未及证实便罢免了李纲的尚书右丞和亲征行营使之职，并废行营使司，以此向金人谢罪。

消息传出，太学生陈东等数百人跪伏在宣德门外，联名上疏，称颂李纲不计个人安危，以天下为己任，乃社稷之臣；大骂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等人“动以身谋、不恤国计，所谓社稷之贼也”！并请复用李纲，罢黜李邦彦等人。与此同时，城中军民群情激愤，数万人突然涌来声援太学生，为李纲请愿。

适逢李邦彦退朝出宫，群众蜂拥而上，破口大骂，纷纷挥拳要揍他。李邦彦反应敏捷、抱头鼠窜，才没被活活打死。皇帝令宦官传旨，表示同意太学生的请求。群众仍不散去，怕皇帝出尔反尔。皇帝再命吴敏宣旨，说：“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而罢之，等金人稍退，即令复职。”这么一说更是把众人激怒了，人群击鼓呐喊，响声惊天动地。开封尹王时雍匆忙赶到，摆出官架子说：“怎么能胁迫天子呢？还不赶快散去？”太学生们大喊：“天子被忠义胁迫，不是好过被奸臣胁迫吗！”随即冲上去要揍王时雍。王时雍慌忙逃窜。殿前禁卫军将领王宗濋恐生事变，劝皇帝先答应再说。皇帝无奈，只好命人宣李纲入宫。等到出外宣旨的宦官朱拱之等人回宫时，群众的情绪已经失控。有人拿刀把朱拱之杀死，并且剁成了肉酱，其他同行宦官数十人全部被杀。

李纲意识到事态严重，入宫觐见皇帝的时候满脸惶悚之情，泣拜请死。

皇帝用一种无力的口吻宣布恢复他的尚书右丞职务，并兼任京城守御使。李纲执意请辞，皇帝不许，令人出外宣旨，示威群众方才散去。

对天子而言，这是李纲身上又一个不可饶恕的缺点——

你李纲的声望太高了！京师的太学生、百姓、军队，到头来都只认你李纲一个人，把朝廷置于何地？把朕置于何地？！

半年多后李纲再度被罢黜，并且被流放充军，也许在此便已埋下伏笔。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高宗与岳飞的关系，正是此刻钦宗与李纲关系的翻版。

对高宗与钦宗来说，危急时刻必须有岳飞和李纲这种不怕死的人为他们冲上战场。可一旦天子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已经解除，那么岳飞和李纲们的危险就来了。

这种人从一开始就被皇帝宣判了死刑。

而像我这种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行刑手。

当然，有一点我还是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在杀害岳飞的事情上，高宗和我都有罪——我们的不同只在于责任的大小，而不在于罪错的有无。

你们放心，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太学生请愿事件仅仅过去数日，朝廷就开始了秋后算账。皇帝下诏捕杀捅死宦官的首犯，宣布禁止在宫门前集会上疏。开封尹王时雍的手下四处出动，准备把参与上疏的太学生全部逮捕，一时间人心惶惶。

屯守坚城之下的完颜宗望此时退意已萌。其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以孤军深入腹地，又以六万对二十余万，相持下去必定凶多吉少。所以他来不及等宋廷凑足赔款数目，立即遣使表明退兵之意。钦宗和主和派大喜过望，忙不迭地将搜刮来的黄金二十万两、白银四百万两交付金人，而且逼迫李纲交出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同时打算另外选派人质作为“割地使”换回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

朝廷选中的人是肃王赵枢、著作佐郎沈晦等人，另外一个就是我——秦桧。

你们还记得不久前我上疏反对割地和辞官的事吧，如今朝廷居然让我冒充礼部侍郎去做“割地使”，你们说，这算不算命运跟我玩弄的黑色幽默？

如果在一个多月前，我肯定会誓死不从。不过现在我“从”了，而且从得心甘情愿。

因为天子、朝廷和百官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明白了太多东西。

总之，从我担任“割地使”、迈入金营的那一刻起，我就确立了这一生的处世准则，那就是——在确保各方利益均衡的同时获取我的个人利益。

也许，这就是我后半生宰相生涯的唯一指南。或者说，这正是无间道的精髓。

五

完颜宗望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迫不及待地引兵北去。

钦宗和主和派的大臣们如释重负，庆幸不已。他们相信汴京从此太平了。

老将种师道可不这么乐观，他极力要求率部尾随，在半道上对金人发动突然袭击。

皇帝不准。

种师道长叹：“异日必为中国患！”

