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托比亚斯·格雷格森显示其能耐(1 / 1)

翌日,各家报纸连篇累牍,充斥着有关所谓“布里克斯顿谜案”的新闻。每一家报纸都对事件给予了长篇报道,有些还加发了社论。报纸上披露的事情有些是我们先前不知道的。时至今日,我的剪贴本里还保留着许多与本案有关的剪报和摘录。以下是其中一些的概要:

《每日电讯报》[69]指出:纵观人类犯罪史,很少有惨案像本案一样,怪异离奇,独具特色。遇害人的德国姓氏,找不到其他犯罪动机,墙上写着邪恶的文字,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点:即罪行乃政治难民和革命分子所为。社会党在美国有很多分支,毫无疑问,死者一定是触犯了他们的不成文法,因此被人盯上了。文章还信马由缰地提到了秘密刑事法庭制度案[70]、托法娜仙液案[71]、意大利烧炭党人案[72]、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案[73]、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案、马尔萨斯[74]的人口论原则案,还有拉特克利夫大道多人遇害案[75],最后,劝诫政府当密切关注侨居在英国的外国人的动向。

《旗帜报》[76]对案件的评论是:这类无法无天的残暴行径通常发生在自由党[77]执政期间。其缘由是民心不稳,当局软弱无能。死者是位美国绅士,旅居伦敦已经几个星期了。他是在其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格森先生的陪同下来伦敦的,下榻在坎伯韦尔区托凯巷夏庞蒂埃太太的公寓里。两人于本月4日星期二[78]告别房东太太,前往尤斯顿车站[79],说是去赶乘开往利物浦的火车。有人后来在站台上看到过他们,随后便不见了踪影。直到有新闻报道说,德雷伯先生的尸体被人发现在距离尤斯顿车站数英里[80]远的布里克斯顿大街的一幢空住宅里。他是怎么到那儿的,又是怎么在那儿惨遭杀害的,至今仍是个谜。斯坦格森杳无音信。我们非常欣喜地获悉,苏格兰场的莱斯特雷德先生和格雷格森先生将共同负责办理此案,相信这两位声名赫赫的督察[81]定能很快让案情真相大白。

《每日新闻》[82]认为:毫无疑问,本案是桩政治案件。欧洲大陆的各国政府专横跋扈,仇视自由主义,结果把许多人士逼到了我国。那些人如果不是心中满怀着对自己境遇的痛苦记忆,悲观失望,本来可以成为优秀的公民。那些人当中有一套严苛的行为准则,一旦有人违犯,必被处死。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寻找到死者的秘书斯坦格森,确认死者的一些生活习性。案件目前已取得重大进展,因为已经查明死者生前下榻的寓所了——这一结果完全归功于苏格兰场机敏睿智而又精力充沛的格雷格森先生。

吃早餐时,我和福尔摩斯看到了这些报道。他觉得这些报道很逗人。

“我对你说过了,不管情况如何,莱斯特雷德和格雷格森一定可以邀功。”

“这还要取决于最后的结果如何。”

“噢,天哪!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凶手被抓住了,那是他们尽心尽力的结果;如果凶手逃跑了,那他们也是尽了力的。如同猜钱币,无论正反面,他们都是赢家。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总是会有捧场的人。‘再愚蠢的人都会有更加愚蠢的崇拜者。’[83]”

“到底怎么回事?”我大声说,因为就在这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厅堂和楼梯上传来,还掺杂着房东太太的埋怨声。

“是刑警贝克大街分队来了[84]。”我的同伴说,态度显得很严肃。他说话的当口儿,六个街上的流浪儿冲了进来。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比他们更加邋遢的孩子。

“立正!”福尔摩斯大声喊着,语气严厉,六个小邋遢鬼应声站成了一排,就像六尊破烂的雕像。“你们以后就让威金斯一个人来向我报告,其余的人在街上等着。威金斯,你们找到了吗?”

