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执政的第三个年头，暮春时节。最高实权人物的家乡——荆州，发生了一件学生示威游行的群体性事件。

这一天，二十多名荆州府学的生员，情绪激动，聚集在坐落于荆州城的江陵县衙附近，呼口号，发传单，最后冲击县衙，要批斗知县、捉拿巡检。

顺便说说，那时候组织机构很不健全，一个县不仅没有几大班子，也不设副职，县领导就一个知县，而且职能部门也几乎没有。学生的矛头指向知县，那就没有回旋余地了。形势就比较严峻了。

如果仅仅是游行示威倒还好办，领导出面对话一下，或许就解决了。不是的，学生们的要求很高。看看他们散发的传单就知道了。传单上写着什么？说是要先翦李知县的羽翼，捉拿范巡检（或许可以理解为相当于警察局长）。更厉害的还在后面：捉拿到范巡检以后，要先剥他的皮，剜他的眼，刮他的毛！后面还有一句话：收拾了范巡检，就轮到知县了！

看到这样的传单，李知县和范巡检真是毛骨悚然，胆战心惊。

是不是光说说，吓唬吓唬领导？学生嘛，说点大话，让领导感觉到事态严重，重视起来，也属正常。可是，这帮学生，看样子似乎不是光说说的。他们群情激奋，干脆就直接冲击县的首脑机关了啦！县领导怎么办？既不能开紧急常委会研究，也没有警察、民兵可调动弹压，都没有啊！也就是几个属于民兵性质的衙役，平时在法庭上喊声“威武——”，遇到这样的场面，既不威也不武了！

李知县见势不妙，在学生还没有冲到县衙前，就溜之大吉了；范巡检呢，不知道是缺乏对形势的判断力——就是没有领导水平高、见事早——还是奉命保卫政府机关，反正他跑得晚了，就有些狼狈，被一群衙役护卫着，耗子似的，连滚带爬，才冲出学生的包围圈，撒丫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要说，学生们是胜利了。看看，领导吓跑了，威信还不扫地？见好就收也就是了。怪了，这些学生不依不饶，第二天又来啦！

李知县可能是麻痹大意了，以为学生闹腾一下也就完了，没有料到他们挺有韧劲，结果在大街上恰巧就被围住了。

可怜李知县，江陵大县堂堂的“一把手”，无论如何巧言令色，还是受到一番当众凌辱。皮倒是没有剥——或许学生比较信守诺言，在没有剥范巡检的皮之前，暂时不剥李知县的皮也未可知，不过推推搡搡不在话下，嫩拳（学生嘛，至少是不老的）免不了的，唾沫星子估计能当洗脸水用了。

具体情形，我看没有必要细细考证了，反正荆州首县、当今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家乡的“一把手”，当众被一群学生凌辱，不能不说是个事儿。

我得帮助诸位给这个事件定个性。

学生们游行示威也好，发传单也罢，包括冲击县政府，乃至当众凌辱领导，目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推翻政府，夺取权力，他们就是闹事，想通过闹事达到满足诉求的目的。我看，这不属于革命暴乱，动乱也还够不上，就是典型的群体性事件。

那他们有什么诉求啊？其实，说起来，不符合常规的。一般说来，学生闹事，诉求往往是比较宏观，什么反腐败啦，什么争权利啦，什么要查清科场弊案啦，至少，也是改善伙食啦，改善教学条件啦，换校长啦，等等吧，反正一般和某个学生自己家里的事，换言之，与学生中个体的利益联系不多。这次不同，就是一个许同学，说他家的地，政府丈量得不准，他就不干了；他一不干，就有同学支持，一支持，就闹起来了。

稍微说点背景大有必要，不然判断是非就难了。

丈量土地，不是李知县增加农民负担的土政策，是中央的要求。说直接点，是张居正改革也好、整顿也罢的一个内容。作为最高实权人物的家乡，江陵县“一把手”李知县，不得积极落实吗？于是就组织力量干起来了。到许同学家丈量的，是一个叫张现的人。

那时候一个县的公务员，也就是三、五个，也没有事业单位支撑，完成大规模的工作任务，估计是抽调的民间力量。我的意思是说，工作人员素质一般，工作中毛病不可避免。张现是不是丈量不准，如果有问题，他是故意的还是工作水平不高，我都说不好，反正许同学对他丈量的结果不认可是事实。