主战派大臣、御史中丞吕好问更不乐观。他对皇帝说：“金人得志，更加轻视，秋冬之间必定倾巢出动，卷土重来，御敌备战之计，应迅速筹划！”

皇帝不听。

天子和主和派大臣都高兴得太早了。

东路的完颜宗望走了，西路的完颜宗翰还在。

宗翰听说宗望满载而归，又羡又妒，连忙遣使前来索要金银。宋廷拒绝，并扣押了使臣。宗翰大怒，分兵绕过太原，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隆德（今山西长治），进逼高平（今山西晋城）。

钦宗等人还没从宗望北撤的窃喜中回过神来，西面的战火便又熊熊燃起。

也许是金人的贪得无厌真的把我们的天子逼急了，或者是眼前的几十万勤王之师毕竟给了他底气，总之，当西线的加急战报传来时，我们的钦宗皇帝突然迸发出一生中唯一的血性，断然撕毁了割地盟约，狠狠颁下一道诏书：

今肃王渡河北去未还，宗翰深入南破隆德。未至三镇，先败原约。及所过，残破州县，杀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诏原主和议李邦彦、奉使许地李棁、李邺、郑望之，悉行罢黜，又诏种师道、姚古、种师中往援三镇。朕唯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且保塞陵寝所在，誓当固守。不忍陷三镇二十州之民，以偷顷刻之安！

与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

看上去天子真的要和金人拼了。

果不其然。他一抖擞起来，整个战局便为之一变。

皇帝罢免了主和派，然后命种师道为河北宣抚使，进驻滑州；命姚古为河北制置使，率兵援救高平、北上太原；命种师道的弟弟种师中为河北制置副使率兵追击宗望，增援三镇。于是姚古一路北进，收复隆德，挥师太原。宗翰怯战，留下围攻太原的余部，亲率主力北还。而宗望行至三镇准备接收时，也遭遇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种师中部又在其后紧追不舍，宗望腹背受敌，无奈之下放弃三镇，北走出境。

金兵两路皆退，失地纷纷收复。我们的徽宗上皇便在这微妙的时刻悄然回到了京师。

危险解除了，情急之下扔给儿子的那张龙椅，还能不能要回来呢？

太上皇回来得如此迫切而及时，不能说他心中毫无此意。

钦宗皇帝的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以致太上皇御驾即将进入汴京的城门时，钦宗的心腹、时任尚书左丞的耿南仲忍不住提醒主子：“是不是先把太上皇的左右摒去，才让车驾进来？”时任知枢密院事的李纲一听这话又不乐意了，他慷慨陈词：“天下之理，诚与疑、明与暗而已。用诚明的目光看人，我们可以看见尧、舜；用阴暗心理看人，我们就会看见不计其数的毛病。耿南仲，你不以尧舜之道辅佐陛下，你这人有阴暗心理！”

以李纲之高论，只要我们掩起耳朵，钟声就不会响了；只要我们摘一枚叶子粘在睫前，森林就不存在了；只要我们心地光明，满大街就都是圣人了！

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个皇帝不愿意人家给他戴尧舜的帽子，可也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希望它变成臣子嘴里的紧箍咒。钦宗皇帝对李纲的人生哲学不感兴趣，所以一声不吭。

耿南仲满脸讥嘲地看了看李纲，对皇帝说：“臣刚刚从御史台过来，左司谏陈公辅好像上了道折子，正为李纲勾结乱民宫门请愿一事，请求御史台启动弹劾程序……”

