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卓越成就展示给读者大众，原本是打算把《格兰奇宅邸惨案》作为最后一篇的。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不是因为缺乏素材，我手上还有几百个案例没有提及呢。也不是因为读者对这位杰出人物独特的个性和别具一格的侦察方法兴趣减退了，真正的原因是，福尔摩斯先生不乐意看到自己的经历接连不断地被公之于众。只要他还在办案，关于他成功案例的记录对他就会有实际价值。但是，自从他义无反顾地决定离开伦敦，隐居苏塞克斯丘陵[2]，潜心问学，养殖蜜蜂，他便痛恨名声在外，再三请求，严格尊重他对待这一事情的愿望。我向他提出，自己已经有过承诺，一旦时机成熟，《第二块血迹》便会公之于众[3]，并且我向他指出，本案中的很多情节，是他所承办过的国际案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我最后得到了他的首肯，并答应他，一定会小心谨慎地处理好案子的某些细节，然后将它公之于众。因此，在叙述本故事的某些细节时，我似乎会含糊其词，敬请读者谅解，我有所保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当时是哪个年头，甚至是哪个年代，我不予言明。那是在秋天的一个星期二的上午，我们在贝克大街简陋的寓所里接待了两位名扬欧洲的来客。其中一位神情严肃，鼻梁高挺，目光犀利，气势凛然，他不是别人，正是声名显赫、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贝林格勋爵。另一位皮肤黝黑，五官轮廓分明，举止儒雅大度，还不到中年，外表帅气，才思敏捷，是特里劳尼·霍普阁下——欧洲事务大臣，英国最有希望的政治家。他们并排坐在我们堆满文件的沙发上，从他们疲惫焦急的面容上很容易看出来，他们上门一定是有十万火急的事情。首相瘦小的手青筋毕露，紧紧握住自己的象牙伞柄，像个苦行僧，一脸阴郁的表情。他看了看福尔摩斯，又看了看我。欧洲事务大臣则心神不宁地抚摸着自己的胡子，拿捏着自己的表链坠子。

“今天早晨八点钟，我发现文件丢失了，福尔摩斯先生，便立刻报告给了首相。此次我们两个人一同登门拜访您，正是首相的提议。”

“你们报警了吗？”

“没有啊，福尔摩斯先生，”首相说，他回答干脆，反应果断——他因此闻名遐迩，“我们没有那样做，也不可能那样做。从长远来看，报警意味着将事态公开，而这正是我们极力想要避免的事情。”

“为什么呢，阁下？”

“因为丢失的那份文件至关重要，一旦事态公开，可能很容易——我可以说极有可能——导致欧洲局势复杂化，甚至可以说，战争与和平都取决于此。只能在绝对隐秘的状态下找回文件，否则与找不回无异。因为盗窃文件的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它公之于众。”

“我知道了。对了，特里劳尼·霍普先生，请您把文件丢失的具体情况讲述给我们听听吧。”

“简短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福尔摩斯先生。这封信——信是一位国外的君主寄来的——是六天前收到的。因为它极为重要，所以我就没有锁进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而是每天傍晚把它带回到我坐落在怀特霍尔大街的家中，锁进我卧室的一个文件匣里。我确定，昨天晚上信还在文件匣里，因为我换衣服去吃晚饭时还打开过，看到东西还在。今天早晨，信就不见了。要知道，文件匣整晚都放在梳妆台的镜子旁边，而且我睡觉很警觉，我夫人也是如此。我们保证，整个夜晚绝对不会有任何人进过我们的卧室。但是，我再说一遍，信不见了。”

“您什么时候吃的晚饭？”

“七点半钟。”

“什么时候上床睡觉的呢？”

“我夫人上剧场看戏去了，我一直在家等她。我们十一点半钟进的卧室。”

“这么说来，中间有四个小时时间，文件匣是无人看管的？”

“除了女仆早晨可以进来，其他时候任何人都不得进入我们的卧室。我的仆人和我夫人的仆人都很可靠，他们伺候我们很长时间了。此外，他们都知道，我的文件匣里存放的只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还有谁知道那封信？”

“家里人都不知道。”

“您夫人一定知道吧？”

“她不知道，福尔摩斯先生。出事之前，关于信的事，我对她只字未提。”欧洲事务大臣说。

首相点头表示认同。

“我早就知道了，先生，您的公共责任意识很强，”他说，“我相信，保守秘密的责任高于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

欧洲事务大臣鞠躬致谢。

“谢谢您对我说的公道话，阁下。今天早晨之前，关于这件事情，我没有对夫人吭过一声。”

“她可能会猜得到吗？”

“不可能，福尔摩斯先生，她不可能猜得到——没有人能够猜得到。”

“您过去丢失过什么文件没有？”

“没有，福尔摩斯先生。”

“在英国，有哪些人知道有那么一封信呢？”

“昨天，每位内阁成员都知道了，但是，每次参加内阁会议都要求我们发誓保密，昨天首相还特意严肃地警告大家，一定要守口如瓶。天哪！真不敢想象，我居然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把文件给弄丢了。”因为绝望抽搐，欧洲事务大臣英俊帅气的脸都被扭曲了，双手揪着自己的头发。瞬间，我们瞥见了一个自然人的形象，感情冲动，**四射，极度敏感。接着又恢复了贵族的面貌，说话的声音又变得温柔和蔼了起来。“除了内阁成员，还有两个或者三个部门的官员知道信的事情。在英国，再没有别的什么人知道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向您保证。”

“但是，国外呢？”

“我认为，国外除了写信人，谁也没有见过这封信。我也坚信，写信人下面的那些大臣们——也就是说，并没有启用常规的官方渠道来传递信件。”

福尔摩斯思忖了一会儿。

“对了，阁下，我必须请你们说得具体一点，信的内容是什么？为何信件丢失之后会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两位政治家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首相的浓眉紧锁着。

“福尔摩斯先生，信封很长，很薄，是淡蓝色的。信封外表上用红色蜡封，上面盖有一尊蹲伏的狮子图案，收信人的姓名写得很大，很醒目——”

“我看啊，阁下，”福尔摩斯说，“这些细节听起来虽然很有意思，也很重要，但是，我更想知道实质性的内容，信上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这是国家最高机密，我恐怕不能告诉您，同时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如果凭着您传说中所具有的那种才能，能够找回我所说的那个信封里装着的信，您就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了，我们也会在自己的权利范围之内给予您任何奖赏。”

夏洛克·福尔摩斯微笑着站起身。

“您二位是全英国最忙碌的人，”他说，“我本人从事着微不足道的行当，但也要接待很多人登门。非常遗憾，这件事情我爱莫能助，再谈下去也是浪费时间。”

