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强人之所以是强人，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论是谁，政治强人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制度、至少是教化风俗的羁绊。换句话说，摆在领导人面前的，总会有一些难以逾越的坎儿。有的人，什么样的坎儿都敢迈过，而且能够迈过！那他就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强人。

比如说，美国的总统，不管他年龄多大、威望多高，连任一次以后，他非卷铺盖走人不可！这道坎儿，他绝对不敢迈过的！俄罗斯也有同样的宪法规定，可是人家普京，就有办法绕过这道坎儿，牢牢把握着治国的权力，继续当这个大国的掌舵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国家领导人遇到的坎儿可能未必相同，但实质都差不多：人人都说，这下没招儿了，只能这样了；可是，强势领导人却不这么认为，他相信可以迈过、能够迈过这道坎儿。这不，张居正遇到的这道坎儿，甚至比美国和俄罗斯的总统遇到的，还要难迈！

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他爹去世了。或许有人会说，这算啥事啊？小题大做了吧？！别急，很快就会知道了，这道坎儿，敢迈的人，绝无仅有。诸位谁敢说你就敢迈，那真可以说是张居正再世了！

话说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老爷子咽气十多天了，讣告才送到张居正的手里。接到讣闻，估计张居正很是烦恼。我说烦恼，而没有用悲痛这个词，是经过斟酌的。张居正已经十九年没有见到他的父亲了，他和乃父之间，生疏了，或许，还有点怨气存在心里。

应该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张居正因为一时看不到升迁的希望，同时也有避祸的考量，曾经回家隐居了几年。他的父亲，连续参加科举，是考了二十多年始终连举人也没有考取的老秀才，看到自己的儿子中进士、点翰林，不好好往上爬，却跑回老家隐居，很不满意，没少给张居正脸色看。张居正一方面忍受不住乃父的奚落，另一方面看到其师徐阶渐渐站稳了脚跟，就硬着头皮回到北京复职。十九年过去了，张居正再也没有回家；他的父亲也舍不得家乡的优哉游哉，美女姬妾，一直也没有到首都转转。所以他们父子，十九年不曾谋面。

消息倒是经常通的。不过，多半是些要张居正以权谋私的要求。父以子贵，张居正或许开始还不太情愿，有点无奈；慢慢地就习以为常；再后来，可能就成为他光宗耀祖的一种方式了。所以谁要批评他这一点，他就火冒三丈，严厉报复。比如刘台，就是一例（后述）。或许，张居正可能内心里认为，他已经以他人难以比拟的特殊方式尽了孝道，可以心安理得了。总之，要说张居正和他爹的感情有多深，那是不真实的。因此，他接到父亲的讣闻，或许会有遗憾，但不会太悲痛，更多的，应该是烦恼。

是的，烦恼。亲爹死了，麻烦事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宪法”规定，父母去世，儿子要丁忧。

关于这个丁忧制度，我们现代已经没有了，所以有必要简单说几句。

按照孔圣人的说法，孩子在三岁前，离不开父母的怀抱。那么，父母去世，作为儿子，也要守制三年。这以后，特别是明代，作为制度，就明文规定了，父母去世，儿子在外做官，应该立即辞官，回家守孝三年（实际计算出来是二十七个月即可），此谓之“丁忧”。守孝到期，再复职做官，谓之“起复”。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比如战争爆发什么的，将帅势必不能回家尽孝，那皇帝就可以命令他继续为国效劳，不准丁忧；考虑到这个决定不近人情，所以称为“夺情”。

不过，开始，制度有漏洞，就有人钻空子。有些人，宁愿不要死爹死妈，也要权力，所以，居然出现了父母去世他隐匿不报，继续上班的怪事。看过《秦香莲》这个戏的人，或许可以回忆一下，陈世美共有三宗罪，其中就有一宗，是父母去世，他隐匿不报，身在朝中穿红衣。于是，为了防止有人钻空子，后来干脆就又明确规定，父母去世隐匿不报的，严厉处罚；而且对文官，一律不得“夺情”。换言之，凡是文官，父母去世，必须丁忧。