皇帝一脸愕然，想不到耿南仲的思维跳跃如此之快。

李纲急了：“臣与南仲所论，乃为国事，南仲何出此言？好，既然说陈公辅要弹劾臣，那臣就不当这个官了！”

皇帝眉头一皱。

又来了。动不动就以辞职相要挟。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明你李纲一心为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可朕老早就知道你的公心了，你何苦一再提醒甚至变成一种习惯？不，甚至变成一种要挟呢？！

皇帝闷闷地说了声：“不准。”

很显然，对天子来说，这是忠臣李纲又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缺点。

靖康元年四月，我和几个冒充朝廷大员的“割地使”一起，从燕山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汴京。我们之所以能死里逃生，是因为金人对我们的真实身份心知肚明，所以一直看管得很松懈，我们因此得以在乱兵中趁隙逃生。而货真价实的肃王李枢则是金人紧密看守的对象，所以一路被他们掳掠而去，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中原。

经此一番磨难，重新回到朝廷的我已与此前判若两人。我小心翼翼地周旋在战和两派之间，与他们保持着同等的友好关系。

从靖康元年五月开始，原本因钦宗猛然抖擞而有所改观的战局再度急转直下。完颜宗翰的余部猛攻太原不止。种师中与姚古两路并进援救太原，种师中一连收复寿阳、榆次等地，进至距太原百里的杀熊岭时遭遇金兵突袭，力战身亡。种师中素以老成持重著称，乃一时名将。他一战死，宋军士气大挫。金兵乘胜而进，又大败姚古于盘陀。姚古率残部退守隆德。而年事已高的种师道此时又因患病致仕。前线顿时陷入各自为战、群龙无首之局。

朝廷急命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再援太原。

李纲向皇帝拜辞：“臣乃一介书生，实不知兵。在围城中，不得已而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为大帅，恐误国事。”

皇帝不准。

李纲只好托病，坚决要求致仕，数日之内连上十几道辞官的奏章。

皇帝一律不准。

你李纲一直不都是最坚定的主战派吗？在这种危急时刻，你不上谁上？

什么叫责无旁贷？

这就叫责无旁贷！

有人私下对李纲说：“公知道这一次为何会被遣上战场吗？这根本不是出于战事，而是有人想趁此把您排挤出朝廷，又让汴京军民无话可说。您要是执意不去，天子一旦猜忌起来，恐有不测啊！”

这个人的一席话道破了真相。

李纲对此当然也是心中有数。可他万般无奈，只好受命。

八月，李纲率领宣抚司仅有的一万二千人进驻怀州，一边练兵备战一边招募各地义勇，准备等到大军会集再全面反攻。然而朝廷一纸令下，将他所募之兵全部遣散。李纲愤而上疏：“河北、河东日日告急，至今未有一兵一骑以应战场之需。怎奈刚刚募集而来的军队又尽皆遣散。何况原以军法敕令各地起兵，而今却以寸纸罢之，臣恐日后有所号召，无复响应者。”

奏书呈上，朝廷悄无声息。很显然，这临阵罢兵的阴招是时任门下侍郎的耿南仲一伙人搞出来的，目的是陷李纲于必死之地，既公报私仇，又为他们一贯坚持的议和政策扫清障碍。退一步说，就算李纲不死，这仗也绝对打不赢。一旦战场失利，议和之端便可再开。

除了兵员不济、军需不足之外，李纲还面临着另一个重大困难。那就是前线的各路将领根本不把他和宣抚司放在眼里，基本上不受节制，唯独听命于远在后方的汴京朝廷和钦宗皇帝。

“将从中御”，这是大宋自开国以来相沿成习的祖宗家法。按照大宋的这种军事体制，不管前线的战局如何瞬息万变、千钧一发，原则上各路将领都要服从天子和中枢事先制订的作战计划，事实上就是接受遥控指挥。很显然，这是一个有百弊而无一利的陈规陋习。大宋王朝在与辽和西夏的多年战争中之所以屡屡落败，其症结之一就在此。