首相一跃身子站了起来，深陷的双眼闪着威严的光芒，其目光常常令所有的内阁大臣们望而生畏。“我很不习惯，福尔摩斯先生。”他开口说话了，但控制住了自己的愤怒情绪，重新坐了下来。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缄默不语地坐着。然后，年老的那位政治家耸了耸肩膀。

“我们必须得接受您的条件，福尔摩斯先生。毫无疑问，您是对的，如果我们不完全信任您，却又要求您破案，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

“我赞同您的看法。”年轻政治家说。

“那我来告诉您吧，我们是完全信赖您的荣誉，还有您的同事华生医生的。我也请求你们拿出你们的爱国心来，因为事情一旦泄露，那种灾难性的后果将是无法想象的。”

“您尽可以相信我们。”

“这么说吧，信是一位外国君主写来的。他对我国殖民地近年来的发展深表不满。信是匆促写成的，而且表达的完全是他个人的意志。经调查发现，他的大臣们对此完全不知情。同时，信的措辞很不中听，有些用词极富煽动性，一旦流传出去，势必引起本国人的愤怒，进而引起骚乱。先生，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不出一个星期，我们的国家就会卷入一场战争。”

福尔摩斯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了一个名字，然后递给了首相。

“一点没错，写信人就是他。就是这样一封信——此信可能会让英国损失十亿英镑以及十万人的生命——现在却莫名其妙地丢失了。”

“您通知写信人了吗？”

“通知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发了封加密电报给他。”

“他说不定就是想要让信件传出去呢。”

“不，福尔摩斯先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行事不谨慎，头脑发热。此信一旦流传出去，对他本人和他的国家的打击可是要比对我们国家的打击还要大呢。”

“如果情况如此，信一旦流传开来了，谁可以从中获利呢？为何有人想要盗取此信或者公开它呢？”

“说起这个，福尔摩斯先生，您让我联想到了当前紧张的国际关系。但是，您如果想想眼下欧洲的局势，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动机。欧洲现在就是一个全副武装的营垒，形成了两个势均力敌的联盟。大不列颠王国保持中立，起到平衡的作用。如果英国被迫与其中一方交战，另一方不论参战与否，必定会获得对另一方的控制之势。您听清楚我的意思了吗？”

“非常清楚。这么说来，想要盗取并且公开此信的就是该外国君主的敌人，以便离间君主所代表的国家和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从中获得利益，对吧？”

“对啊，福尔摩斯先生。”

“如果信件落到了敌方手中，会交给什么人呢？”

“会交给欧洲任何一个大国的政府，说不定此时此刻已经上了汽船，正朝着目的地快速进发呢。”

特里劳尼·霍普把头下垂到了胸口，高声叹了一口气。首相用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真是不幸啊，亲爱的朋友，这事不能怪你，并不是你的粗心大意导致的。福尔摩斯先生，您现在已经知道了全部真相，您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神情沮丧。

“您认为，先生，如果信件找不回来，那就意味着战争，对吗？”

“我认为可能性很大。”

“这么说来，先生，那就得为战争做准备了。”

“这未免有些危言耸听啊，福尔摩斯先生。”

“想一想实际情况吧，阁下，信件不可能是夜间十一半钟之后丢失的，因为在发现信件丢失之前，霍普先生和他夫人都在卧室里。所以说，信应该是昨晚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之间丢失的。七点半左右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窃取信件的人显然知道，信就是放在那儿的，自然会想要尽早拿到手。对了，阁下，如果如此重要的一封信在那个时候被盗了，那么信现在会在何处呢？谁也没有理由把信留在自己手上，而应该是尽快交给需要它的人。我们现在要追回或者追踪到信件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可不在我们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啊！”

首相从坐着的沙发上站起身。

“您说得很有道理，福尔摩斯先生，我觉得吧，事情确实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

“为了便于推理，我们不妨假设一下，信件是被男仆或者女仆偷走的——”

“两个仆人都上了年纪，而且证明都是忠实可靠的。”

“我记得您说过，您的卧室在三楼，既没有直接通向楼外的门，也没有通往家里其他地方的门，任何人从外面进去都会被发现。那么，信一定是室内的人盗窃走的。盗贼窃取了信之后会交给谁呢？会交给几个国际间谍或者秘密特工中的一位，我对他们的名字相当熟悉，有三个人可以说是这一行的佼佼者。我就从这儿开始着手调查，看看他们是否都还在。如果有某一个不在——尤其是从昨晚开始就不在了的话，我们就大致清楚了信到哪儿去了。”

“他为什么要失踪呢？”欧洲事务大臣问，“情况很有可能是，他会把信送到设在伦敦的某国大使馆。”

“我认为不会，那些特工是独立进行工作的，他们与大使馆的关系往往很僵。”

首相点头表示认同。

“我觉得您分析得对，福尔摩斯先生，如此重要的东西，他是应该要亲手交到总部的。我认为您的行动方案很可行。同时，霍普，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不幸的事就忽视了其他的职责。福尔摩斯先生，如果今天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们会跟您联系，您的调查如果有了结果，也请一定要告诉我们一声。”

两位政治家各自鞠了一躬，然后态度庄严地离开了房间。

我们的两位声名显赫的客人离开之后，福尔摩斯默不作声地点着了烟斗，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我翻开早报，很快被昨天晚上发生在伦敦的一桩引起轰动的案件吸引住了。这时，我的朋友惊叫一声，从坐着的椅子上一跃站起身来，把烟斗放在壁炉架上。

“是啊，”他说，“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情况确实令人失望，但还没到完全没有希望的程度。即便现在，如果我能确定究竟是他们哪个人盗走了信件，信就有可能还在他手上。那些家伙毕竟只是为了要钱，而我有国家的财政部做后盾，只要他肯卖，我就一定会买——即使让纳税人多纳一份税也在所不惜。那家伙有可能还把文件攥在自己手里，目的就是想看看哪一方出的价钱更高。那些人当中，只有三个人有胆量玩这种游戏——奥伯斯坦、拉·罗齐埃，还有爱德华多·卢卡斯，我要逐个去见他们。”

我瞥了一眼手上的晨报。

“是戈多尔芬大街的那个爱德华多·卢卡斯吗？”

“是的。”

“你见不到他的。”

“为什么见不到？”

“他昨晚在住处被人杀害了。”

我们在办案的过程中，我的朋友往往会令我惊讶不已，这回我却是欣喜地注意到，我把他给完完全全地惊呆了。他一脸惊讶地瞪着眼睛，然后从我手上夺过报纸。以下是他站起身来时我正看到的那一段。

