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运气很不错。他当政的十年，差不多算得上风平浪静，莺歌燕舞。也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政治风波，除了万历五年的这一次。所以，万历五年的政治风波，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这次政治风波，从引发、密谋、双簧表演，到铁腕打压，是对张居正个人乃至所有高级干部的严峻考验，不仅在当时的政坛引起不小的震**，也对人心士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看一看张居正对这次政治风波的处理，不仅能够清楚地看出张居正这个人的道德操守、执政风格、统治手腕，也可以让我们对人治官场、威权统治的实质，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

那好，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发生在万历五年的这场政治风波吧。

这一年，已经进入张居正当国的第六个年头了。这一年，对张居正来说，是个百感交集的年头。应该说，开局不错。这一年的春闱，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同时高中进士。一门两进士，何等荣耀！

当然，议论很多。但是也仅仅是议论而已。

我的意思是说，高官的两个儿子同时中进士，这个在别的时候足以引起严重抗议的科场弊案，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

可是，高压之下，怨言积累起来，早晚会爆发，这也是肯定的。但是，需要有导火索才可以引爆的。说到这，诸位估计明白了，我所说的政治风波，不是这件事。

我要给诸位讲述的这场政治风波，是领导他爹引起的。

领导他爹，不是个省油的灯，引起的议论也不少。但是，也仅仅是议论而已。就是说，我所说的政治风波，也不是指的这个。当然，别人看在眼里，气在心中，总有一天会爆发的。

张老爷子死了，张居正硬要继续在北京上班，引发了一场震惊朝野的政治风波。

前面说过，张居正施展阴谋，与太监冯保里应外合，做出了不能为了死爹而放弃权力的决定。虽然他不得不三番五次表达要丁忧守制的决心，可是各级领导干部终于明白过来了，实际上那都是这个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虚伪表演，他内心是不想丁忧的。迫于形势，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不得不纷纷表态，请求张居正不要丁忧，而要继续领导国家，行使权力。

火候差不多了，不能总忸怩作态了。于是，张居正在小皇帝兼乖学生下达了第三道夺情的谕旨后，终于表态说，他不回家奔丧，也不丁忧了。

可是，自己的亲爹死了，作为长子，不奔丧、不守制，那怎么说得过去呢？张居正苦思冥想，终于发明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词：“在官守制”。意思也就是说，我张居正还是给亡父守制的，只不过不是回家守制，而是边继续做官边守制。为此，他请求二十七个月内不要工资，所有他具衔签名的公文，都加“守制”二字；另外服装上也要对此加以体现等等。

要我看，张居正的这个发明是有可取之处的。当然，他要是能够先回家奔丧，再回来“守制”，就和我们现在的做法差不多了。何必非要辞官回家待上二十七个月呢？如果张居正真的是改革家，能够把这个制度固定下来，而不是就只能适用于他一个人，那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一大改革。可惜的是，张居正此举，是权宜之计，他把这个东西当成了自己不丁忧的挡箭牌了。这就成问题了。

守制，顾名思义是回家守孝，本来就是和继续做官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那你继续当官，家也不回，甚至没有在亡父的灵前扶棺一恸，怎么硬说是守制了呢？不丁忧守制，已经很不近人情了，又硬说自己守制了，那就更让人反感了。

揆诸人情，我估计，广大干部是很不理解的，也是很看不过去的。可是，迫于压力，高级领导干部都表态了，要张居正继续工作；“议员”们也有类似的“提案”。是不是表态，如何表态，俨然是一次是否忠诚于张居正的站队。不要说反对“夺情”，就是沉默，也是不被允许的。张居正的“组织部长”张瀚，坚持不表态，张居正立即勒令他卷铺盖回家。可见，对广大干部来说，不管内心的想法如何，都只能顺从张居正的意志，因为形势相当严峻、压力确实很大。

但是，即便如此，当张居正不丁忧的表态正式公布以后，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流言四起。公开的抗议也终于出现了。