但是我们的钦宗皇帝可不这么认为。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才觉得安全。

李纲屡屡向朝廷要求节制之权，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所以前线各部依然我行我素。金人抓住宋军的这一致命弱点，在八月间趁隙将宋军各个击破。一时间，黄河北岸诸府州的军民纷纷渡河南逃，州县为之一空。

六

靖康元年八月底，金国见宋军势颓，于是再遣宗翰发兵云中（今山西大同）、宗望发兵保州（今河北保定），仍分两道，卷土重来。

朝廷的议和之论再度甚嚣尘上。

耿南仲等人坚决主张割让三镇，他们抓住李纲前线战败的把柄，指责他“专主战议，丧师费财”，将其罢为扬州知府，不久又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放逐至建昌军（今江西南城）。

九月，坚守了整整二百六十日的太原城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终于被宗翰攻破。城中军民阵亡饿死者十之八九，知府张孝纯被俘。太原既破，宗翰长驱南下，如入无人之境，于十月间连克汾州(今山西汾阳）、平阳（今山西临汾）、隆德（今山西长治）、泽州（今山西晋城），十一月初渡过黄河，不战而下西京洛阳，兵锋直指汴梁。与此同时，东路的宗望于十月间大败宋将种师闵于井陉（今河北井陉），并攻下坚守了四十余日的真定（今河北正定），十一月间渡过黄河，连陷临河县（今河南浚县东北）、德清军（今河南清丰）、开德府（今河南濮阳）。

靖康元年十一月底，金国两路大军相继兵临汴京城下，顺利完成首次南侵未遂的合围计划。

这一次，我们的大宋王朝在劫难逃了。

就在金人铁蹄汹汹南下、宋军望风披靡之时，大宋朝堂上的战和两派依然大打口水战，而钦宗皇帝始终左右摇摆，犹豫不决。时任尚书右丞兼中书侍郎的何栗上奏：“三镇，国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何况金人变诈罔测，安能守信？割亦来，不割亦来！”钦宗若有所悟，一边命康王赵构远赴宗望军营议和，一边听从何栗建议，诏命胡直孺、王襄、赵野、张叔夜等四道总管率师勤王。

就在这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应该站在副宰相何栗这边，也就是主战。倒不是说我又恢复了从前的单纯，而是我知道，钦宗皇帝现在的策略是以议和来讨好金人，而内心需要主战派来给他打气。所以我认为，现在主战对我更有利。

几天后，朝廷召集文武百官就战和问题投票表决。表决结果，以何栗、吕好问为首的主战派三十六人，其中就有我一个。而以宰相唐恪为首的议和派虽然取得了压倒性的七十票，可我知道，随着战况的逐步恶化，皇帝会越来越依赖像何栗和我这样的主战派。

果不其然，当金兵包围汴京之后，皇帝被迫发出了“今当死守社稷”的豪言壮语，并罢免了唐恪，拜何栗为相。

与此同时，我也如愿以偿地升任御史中丞。

虽然这次的政治队列我选择得很正确，可是，当如蝗似蚁的金兵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猛攻汴梁、令人恐惧的战火在帝都的四方城门上相继燃起时，我也不免为帝国和自己的前程感到悲哀和茫然……

不过我依然相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业已掌握的这套成熟而稳健的处世原则一定能使我不断地趋福避祸、转危为安。

我日后的种种人生遭遇和命运转折，将屡屡证明这一点。

从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初三开始，金人昼夜不断地向汴京发动凌厉的攻势。其时雨雪交加，天气极为恶劣，城中仅有的七万守军在刺骨的严寒中浴血奋战，伤亡冻毙者不计其数。南道总管张叔夜率三万人马入京勤王，数战皆捷，士气稍振。数日后，东道总管胡直孺亦挥师来援，在拱州（今河南睢县）遭遇金兵阻击，兵败被俘。金人将其绑于汴京城下示众，城中军民大为恐慌。