威斯敏斯特凶杀案

昨晚，戈多尔芬大街十六号发生了一桩神秘诡异的凶杀案。该街道位于泰晤士河与威斯敏斯特教堂[4]之间，两边是18世纪的宅邸，古色古香，僻静雅致，几乎被两院议会塔楼的阴影掩映着。案发地是一座小巧别致的别墅，社交圈内极负盛名的爱德华多·卢卡斯先生已在此居住多年。他魅力非凡，享有英国最佳业余男高音之美名，可谓实至名归。爱德华多·卢卡斯先生尚未婚配，现年三十四岁，家中只有年老的管家普林格尔太太和贴身男仆约翰·米顿。那管家通常早早就寝，卧室在别墅顶层。那男仆昨晚外出，去汉莫尔斯密区走访朋友了。十点钟以后，爱德华多·卢卡斯先生独自一人待在室内，其间发生了什么事尚不清楚。不过，十一点三刻时，当警察巴瑞特巡视经过戈多尔芬大街时，发现十六号的大门半开着，便前去敲门，但无人应答。因见起居室亮着灯，他便从过道上进了屋，再次敲门，仍无人应答。因此，警察巴瑞特推门走了进去。他看到室内一片狼藉，家具什物全推到了一边，一把椅子横在中间。不幸的房主人躺倒在椅子边，仍然紧紧地抱住椅子的一条腿。他被人刺中了心脏，想必是当场毙命的。作案器具是一把弯曲的印度匕首，它本是从战场上带回来的战利品，此前一直挂在墙上当作装饰品。屋内抢劫迹象并不明显，因为室内贵重物品并未丢失。爱德华多·卢卡斯先生声名远播，广受人们欢迎，如今他悲惨离奇地遇害了，必定会引起圈内友人的深切悲痛与强烈同情。

“对了，华生，本案你是怎么看的？”福尔摩斯停顿了好一阵之后，这才开口问了一句。

“真是惊人的巧合啊！”

“巧合？！他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可能在这场好戏中登台表演的三个角色之一。我们刚刚得知好戏上演的消息，他就惨遭谋杀，巧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没人能证明两者之间的巧合性。不对啊，亲爱的华生，这两件事情之间有关联——必有关联。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这种关联。”

“但是，警方现在一定已经知道全部情况了。”

“没事啊，他们只知道在戈多尔芬大街看到的情况，但并不知道——也不会知道——怀特霍尔大街发生的事。知道有这么两桩事情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也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够查出两者之间的关联。我之所以怀疑爱德华多·卢卡斯，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戈多尔芬大街到怀特霍尔大街，步行几分钟就到了，而我提到的另外那些间谍全都住在西区的末端。因此，与其他人相比，爱德华多·卢卡斯更容易和欧洲事务大臣家的人建立联系或者从他们那儿得到消息——虽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由于种种事情都是集中在几个小时之内发生的，这个事情可就十分重要了。嘿！这是谁来了？”

赫德森太太端着托盘进来了，托盘里放着一张女士的名片。福尔摩斯瞥了一眼名片，扬了扬眉头，把名片递给了我。

“请劳驾希尔达·特里劳尼·霍普夫人上楼来吧。”

当天上午，我们的陋室有了两位贵客光临，已经是蓬荜生辉了。这才过了片刻的工夫，又迎来了这样一位全伦敦最可爱的夫人，那就更加显得辉煌荣耀了。我先前常常听人们说，贝尔敏斯特公爵最小的女儿美貌惊艳，但是，其高雅绝伦的五官洋溢出的如梦如幻的魅力和美丽动人的色彩，无论对其怎么样描述，无论对黑白照片怎么样凝视，都无法比得上让我亲眼一见。不过，在那个秋日的上午，当我们看到她的容貌时，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她的美貌，她的脸颊本来美丽可爱，但此时却由于情绪激动而显得苍白。她本来双眸闪亮，但此时却充满了忧心如焚的神情。她多情敏感的嘴唇紧闭着，那是在强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当我们的女客人伫立在敞开的门口那一瞬间，首先跃入我们眼帘的是恐惧，而不是美貌。

“我丈夫到过这儿对吧，福尔摩斯先生？”

“是啊，夫人，他到过这儿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恳请您不要告诉他我来过这儿。”福尔摩斯欠了欠身子，态度显得冷淡，示意夫人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夫人，您这样令我挺为难的，我请求您坐下来，把您的愿望告诉我，但是，我恐怕不会无条件地向您做出承诺的。”

夫人快步走到房间的另一端，背对着窗户坐了下来，举手投足间仪态万方——身材高挑，气质优雅，女性味十足。

“福尔摩斯先生，”她说——说话时，她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时而紧握在一起，时而又松开——“我愿意坦诚地对您说，但愿您对我也坦诚。除了政治方面的事情，我与我丈夫之间几乎是完全相互信任的。他在我面前只字不提政治方面的事情，从来也不吭声。现在，我知道，我们家里昨天夜间发生了一桩十分可悲的事情——有份文件丢失了。但是，因为这是政治上的事情，我丈夫没有跟我细说。我要说的是，我必须知道事情的始末，必须知道。除了那些政客，您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所以，我恳求您，福尔摩斯先生，如实地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福尔摩斯先生，请您把一切都告诉我，不要因为委托人的利益就什么都不说。我可以向您保证，他迟早会知道，只有充分信任我，他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夫人，您请求我做的事情真的是不可能实现得了的。”

她叹息了一声，双手掩面。

“您必须得知道，情况就是如此，夫人。如果您丈夫认为您还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为好，我只是刚刚才得知事情的原委，职业使然，我已承诺保守秘密，那么，我把要保守的秘密给说出来，这合适吗？这样做有失公平，您应该去问他才对啊。”

“我问过他了，没有办法了才来问您的。但是，我不是要求您把事情讲得清楚明白，福尔摩斯先生，如果您能够在一个方面给我一点提示，您就帮了我的大忙了。”“那是什么呢，夫人？”

“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丈夫的政治生涯可能会受到影响吧？”

“呃，夫人，如果事情不能挽回的话，那就一定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啊！”她猛然倒吸了一口气，一副心中的疑惑消解后的样子。

“还有个问题，福尔摩斯先生，我丈夫发现出事后，震惊不已，曾不经意间冒出过一句话，我由此判断，丢失信件的事情可能会在公众中造成很可怕的后果。”

“如果他都这么说了，我当然就无法否认了。”