他们难道不怕？也不能说一点不怕，怎么可能不怕呢？都是人啊，都是经过十年寒窗、激烈竞争，才有了今天的位置；父母的希望、老婆孩子的依靠，一旦站出来，可能瞬间就化为泡影了！所以我说，这些人，绝对是热血男儿，他们忍不下去了！

第一个站出来抗议的是翰林院编修、张居正的门生、常州人吴中行。

吴中行中进士、修庶吉士，当了编修，属于“储相”之列，这个位置来之不易，前途光明；他不是“议员”，没有言责，不是大臣，保持沉默也不会有什么道义的责任。如果他再积极些、上蹿下跳为张居正夺情奔走，那作为门生，吴中行的仕途官运一定很顺遂了。

可是，吴中行站出来了。这天，他来到张居正家，拿出自己写给皇帝的奏疏副本，请张居正过目。张居正一看，只见吴中行写道：“元辅夙夜在公，勤劳最久。谓父子相别十九年矣……”文章很长，简短解说吧，吴中行大意是说，领导和他的父亲十九年没有见面，如今老人家去世了，难道领导不应该回家看一眼吗？哪怕是回家哭一声，再回来上班，怎么就不行呢？

“呈上去了吗？”张居正愕然道。“不呈上去，不敢报告师相。”吴中行镇静地回答说。张居正内心一定是很恼怒的，但是，事已至此，他在吴中行面前，就不好说什么了。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个门生是替他在皇帝面前说情的啊！

第二天，吴中行的同事，翰林院的检讨（比编修低一级）赵用贤也上疏了。他的意思和吴中行差不多，用语上似乎不太客气，有谴责张居正的语气。他说，张居正能够以君臣之义效忠数年，怎么就不能以父子之情少尽一日呢？他认为，无论如何，张居正应该回家奔丧，临棺一哭，然后再回京继续上班。

吴中行和赵用贤，都是进士及第后选庶吉士，毕业后留在翰林院工作的。俩人事前是不是商量过，不好考证了。

接下来，也就是赵用贤上疏的第二天，刑部两个级别不高的干部，副司长、张居正的同乡艾穆，处长、浙江人沈思孝，俩人联名上疏，抗议夺情，要求张居正丁忧守制。

刑部的这两个干部，就不像吴中行和赵用贤那么善解人意了。他们对张居正大加讥讽、抨击不说——比如他们说张居正欺君而媚阉；提出的要求也更加厉害：不能夺情，也不应该夺情。张居正要回家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才是。张居正原先防备的是高级领导干部和“议员”，连打带吓的，高级干部和“议员”倒基本上乖了；没有想到中低级干部里面出了问题。他们接二连三，密集上疏，其中，有自己的学生，还有老乡！这个情况，张居正似乎估计不足。

看到这个局面，张居正没有别的，唯有愤怒。他怒不可遏，牙根痒痒。怎么办呢？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高级干部就会动摇、“议员”们也会不好意思，不能不跟着提出同样的要求。万一出现了一股风，都替他张居正“说情”，非要皇帝收回夺情的成命，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遇到难题，张居正还是按既定方针办——找他的“黑老大”冯保商量。很可能是，张居正看到门生吴中行的上疏副本时，就和冯保沟通过，要冯保压着——当时称为“留中”，即参折或者上疏，留在内里，不下发，不登报。接连的四人三疏，让冯保给压在御案上不发。

但光留中不发是不行的。于是，张居正压抑着满腔怒气，装作悲伤的样子，以讨好的神情，来拜见自己的“黑老大”冯保，紧急研议对策。

必须严厉惩处！必须立即遏制住，不能任其蔓延！冯保和张居正，躲在密室，策划着如何处理这场实质上是因为张居正不愿意放弃权力而引发的政治风波。

从张居正以霹雳手段，断然解除吏部尚书张瀚的职务这件事情已经可以看出，作为铁腕人物，遇到反对势力，乃至纯粹是善意的提醒，他也会不论青红皂白，只是一味高压。很显然，对待这件事，他也不会稍有缓和。

