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知名人士，是考验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一般说来，当权者对名流基本上是礼貌周全的，大体上以笼络怀柔为上策。那么，张居正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值得说说。也应该说说。

当然，不同时代的名流，名堂不同。比如，现在的名流，尤以歌星、影星、球星为最；而在张居正生活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总体上说，帝制时代的名流，基本上还是文人——著作家。这里，我要隆重推出的，就是张居正时代一个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

现在，说到王世贞这个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了。但是，说到《金瓶梅》这本书，估计读书人都不会不知道。尽管看法未必一致，但是绝大多数考证者似乎都倾向于，王世贞就是《金瓶梅》一书的作者。这个，我们就不考证了。说起来，王世贞是张居正的同年。同年相当于现在说的同学吧，反正就是一起中进士的意思，在那个时代，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关系了。不过，人家张居正考选了庶吉士，王世贞没有被选中。论学历，那他不如他的年兄张居正的高。王世贞也不是什么自由职业者，他也是官场中人，要说他担任的职务，与知识分子不沾边儿的，倒是人家张居正，当的基本上都是与知识分子沾边儿的官。

请看：张居正在二十出头中进士以后，又考入翰林院做庶吉士，散馆——也就是毕业——后，留在翰林院当“史官”（编修），还当过翰林院的院长（掌院学士）；当过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副校长（司业）；当过两任皇帝的老师；当过礼部（主管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的副部长。王世贞的职务，则主要从事“公、检、法”方面的工作为主。

但是，历史上，没有人说张居正是知识分子，他的身份是当权者；而王世贞则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代表。

知识分子或者说文人这个概念，不太好界定。那个时代，官场中人，哪个不是文人呢？绝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啊！诗词歌赋，谁不会写几篇？况且，帝制时代的中国，除了晚清，基本上没有像现代民主国家自由职业者的生存空间，办报馆、开出版社，或者自己办大学，当律师等等，可能性不大。所以，文人，也往往又是官员。说起来，大家都是文人，也都是官员，分不太清楚的。

奇怪的是，当权的文人，往往又会成为迫害文人的急先锋。所以，有一个词叫“反智”。

反智，是学者余英时先生的发明。简而言之，就是轻视鄙视乃至敌视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废物、是不安定因素。据余先生的研究，明代，是反智比较典型的一个时代。而张居正当国时期，把反智风潮推向了高峰。诸如杀害思想家、迫害知识分子代表、禁毁书院、禁锢学生思想等等，很多例子。

可能有人还会发出质疑的。严嵩、张居正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读书人出身，考中进士，又考选为庶吉士，谁能够超过他们的学历啊？那个时代，哪个高级领导干部不是货真价实的进士出身啊？那他们不是知识分子，谁还是知识分子啊？学而优则仕嘛，反之，未仕者就是学习差，那他们还能够称为知识分子？这确实有点不好解释清楚。

按照政治学或者其他什么学的定义，知识分子似乎和学历没有直接关系，至少，学历甚至学问不是判定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的标准。中国传统社会，分工不发达，读书人出路不多，当官是最主要的职业了。所以你说存在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像现代法治国家的媒体、大学、研究机构的从业者以及律师等等，我看不是事实。那怎么定义呢？也有的说，对政府或者执政者持批评立场、至少是挑剔立场的文化人，就属于知识分子吧。我们国情不同，这个定义太苛刻了，不妨简单点，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具有独立人格的有学问和智性的人，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我们就叫他知识分子吧。要害是独立人格，独立的立场。

好了，这个问题就不继续讨论了。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王世贞的名气，在很长一个时期，比张居正大。当王世贞和张居正同年中进士以后，一个被分派到刑部当主事（可以认为相当于现在的处长吧）；一个则到翰林院做庶吉士。可是，他们的兴趣和他们的身份，却恰恰相反。

张居正在翰林院读书学习，却对实务感兴趣，经常提着酒壶去拜访来北京出差的地方领导和派驻地方的有关机构负责人，向他们了解实务；而身为国家最高司法机构的一名“处长”，王世贞则整天热衷于聚会结社、诗赋唱和，当然，文人墨客在一起，也难免要议论时政。