“那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

“不，夫人，您这又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尽管您不能把话向我说得更加明白些，福尔摩斯先生，但我也不能责怪您。我迫切地想要替我丈夫分担忧愁，尽管他并不想我这样做，但我相信，您也不至于因此认为我心存恶意吧。我再一次恳请您不要向我丈夫提起我到这儿来过。”

她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我们一眼。我最后瞥见她那美丽而又憔悴的面容，眼神中充满了惊恐，嘴唇紧抿着。然后她离开了。

“对了，华生，女性属于你的研究范围啊，”夫人衣裙的窸窣声渐渐远去了，最后是“砰”的一声前门关上了，这时候，福尔摩斯笑着说，“漂亮的夫人这是玩的什么把戏啊？她真正想要干什么呢？”

“毫无疑问，她自己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但是，她担心忧虑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哼！想想她的外表吧，华生——她的态度举止，她抑制着的激动情绪，她焦急不安的状态，她再三追问的执拗态度。请记住，她所出身的那个贵族家庭是不会轻易让感情溢于言表的。”

“她确实很激动。”

“同样要记住的是，她态度异常，言辞恳切，向我们保证说，对她丈夫最为有利的做法就是让她知道全部情况。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肯定也看到了，她特意选择了一个背光位置坐着，就是不希望我们看清她的面部表情。”

“是啊，她确实是选择了一个背光的位置。”

“然而，女人的动机往往是深不可测的。你一定还记得，我曾因为同样的理由怀疑过马盖特[5]的那个女人。她的鼻子上没有抹粉——结果证明那是个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你如何能够把基础建立在流沙上呢？她们细微琐碎的行动可能具有深刻的蕴意，或者她们不同寻常的举止就是因为一个发夹或者一把卷发钳。再见，华生。”

“你要出去吗？”

“对啊，我上午要和我们那些正规警探朋友一起到戈多尔芬大街去。我们破解案件的答案在爱德华多·卢卡斯身上，不过我得承认，我并不清楚，答案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没有掌握事实依据就妄下论断，那是大错特错的。你留在家里，接待新的客人。如果可能，我会回来和你一起吃午饭。”

那一整天，接下来的一天，再接下来的一天，福尔摩斯都是那么一种情绪状态，也就是他的朋友所说的沉默寡言，或者郁郁寡欢。他跑进跑出的，不停地抽着烟，时而用小提琴拉一些乐曲片段，时而陷入沉思冥想，在不是吃饭的时间里啃三明治，对于我偶尔提出的一些问题，几乎不予回答。我很清楚，他面临的处境不妙，或者说他的调查工作不顺利。他闭口不谈案件的事情。我也是看了报纸后才知道一些有关案件的细节，死者的贴身男仆约翰·米顿被逮捕了，接着又被释放了。死因调查陪审团得出了明显的结论，即这是一桩蓄意谋杀案，系何人所为还是无从知晓，作案动机仍然捉摸不透。案发的房间内满是值钱的东西，但一件都没有被拿走，死者的各种文件也都没有翻动过。警察仔细认真地查看了所有文件，由此得知，死者热衷于研究国际政治。此外，还知道，他很健谈，是个出类拔萃的语言学家，往来的信件很多。他与几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从他满满一抽屉的信件中，并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至于他跟女人们的关系，看似杂乱，实则都是逢场作戏，他认识的女人可能很多，但是真正的朋友却没几个，而他真正爱着的，一个也没有。他的生活习惯中规中矩，所作所为也是循规蹈矩。他的离奇死亡完全是个谜，而且可能持续成谜。

至于把他的贴身男仆约翰·米顿逮捕，完全是警方为了避免公众批评当局无所作为的无奈之举。但是，找不出任何可以指控其犯罪的证据，他当晚不过是去汉莫尔斯密区探望了朋友而已，有案发时不在现场的充足证据。实际上，从他出发的时间来看，他足以在案发前就赶回威斯敏斯特。但他自己解释说，由于步行了一段路程，鉴于当晚天气宜人，这种解释似乎站得住脚。他实际上是十二点钟到家的，似乎被眼前那突如其来的惨剧吓蒙了。他跟死者的关系一直很好，他的箱子里发现了死者的几样东西——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个装剃须刀的小盒子，但是他解释说，那是死者生前送给他的，管家也证实了这一点。约翰·米顿受雇于爱德华多·卢卡斯已经有三年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爱德华多·卢卡斯并没有带约翰·米顿去过其他国家。有时，爱德华多·卢卡斯从头到尾一个人在巴黎玩上整整三个月，而把约翰·米顿留下来管理位于戈多尔芬大街的家院。至于管家，事发当晚，她什么也没听见。即便有客人来访，也是主人自己让他进去的。

所以，一直到第三天上午，谜团还是没有解开，我从报纸上就只能了解到这么多。就算福尔摩斯知道得更多，他也没对我说什么。他只是对我说过，莱斯特雷德督察把知道的情况全告诉了他。我认为，案情要是有什么新进展，他一定非常清楚。直到第四天，报道上有一封巴黎发来的很长的电报，似乎可以解开所有疑问了。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巴黎警方的最新发现，揭开了爱德华多·卢卡斯先生悲惨遇害案的神秘面纱。爱德华多·卢卡斯先生是这个星期一夜间在威斯敏斯特的戈多尔芬大街的寓所里遇害的。读者们一定还记得，死者是在自己的卧室里遇刺的，警方怀疑是其贴身男仆所为，但其男仆有不在现场的充分证据，故案件不了了之。有位家住奥斯特里兹街一幢小别墅里的女士，据称是亨利·福尔纳耶夫人。其仆人向警察当局报告说，女主人精神失常了。检查后表明，该女士确实患有危险的永久性癫狂症。经调查，警方发现，亨利·福尔纳耶夫人是这个星期二刚从伦敦返回的。有证据表明，她与威斯敏斯特的凶杀案有关联。通过对照片进行比照后得出结论，亨利·福尔纳耶先生和爱德华多·卢卡斯先生实为同一人。出于某种原因，死者在伦敦和巴黎轮流居住。福尔纳耶夫人是克里奥耳人[6]的后裔，性格乖张暴戾，昔日饱受嫉妒之苦，以致发展成癫狂症。警方推测，此次乃癫狂症发作，她这才犯下可怕的罪案，令伦敦城哗然。该夫人星期一夜间的行踪尚未查明，但是，确凿无疑的是，星期二早晨出现在查令十字车站的一位女士的音容笑貌与她的十分吻合，外表疯狂，举止凶悍，令旁观者侧目。因此，不幸的夫人很可能要么在犯案时就精神失常，要么在犯案后直接导致了精神失常。目前，福尔纳耶夫人不能连贯地叙述事情的经过，医生据此断言，她恢复神智已无希望。有目击证人称，星期一夜间，曾看到有位女士——很可能是福尔纳耶夫人——在戈多尔芬大街注视那幢寓所达数小时之久。