这是法律规定。就是说，丁忧，是祖制，是法条。

意识形态的和人情的因素，也得交代几句的。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规定呢？其实不仅仅是人情，更多的是统治的需要。历代的执政当局都讲孝道，明代尤甚。从朱元璋起，就号称以孝治天下。因为在当权者看来，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何谈“忠”呢？家、国一体，国就是一个大家庭，皇帝就是君父。不孝父母者，很难指望他忠于君父。推而广之，那他对自己的上司也就不会忠诚，这样的话，集权专制统治如何进行得下去呢？所以，孝道是很重要的，是判定一个人道德节操的一个最主要的指标。

意识形态的观念，长期灌输下来，大家都挺接受。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那他对朋友会有信用吗？更有甚者，还会质问一声，那他还是人吗？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从人情上说，也不允许父母去世，儿子却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照常上班。

可见，无论是法律上、意识形态上还是人情世故上，丁忧，是唯一的选择。

可是，张居正不想丁忧。他舍不得放弃权力，一天也不想放弃！那怎么办呢？想想看，张居正能不烦恼吗？

张居正是国家最高实权人物，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都敢做敢为，说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不过，每次遇到什么反对的声音，他都会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按照祖制或者说祖宗法度办事的，我问心无愧！也对。祖制听起来挺吓人，其实很模糊。祖宗说的话、做的规定多了，而且相互之间也有矛盾，谁都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依据，为我所用。何况，对名教圣训、意识形态的解释，一向都是谁有权势谁说的就是对的。可是，丁忧这件事，祖宗法度规定太明确，容不得你随意解释，没有什么余地；而且，人情世故，张居正也不是不明白，他可能也想像到了，不丁忧，一定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然则，丁忧，就意味着至少要暂时放弃权力，想到此，张居正的脑海里，一定会出现过若干个可怕的场面。是的，张居正有点害怕。他是权力崇拜者，他所畏惧的，也只有权力。而且，张居正是心胸狭窄、报复心极强的人，那就不免会以己度人。他心里很清楚，他为了个人的私欲也好，为了推行新政也罢，得罪了太多的人，不该杀的杀了、不该关的关了、不该贬的贬了……如果权力掌握到别人手里，那他们会不会像他对待别人那样对待他自己呢？

顺便说说，不少高官恋栈，赖在台上不下来，普通人非常不理解；其实很好理解，他内心充满了对失去权力后的恐惧。

也有不少人从积极的角度或者说正面去理解，说张居正不愿意丁忧，是不想看到自己推行的新政夭折；况且，他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从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张居正的用人原则来看，他自己也应该很清楚，那些他所用的人，多半是恭顺有余而能力不足的，根本指望不上的。在张居正看来，所谓国一日不可无君，用到他张居正身上，倒是很合适。

当然，事实不完全是这样的。比他有能力有操守有改革开放意识的人，现成的就有，比如高拱。倘若张居正真的丁忧，按照那个时代的惯例，高拱复职也不是没有一点可能。而这，恰恰是张居正所不愿意看到的。张居正为了新政才不想丁忧的说法虽然是目前多数专家的看法，但是我认为这至多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理由容后再禀）。

权力崇拜者不愿意失去权力，以己度人，便更担心失去权力后可能遭到的报复。这是张居正接到乃父的讣闻后，之所以烦恼的真正原因，也是他不愿意遵守“宪法”、顺应舆情丁忧的根本原因。《明通鉴》说法是：“自以握权久，恐一旦去，他人且谋己。”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事实上，张居正病入膏肓以后，体力精力难以支撑了，可是直到死他也没有放弃权力，根本的原因也在这里。

可是，眼下，难题摆在面前了，怎么办呢？那就得想办法了。这个时候，让张居正感到唯一能够帮他迈过这道坎儿的，只能是大太监冯保了。

不错，张居正是国家最高实权人物，但是他不是名正言顺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所以要办一些大事情，还得绕个弯子，而这个时候，“黑老大”、太监冯保的支持，就很关键了。他们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内里，所谓里应外合，双簧戏一演，小皇帝和他妈，就被玩于股掌之上了。