叫我说，江陵的“一把手”李知县，对许同学的意见还是非常重视的。许同学对丈量的亩数有异议，上访了，李知县亲自接访，完后就指示范巡检亲自出面去重新丈量。

诸位可以想像，那么大一个县，那么多宗地，名副其实地涉及千家万户啊，这个那个有意见都是难免的；如果都上访，一上访县里的“一把手”都亲自接访，接访后都派干员重新丈量，那怎么可能忙得过来呢？中央部署的工作，怎么如期完成呢？所以，领导对许同学的意见有多么重视，就可想而知了。

范巡检肩负领导重托，就开始重新丈量，同时也调查一下前任丈量员有没有群众反映的问题。“一把手”亲自布置的任务，估计范巡检不敢马马虎虎的。结果很快报到了李知县那里：许同学家确实故意隐匿田亩，这个没有疑问；不过张现似乎也有问题，可能是借机敲诈？也许是工作不认真？总之，有问题也是事实。

但是，这个结果还是令许同学不满意。他不仅重复访了，估计还在首脑机关说话挺横的，吵吵闹闹的可能性很大。

李知县还是挺重视的。他亲自出面处理这个重复访事件：把那个叫张现的抓起来，同时派人把许同学送回学校。

就是这样一件事。谁能想到，居然引发群体性事件呢？

李知县可能政治敏感性不够？他不仅没有预见到会引发群体性事件，而且学生示威游行冲击县政府的事件，他也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只是以为学生闹腾一下，发泄一番也就完了，所以，他似乎也没有向上级报告，自己第二天还照常去上班。

那给他点教训，也算活该吧！不过我要声明一下：这句话是调侃的，我是不主张这样做的，也不认为李书记兼县长兼法院院长活该受辱的。

受到当众凌辱的李知县，无可奈何，含羞忍辱，只好跑到上级领导那里去诉苦。这个上级领导不是一般人，他很有来头，名气也相当大。他，就是管辖荆州的副省级的特别行政区的最高领导——郧阳巡抚，名字叫王世贞，张居正的同年，和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关系应该说这个时候还是很亲密的。

前面已经说过，王世贞其人，虽然是高官，但是他扮演的更多的是文坛领袖的角色，算得上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要说，王世贞对学生自然是有偏袒之心的，如果能够维护的，他一定会维护。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那帮学生未免有些欺官太甚了，所以听完汇报，王世贞不禁勃然大怒！

必须严肃处理！王世贞断然指示说。看来，这些闹事的学生，要付出代价了！

且慢！人物关系梳理出来以后，才好下结论。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

家乡发生的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首都，传到了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的耳朵里了。而且，张居正还非常重视，采取了出人意料的措施。

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很勤政，需要他处理的事情很多。在他处理的事情中，有惊天动地意义深远的大事件，也有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之所以特意讲一讲他对这起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是因为过去的皇皇史书中，大而化之的多，真正研究威权社会当权人物治国理政具体过程的少；更重要的是，我们或许可以从中窥见威权社会、人治官场，在每天挂在嘴上的冠冕堂皇的名教圣训的背后，那些高级领导干部实际是如何操弄权力之一斑。由此，我辈足以对人治官场所谓是非、所谓公正、所谓正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现在，接着说说万历三年暮春时节，这起发生在张居正的家乡荆州的学生冲击江陵县首脑机关的群体性事件，在传到张居正的耳朵里以后，他有什么具体的反应。

在事件发生地，江陵县的“一把手”李知县（首县的“一把手”，按照今天的理解，相当于副地级啦）当众受辱，丢人现眼，威信扫地，只好向郧阳巡抚王世贞诉苦，同时提出了辞职。

王世贞作出的决策，就是对闹事的学生，必须严肃处理。所谓严肃处理，其实也未必说得上严肃，就是开除学籍而已。当然了，处理到什么程度先不要说，关键要有个态度。如果我是王世贞，我也会是这样的态度。

请允许我站在王世贞的立场上，来说说这样做的理由。

首先，从法律的角度说。“宪法”——祖制、成例和法律上都很明确，学生只能一心向学，不得参与政治，妄议国政。而且，正是张居正本人，在执政后整顿“学风”，刚刚下发了明确的规定。

原文是这样的：“其事不干于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者，许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以行止有污革除。若纠众抗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詈官长，肆行无礼，为首者照例发遣，其余不分人数多少，尽行黜退为民。”王世贞或许对这些规定不以为然——事实上他也喜欢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妄议国政，但是他是一个地方的“一把手”，职责所在，对于发生在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家乡、“几于首善之地”的荆州的，游行示威、发传单、冲击政府、凌辱领导的群体性事件，当然不能不严肃处理。