连日鏖战，宋军伤亡惨重，而四方勤王师再无一兵一卒前来。至闰十一月下旬，守城士兵仅剩三万人，而且大半负伤。形势万分危急。钦宗命死士持诏突围，拜时在相州（今河南安阳）的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命其火速率兵来援。

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士兵们冻得连武器都拿不住了，纷纷倒毙。

钦宗皇帝光着脚站在宫中面朝苍天，祈求老天爷垂悯放晴。

然而，苍天无动于衷。

二十二日，守将范琼率千人出战，渡河时遭遇冰裂，溺水而亡者五百余人，于是士气更挫。

二十三日，北风疯狂地席卷而来，漫天的大雪整整下了一天一夜，地上积雪厚达数尺。

我无比伤感地凝望着这一副凄凉景象，预感到汴京的末日已经到来。

康王赵构在相州组建大元帅府，以宗泽和汪伯彦为副元帅，募兵一万多人南下勤王。宗泽亲率两千人连破金兵三十余寨，一时群情振奋。宗泽力主乘胜而进，入援京师。可赵构和汪伯彦却畏缩不前，游移观望。直至最终汴京城破，二宗被俘，康王赵构仍未派出一兵一卒进至汴梁城下。

其实从这个时候起，赵构的自私与怯懦便已暴露无遗了。

所以我一再强调，从徽宗、钦宗到日后的高宗，历任大宋天子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脉相承、毫无二致的。

就在汴京军民近乎绝望的时刻，一个名叫郭京的术士忽然站了出来，声称他有神奇的“六甲之法”，只要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便可生擒金之二将。

我相信你们对这一幕并不陌生。

直至七百多年后，这可悲又可笑的一幕还将在我们这片土地上重演。

当郭京自告奋勇地站出来时，我们的当朝太宰何栗便迫不及待地把大宋帝国的最后命运托付给了这个“神人”。他即刻任命郭京为“成忠郎”，紧急招募了一帮市井游民，号称“六甲神兵”。何栗一再敦促“神人”赶紧率“神兵”出战。

神人双目微闭，说：“非至危急，吾师不出！”

七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早晨。

一个天崩地裂的日子。

郭京命令城上的守御士兵下城，不得偷窥他作法。然后猛然打开宣化门，命他的“神兵”出战。郭京和张叔夜端坐城楼，准备一睹神兵大破金人的胜利景象。

金兵汹涌而来，神兵一触即溃，大半掉进护城河淹死。城门紧急关闭。郭京一看情形不妙，连忙说：“我必须亲自下去作法。”趁乱率余众亡命而逃。金兵顺势攻上城楼，占领宣化门。一时间城垣上的守军纷纷溃逃，金兵渐次从各个城门突入。

大宋臣民们各自迎来了他们的最终命运。统制官姚友仲死于乱兵；四壁守御使刘延庆夺门出奔，被金军追骑所杀；宦官黄经投火自尽；统制官何庆言、陈克礼、中书舍人高振拼死抵抗，连同家人一起被杀；张叔夜身负数创，率众力战……

然而败局已无法挽回。

金兵像洪水一样漫进了汴梁城……

宗翰和宗望登上汴京城楼，遥望笼罩在雨雪和战火中的大宋皇宫，相视一笑。

金人占领汴京外城后，再次抛出议和的橄榄枝。

钦宗命何栗出面谈判。在这一刻，我们这位坚定的主战派领袖、当朝首辅大臣却恐惧战栗，彷徨无措，良久不敢答应。吏部侍郎李若水破口大骂：“致国家如此，皆尔辈误事！今社稷倾危，尔辈万死何足塞责？！”何栗不得已而上马欲行。由于浑身不停颤抖，几次跨不上马鞍。左右扶着他上去，才走到朱雀门，手上的马鞭就抖落了三次。

一路筛糠的何栗好不容易进入金营，宗翰和宗望笑着告诉他：“自古以来有南就有北，二者都不可或缺嘛！今之所议，无他，割地而已！”并强调必须由徽宗上皇亲自出城请降。

何栗回报，钦宗闻言后决定亲往。何栗自以为不辱使命，庆幸不已，回城后呼朋引辈，设宴饮酒，终日笑逐颜开。

我们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胆小如鼠、举止乖张的何栗就是短短二十多天前大义凛然的那个抗金斗士何栗。