顺便解释一句，我说太监冯保是张居正的“黑老大”，不是随便说说的。首先说这个“黑”字，乃是因为，张居正和冯保的关系，是不符合体制和“宪法”的，相反，可以说是违法的秘密的地下关系，所以是“黑”；“老大”呢？是因为，张居正在这个国家，谁都不怕，唯独怕冯保，他对谁——包括最高领导人——都可以趾高气扬，甚至颐指气使，唯独对冯保，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就像黑社会的小兄弟对老大。

当然，冯保对张居正也挺够意思，有点老大的侠义劲头。所以，当张居正遇到仅仅靠他个人的手腕难以化解的麻烦事的时候，他想到的只能是这样一个人——“黑老大”冯保。

事不宜迟，张居正轻车熟路，密会太监冯保。在此之前，乃父去世的消息，被他严密封锁着，除了他的家人，首都还没有任何人知道。

张居正见到冯保，屏退左右，“扑通”一声，就给这个野心家、大太监跪下了。当然，这是我的猜测，没有看到任何记载。为什么我会说张居正会给冯保下跪呢？因为张居正来找冯保，是报丧的，他是“孝子”，见到人要下跪，也顺便表现出他对失去父亲的悲痛劲儿。况且，他是求冯保帮他度过这个大坎儿的，何不顺水推舟，就坡下驴，巴结一下“黑老大”呢？此外，这些还仅仅是推测，还有实例可以佐证的。一会儿诸位就可以看到张居正强迫冯保的吊丧代表接受他的跪拜的场景。张居正能够给冯保的马仔儿下跪，而且是强拉硬扯非要跪拜不可，那么我说他给冯保下跪，还需要怀疑吗？

冯保看到这个场景，一定也被吓了一跳，直到张居正哭着说“家父……”，才明白过来。当然，接下来，免不得一番劝慰，连忙把小老弟扶起让座。

我估计，他们的对话，除了寒暄性质的，诸如节哀顺变啦等等，实质性的，会有这样的几句。

“按制，居正要丁忧……”张居正说。

“这个……”冯保猛一听，还没有什么主意。

“公公，您老人家看，居正该怎样？”张居正用请示的语气追问，这个追问，其实就传达出他不想丁忧的意思了。否则，根本不需要问该怎样的。而且，很明显，张居正也不能直截了当说，我不想丁忧。毕竟，这样的话说出口，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差不多就等于说“我不是人”了！

“相公的意思呢？”冯保一定会反问，兹事体大，他不能说话太武断吧，况且毕竟是在堂堂的顾命大臣、当朝首相面前。

“公公，居正唯公公之命是从。”张居正的态度很谦恭。因丧父而“悲伤”中的人嘛，说话一般是会谦恭的，甚至是凄凄哀哀的。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想让冯保说，不能丁忧。

“居正查得，遇到这样的事体，有三条路可走，”张居正满腹诗书，得表现出来，先说方案，再请冯保拍板，所以他不等冯保说话，就主动说，“丁忧或者，夺情！”——估计张居正说“丁忧”是一带而过，而特意把“夺情”说得很郑重，所以我使用这样的句读。

“喔……这不是只有两个法子吗？”冯保边思考边问，“相公不说三条路吗？”“是的，三条路。夺情，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彻底的办法，人根本不离开，就宣布夺情；一种是人回家奔丧，宣布夺情，不守制即赶回来。”

“有故事吗？”冯保问。

那个时候的“故事”，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先例，或者说相当于英国这些不成文法国家的判例。援引故事，是那个时代处理重大问题最基本的方法。“居正查得，宣宗朝有两位、宪宗朝有一位，”张居正明白“黑老大”的意思，是说夺情有没有先例，于是，就把刚刚查到的——估计接到讣闻就急急忙忙查资料了——具体情形详详细细说了一遍，然后又补充说，“不过，英宗朝已有明令，不许夺情。”