“没有,先生,还没有找到呢。”其中一个孩子说。

“我也没指望你们这么快就找到了,但你们必须一直找,直到找到为止。这是给你们的酬劳,”他说着发给了每人一个先令,“好啦,你们去吧!下次带好消息来。”

他挥了挥手,流浪儿就像是一群耗子窜下楼去了。不一会儿,街上传来他们尖锐刺耳的叫声。

“这些个小乞丐,一个人的工作效率比十多个警察的都要高,”福尔摩斯说,“人们一旦看到有官方模样的人,就会三缄其口。而这些小家伙哪儿都可以去,什么情况都听得到。他们还非常机灵,像枚针似的。不足之处就是缺乏组织性。”

“你是雇他们来调查布里克斯顿案吗?”我问。

“对啊,因为我有个问题想要证实一下,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嘿!我们就要听到十足的好消息啦!格雷格森在街上走着呢,脸上洋溢着欢天喜地的表情。我知道,他是找我们来了。对啊,他正要停下来呢,来了。”

门铃猛烈地响了起来,片刻之后,淡黄色头发的警探三步并作两步奔上了楼,紧接着冲进了我们的客厅。

“亲爱的朋友们啊,”他大声喊着,紧紧地握住福尔摩斯毫无反应的手,“祝贺我吧!我把整个案件查得像白昼一样明朗啦。”

我似乎看到福尔摩斯表情丰富的脸上掠过了一丝焦虑的阴影。

“您是说,您已经找到正确的路径了吗?”他问。

“正确的路径!啊,先生,我们都已经把凶手关进牢房啦。”

“他叫什么?”

“阿瑟·夏庞蒂埃,皇家海军的中尉。”格雷格森大声说着,语气高昂,不停地搓着满是肉的双手,昂首挺胸。

夏洛克·福尔摩斯松了口气,如释重负,继而轻松地微笑了。

“请坐,抽支雪茄吧,”他说,“我们很想知道您是怎么破的案,来点威士忌加水怎么样?”

“那就来点吧,”警探回答说,“我这一两天可是全力以赴啊,累得够呛了。您知道的,身体上的劳累倒是没有什么,主要是劳心啊。您会感同身受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两个都是靠用脑来工作的人。”

“您这可是太过抬举我了,”福尔摩斯说,态度很严肃,“您取得了令人高兴的结果,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吧。”

警探坐在扶手椅上,扬扬得意地吸着烟,接着猛然拍了一下大腿,喜不自禁。

“很有意思的是,”他大声说,“莱斯特雷德那个傻瓜自以为很聪明,这一次却完全把路径给搞错了。他一直在寻找那位秘书斯坦格森,但实际上,那人像个未出生的婴儿一样清白,与案件一丁点瓜葛都没有。我毫不怀疑,他此刻已经逮住人家了。”

格雷格森想到这事便乐不可支,笑得喘不过气来了。

“您是怎么找到线索的?”

“啊,我把这事的原委告诉你们吧。当然,华生医生,这事严格控制在我们三个人知道就行了。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就是要查明那个美国人的来历。有些人会坐着等待,等着人家看了告示后来报告,或者各方人士前来主动提供信息。这可不是我托比亚斯·格雷格森的处事风格。你们还记得放在死者旁边的那顶帽子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是约翰·恩德伍德父子店的产品,店铺地址在坎伯韦尔大道一百二十九号。”

格雷格森看上去垂头丧气了。

“没想到您也注意到了,”他说,“您到了那儿吗?”

“没有。”

“哈!”格雷格森大声说,松了一口气,“不能忽略任何机会啊,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

“在智者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85]。”福尔摩斯说,一副智者的神态。

“是啊,我去找过恩德伍德,问他是否出售过那种型号和式样的帽子。他查了账目,立刻就查到了。那顶帽子是给德雷伯先生送去的,住在托凯巷的夏庞蒂埃公寓。就这样,我得到了他的住址。”

“聪明——非常聪明!”夏洛克·福尔摩斯喃喃地说。

“我接着去拜访了夏庞蒂埃太太,”警探接着说,“发现她脸色苍白,神情忧伤。她女儿也在家里——那姑娘长得非常漂亮。我对她说话时,她眼圈红了,嘴唇直哆嗦。这些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神。我开始意识到事情不对劲,您知道那种感觉的,福尔摩斯先生,就是一旦发现了蛛丝马迹,神经就会高度兴奋起来。‘你们听说了克利夫兰的伊诺克·德雷伯先生,也就是你们先前的房客,神秘死亡的消息了吗?’