张居正和冯保密谋的结论是：对公开站出来反对夺情的人，使用非常手段——廷杖！

廷杖是国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的发明。这一招很损。有没有错，不需要审判，说打就可以打。而且是当众打屁股。这对受到廷杖的人，是一种精神上的羞辱；肉体上也要承受巨大的痛苦，轻者重伤，重者当即毙命。朱元璋这个老农民很率直，他公开说，作为皇帝，他不与臣下争是非，要争意气。说白了，是鹿是马，无关紧要，关键是看到底谁说了算。所以对于他认为不听话敢把鹿说成鹿的大臣，就当众打屁股！他的不肖子孙没有继承乃祖的勤政，倒是把他的那套损招发扬了下来。不过后来的君主，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敢轻易使用这个手段的。

张居正作为大臣，本来应该是万分痛恨并坚决反对使用这种非常手段的。可是，现在，他居然和太监冯保秘密策划，要用这种非常手段，对待同僚，镇压反对者，平息政治风波！

在张居正和冯保密谋镇压的过程中，似乎是爆发前的短暂平静。但是，了解张居正为人的人，都为吴中行他们四人捏了把汗。有道义责任的领导干部，已经预料到事情不妙，急忙出面缓颊。

礼部尚书马自强率先为吴中行四人辩解。他来到张居正的府邸，当面求情张居正，试图阻止他对吴中行四人的惩罚。马部长说了些什么，我们就不去考证了。总之，史书上说马部长说了一番话以后，张居正语塞。也是啊，迄今为止，摆在桌面上的，是张居正要丁忧，皇帝不让。那吴中行他们不就是替他张居正说话吗？如果皇帝要惩罚他们，张居正不得出面替他们说情吗？何况，作为国家全体文官的代表，首相本来就有道义的责任，阻止皇帝惩罚仅仅是提出不同意见的干部的。

那马部长请求张居正出面为吴中行他们说话，他能不语塞吗？可是，马部长高估了张居正的人品操守。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张居正在无言以对的情况下，一改往日的深沉矜持，也不再顾忌威严和风度，居然“扑通”一声，跪在马自强的面前，口中还连声说：“公饶我，公饶我！”马部长吃惊之余，也只能慌忙告退了。

翰林院的院长（掌院学士）王锡爵也坐不住了。四个公开站出来抗议的人中，两个是翰林院的干部。王院长有道义的责任要替吴中行他们说话。可是，他担心自己一个人在张居正面前会碰钉子，于是，就会集了翰林院大大小小的干部几十人，集体到张居正家里去请愿。

门房通报了这个消息。张居正拒绝接见他们。怎么办？越是这样，越说明事态严重了。于是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王院长索性带着一大群人，径直闯进张居正的府邸。张居正不得不出面见见了。

“他们上疏，是为了元翁的事，万万不可处罚他们的。”王锡爵说。

“是皇上生气了，圣怒不可测啊，我有什么办法呢？”张居正回答说，反正假话说惯了，已经习以为常。

事实是张居正生气了，皇帝生不生气其实根本不重要。皇帝虽然十五岁了，可是他对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怎么明了，一切都是张居正和冯保在操纵着。王院长对此也心知肚明。但是他不能说出来，只能顺着张居正的话说，“皇上生气也是为了元翁的事，只要元翁劝劝皇上，那皇上的气也就消了。人所共知，皇上是很尊重元翁的意见的啊。”

这下，张居正又无言以对了。“扑通”一声，张居正又跪在了王锡爵等众人面前，一边大声叫喊，“拿刀来，快给我拿刀来！”一边做抹脖子的样子，“皇上强留我不让我回家奔丧；那几个人又卖力赶我走，让我怎么办呢？还不如杀了我吧！”

想得到吗？堂堂的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突然露出了泼皮无赖相！王锡爵和众人都大惊失色，不知所措。