有一个时期，王世贞和张居正可能有点同病相怜。他们的职务，都是近十年没有升迁。或许王世贞之原地踏步是因为“不务正业”，所以他还有点自我安慰，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即所谓“有以自乐”也；而张居正就有点沉不住气了。结果，两个人走了不同的道路。

王世贞自嘲也好、无奈也罢，他至少是有名气的。当时，他组织的社团，影响很大，作为文坛领袖的王世贞，已经成为名流。到了什么程度呢？据正史的记载，“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就仿佛张居正当国后公卿士大夫奔走于他的“生活秘书”游七的门下一般！

王世贞的名气大，追随者多，权威性高。正史还记载说，如果谁的文章有幸受到王世贞的“片言褒赏，声价骤起”！

有一个例子。当年李时珍写好了《本草纲目》，就从湖北老家不辞辛苦跑到太仓去拜访王世贞，恳请他写个序言什么的，表示一下肯定的意思。王世贞接受了，却整整压了八年。

有意思的是，许多崇拜王世贞的文人墨客常常发出质疑说，王大人乃当代宗师，当那个小鸟官干吗啊？王世贞听了，哈哈一笑，对九年不提升越发不在意了，也就更加自负了。

其实，不是人家当权的人不想提拔王世贞。有迹象表明，领导实际上是非常想提拔王世贞的。当时是严嵩当国。严嵩这个人虽然被贴上了奸臣的标签，但是不能否认，严嵩还是有点雅量、雅趣的，他很清楚地知道后生可畏的道理，三番五次想接纳王世贞，经常叫他的独生子严世蕃约王世贞吃饭，有点近乎讨好他的意思了。可是，王世贞不仅不买严嵩父子的账，严世藩想求他写篇寿文什么的，都被断然拒绝。不惟如此，王世贞还公然和当局对着干，给严嵩下不来台。

张居正就不同了。这位自视甚高、深有城府的年轻人，十年没有升迁，就很郁闷了。于是，他私下里讨好严嵩，替他捉刀代笔，卖了些力气。当然，他也暗地里和自己的老师、严嵩的政敌徐阶一起，策划推倒严嵩父子。这个时候，王世贞和张居正的角色就有变化了。

王世贞本质上说，与其说是个文官，不如说是个文人；而张居正则是典型的文官了。说白了，他们都是文人，但是，一个本质上说是官，一个本质上说是知识分子。于是，相应的，王世贞和张居正的命运就开始发生不同的变化了。当张居正入阁拜相的时候，王世贞连在家闲居的日子也过不安稳的。

这个不难理解。才子、名流王世贞一而再再而三给执政当局过不去，当权者就给他过不去，结果王世贞因为父亲的缘故，受到牵连，于是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权的人总要换的。严嵩父子倒台后，徐阶当国，拨乱反正，王世贞的同年张居正入阁了；而王世贞连在家闲居也不能，他不得不到处奔走，要求政府给他父亲平反昭雪（具体什么情况不说了），也顺便给他自己跑跑下一步工作的事儿。

已经入阁的张居正，虽然在内阁属于“末相”，但是他毕竟是王世贞的同年，所以王世贞也求到了他的门下，写信、送礼，也挺讲究的——知识分子也是人，有时候也得随大流啊！张居正很客气，给王世贞回信，劝他不要太张扬，要学会韬光养晦，要谨言慎行，要努力自爱，总会有机会的。这是张居正的经验之谈。这说明这个时候，张居正和王世贞是可以多多少少说说心里话的，相互关系基本上还属于私人性质的同年之谊。

那好了，后来张居正当国了，用人权掌握在他手里了，已经离开官场十多年的王世贞你用不用呢？我的分析，张居正用不用王世贞，他自己是很矛盾的。用，不符合张居正用干部的标准，他不可能放心。不用，王世贞的名气和影响很大，况且，又有同年之谊（当时叫年谊），而且曾经有言在先，说有机会，他会给王世贞说话的；现在是他张居正说话算数的时候了，他不替王世贞安排点工作，似乎说不过去。

当然，这个难题对在用干部问题上善于玩权术的张居正来说，算不得什么。于是，张居正决定还是要给王世贞安排一下。笼络人才，用有名气的人，对张居正本人的威信，是有利的。但是，给王世贞安排到哪里、安排什么样的职务，就很有讲究了。