其次，从讲政治的大局，或者说从现实的角度说。丈量土地是中央的部署，游行示威、冲击政府，势必对推进土地丈量工作形成压力、造成干扰。如果不及时严肃处理，那么最高实权人物会怎么看？要知道，张居正是喜欢无限上纲的，动辄就以反对新政为口实，打击对他稍有异议者；而那些对所谓反对改革者惩治不力的领导干部，张居正是一百个看不上的，不换思想就换人，态度暧昧是会让张居正很不高兴的，后果是严重的。

再者，从张居正对读书人的态度说。张居正自己是读书人出身，但是一旦成为执政者，他就把读书人视为异己力量，压制打击不遗余力。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还可能大祸临头，何况居然还闹事？何况还是因为他推行的政策引起的呢？是对他推行新政的直接干扰呢？

凡是涉及读书人的事，宁左勿右，政治上绝对不会犯错误的。

还有一点或许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江陵知县虽然在张居正眼里不是什么大官，但是毕竟是他家乡的父母官，他肯定是熟悉的，也是欣赏的，说不定就是张居正亲自挑选的呢！李知县坐在这个特殊的位置，应该是有政治前途的。如今因为积极推进中央部署的工作，竟然当众受辱，不得不卷铺盖回家卖红薯，倘若不严肃处理肇事者，怎么说得过去呢？

我敢肯定，如果这件事要张居正来处理，他一定发雷霆之怒，不要说肇事的学生吃不了兜着走，那荆州府学能不能继续办下去还是疑问呢！别忘了，因为张居正的儿子没有达到预谋的名次，居然把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状元名额空缺！这样的事情，张居正都敢干，天下的书院，都被张居正下令焚毁啦，何况一个小小的府学？

还有一个背景，也要考虑的：本来，张居正刻意安排王世贞到自己的家乡任职就是为了给他镀金（张居正明确说过的），如果王世贞在处理这个群体性事件问题上态度暧昧，那很可能是金没有镀上，反粘了一身锈。

所以，王世贞表态说，要严肃处理，这是很正确的。

但是，事物常常是复杂的。如果事情都像我辈书生想像的这样，那领导干部的水平如何能体现出来？这不，荆州府学的学生闹事，这起群体性事件，就出了个棘手的问题。地方“一把手”王世贞表了态，就得处理了。处理就要先查清事实吧？工作程序嘛！调查组对这起群体性事件的调查报告，很快就出来了。

似乎不是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了。

虽然此事是因为许同学家里的私事引发的，实际上为首的并不是许同学，而是许同学的同学王同学。据调查组的调查，整个事件，都是这个王同学策划并指挥的。

那又怎么样呢？许同学和王同学，不都是府学的学生吗？这有什么复杂的呢？

我也这么想。可是，诸位不知道，这个王同学，摊上了个好姐姐，而他的这个好姐姐，嫁给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谁呀？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人一跳！就是响当当的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啊！

明白？就是说，这起群体性事件的主使者、指挥者，是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的小舅子！

直到这个时候，或许我们才能明白，领导对王同学的同学——许同学的上访为什么那么重视；这帮学生为什么敢如此胆大妄为！这个时候，替王世贞王领导想一想，是不是有点麻烦呢？

其实，这个时候，才是考验一个领导干部政治上是不是成熟、是不是能够把握分寸、是不是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是值得信用的好机会。可是，越是这个时候，领导干部的压力也就越大。这是很正常的。

该怎么处理呢？要我说，可以不考虑王同学小舅子的身份。为什么呢？

想想看，张居正是国家高级领导干部，是执政者，他平时连对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的要求都很严，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对各级领导干部们就不用说了，大会小会，都要求领导干部尤其要以身作则，遵纪守法，清正廉明。从整个官场对这个大人物的印象来看，张居正对徇私枉法的事情，是很痛恨的，处理起来是不手软的；他自己的小舅子仗势欺官，近乎胡闹，他不至于会袒护吧？说不定他听到这个消息——绝对很快就会知道——会震怒的，一怒之下，会拿自己的小舅子开刀，进一步树立公正廉明、大公无私的高大形象！