“关于这则报道，你怎么看啊，福尔摩斯？”我先前把报道大声地念给他听了，这时候，他用过了早餐。

“亲爱的华生啊，”他一边说着，一边从餐桌边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你的忍耐性可真好，但是，如果说我在过去的三天当中对你缄口不言，那是因为我没有任何情况可以奉告的。即便是现在，这则来自巴黎的报道对我们还是无济于事。”

“这毫无疑问是对死者遇害案的定论啊。”

“我们的使命是要寻找到那封失窃的信件，以便避免一场欧洲的大灾难。与我们这个真正的使命比较起来，此人的死亡只是一个事件而已——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在过去的三天里，所发生的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几乎每个小时都可以收到来自当局的报告。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欧洲各地都平安无事。啊！如果信件泄露出去——不，不可能泄露的——但如果没有泄露的话，信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呢？谁拿着了呢？为何要握着不放手呢？这些问题像锤子一样不停地敲击着我的脑子。爱德华多·卢卡斯恰好在信件丢失的当晚遇害了，这真的会是巧合吗？信件到了他手上吗？如果情况如此，为什么没有在他的文件堆里发现呢？是他患有癫狂症的夫人把信拿走了吗？如果情况如此，信件会不会在她巴黎的家中呢？我如何才能在不引起法国警方怀疑的情况下前去查找呢？亲爱的华生，侦破此案，我们不仅要防止罪犯传播信件，还要避免触犯法律引起官方怀疑，所有的因素都对我们不利。但是，信件事关重大，我若能够成功侦破此案，必将成为我探案生涯中的至上荣耀。啊！案发现场又有新情况了。”他瞥了一眼刚送进来的信，“嘿！莱斯特雷德好像发现了什么有意思的情况。华生，戴上帽子，我们到威斯敏斯特走一趟。”

这是我第一次到达案发现场——住宅高高耸立，色调灰暗，前面狭窄，但气氛庄严，布局严谨，结实坚固，看上去有百年历史了。身强力壮的莱斯特雷德正在临街的窗口张望着，一个大个子警探打开门后，他便热情地走过来，把我们迎了进去。他把我们领到案发的房间里。但是，除了地毯上一块难看的不规则的血迹外，房间里没有什么迹象显示这儿发生了命案。房间中间摆放着一块小的粗线织成的正方形地毯，周围是一大片由木质小方块拼成的光亮的旧式地板。壁炉上方的墙壁上挂满了从战场上缴获来的武器，其中就有当晚凶手用的凶器。靠近窗户处，放着一张大写字台，室内的每个细节，包括油画、小地毯和挂件，尽显主人奢华和追求精致的品位。

“看过巴黎的报道了吗？”莱斯特雷德问。

福尔摩斯点了点头。

“我们的法国朋友这一回似乎触及了要害了。毫无疑问，事实就是他们说的那样。她敲了敲门——我想，对卢卡斯来说，这是一次意外来访，因为他平时足不出户——他总不能让她流落街头吧，于是就让她进了房门。接着，她告诉卢卡斯，说自己如何寻找到了他的踪迹，并且开始责骂他。有了前因就导致了后果，匕首就在手边，结果很快就酿成大祸。不过，结局不是瞬间形成的，因为房间里面的椅子全都被挪到另一边了，死者的一只手还牢牢地拽着一把椅子，好像要用椅子挡住她的攻击一样。我们已经把案情弄得很清楚了，就跟在现场目击了一样。”

福尔摩斯扬起了眉头。

“既然如此，您还叫我过来干什么？”

“啊，对了，要您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属于您感兴趣的那种——怪异离奇，您知道的，就是您所说的很反常的那种。与主要的事实没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关系。”

“那是什么事情呢？”

“是啊，您知道的，这类案件发生后，我们会非常小心谨慎，保护好现场，不许移动任何东西，有警探留下来日夜值守。今天早上，因为死者已经安葬好了，对现场的调查也结束了——仅仅就这个房间而言——我们觉得应该打扫一下。但是，您看这块地毯，它并没有固定在地板上，只是平放着。我们无意中掀了一下地毯，结果发现——”

“呃？你们发现了——”

福尔摩斯显得迫不及待，脸上表情紧张起来了。

“啊，我估计您一百年也猜不着我们发现了什么。您看到地毯上的那块血迹了吗？是啊，上面的血迹有一大半会渗到地毯的背面，对吧？”

“毫无疑问，一定会如此。”

“对啊，您准会大吃一惊，因为地毯下面的地板上根本没有血迹。”

“没有血迹！但是，一定——”

“对，您会这样说的。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有。”

他用一只手抓住地毯的一角，把它翻了过来，表明正如他所说的一样，果然没有。

“但是，地毯的背面和表面痕迹是一样的，一定会留下印记的。”

莱斯特雷德看到把眼前这个大名鼎鼎的侦探给弄得云里雾里，高兴得咯咯笑了起来。

“得了，我来解释给您听吧，有第二块血迹，但与另外一块不一样，您很快就可以亲眼看到了。”他说着掀开地毯的另一处，毫无疑问，旧式正方形地板白色表面上，有一大块深红色的血迹。“您怎么看这个，福尔摩斯先生？”

“啊，很简单，两块血迹本来就是一致的，但地毯被人掀动过了。由于地毯是方形的，而且没有固定，所以很容易被掀动。”

“警方不需要您的提醒，他们也知道，福尔摩斯先生，地毯肯定是被人掀动过了。这个情况够明显的，因为两块血迹是相互重合的——如果您这样放置的话。但是，我想知道的是，谁掀动了地毯？他为什么要掀动地毯？”

福尔摩斯表情严肃。我知道，此时此刻，他内心激动不已。

“听我说，莱斯特雷德，”他说，“过道上的那个警员一直在值守吗？”

“对，他一直在值守。”

“啊，那就听听我的建议好了。仔细盘问他一下，但不要当着我们的面进行，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把他叫到后面的房间里，单独同他谈，他可能会承认的。问问他，怎么竟然胆敢让外人进入室内，还让他们独自待在室内。不要问他是否做过这事，而是断定他已经做了。您告诉他，您知道有人到过这儿，给他施加压力。告诉他，老老实实承认是他得到宽恕的唯一机会。完完全全按照我对您说的去做。”