“做母亲的点了点头,看起来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做女儿的则哭了起来。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两个女人知道些情况。

“‘德雷伯先生是几点钟离开你们这儿去火车站的?’我问。

“‘八点钟。’妇人回答说,喉头哽咽,尽力压抑着内心的情绪波动,‘他的秘书斯坦格森先生说有两趟火车,九点十五一趟,十一点一趟,他准备乘头一趟。’“‘那是你们最后见到他吗?’

“我这话刚出口,发现妇人脸色很难看,黯然失色,片刻之后,冒出了一个字‘对’——嗓音干哑,语气很不自然。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女儿开口说话了,态度平静,声音清晰。

“‘说谎不会有任何好处的,母亲,’姑娘说,‘我们还是坦率地告诉这位先生吧,我们后来确实又见过德雷伯先生。’

“‘愿上帝宽恕你吧!’夏庞蒂埃太太大声说,双手向上猛地一挥,瘫坐在椅子上,‘你害死你哥哥了。’

“‘阿瑟也肯定希望我们讲真话。’姑娘语气坚定地说。

“‘你们现在最好把全部情况告诉我,’我说,‘说半句留半句,还不如不说。再说,你们也不清楚,我们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

“‘都是你惹的祸,艾丽斯!’她母亲大声说,然后转向我,‘我会把全部情况告诉您的,先生。您可别以为,我为儿子的事情弄得情绪激动,是因为担心他与这宗惨案有什么瓜葛,他绝对是清白无辜的。然而,我担心的是,在您或者别人看来,他好像脱不了干系。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儿子人品高尚,职业体面,从未有过不良记录。这些都能说明,他与案件毫无关系。’

“‘您最好的做法是把事情全部讲清楚,’我回应说,‘您尽管相信好啦,如果您儿子是无辜的,他自然就不会有事。’

“‘艾丽斯,你还是让我们单独谈吧!’她说着,女儿离开了。‘好啦,先生,’她继续说,‘我本来不打算把一切告诉您的,但是,既然我可怜的女儿已经说出来了,我也就别无选择了。我既然决定说,定会原原本本地告诉您,不会遗漏掉任何细节的。’

“‘您这样做是最明智的。’我说。

“‘德雷伯先生在我们这里住了将近三个星期。他和秘书斯坦格森先生一直在欧洲大陆旅行。我看见他们的行李箱上都贴了哥本哈根的标签,知道他们刚从那里来伦敦。斯坦格森话不多,很内敛。但他的雇主,不客气地说,比他差了去了。雇主举止粗鲁,行为蛮横。刚到的那天夜里,他就喝得酩酊大醉,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都还没完全清醒过来。对女仆举止轻浮,肆意妄为。最为恶劣的是,他很快对我的女儿艾丽斯也是那副嘴脸,不止一次地对她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好在单纯的艾丽丝还听不懂。有一次,他居然把她搂进怀里,抱住她。他那样不知廉耻,连自己的秘书都义愤填膺地指责他。’

“‘那您为什么会容忍呢?’我问,‘我想,您随时都可以对自己的房客下逐客令的。’

“我问到了关键点上,夏庞蒂埃太太不由得脸红了。‘如果他来的当晚就让他走人就好了,’她说,‘但是,挡不住的**啊,他们住在这里每人每天付一英镑——一个星期就是十四英镑,况且现在又是租房的淡季。我一个寡妇,在海军服役的儿子又需要很大的开销。我不想失去这样一笔收入[86]。我尽最大努力忍受着。然而,最后这次太过分了,我这才责令他走人。他就是因为这个离开的。’

“‘嗯?’

“‘看到他乘马车离开了,我心里松了口气。我儿子正好在休假,但是,这事我没有对他吭一声,因为他脾气火暴,对妹妹疼爱有加。他们刚一离开,我就把门关上,心头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唉,不到一个小时,门铃就响了,没想到,德雷伯先生又回来了。他异常激动,一看就知道喝醉了。他闯进了房间,当时我和女儿在里面坐着。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说没有赶上火车。接着,他看着我的女儿,当着我的面,让艾丽丝跟他私奔。“你已经长大了,”他说,“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阻拦你跟我走。我有的是钱供你花,别管老妈子,现在就直接跟我走吧。你会过得像公主一样的。”可怜的艾丽丝被吓得战战兢兢,往后退缩,但他抓住了她的手腕子,使劲把她往门口拽。我尖叫起来,就在那个当口儿,我儿子阿瑟进来了。然后发生了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只听嘈杂声中夹杂着咒骂声和打斗声。我吓得没敢抬头看。后来我抬起头时,只见阿瑟拿着根棍子,站在门口大笑。“我想这小子再也不敢来找麻烦了,”他说,“我去跟着他,看看他还能怎样。”说完,他拿起帽子下楼出门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听说德雷伯先生神秘遇害了。’