还可以告诉诸位一个事实，这个小舅子，地位显然没有国舅那样高，连国舅，张居正也处理过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不把问题复杂化呢？

何况，张居正教育万历小皇帝的，教育全体干部的，都是要讲大局，要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这起群体性事件，提高了看，也可以说是对“改革”大业的干扰。想必张居正为了推进“改革”，也会要求依法严肃处理这起群体性事件的。

我是这么想的。估计王世贞王巡抚，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王世贞是那个时代的书生，我是这个时代的书生，我们都是书生。书生的最大毛病，就是凡事儿爱较真儿，认死理儿，对领导的话不能活学活用。就领会领导意图而言，比起游七游“秘书”来，那差别简直如同天壤了！也可以说，书生看问题，爱钻牛角尖儿。再说直白些，书生考虑问题，不如领导站得高、看得远。如果说书生是在牛角尖里看问题，那领导至少也是坐在牛背上看问题的。所以，书生看问题，难免片面。

管辖张居正家乡荆州府的郧阳“特别行政区”的“一把手”——巡抚王世贞，虽然也算得上高级领导干部了，但是他本质上还是书生，而且自己也从来就是以书生自居。所以，他在考虑学生闹事这起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就犯了认死理儿的毛病，钻在牛角尖里看问题。这样一来，就没有坐在牛背上的领导干部看得远了。

那么，从领导干部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我不敢妄加猜测。只知道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一般不会是就事论事，也不会只考虑条条框框，而是考虑得更全面，更长远。如何算全面、如何算长远，实际上我也说不好；但是，从处理结果上看，似乎可以作出些推断。

什么结果？就是郧阳巡抚王世贞，因为不为民——比如王同学——做主，而是要为官——比如李知县——做主，因此被张居正打发回家“卖红薯”去了！如果说，这次群体性事件以前，王世贞还算得上是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知己”，关系不错，属于重点培养对象的话——至少，王世贞是这么理解的，那么，此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竟然成了张居正和王世贞关系逆转的分水岭；王世贞从此成为张居正眼中的不可信用者，在张居正当国的年代里，他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了。

张居正为什么打发王世贞回家“卖红薯”，自然有他分析问题的角度。是真的因为王世贞不为民做主吗？如果谁这样看，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恕我直言，那真算得上是愚昧可笑的人了！那到底什么原因？有一位研究王世贞的孙专家说，“在张居正看来……将王世贞派往自己家乡为官，王世贞竟不知照顾其亲属”，因此，张居正“积不能堪”，不得不施展权术，把王世贞打发回家。这个说法可谓一针见血。

不过，这从看问题的角度方面说，还稍嫌不够。我的看法是，领导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其个人的威信。一件事情发生了，如何处理更有利，那是需要权衡的，有时候还需要反复掂量、慎重拿捏。认死理儿、钻牛角尖是不行的。

要说，如果秉公处理了带头闹事的王同学——也就是张居正的小舅子这样的权贵亲属，那只能有助于树立张居正的威信。可是，领导不这么想。

如果对领导的亲属和对普通老百姓一样看待，那是不是在这些人的眼里，根本就没有领导？处理问题，是不是就可以不考虑领导？那领导的权威何在？再说浅显些，领导的面子，是不是有些过不去？还有，如果任凭下面的干部认死理儿，按照规章制度办事，那领导的意图谁还会去认真领会？

只会照章办事、不认真领会领导意图的干部，还能用吗？结论只能是：绝对不能用。

所以，关键时刻，最能考验一个干部政治上是不是靠得住；面对群体性事件，最能考验一个干部是不是有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都照章办事，哪里还会有什么复杂？如果照章办事就是政治上可靠的表现，那还需要什么考验？

这，就是人治的悲哀。

倘若这样的事件发生在现代国家——-注意，现代国家不是时间概念——那越是涉及领导干部亲属的事件，越会被媒体紧追不舍，处理起来就越要可丁可卯。所以，越是高级领导干部，不仅他本人，就是他的亲属，越是要夹着尾巴做人。甚至有人感慨说，难道身为高级干部的亲属，本身就是“原罪”？不管怎么说，你要做高级干部，那对你的监督就越严格，这个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惯例。

王世贞生而不幸，他是在威权社会、人治官场从政的，所以，他只能满怀不平，又不断自我安慰着，慢慢卷铺盖回家；而张居正的小舅子王同学，可想而知，一定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谁还敢惹他呢？不要说惹他，巴结他，还未必有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