“行啊，如果他知道，我一定叫他老实交代！”莱斯特雷德大声说。他冲进门厅，片刻之后，后面的房间里就传来他杀气腾腾的声音。

“好了，华生，好了！”福尔摩斯大声说着，情绪激动，欣喜若狂。他看似无精打采的，实则心潮澎湃，此刻，他再也无法掩饰了，突然变得精神抖擞，干劲十足。他把地毯掀了起来，立马趴到地上，双手不停地抠地毯下面的每块小地板，还用指甲去抠小地板的边缝处，其中一块地板居然真让他给抠起来了，像盒子盖一样往上翻，下面是一个小小的黑洞。福尔摩斯急忙伸手进去，但很快又抽出手来，生气又失望地大叫起来。原来，洞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赶快，华生，赶快！赶快把地板合上去！”地板复原了，地毯刚拉直，突然，过道上传来了莱斯特雷德的声音。他看见福尔摩斯斜靠在壁炉架上，百无聊赖，静心等待，正用手挡着嘴巴，尽量掩饰哈欠。

“很抱歉，让您久等了，福尔摩斯先生。看得出来，您觉得面对这样的案件很无聊。对了，他已经交代了，没有问题。进来吧，麦克弗逊，让这两位先生听听你干的好事吧。”

人高马大的警员侧着身子进入房间，面红耳赤，一脸羞愧。

“我并没有什么恶意，先生们，这一点我可以肯定。昨天晚上，那个女轻女士到了门口——找错了门，她是这么说的。然后，我们便攀谈了起来。我一整天都在这儿值守，挺枯燥乏味的。”

“啊，那后来呢？”

“她想看看案发的现场——她说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案件的报道。年轻女士是个挺体面的人，也很会说话，先生们，我觉得让她进来看一眼也无妨。她看到地毯上的痕迹时，便跌倒在了地毯上，像个死人一样躺着。我跑到后面去拿水来，但仍然不能使她醒过来。然后，我就走到附近的常青藤店去买了一些白兰地酒，等到我拿酒返回来时，女人清醒过来了，然后离开了——我敢说她是觉得不好意思，不敢面对我。”

“掀动地毯是怎么回事？”

“是啊，先生，我返回来时，地毯明显皱皱巴巴的。您也知道，她跌倒在了地毯上，而地毯就铺在光滑的地板上，也没什么东西把它固定住，于是我就把地毯拉直了。”

“这对你来说是个教训啊，你可骗不了我们，麦克弗逊警官，”莱斯特雷德说，语气严肃，“毫无疑问，你以为自己的失职不会被人发现，而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你放外人进入过。伙计啊，算你走运，没有丢失什么，否则，你可惹上麻烦了。福尔摩斯先生，很抱歉，为了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把您叫来，我只是觉得，第二块血迹和第一块血迹不相符，您一定会对此感兴趣的。”

“当然，确实很有意思。那位女士只来过一次吗，警官？”

“对啊，先生，只来过一次。”

“她是谁？”

“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先生，说是看见招收打字员的启事后，来应聘的，结果找错了门——是位态度和蔼、举止优雅的年轻女士啊，先生。”

“身材高挑？人很漂亮？”

“对啊，先生，是位长得很好看的年轻女士。我想您如果看见了她，也可能会说她好看的，您很可能还会说她很漂亮呢。‘噢，长官，就让我进去看一眼吧！’她说着。您可能会说，她很可爱，很**人，但我真的觉得让她在门边看看也无妨。”

“她的衣着打扮如何？”

“衣着素雅，先生——一件披风垂到了脚边。”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当时临近黄昏，我买白兰地酒返回时，人们都已经掌灯了。”

“很好，”福尔摩斯说，“走吧，华生，我们别处还有要紧的事要做呢。”

我们离开寓所时，莱斯特雷德还留在前厅，那个追悔莫及的警员开门送我们出去。福尔摩斯走下台阶，突然转身，手里拿起一件什么东西，那位警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

“天哪，先生！”他大声说，一脸惊讶。福尔摩斯用食指靠近嘴唇，然后手放进了胸前的口袋里，转身走到街上时，爆发出了一阵哈哈大笑声。“妙极啦！”他说，“行了，华生朋友，最后的一场戏开幕了。你可以欣慰地听到，不会有战争的，特里劳尼·霍普阁下不会在自己辉煌的仕途上遭受任何挫折，那位出言不逊的君主也不会受到惩罚了，首相也用不着处理纷繁复杂的欧洲事务了，只要我们略施小计，妥善处理，面对这样一件原本会酿成巨大灾祸的事件，我们谁也不会遭受半点损失的。”

面对眼前这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我心里充满了钦佩之情。

“你把问题给破解了？”我大声说。

“还不能那么说啊，华生，有些细节还是一如既往，很不明朗，但是，既然我们都已经弄清楚这么多情况，而如果不将其余的情况搞清楚，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错了。我们直接到怀特霍尔大街去，把这场戏推向**。”

我们到达欧洲事务大臣的寓所时，福尔摩斯却说要找希尔达·特里劳尼·霍普夫人。我们被领进了晨室。

“福尔摩斯先生！”希尔达夫人说着，气得脸都红了，“您这样做真的是太不公平了，太不厚道了。我说过的，希望您能保守这个秘密，别让我丈夫知道我去过您那儿，免得我丈夫说我干涉他的公务。但是，您到这儿来，以此表明，我们之间有业务往来，结果让我受到连累。”

“令人遗憾的是，希尔达夫人，我别无选择了。我接受了委托，要找回那封至关重要的信件。因此，我必须得请您，希尔达夫人，友好地把信交给我。”

希尔达夫人一跃身子站立起来，美丽的脸庞骤然失色。目光呆滞——身子摇晃着——我觉得，她会昏过去。随后，好不容易才镇静下来了，并且极度的震惊和愤怒取代了脸上先前的全部表情。

“您——您侮辱我，福尔摩斯先生。”

“得了，得了，希尔达夫人，这样无济于事的。把信交给我吧。”

她跑过去要按铃。

“管家会请您出去的。”

“别按铃，希尔达夫人，一旦您按了铃，我真心诚意为了要避免的丑闻所付出的努力就等于白费了。把信交出来，一切就都好办了。如果您配合我，我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如果您与我对着来，我就一定会揭露您。”

她傲然挺立地站着，女王般威严的样子，眼睛与福尔摩斯的对视着，仿佛想要看穿他的灵魂。她的手已经放在了铃上，但还是克制住了，没有把铃按响。

“您这是想要吓唬我。您到这儿来，吓唬一个女人，这可不是大男人该有的风度啊，福尔摩斯先生。您说您知道了一些情况，说来听听吧，您都知道了些什么情况了？”

