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作为国家最高实权人物，掌握最高权力长达十年之久。
在漫长的十年间，张居正从来没有一天放弃过权力。有人或许会说，他不是回家葬父，来来回回三个月吗？不错，是有这么回事。不过，这期间，所有的重大事项，都是请示张居正的，北京的政府中枢基本停止运转。也就是说，这十年间，国家的最高权力，始终掌握在张居正的手里。
可是，他本人也清醒地意识到，他手中的权力，从“宪法”和体制上说，实际上并不是他这个工作岗位所应该拥有的。换句话说，张居正掌握的权力，是已经长大成人、不呆不傻的皇帝的。不少人对此提出过尖锐的批评，都受到了张居正严厉的打压。
皇帝不是不想亲自掌权，他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妈很郑重地说过，等到他三十岁以后，张居正再把权力交给他。不管这个不小的“小皇帝”心里怎么想，反正表面上他只能乖乖服从。十年间，不得不以一国君主之尊，处处讨好张居正。或许有人不信。皇帝怎么没有办法呢？可是大家不能忘记了，不管干什么事情，要靠人。就是说，得有依靠力量才行。想想看，皇帝他妈和张居正的关系不同寻常；干部队伍的首脑是张居正；内里的头头也不是他这个皇帝的铁杆儿，而是张居正的“黑老大”。他依靠谁夺权呢？只能隐忍了。
但是，这是很不正常的。因为，在国朝的“宪法”和体制上说，从来没有摄政的制度，就连垂帘听政的制度也没有的。所以，张居正以摄政自居，在当时来说，是不合法的，也是非常敏感和危险的。
对此，张居正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他知道这一点的。他也知道，对他专擅大权，不少人有看法，甚至很反感。他还知道，这些年他结怨天下人，实在不少。所以，他曾经说，破家沉族，我也不怕！恍如殉道者不惜献身的誓言。
不管怎么说，张居正认准一条，只要权力在手，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张居正还认为，之所以反对派敢站出来攻击他，就是因为高压还不够！镇压，唯有镇压，才能维持政权，维护稳定。既然什么也不用怕了，那就近乎可以为所欲为了。反正不管我做什么，都只能说对，谁说不对？镇压！
也可以说，张居正掌握最高权力的十年，是独裁的十年。这是很多合法的最高领导人——皇帝也做不到的。
应该说，独裁的十年，张居正干了不少实事，政绩很突出。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制度疲劳，体制性腐败，说的和做的两回事，功过是非不分，推诿扯皮，社会贫富分化，这种社会现实刺激干部队伍争相追求奢华，沉湎于享乐，如此等等，差不多到了令人束手无策的地步了。推动一副锈迹斑斑的国家机器高速运转起来，谈何容易！而张居正几乎做到了。所以说张居正为国家呕心沥血，一点也不过分。
当然，他也做了不少坏事。享受特权，不受监督，七情六欲的人，在那个腐化的氛围里，谁能够把持住啊？
不难推测，白天和晚上，张居正都挺忙的。长此以往，他的身体支不住了。到了万历十年的春天，张居正已经病得不能起床了，只能在**办公。他不得不考虑，是不是应该退休了。他也确实提出了好几次，希望退休。话说得也很真诚，用催人泪下来形容张居正的辞职报告所使用的语言，也不过分。到了他缠绵病榻四个月之久的时候，距他去世只有几天了，他还在提这个问题。但是，事实是，他没有退休，直到弥留，也没有放弃权力。
表面上看，皇帝不同意他退休。不错，皇帝是不同意。张居正提出一次，皇帝挽留一次。这也是事实。但我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皇帝。关键是张居正的“黑老大”冯保坚决不同意，他的秘密情人李太后也不太同意，而张居正则是犹犹豫豫，内心矛盾重重。
说冯保坚决不同意，很好理解。十年了，他们处得不错。张居正对他很尊重，可以说，冯保是张居正唯一一个需要讨好的人，冯保有什么要求，不管该办不该办，张居正都很爽快地办了。说李太后不太同意，也是有根据的。十年了，他们关系也不错。一个二十出头守寡的乡下女人，十年间有这样一个俊朗儒雅的男人陪伴，是何等地幸运？她舍不得他走的。但是，她应该知道，张居正的身体不行了；何况，皇帝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这么大了，还不让他管事儿，也说不过去。所以，她只能是不太同意。
张居正犹犹豫豫。要说张居正三番五次提出退休都是作秀，似乎也武断了；但是说他态度坚决不留余地，好像是天真了。
张居正确实是有退休的愿望的。所谓功成身退，这是古训。张居正应该说功成名就了，无论是地位、荣誉、成就，都已经到了顶峰了。这个时候考虑退休，是很自然的。
可能他也进行过风险评估。皇帝，是他的乖学生，对他推崇敬重无以复加，好像不会翻脸不认人；主要领导干部，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似乎不会反噬。最关键的是，他身体不行了，实在支撑不了了。坐不能坐、躺不能躺，只能趴在**；茶饭不思，夜不能寐，确实是力不从心、萎靡不振、疲惫不堪了！所以，张居正想退休，也是真实的想法。
应该说，主导权掌握在张居正自己手里。如果张居正坚持退休，那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皇帝表面上不批准，那他完全可以以生病为由，不再批阅文件、处理公务。但是，事实上，张居正直到陷入昏迷前，还在工作着。可以说，张居正瞻前顾后，又极不想退休，所以他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有人说是因为他难以割舍自己的“改革大业”，我不这样认为。正像张居正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丁忧，主要不是出于所谓“改革大业”的考虑一样，实际上他行将就木之前还舍不得放弃权力，最重要的是对失去权力的恐惧。
权力崇拜者对失去权力，本身就必然有严重的失落乃至恐惧感；倘若再考虑到自己曾经滥用权力，伤害了不少人，那恐惧感就会格外明显。可以这样说，到了最后，张居正陷入了求退不得、欲罢不能的痛苦境地。
这是人治社会擅权人物，或者说独裁者的共同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