“这些都是夏庞蒂埃太太亲口断断续续告诉我的。她有时说话的声音很小,几乎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不过,她说的每句话,我都速记了下来,一字不差。”

“真是令人兴奋啊,”夏洛克·福尔摩斯说,打了个哈欠,“后来呢?”

“夏庞蒂埃太太说到这儿,”警探接着说,“我发现了整个案子的关键所在,眼睛盯着她看,用这种办法对付女人很奏效,问她儿子是什么时间回来的。

“‘我不知道。’她回答说。

“‘不知道?’

“‘对啊,他有钥匙,可以自己开门进来。’

“‘他是在您去睡觉后才回来的吗?’

“‘是的。’

“‘您是几点钟去睡的?’

“‘十一点的样子。’

“‘这么说来,您儿子出去了至少两个小时啦?’

“‘是啊。’

“‘还有可能四五个小时呢?’

“‘是啊。’

“‘他那段时间里在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她说,连嘴唇都变得煞白了。

“当然,至此,已经足够了。我打听到夏庞蒂埃中尉的下落后,带了两个警探去逮捕他。我触碰到了他的一个肩膀,提醒他乖乖地跟我们走,这时候,他却扯起了大嗓门儿回应我。‘我猜想,你们是因为德雷伯那个恶棍的死来抓我的吧?’他说。我们都根本没有提到这个事情,他倒是先提起来了,这非常值得怀疑。”

“很值得。”福尔摩斯说。

“正如他母亲说的,他跑去追德雷伯时带了根很粗的棍子,这时他仍然拿着那根棍子,是根很坚硬的橡木手杖。”

“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是啊,我的看法是,他一直追踪德雷伯先生到了布里克斯顿大街。两人在那里又吵起来了,德雷伯先生在争执中挨了一棍子,或许是打在腹部,所以要了他的命,但没有留下伤痕。夜间下雨了,周围没有什么人,因此,夏庞蒂埃把受害人的尸体拖进了那幢空宅。至于蜡烛、血迹、墙上的血字,还有戒指,这些都是夏庞蒂埃玩弄的伎俩,目的是要扰乱警方的视线。”

“分析得精妙!”福尔摩斯说,语气中充满了鼓励,“确实啊,格雷格森,您有长进了,我们真是看好您啊。”

“说句不谦虚的话,我自己也觉得这桩案件办得够利索的,”警探洋溢着自豪感说,“那个年轻人主动供认了。他说他跟踪了德雷伯一段时间之后,被发现了,后者坐上了一辆马车,以便把他给甩掉。他在回家途中遇上了自己昔日在船上的一位同事,于是与那个同事走了很远的路程。问他那位老同事住在什么地方,他却给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我认为,整个案件已经严丝合缝地串联起来了。莱斯特雷德从一开始就弄错了方向,一想起他,我就觉得好笑。恐怕他不会有什么结果。啊,天哪,说到他,他就到了!”

确实是莱斯特雷德到了。我们说话的当口儿,他上了楼,此刻已进到了房间了。然而,他平常那种信心满满的态度和笔挺神气的装束不见了,一脸的困惑和焦虑,衣着凌乱邋遢。很显然,他是向福尔摩斯请教来了,但看到自己的同事也在,结果尴尬得手足无措。他站在客厅中间,局促不安地捏着自己的帽子,不知怎样做才好。“这是一桩不可思议的案件啊,”他最后开口说——“一桩让人无法理解的案件。”

“啊,你认为是这样的,莱斯特雷德先生!”格雷格森大声说,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我料到你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你找到秘书约瑟夫·斯坦格森先生了吗?”

“秘书约瑟夫·斯坦格森先生,”莱斯特雷德说,神情凝重,“今天早晨六点钟左右在哈利德私人旅馆被人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