“请您坐下吧，希尔达夫人。如果您摔倒了，会伤着自己的，等您坐下来后，我再说，谢谢您。”

“我只给您五分钟，福尔摩斯先生。”

“一分钟就够了，希尔达夫人。我知道，您去过爱德华多·卢卡斯先生的住所。我知道，您把那封信交给了他。我还知道，您昨晚又巧妙地回到了那个房间。我还知道，您是如何从地毯下面那么隐秘的地方拿到信的。”

希尔达夫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脸色煞白，哽咽了两次，这才说出话来。

“您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您真是疯了！”最后，她大声说。

福尔摩斯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小卡片，是从一幅照片上剪下来的一个女人的头像。

“我把它随身带着，觉得可能会用得上，”他说，“警察已经认出这个人来了。”

希尔达夫人长叹一声，头仰靠在了椅子上。

“行了，希尔达夫人，信就在您的手上。到目前为止，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我无心给您添麻烦，只要把信件交回您丈夫的手里，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听我一句劝，坦率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这是您唯一的选择。”

希尔达夫人的勇气着实令人钦佩，她到现在都还不肯认输。

“我再跟您说一遍，福尔摩斯先生，您一定是产生了荒谬的幻觉了。”

福尔摩斯从坐着的椅子上站起身来。

“我真是替您感到遗憾，希尔达夫人。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帮您。但是，看起来，一切都是徒劳。”

他按响了铃，管家进来了。

“特里劳尼·霍普先生在家吗？”

“他会在，先生，十二点三刻回家。”

福尔摩斯看了一眼自己的怀表。

“还有一刻钟，”福尔摩斯说，“很好，那我就等待着吧。”

管家刚把门关上，夫人突然双膝跪在福尔摩斯前面，伸出双手，抬起头，漂亮的脸上满是泪水。

“噢，饶了我吧，福尔摩斯先生！请饶了我吧！”她疯狂地苦苦哀求着，“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告诉他！我真的很爱他！不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丝阴影，我知道，这事一定会伤透他那颗高尚的心的。”

福尔摩斯把夫人搀扶了起来。“我感到很欣慰啊，希尔达夫人，虽说到了最后时刻，您终于还是醒悟了！现在刻不容缓，信在哪儿啊？”

她冲向房间另一端的一张写字台边，打开了锁，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长条的蓝色信封。

“信在这儿呢，福尔摩斯先生。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绝对没有看过！”

“我们怎样才能把它放回去呢？”福尔摩斯喃喃地说，“快，快，我们得想个办法！文件匣在哪儿？”

“还在他卧室里。”

“这可真是运气啊！快，希尔达夫人，把文件匣拿到这儿来！”

没一会儿，希尔达夫人就回来了，手里捧着一个红色的小匣子。

“您之前是怎么打开它的？您配了钥匙吧？当然了，您肯定有钥匙。把匣子打开吧。”

希尔达夫人从怀里拿出一个小钥匙，文件匣立刻被打开了，里面满满的，全是文件。蓝色的信封被塞到文件中去了，关上匣子，上好锁，送回了卧室。

“我们这就等待他回家吧，”福尔摩斯说，“还有十分钟时间。我可是花了大力气保护您，希尔达夫人，现在，作为回报，接下来的十分钟，请您坦率地把这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福尔摩斯先生，我把一切都告诉您吧，”希尔达夫人大声说，“噢，福尔摩斯先生，我宁愿断掉手臂也不愿看我丈夫有丝毫烦恼！全伦敦没有一个女人像我这样爱我丈夫的，但是，如果他知道我所做的事——但我也是被逼无奈啊——他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他视自己的声誉如性命，因此，他绝不会忘记，也绝不会原谅别人犯下的任何错误。您可一定要帮助我啊，福尔摩斯先生！我的幸福，他的幸福，我们性命攸关啊。”

“快点说吧，希尔达夫人，时间不多了！”

“事情源于一封我自己写的信，福尔摩斯先生，一封我婚前写的措辞不谨慎的信——一个感情冲动、充满了爱意的姑娘傻乎乎地写的信。我本来并没有什么恶意，而他却会认为那是一种罪过。他一旦看到了那封信，那他对我的信任感就再也不会有了。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以为整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那个叫卢卡斯的人的来信，说是信转到了他的手上，还说会拿给我丈夫看[7]。我恳请他发发善心。他说，如果我能够把他描述的我丈夫的文件匣里面的一封信交给他，他就会把信归还给我。他在我丈夫的办公室里有间谍，告诉了他有那么一封信。他向我保证，不会给我丈夫造成任何伤害。您设身处地地替我想一想，福尔摩斯先生！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那就把一切情况都告诉您丈夫。”

“我不能，福尔摩斯先生，我不能啊！一方面，灾难必定临头；另一方面，拿走我丈夫的信件虽然也很可怕，但毕竟是政治方面的事情，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而事关爱情和信任方面的事情，我是再清楚不过的。于是，我照办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取了我丈夫钥匙的模子，让卢卡斯去配了一把。我打开了我丈夫的文件匣，取出书信，拿到了戈多尔芬大街。”

“后来怎么样了，希尔达夫人？”

“我按事约定好了的，敲了敲门，是卢卡斯自己来开的门，我随着他到了他的房间，让门半掩着，我害怕单独和他在一起。我记得，我进屋时外面有个女人。我们的事很快办妥了。他把我的信放在桌子上，我把我丈夫的信件交给他，他把我的信还给了我，就在这时，有人敲门。接着，就听见过道上有脚步声。卢卡斯立刻把地毯掀过来，把文件塞进某个隐秘处，并且把地毯盖回原处。

“那之后发生的事简直就像是一场噩梦。我看见一张黝黑又癫狂的脸，听见一个女人在用法语说，‘我总算没有在外面白等。终于，我终于逮着你和她在一块儿了！’接下来，他们就凶狠地厮打了起来。男的手里拿着一张椅子，女的手里拿着一把刀，闪闪发光。我赶紧逃离了那可怕的地方，离开了那幢住宅。当天晚上，我很高兴，因为我终于拿回了自己的信，但我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后果。