在如此诡谲的世事和如此善变的人心面前，我们除了唏嘘之外，是否还应有所彻悟？！

不知你们作何感想，反正我算是忽然明白了——原来所谓的忠与奸、善与恶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针锋相对，而是经常毗邻而居、有往有来；更有甚者，它们很可能同时居住在我们的内心。什么时候挂什么面孔，既取决于我们的良知，更取决于外在的时势；进而言之，我们在什么时候成为什么人，既取决于我们的道德感，更取决于我们的利益心。

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强大。

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成为恶人，并不是我们内心的恶念不够多，而是因为外在的**不够大。

当然，来自外在的不仅仅是利益和**，经常也会有危险和逼迫。

何栗显然就是一个对外界可能具有的危险和逼迫估计不足的人，所以一旦面对，他那纸糊的大忠大善形象便摧枯拉朽，原形毕露。

依此类推，我们很多时候能成为善人，也并非因为我们的善念足够强大，而是外在的逼迫暂时还过于弱小。

你们说呢？

闰十一月三十日，钦宗皇帝带着何栗等人来到金营，在金人胁迫下拟就了一份降表，并北面向金称臣。金人张开了狮子口——除割让两河之地外，还须缴纳黄金一千万锭、白银两千万锭、帛一千万匹。钦宗黯然回城时，看见伫立在风雪中等他归来的百姓，忽然掩面痛哭，失声喊道：“宰相误我父子啊！”

钦宗一边遣使赴河东河北交割土地，一边下令搜刮金银。可此时的汴京无论皇宫还是民间都早已财力枯竭。相关官员只好无所不用其极，上至皇亲国戚，下至福田院里的孤寡老人，一概不放过。百姓纷纷被逼自尽。即便如此，搜刮之数仍不及金人索要数之万一。此外，金人还索要少女一千五百人。很多少女不堪屈辱，纷纷投河自尽。人数不够，钦宗皇帝只好以自己后宫的嫔妃充抵。

赔款迟迟不能凑足，金人命钦宗再赴金营。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正月初十，钦宗赵桓进入金营。从这一天起，赵桓便从大宋的九五之尊沦为金人的阶下之囚。金人扣留钦宗后，宣布金银不足就不放人。至正月下旬，开封府费尽心机搜刮到金十六万两、银两百万两、衣缎一百万匹，仍然远远满足不了金人的要求。二月初六，金主下诏废钦、徽二宗为庶人，并强迫徽宗、太后、皇后、太子、诸王、王妃、公主、驸马等宗室之人全部进入金营。太子被掳时在车上哭喊：“百姓救我！”吏部侍郎李若水与钦宗一起被囚禁，终日骂不绝口，被裂颈断舌而死，金人叹道：“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人，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而已！”

由于连日的战乱、劫掠和搜刮，再加上持续不停的雨雪，以及突然暴发的疫病，汴京百姓无以为食，饿死、冻死、病死的人不计其数。

大宋的帝都中，到处都是冻得跟石头一样僵硬的尸体……

这就是“靖康之耻”。

这就是刻在每一个大宋臣民心头上的至深至痛的创伤。

从那个天崩地裂的早晨开始，这一幕王朝覆灭的惨剧便紧紧缠绕在我一生的记忆中。

北宋因何而亡？

是亡于君，还是亡于臣？

是亡于战，还是亡于和？

我不知道……

当我踯躅于靖康二年冬天那些奇寒的早晨中，看见天下最繁华的这座城市转眼沦为人间地狱，我的大脑和心灵便已僵硬得无法思考。

我张开迷蒙的双眼，看见这一季的冰霜正铺满在我一生的道路上。

我知道，未来的我每走一步，都将踩到靖康二年。直到有一天我能对自己说——瞧，北宋乃是因此而亡！

可究竟要到哪一天，我才能给自己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