“你来杀我吧！你来杀我吧！”张居正还在喊叫着，双腿跪地，向王锡爵跟前挪动。

王锡爵是不是喊了声“我的妈呀”，我已无从考证，反正史书上记载，看到这个场面，王锡爵吓得连忙逃出了张居正的府邸。

这下子，中央的干部都彻底明白了，所谓夺情大戏，张居正本人正是幕后导演！此前他连篇累牍地请求所谓丁忧的报告，都是假的，虚伪的表演而已。毫无疑问，反对夺情的人受到惩罚，是不可避免的了。果然，廷杖四人的命令随即就发布了。

可是，还是有人不甘心。他们还想设法挽回。

也是，过去，皇帝发布惩罚臣下的命令以后，每次都会有人站出来说话的，当时称为“论救”。有时候，这等于给双方一个台阶，所以，论救成功的事例，很多。于是，翰林院的一帮书生，什么李长春、沈懋学，总有七八个人吧，又纷纷上疏论救。

我估计，有关部门接到了冯保和张居正的指示，所有的论救报告，一律不得接收！结果，那些上疏根本报都报不上去。

沈懋学还不死心。他和张居正的儿子是同年，于是，火急火燎地给张居正的儿子写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试图打动张居正，请他稍加宽容。一连写了三封信，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效果。沈懋学看不下去了，一气之下，辞职回家了！

其实，干部们越是这样，就越坚定了张居正铁腕镇压的决心。

万历五年九月二十四日，首都北京，阴云密布，雷声轰鸣。午门外，御林军环列廷中，围成三圈，手持戈戟杖木，林林而立。长安街上，数以万计的人群，或伸长了脖子向午门外张望；或窃窃私语，议论着、猜测着……

张居正的“黑老大”——冯保的下属、司礼监太监数十人，手捧驾贴，呼啸而来，先喝叫了一声：“带犯人上来——”御林军并公务人员，千百人应声大喊，声震天阕。吴中行等四人，已经在两日前被锦衣卫逮捕，下了诏狱。此时被押送到场。

司礼监太监宣读驾贴——也就是张居正和冯保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命令。太监不男不女尖尖的嗓音传出很远，人们听清楚了：先杖吴中行、赵用贤，每人各六十。杖后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

只见吴中行、赵用贤被押着，趴在专用的条凳上，交右股于左脚之上。“打！”随着一声令下，“噼噼啪啪”的棍棒声响了起来。六十棍打过，两人已经昏死过去。锦衣卫校尉用布条把两人拽出长安门，用门板抬走。

躺在门板上的吴中行已经气绝。他的同乡急忙带医生赶到，紧急抢救，才得苏醒。赵用贤身体肥胖，被打后一块块巴掌大的肉溃落下来。等回到家里，他的妻子把溃肉腌制起来，以留作刻骨铭心的纪念。

接下来，该轮到沈思孝和艾穆了。他们两个更惨，各杖八十，发极边充军，永不得赦免。

四人的“待遇”还有区别，因为什么呢？不难理解的。吴中行和赵用贤只是说，张居正很勤政，为国操劳，公而忘私；但是自己十九年没有见面的父亲死了，还是应该回家看看，哭上一声，然后马上回北京上班，继续领导国家。而沈、艾两人就不同，他们坚持认为，张居正应该丁忧守制，不应该也没有理由夺情。那他们的“待遇”能一样吗？

可怜沈思孝、艾穆，年纪轻轻，遭受酷刑，还要发配极边充军，而且永远不能赦免！八十大棒打过，两人不省人事，又被戴上枷锁，用门板抬进锦衣卫的诏狱。三天后，又被用门板抬出都门，发配充军。一路上，血还在涔涔而下。

就在吴中行等四人受到廷杖的时候，奉命在一旁观看的干部队伍中，有一个年轻人，只见他发愤顿足，怒不可遏！他，就是刚刚进士及第还未分配工作、在刑部实习的观政进士邹元标。此时，他的怀中，正揣着抗议夺情的奏疏。邹元标知道，自从吴中行这四人上疏以后，所有想再上疏的人，无论是论救他们四人的还是抗议的，都再也报不上去了。他想上疏，有关部门拒绝接收。