“直到第二天上午我才意识到，这不过是在用新痛苦换旧烦恼而已。弄丢的那份文件，令我丈夫痛苦不堪，这一切，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当时，我真的几乎要跪在他前面，跟他坦白自己所做的一切。但是，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是在交代我自己的过去。那天早上，我去找您，就是想知道我犯下的错到底会酿成多么严重的后果。打那以后，我就一门心思想着怎样才能把我丈夫的信拿回来。信件一定还在卢卡斯当时藏匿的地方，因为在那个可怕的女人进入前，信就已经藏好了，如果不是她的出现，我还不知道他会把信藏在那儿呢。后来我是如何进入那个房间的？那两天，我都在那附近观察，但是，门总是关得严严实实的。昨天晚上，我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我想您已经知道了我是怎么进去并且拿到信的。我把信拿回来了，想过要把它毁掉，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它放回原处而又不需要跟我丈夫交代自己所犯下的过错。天哪，是他的脚步声，他回来了！”

欧洲事务大臣激动地跑进屋来。

“有什么消息吗，福尔摩斯先生，有什么消息吗？”他大声问。

“有了些希望了。”

“啊，谢天谢地！”他顿时兴致勃**来，“首相要来和我共进午餐。可以叫他一起来分享这些‘希望’吗？他向来意志坚强，但我知道，自从这件糟糕的事情发生后，他就没睡过好觉。雅各布，去请首相上来，好吗？至于你，亲爱的，这是政治上的事情，请你回避一下，好吗？一会儿我们去餐厅找你。”

首相表现得很镇定。但是，从他神采飞扬的目光中和他瘦骨嶙峋的颤抖着的双手上，我看得出来，他和自己年轻的同事一样，激动不已。

“我听说您有好消息要报告，福尔摩斯先生？”

“眼下还纯粹是负面消息，”福尔摩斯回答，“该查的地方，我们都查过了。现在，我只能说，我相信，不会有危险了。”

“但是，这还不够啊，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可不能总生活在这座火山口上，我们想要准确的答复。”

“我也想找到信件，所以才到这儿来。我越琢磨这事，越相信，信件不可能离开这幢宅邸。”

“福尔摩斯先生！”

“如果信件从您家流传出去了，早就已经公之于众了。”

“但是，谁会拿走文件而只是为了藏匿在家里呢？”

“我认为没有谁拿走了信。”

“那怎么没有在文件匣里面呢？”

“我甚至认为，信件不一定就不在文件匣里。”

“福尔摩斯先生，这种玩笑开得真不是时候啊。我已经向您保证过了，信件真不在文件匣里面了。”

“自从星期二早晨之后，您查看过文件匣了吗？”

“没有，没有这个必要。”

“说不定您忽略了呢，也有可能啊。”

“不可能，我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可不能这样确定。我已经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过。我看里面还有别的文件吧。是啊，也许和其他文件混到一块儿了。”

“它是放在最上面的。”

“说不定有人晃动过匣子，结果弄乱了呢。”

“不，不，我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了。”

“事情很容确定啊，霍普，”首相说，“我们叫人把文件匣拿来不就得了吗。”

欧洲事务大臣按响了铃。

“雅各布，去把我的文件匣拿过来。这纯粹是浪费时间，既然您不相信，那就拿过来，翻给您看看。谢谢，雅各布，放这儿吧。我一直把匣子的钥匙拴在表链上。您看，文件全在这儿呢。这是梅罗公爵的来信、查理斯·哈迪的报告、贝尔格莱德的备忘录、俄德谷物税的记录、马德里的来信、福劳尔君主的来信——天哪！这是什么？贝林格勋爵！贝林格勋爵！”

首相一把抓过对方手上的蓝色信封。

“没错，就是它——而且信件完好无损。霍普，祝贺你！”

“谢谢您，谢谢您！这下可除去了压在我心头的千斤巨石。但这一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简直不可能啊！福尔摩斯先生，您真是个巫师，是个魔术师！您怎么知道信还在里面呢？”

“因为我知道它不在别的地方。”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迅速跑到门口，“我夫人在哪儿呢？我得告诉她，一切都安然无恙。希尔达！希尔达！”

他在楼梯上一直喊他夫人的名字。

首相看着福尔摩斯，眨巴着眼睛。

“行了，福尔摩斯先生，”他说，“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为什么信会回到文件匣里呢？”

福尔摩斯微笑着转过头，回避了那双充满了好奇的眼睛的注视。

“我们也有我们的外交秘密啊。”他说着，拿起帽子，转身朝门口走去。

注释：

[1]本故事于1904年12月和1905年1月28日分别发表在英国的《河岸》杂志和美国的《科利尔》杂志上，案件发生在秋天的一个星期二。

[2]苏塞克斯丘陵（Sussex Downs）属于英格兰南部主要用于放牧的有草丘陵地带的一部分。

[3]华生在《海军协定案》中指出：“我婚后不久的那个7月，令人难忘，因为发生了三桩很有意思的案件。其间，我有幸陪同夏洛克·福尔摩斯办案，研究他的破案方法。我把三桩案件都记录在案，并加了标题，分别为《第二块血迹》《海军协定案》和《疲倦的船长案》。不过，第一桩案件事关重大，牵涉英国的许多名门望族，所以只有等到多年之后才有可能将其公之于众。”所以，时隔十多年之后，本案才公之于众。

[4]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原是一座本笃会隐修院，坐落在伦敦泰晤士河北岸，始建于公元960年，1045年进行了扩建，1065年建成，1220—1517年进行了重建。1540年，在英国国教与罗马教廷决裂前，威斯敏斯特教堂一直是天主教本笃会即天主教的隐修院修会之一的教堂，1540年之后，威斯敏斯特教堂一直是伦敦的国家级圣公会教堂。教堂附近是英国议会上下两院的集会地址。教堂内的“诗人角”因葬了14世纪诗人乔叟和文艺复兴时期诗人斯宾塞而得名。后来英国人把威斯敏斯特教堂称为“荣誉的宝塔尖”，认为死后能够在此占有一席之地是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诗人角”除了葬着上述二位之外，还有诗人勃朗宁、丁尼生，小说大师哈代、狄更斯，还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如丘吉尔、克伦威尔、达尔文、牛顿等。有些诗人和文学家虽然根据自己的遗愿安葬在别处，但人们依然在“诗人角”为其树立了纪念碑或纪念像，如莎士比亚、彭斯、弥尔顿等。

[5]马盖特（Margate）是英格兰肯特郡东部的一个海滨小镇。

[6]克里奥耳人（Creole）在16世纪至18世纪时指生于美洲而且父母为西班牙的白种人，以区别于生于西班牙而迁往美洲的移民。后来，该名称因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含义，多数时候是指来自欧洲的白人和美洲殖民地有色人种的混血儿。

[7]关于利用个人信件敲诈女事主，最终危及其婚姻的案件，可以参见《查尔斯·奥古斯塔斯·米尔弗顿案》中的详尽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