冯保琢磨了一会儿，还是拿不定主意，试探说，“要不，相公先回家奔丧，然后夺情？”我这样推测，是因为冯保这个人不是变态狂，他还有点正常的人性；估计他对孝道也是挺赞成的，后来他给自己造墓建祠，也是出于想死后有点香火的考虑，说明他挺在乎这个的。让他说出亲爹死了不回家奔丧的话，有点违心。违心话、违心事他不在乎，可是要看对谁了，对自己的小老弟，不能太虚伪了。

况且，我之所以推测冯保会这样说，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张居正举出的三个例子，都是这样做的：先回家奔丧，再夺情回朝上班。当然，冯保这样说，已经冒了很大风险了，因为虽然勉强援引了故事，还是不能回避夺情禁令问题。

张居正沉吟良久，鼓足勇气说：“倘若居正回家奔丧，恐未必能够回来。”他欲言又止，神秘莫测的目光，让冯保感到不寒而栗。

“居正以为，”这会儿张居正可能已经很镇定了，语气一定也很严肃，“回不回家奔丧，都一样是夺情，反正就是夺情。无非有人叽叽喳喳而已。既然回家奔丧再回来是夺情，也会叽叽喳喳；不回家奔丧，也是夺情，无非还是叽叽喳喳，那是不是……”

如果是一个叫何心隐的大思想家听了张居正的话，或许会表示赞同，因为他最反对这套纲常伦理了。不过后来张居正还是把他杀了，因为，反对这个就是反对整个制度的基础！那冯保怎么可能痛痛快快接受张居正的观点呢？他态度一定不是那么坚决，但是，他也没有明确说不行，而是语气有点含糊。

不过，无论如何，张居正和冯保基本上达成了默契，爹死就死了吧，回去他也活不过来了，关键是权力不能放手！于是，经过和自己的“黑老大”冯保一番密谋，主意已定，张居正才把乃父去世的讣闻对外公布了。他提笔向小皇帝打了个报告，说骤接讣闻，家父见背（就是去世的意思），哀伤万状，请恩准他回乡丁忧。

这当然是言不由衷。不过，张居正怎么可能说我不想丁忧呢？无论如何，他必需摆出一副坚决要回乡丁忧的样子。样子摆是摆，这不是关键，张居正心里明白，关键是如何才能不丁忧。

不用说，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的父亲去世的消息一公布，立即就成了重大新闻。人谁无父母？谁的父母能长生不老？多少年来，无论是什么人，官大也好，官小也罢，父母去世，立即回家奔丧守制，是制度，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张居正是最高实权人物，擅权专断，嗜权如命，人所共知。那么，这回他怎么办？人们议论纷纷，拭目以待。

位于东西纱帽胡同的张府，雄伟壮观，豪华无比，冠盖京城。虽然张老爷子从来没有来过，但作为长子的张居正的府邸，还是搭起了一座庄严肃穆的灵堂。孝幔里，张居正身穿孝服，匍匐在地，不时还发出几声哭丧的干号。

前往张府吊唁哭丧的干部络绎不绝。小皇帝的谕旨也很快到了。张居正展读之后，怅然若失。有史书——比如著名的《国榷》——上甚至说，张居正读了这道谕旨，感到“错愕”。他将之读了一遍又一遍，就是读不出他最想看到的话：夺情。

这也难怪。正如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里所说，“政治就是教化，官吏就是师长；主持教化的师长，在教忠、教孝的社会里，自己先履行对亡父、亡母的义务，不能不算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小皇帝虽然小，但是这个道理他一定懂得。况且，以往曾经有过的所谓夺情，实际上被夺情的人都是极不愿意的，也就是说，夺情，确实是强人所难，不近情理的。既然如此，对自己的老师，小皇帝不愿意也不敢贸然这样做。

当然，小皇帝的态度，张居正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关键是他的“黑老大”、太监冯保，如果他态度坚决，谕旨里也不会不稍微表达一下夺情的意思吧？正当张居正为此感到错愕的时候，他的心腹爱将戚继光、同年兼“畏友”陆先生等，八百里加急的吊唁函也到了。他们在慰问之余，也没忘了提醒张居正，回乡奔丧。