张居正“用”王世贞这个问题上，把握了三个关键：第一是远离首都，让他没有办法发挥聚集势力、代表舆论的作用；第二，不能发挥王世贞的特长，要让他干自己不想干的差使。第三，也是最高明的，就是还不能让外界甚至王世贞本人说出什么话来，要给人留下一个张居正特别重用王世贞的印象！

要说，这三点之间是有矛盾的。想想看：让王世贞离开首都，还要让他干他不想干的差使，那他能高兴吗？怎么可能还会觉得是被重用呢？是的。这就是张居正的高明之处了。他让王世贞到自己的家乡任职。

王世贞真是有苦难言。想想看，给你安排工作了，又是最高实权人物的家乡，你还想怎么样呢？自己人才会这样安排的嘛！那只能写诗了，把满腹的无奈、牢骚，倾注到诗句里。然后，磨磨蹭蹭，拖拖拉拉，好久还没有去上任。张居正礼貌周全，他给王世贞写了封信，说这个安排是个过渡，你不要意气用事，快去上任吧，我心里有数的。想想看，人家领导对你够可以了，不仅给你平反、恢复了工作，还安排你到自己的家乡做官，当你是自己人看了呀！而且私下还明确说了，领导心里早考虑好了，这只是过渡一下而已。

王世贞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是啊，这哪里是王世贞的意愿呢？他作为文坛领袖，离开首都这个文化中心，去地方做一个司法官，内心一百个不高兴呢！问题是，这不高兴你还不能表露出来，不然，会不会让人家说自己不识抬举呢？所以，他告诉朋友说，去湖广担任按察使（司法工作），“殊不得已”，但是又“无辞以对”，只能这样了。

甫一交手，王世贞先失一着。实际上，他已经被张居正玩弄于股掌之上了。

对于王世贞的迫不得已又无辞以对，张居正不可能不知道。所以等王世贞一到任，他又写信说，我这样安排，是给你增加资历，很快，我会找机会把你调回中央工作的。王世贞似乎得到了安慰，挺感激。

知识分子嘛，所谓为知己者死，既然人家这样与自己“推心置腹”，那就只能乖乖干吧！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讨好张居正——知识分子啊，有时候很矛盾的，我们就不要挑剔他了吧——在张居正父亲七十寿辰的时候，还为之专门写了文章（后来张居正母亲七十大寿，王世贞也这样做了）。

严嵩如果地下有知，那要羡慕死张居正了。可是，随后的情况，就有点复杂化了。

在仅仅在一年时间里，王世贞的职务就变动了三次。在张居正家乡担任按察使三个月，就被提拔了，不过更偏远了些——广西，到广西还没有五个月，张居正履行诺言，给王世贞调回了北京，但也才刚刚半年，就又给他调走了，再次安排到张居正的家乡，担任一个副省级行政区——郧阳的“一把手”。这个地方地遍千里，攘接数省，流民群居，复岭万重。

张居正为什么频繁调动王世贞的工作？似乎是为了让王世贞产生错觉，确实在给他增加资历，但张居正的真实目的，其实是让王世贞没有机会聚集他的“狐朋狗党”形成气候。王世贞是不是知道张居正的用心，我说不好，反正他确实有点有苦难言。

那么给王世贞安排到郧阳当“一把手”，又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张居正说过，要王世贞到地方增加资历，就是为了好给他在中央安排合适的工作；那既然已经回到中央了，干吗又要他到地方啊？

我只能推测。估计王世贞在北京半年，又犯了老毛病，快形成气候了，一帮文人墨客聚集起来，开始对时政指手画脚了。那好，你不是高明吗，让你到一个复杂的地方，看看你如何处理政务。

我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因为有过这样的例子。当年有一个在刑部工作的名流，给张居正提意见，说省里的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现在这个样子，容易形成专权，违背“宪法”的；张居正听了，就偏偏让他到地方任他所说的职务，“以难之，使之作法自敝也”。

王世贞这时似乎开始明白过来了，张居正在用一个画饼调着他的胃口，实际上已经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上了。于是他打了一个报告，辞职！

这个时候，王世贞想辞职，张居正当然不会同意的。但如果到了张居正忍无可忍的时候，即使王世贞想干下去，也是不可能的了。不过，现在这只名贵的老鼠还不能死，需要它活着。因为，猫，还没有和它玩够呢。