身在廷杖现场，恐怖的场面，令人心惊肉跳。可是，愤怒的情绪使得邹元标忘记了恐惧。当廷杖结束，文武百官散班以后，邹元标急急忙忙追到一个太监，说有本要上奏，请他接收。

“不收！”小太监吃惊之余，趾高气扬，斩钉截铁。

邹元标从袖中掏出一锭银子，塞到小太监的手里，说：“我是告假的本子，烦请收转。”

也是，只听说过花钱免灾的，哪有花钱买灾的啊？小太监打消怀疑，以为邹元标报来的，真是告假的报告，就收下来了。就这样，邹元标的上疏，呈达御前。冯保拆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什么告假，是抗议夺情，弹劾张居正的！再看看内容，冯保很可能冒出一身冷汗。看来看去，冯保看明白了，邹元标的中心思想是，连自己的父亲死了都不奔丧的人，还是人吗？像这样的人，实在不堪再用！

邹元标这个小子，真是胆大包天啊！这个时候居然敢上疏，而且文字之大胆，出人意料。他不再是要求张居正丁忧，而干脆说，皇帝应该炒张居正鱿鱼了！为什么要张居正回家卖红薯呢？邹元标的理由是，张居正这个人，心胸狭窄，私心自用；施政又打压贤才，堵塞言路，实在太不像话了！这是其一。其二，张居正的亲爹死了，他连奔丧都不愿意，这样的人，不是丧心，就是禽兽！怎么可以让他继续表率百僚呢？

不仅攻击张居正不遗余力，邹元标还对皇帝大加讥讽。他说，陛下为什么要留张居正呢？说是因为你现在学尚未成，志尚未定——这些其实是冯保和张居正替皇帝写好的——那假如现在张居正死了，是不是陛下之学终不成、志终不定呢？用现在的话说，这句话的意思是：离开张居正，难道皇帝你就活不了了？地球就不转了？

最后，邹元标还说，张居正是不是回家丁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如果后世揽权恋位者动辄援引张居正的恶劣先例，那不是遗祸万年吗？他言外之意甚至说，像张居正这样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会不会有朝一日篡夺大位呢？

可以想像，邹元标的这道上疏，会让张居正多么愤怒！

遗憾的是——站在张居正的角度，邹元标刚刚中进士，实在抓不到他的把柄，连编造也不容易做到，不能像去年整那些已在官场经年的干部那样（以后专述）。所以，张居正对邹元标恨之入骨，也只能廷杖八十，发配极地充军。邹元标被打得死去活来，落下了终身残疾。这个人在张居正死后，刚刚被平反召回，就不顾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的决定，替张居正评功摆好，实在是高风亮节，而且，再后来，也正是他领衔上疏，要求给张居正平反！这是后话。就因为张居正要不要回家奔丧的争论，革职的革职、发配的发配，公开站出来抗议的干部受到严厉镇压；甚至两个热血青年，也因此丧命。一时间，朝野沉默了。

过了十几天，南京的一位朱“议员”，终于忍不下去了，他上疏为被廷杖的五君子鸣不平，结果又遭到开除的处分——夺职为民。

事情还没有完。

当被廷杖、被杀害的“五君子”和两青年血迹未干，被撤职的“组织部长”张瀚、“议员”朱先生，因表示抗议而拂袖而去的翰林院修撰——这个职务是状元或者榜眼的专利——沈懋学等还正在卷铺盖的时候，张居正就利用天上出现了彗星这个借口，对中央干部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凡是没有表态坚决支持张居正不回家奔丧的，贬斥！也就是对这些人免职的免职，降职的降职，外调的外调。