想要的话，没有；不想听的话，不少。张居正有点惴惴不安了。他急忙召集心腹谋士，听取意见。

“相公留，天下苍生幸甚；相公去，天下万世幸甚。”门客宋先生发言说。他的话，言简而意深，耐人寻味。如果硬要解释一下，那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张居正亲爹死了，仍然没事似的照常上班，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因为他干得不错，还可以继续不错地干下去。但是这样做，破坏体制法制，忤逆人情，早晚会出大事，祸国祸家。张居正丁忧守制，符合体制、顺乎人情，不会引发震**，功成身退，对个人、对后世都有利。因此，他主张张居正应该丁忧守制。“书呆子之见！”另一谋士、德才兼缺而仕途顺利的副部长李幼滋驳斥说，“功成身退，有那么简单吗？真的下台了，不测事件就会发生，大祸必然临头！我看，现在不是要不要丁忧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同意被夺权的问题！因此，万万不可丁忧守制。”

大家意见不一致。张居正更加心烦意乱。但是，他的阵脚不会乱，而且他也知道关节点在哪里。所以，当他的“黑老大”冯保的吊丧代表到来以后，张居正立即把他请入内室，跪地就拜！

想想看，堂堂顾命大臣、当朝首相，国家的掌舵人，居然给一个小太监下跪，这小太监他敢承受吗？那他一定躲闪，甚至向外跑，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小太监的表现是我的猜测，这一幕是我从当年汪精卫的表现移植来的。当年为了请求汪精卫同意清党，元老吴稚晖给他下跪，吓得汪精卫踉踉跄跄往楼梯上退，连声说，你是元老，这样做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可是，小太监要跑，或者他要给张居正下跪，张居正无论如何都不干，他叫一个人硬拽住这个小太监，等于挟持着，让他接受张居正的跪拜。

张居正跪在地上，边给小太监磕头，边哀哀戚戚地说，“此头寄上冯公公也！”原来如此！张居正不是犯贱，他是要以这种方式，表示自己已经把脑袋交给冯保了。小老弟都这样了，那作为他的“黑老大”，冯保还能说什么呢？看来，只能坚决支持夺情了。

双簧戏上演了。

张居正，戚戚哀哀，一连三次打报告，坚决要求回家丁忧守制。小皇帝（其实是张居正和冯保）斩钉截铁，一连三次拒绝，下令夺情。

三次打报告，“坚决”要求丁忧守制的张居正，对小皇帝会不会改变“夺情”的决定已经不需要任何担忧了。他所不放心的是，广大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态度。确实，对这样违法、违背人情的做法，广大干部中有什么反应，他不能不十分关注。更重要的是，张居正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有人出面“反对”他，造成舆论，坚决反对他“坚决”丁忧的决定。

内阁的副手挺乖，他们联名给小皇帝打报告，请求夺情。“议员”们经过这些年的清洗打压，也学乖了，基本上跟内阁可以算是同一战壕了。他们不仅对内阁要求夺情的违法行为不弹劾，反而有两个“议员”也“提案”，要求国家元首夺情，挽留首相。这些人，公然和国家最高实权人物“作对”，置张居正以不孝的境地，却让他心花怒放，甚至有些感激。

各种各样的传言在首都流行。张居正的心腹们也在分头秘密发动着，要高级领导干部表态，反对张居正“要求丁忧”的决定。

高级领导干部不得不开始表态了。都察院陈“议长”，缠绵病榻很久了，也急忙发信息（就是传话）给礼部尚书马自强，说，师相事，应该打报告建议夺情，打报告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我的名字啊！马部长看后，叹息说，此老活不了了，因为心已经死了。

可是，吏部尚书，这个张居正亲手提拔、全力维护、一向俯首帖耳的“组织部”张部长，却迟迟不表态。张居正很生气。

张瀚作为“组织部长”，被称为“百僚长”，在高级领导干部中，地位高、影响大，他不表态，就会影响一大批干部的态度。所以，冯保秘密从内里给他打了招呼，甚至要小皇帝给他发了一道密旨，要张部长公开表态，造一次张居正的“反”，反对他丁忧的决定，请求夺情。

