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是时，作为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以令行禁止的强势手腕执政。对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往往给以严厉的惩处。那么，他的“生活秘书”游七如此招摇，他知道吗？我的看法，张居正不可能不知道。毋宁说，张居正是默许乃至支持的。
那他为什么默许乃至支持一个家奴违法乱纪，如此招摇呢？也可以换句话问：为什么断定张居正知道？甚至支持呢？
以我的分析，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上梁不正下梁歪。张居正本身，其实就是这样的人。他的执政风格，是典型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不讨好巴结，谁倒霉。有句话说，（给领导送红包）谁送了记不住，谁没有送记得清清楚楚。挺有概括力的。这话用在张居正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游七耳濡目染，学了这一套，也是可以理解的。
估计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人不买游七的账，游七添油加醋和张居正一说，最后归结为：“打狗还要看主人呢，某某这样做，不是对着老爷来的吗？他眼里还有老爷吗？小的倒没啥，老爷的面子往哪搁啊？”结果，对游七不买账的人，不久就领到了一双小鞋穿穿，鞋带儿也紧了又紧，估计他痛苦的呻吟声好多人都听到了。
倒不是我有这方面的具体资料，老实说，我是推测的。理由就是基于两点：其一，张居正对敢于对他不巴结、讨好的人，就是这么做的；其二，官场中人，大多数是趋利避害的，如果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大家有了教训，人家公卿将帅、侍从台谏，什么身份？何必对一个“生活秘书”毕恭毕敬啊？所谓人以群分，结拜兄弟，干吗都争着找一个家奴啊？
所以，是不是可以归纳出一条官场学原理：凡是秘书胡作非为的，那么，公众有理由对他所跟的领导的廉洁自律方面提出质疑。这个原理或许有些绝对化？我才疏学浅，权且提出来供参考吧，但是我敢绝对保证，这个原理，至少在张居正这里是适用的。反之是不是成立，我不敢断言，学者们可以研究。
第二，张居正和冯保的勾结，主要靠游七。就是说，张居正上不得台面的政治活动，换言之，他违法违规（成例、明规则）的阴谋活动，离不开游七。我们已经知道，政府的高官按照规定是不能私下交接太监的，公开场合只能公事公办，嘀嘀咕咕咬耳朵不太好吧？那就只能靠心腹之人跑前跑后了。游七和冯保的私人“秘书”徐爵就充当着这个中间人的角色，想来这两个私人“秘书”都是比较称职的。
据张居正的同年（也就相当于同学吧）王世贞的记载，张居正有所谋，便使游七跑去告诉徐爵，徐爵再报告给冯保；冯保要是有什么鬼点子需要和张居正商量，就让徐爵告诉游七，游七再报告张居正。
可以断言，像张居正勾结冯保阴谋发动政变等重大事件，游七都亲历其间了。事实证明，游七嘴挺严，腿挺勤，办事能力挺强，如专家韦先生所言，游七对张居正来说，正是他所需要的“嗅觉灵敏，善于体会意图，殷勤可信，而又能奔走便捷的狗腿子”。这样的秘书，领导当然满意。那他趾高气扬些，谁又能够怎么样？
由此似乎可以归纳出这样一条官场学原理：越是靠阴谋诡计上台、靠阴谋诡计掌权的领导，对自己的秘书的依赖程度越强。反之是不是成立，那还是请学者找答案吧。
第三，张居正搞女人，需要游七帮忙。那也可以说，张居正的把柄，掌握在游七手里。
张居正作为高级领导干部，受到的监督不多，手里的权力很大。那他就有可能张扬人性而不需要过度压抑。事实也正如此。不过，张居正的身份特殊。他自己直接去张罗，时间不允许，身份也不允许。副手、儿子倒是都听话，但是要他们去张罗，显然是不合适的，其实这些人正是他想瞒住的。这个方面，“生活秘书”游七就是不可或缺的了。
好就好在，游七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用当时的人的话说，凡是张居正需要的，游“秘书”都“百方致之，务悦其心”。像什么找合适的女人啦、安排幽会的宾馆（就那个意思吧，总要有个合适的地方不是吗？）等等，自然不在话下；张居正日理万机，年龄越来越大，力不从心也是难免的，游七还得张罗给领导搞点“伟哥”，像什么“娇声颤”等等，估计张居正都服用过的。
当然不能忘记了，还有一件大事呢！张居正和年轻的皇太后有奸情的，当时也没有手机，张居正可以直接发个信息约香儿到某某宾馆包间幽会；既这样，那不得有人负责张罗吗？游七当然是不二人选。这样惊天的大秘密，游七守口如瓶，估计安排也挺稳妥的。
这样的秘书，领导能不喜欢？他有点趾高气扬的，领导看到了，替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约束他呢？
看来，领导的生活秘书，干好了不容易，干到领导离不开的程度，那不风光也不容易。正面说呢，领导如果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甚至私下里爱干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有把柄在秘书手里，你想约束他，也不容易。
不受制衡的权力容易让人飘飘然，是非、真假都搞不清楚了。那么多人巴结游七，张居正还以为是他的威信高呢！其实，人家当面叫游七“贤弟”“仁兄”，转过脸来就骂“狗仗人势的东西”！骂完了游七，免不了还追根求源，咬牙切齿骂声“张居正，不是东西”！这个，不是我猜测的，是专家皇皇大著上有记载的。
所以，我还得归纳出一条官场学原理：领导要有威信，不能不管好身边的人；管好身边的人，关键是领导自己要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