一场震动朝野、闹得沸沸扬扬的政治风波，在铁腕镇压下，很快平息了！张居正自认为胜利了！

可是，他错了。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眼里，张居正是典型地发昏了。一时间，京城内外、朝野上下，议论纷纭，人心不服。自己的亲爹死了，他连回家哭一声也不干。别人说工作永远干不完的，为国家效劳了这么多年了，为父母之情耽误几天工作也应该的，所以还是回家哭一声吧，快去快回就是了，这居然惹得张居正怒火万丈！让人不可思议啊！

引车卖浆者流会说：“张居正怎么是这样的人啊，自己的亲爹死了，却千方百计不想回家奔丧，真真让人理解不了啊！”衣冠人物会说：“作为大臣，居然自己导演夺自己的情；居然操纵权柄廷杖同僚，揆诸历史，真是闻所未闻，绝无仅有啊！”“如此看来，张居正其人，实在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会否窥视神器也未可知啊！”

解释一句，所谓窥视神器，也就是夺皇位的意思。

老实说，上述的对话，是我个人根据记载的情形推测出来的。不过，请诸位不要怀疑，我是有充分根据的。

当是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长安街上，出现了无名揭帖，也叫谤书，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小字报或者说传单吧，说张居正要造反，夺了大明的江山！

有一个余姚的布衣，也就是平头老百姓，正好在首都办事或者旅游，挺关心国家大事，给中央上书，大意是说，张居正这样做，是很不合情理的，我们不要这样的人领导国家了。结果被打了一百大板，押送回籍。

这个余姚的布衣，他还算幸运的，毕竟，他是在首都，人多嘴杂，投鼠忌器，捡回一条命；而两个在地方表示抗议的学生就倒霉透顶了，他们竟然因为表达对张居正做法的不满而惨遭杀害（后面专门谈到）！

体制内的干部们，要说对谁当领导还有推荐的权力的，可是，打压太严酷，都不敢公开站出来说话了。但是，也不只是沉默。翰林院的一个许翰林，后来也入阁拜相的，当时还在翰林院任职，在送别受到廷杖的两个同事时，各赠送了他们一只杯子。

赠给吴中行的是只玉杯，杯上镌诗一首：

斑斑者何？

卞生泪！

英英者何？

蔺生气！

追追琢琢永成器！

赠给赵用贤的是只犀杯，杯上镌诗一首：

文羊一角，

其理沈黝。

不惜刻心，

宁辞碎首？

黄河在中，

为君子寿！

还有，这一年的新科进士、邹元标的同年、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屠隆，目睹这一切，很不理解。他凭吊吴同学——也就是奔波几百里去见被发配的邹元标的那个学生——的坟墓，挥笔写下了诗一首，说张居正是“奸雄”，“天亡”之！

而被张居正严厉惩处的吴中行、邹元标等人，本来都默默无闻，可是被廷杖以后，立即就被尊为“五君子”，声名大振，妇幼敬仰。因为公开表示同情五君子、或者因为不表态支持张居正不奔丧等各种原因而被撤职、降职、外调的一大批干部，不管过去表现如何，现在也都成为人们敬佩的对象。

这么说吧，张居正在乃父死后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不得人心，一系列乖张举措，导致其威信大跌！按照专家韦先生的话说，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张居正也只是“取得了表面的胜利，而其实付出了沉重的政治和道义的代价，加深了潜在的危机”。

可以说，张居正死后受到清算时，到了人人拍手称快的程度，与他在处理这场政治风波时固执己见、滥施酷刑有很大关系。所以，正如韦先生所说，夺情引发的这场风波，是张居正人生道路上带有关键性的环节和转折之一。平心而论，张居正大大的失策了。可是，张居正本人不这么看！

也就是说，张居正从来没有进行反思，更没有觉得自己有错儿！恰恰相反，他是从反面吸取教训的。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自己？是因为自己不够强硬，镇压不够残酷；所以，以后遇到反对者甚至仅仅是善意的提醒者，只要惹他不高兴的，就要铁腕打压！唯有高压，才是处理问题、平息风波的有效手段。

按照史书上的说法，这次事件以后，张居正越发自负，甚至说他神志恍惚了，对人对事的处理，“务快己意”；对待有不同意见的人，就是一个思路：“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