张部长找到他的副手何副部长商量，何副部长说，丁忧守制，天经地义。张瀚挺高兴，说到他心坎儿上了，于是，他一味装傻充愣，说首相奔丧，有关礼仪，该是礼部去办，与吏部没有关系的，我就不好多嘴了。张居正坐不住了，给他写了个纸条，要他反对自己丁忧的决定。张瀚还是置之不理。

还有一个消息也挺让张居正怒火中烧。

这件事，大体发生在张居正第二次打报告请求回乡奔丧守制前后。按照惯例，也可以说是不成文法吧，内阁首相去位三天，“二把手”的办公桌就可以挪到左边，并且僚属穿红衣道贺。

顺便说说，那个时代政府中枢办公很艰苦，内阁的领导是在一个大办公室办公的。中国以左为上，所以如果“一把手”去位三天，“二把手”就挪左边办公，表示代理“一把手”的意思。

张居正是首相，可是，他父亲去世了，照例要丁忧的。现在，是不是丁忧，还在讨论中，张居正自己是坚决表示要丁忧的，那他就不能到办公室上班了；即使按照小皇帝夺情的命令，也是要张居正在北京自己家里给亡父守孝，等过了“七七”再正式上班。

问题是，张居正是打了辞职报告，可是他到底算不算去位（离职），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无论如何，张居正已经递交了辞呈了，而且至少要在家里待个把月的，这个期间“二把手”吕调阳是代理，那僚属们就得按规矩穿上红衣去祝贺他吧？

“二把手”吕调阳很知趣，他没有敢挪到左边办公；可是，僚属们来道贺，他倒也拱手还礼，算是接受了。张居正大怒！对心腹们说，这还了得？！他们眼里还有我吗？我尚在，他们就这样肆无忌惮啦！倘若我出了都门，那他们还会让我回来吗？

也难怪张居正会生气，实际上他名义上在家里守孝，其实所有重要政务，都是请示他的，重要文件，也要他批的。他没有离职，他是迫于无奈在家里办公的，那为什么要道贺“二把手”呢？“二把手”又为什么要接受道贺呢？可以想像，张居正对权力、对干部的动向，敏感到何种程度！而且，不难推测，张居正不回乡丁忧、不放弃权力的决心，此时一定是更加坚定不移。

可是，他还得再次打报告，说我要回家丁忧。不过，这次的报告，他费了一番心血，字斟句酌，写得很是辛苦。为什么呢？因为张居正很矛盾的。他需要的效果是：他本人是坚决遵守“宪法”和法律，坚决要求丁忧的；可是，皇帝坚决不允许，他不能抗旨；广大干部反对他丁忧，对他丁忧的决定意见很大，他不能不听取广大干部的意见吧？那就要顺应干部群众的要求，为了君父，只好不顾个人的亡父。然而，他又怕别人误解了他的意思，看他要求丁忧的态度那么坚决，就会像在别的事情上一样，都顺从他，不敢反对他。而且，他的主意已定，绝对不放弃权力！哪怕是放弃一天，也是他坚决不能接受的。他早晚要说出来不回家奔丧这样的话的，预先不能不稍微铺垫一下。所以他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就很费周章了。

第一，态度还是要坚决，表示自己还是要丁忧。第二，要表达一个信号，说国家和群众（也就是广大干部）若要求他继续工作，他也可以考虑不拘泥于常理。于是，张居正在表达还是要丁忧的决定以后，连续用了四个“非常”，其中最后一个“非常”更说，“非常理所能拘也”。言外之意是说，他是可以不顾常理的。

打上了这个报告，张居正就又采取了一个断然措施：以霹雳手段，把自己亲自选配的“组织部长”张瀚炒了鱿鱼！当时叫勒令致仕。何副部长及吏部有关人员，罚俸三个月。

信号已经明确无误地发出了。与此同时，不允许张居正丁忧的谕旨，也不出所料地发表了。表演到此结束。人人都认为不可能迈过的坎儿，张居正就这样迈过去了。

张居正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很高明。然而，所谓当局者迷，他不知道，在广大干部群众看来，这个国家最高实权人物，无非是在玩掩耳盗铃的把戏罢了！实际上，张居正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