或许，这是所有专制独裁者的通病吧，迷信权力，崇拜权力，没有宽容、没有妥协，因而其统治必然成为成为暴政！迷信权力的人，最怕的是什么？不是法律，不是制度，不是道义，也不是人心，是怕失去权力。张居正在自己的父亲死后，所作所为之所以如此不堪，如此令人匪夷所思，并不是像很多专家说的那样，是为了他的所谓改革大业。

那就让我来回答这个我自己在前文中给自己出过的题目。我要说的有两点。

第一，从当时的策划看，张居正和他的幕僚，在研究要不要丁忧守制的时候，所有的出发点和立论，都是权力两个字。特别是，对失去权力后可能发生的不测后果的推断，是张居正的幕僚，比如宋先生和李副部长提出应该或者不应该丁忧的基本立足点。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

第二，从反面来推论。吴中行作为张居正的学生，仅仅是提出要张居正回家奔丧，然后立即回京的建议，这不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吗？前前后后也就是个把月的时间，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张居正回家一两个月，大事还是要他来决断的，怎么就会对他推行所谓改革大业造成大的影响呢？他为什么非要廷杖吴中行呢？说不通的。要真的是为了所谓的改革大业，按照吴中行的建议行事，不是更好吗？

所以，张居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太监密谋、公开场合虚伪表演，拒不回家奔丧，为达目的甚至不惜自贬人格尊严，不顾脸面，丑态百出，令人不堪入目；后来又不顾人心向背，不分青红皂白，悍然使用非常手段，都完全是他的权力崇拜心态所支配的。

不过，我还要声明一句：客观地看，张居正不丁忧守制——我指的是辞官回家守制二十七个月，虽然在当时确实是很不正常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应该说不算什么大问题，甚至还可以说，也许是个正确的选择。

对张居正来说，执政当国的前五年，虽然也进行了整顿，也有改革措施，比如推出了考成法，但是较多的是人事布局的考量，有固位擅权的因素，恰恰是受到诟病的；真正可以称得上改革的实际上就是一条鞭法，而这恰恰是在平息这场政治风波以后开始启动的；其他的一些整顿成果，包括整顿驿递、修治水利等，也多是在此事件以后实质性推进的。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张居正丁忧二十七个月，是不是能够回来，还不好说；即使能够顺利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是不是要从头再来也未可知。

而且，张居正没有因父丧而影响工作，他只是在得到讣闻的一两天停止批文件，此后一直在工作；抛开伦理道德及其他的因素不说，这样的敬业精神，哪里去找啊？政策和工作的连续性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也是很难得的。

以我这个事后诸葛亮看，张居正如果是成熟的政治家，如果他能够为顺利推行新政计，那他最好的办法，是采纳吴中行、赵用贤的建议，先回家奔丧，再回京继续主持大局。毕竟，自己的亲爹死了，作为儿子连回家看一眼都不干，怎么说得过去呢？下自在监狱里待决的囚犯，上至高级领导干部，谁还会从内心里敬佩这样的人呢？

如果张居正真的公而忘私，有改革的魄力，把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劲头用在改革上，索性就改革这个丁忧制度：父母亡故，回家奔丧，然后就可以回到原岗位上班。那真就是他的大功劳了。

可惜的是，事实不是这样。张居正不仅不采纳善意的建言，反而悍然廷杖那些提出建言的人！张部长是自己人啊，仅仅因为不表态，就立即撤职，不容片刻迟缓？吴翰林是善意的建言啊，就悍然廷杖，赶回老家？吴同学是民间无名小卒啊，仅仅因为上书言事，就置于死地？几个翰林院的翰林是书生，仅仅想论救同事，就贬谪？

权力是厉害，是可怕，但是，权力是双刃剑，用得过度，最终会伤害到自己的！可是，张居正自视甚高，自以为很英明，政治风波平息了，如此棘手的难题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解决了，于是，他不暇自哀，越发飘飘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