王世贞作为当时文坛领袖——顺便说说，那个时候所谓文坛，与今天的文坛概念不一样的，似乎可以理解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总称，这么说吧，王世贞作为国中闻人，对他的同年、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要说是很讨好的了，也算顺从了。他毕竟因为忤逆当权者而吃过大亏，现在好不容易又回到官场，为了他理想的位置——比如翰林院院长或者国子监校长，王世贞也在尽力克制乃至压抑自己，以适应官场、适应领导。所以在一个时期里，王世贞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角色，在退化。

张居正对王世贞表面看也是礼貌周全的。王世贞在复出的一年内职务就达到了三品，步入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当然是张居正的作用。其实就品级来说，王世贞的三品级别，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梦寐以求的职位——翰林院院长（五品，相差五级）的级别。

可是，一年内调来调去，除去路途，基本上是环境还没有熟悉，就又调走了。而且，王世贞梦寐以求的职位，哪怕是留都南京的翰林院院长，张居正也不愿意给他，这就让王世贞很不理解了。所以，当王世贞从中央又被调往地方担任“一把手”的时候，他虽然在张居正的劝慰下去了，但还是很不高兴。到任不久，正好是考核干部——京察，按例“自陈”，相当于现在的书面述职吧，在这个述职报告里，王世贞说自己能力不足以担当这个职务，也不称职，便请求辞职。

要说起来呢，那时候的高级领导干部都比较谦虚，反正“自陈”的时候一般都说自己不称职，多半都会提出要让贤，但是王世贞显然不是谦虚，他是实在不想干这个活啦。张居正日理万机，但是他似乎很重视王世贞的，于是还是拨冗专门给他写信——估计如果有电话，他们应该是热线联系的，信中说年兄干吗疑神疑鬼啊，没有人议论你，弹劾你，你好好干吧，我早给你交过底儿的，年兄别着急，沉住气。这一次，王世贞半信半疑，但还是咬着牙，坚持干了下去。

据说——当然是专家的说法——王世贞干得还算不错，有些政绩。纠弹贪污腐败的干部啊，发现一些军事人才啊（他也兼理军政的），清理屯田啊，等等，还建了图书馆，供读书人借阅。但是，他干得很不舒心，似乎到了忍耐的极限。也可能他逐渐觉察到，自己的同年兼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实际上是在玩弄他，所以，王世贞不再那么顺从了，他开始露出自己作为书生的本来面目了。在王世贞履新还不到半年，在他管辖的江陵县，就发生了一起学生闹事的群体性事件（另文专述）。

老实说，在研究这起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我始终有个疑团，搞不明白张居正的小舅子何以策划、指挥这样一起群体性事件，与当地政府为难。因为正是张居正当国后，刚刚特意发布了禁令，严令学生不得“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违者，还有严厉的惩罚措施。而他的小舅子居然带头冲击最高实权人物家乡的政府、当众辱伤县领导，意欲何为呢？

估计，王世贞也有这样的疑惑。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对带头闹事的几个骨干分子，予以严肃处理。但是，王世贞心里也在琢磨，为什么会这样呢？会不会是张居正故意导演的呢？最后王世贞断定，这件事正是张居正在背后授意、操纵的，是故意给他出难题。

王世贞的推测是不是准确，我说不好，不过，如果说张居正以此来考验王世贞是不是可靠、是不是顺从他，倒是颇有可信度。

到了这次群体性事件发生，王世贞也渐渐明白了，原来张居正表面上对他挺好，背后却在整他。他不管是不是张居正的小舅子都要严肃处理的决定，实际上是在已经有了这样的判断后作出的。王世贞心里明白，他处理张居正的小舅子，就是要和最高实权人物拉开距离的宣示了。那一定会惹恼这个心胸狭窄的最高实权人物的，很可能受到报复。

既然这样，那索性就别再压抑自己了，说说心里话吧！于是，紧接着，王世贞就借一个机会，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说现在的问题很多，原因何在？乃“臣道太盛”也！王世贞的言外之意是说，现在的问题出在张居正专权上，惹得天怒人怨啦。他又给在中央工作的个别领导写信，说现在张居正这样喜欢逢迎、喜欢谄媚，不是国家之福啊！

当然，王世贞的话，不像我在这里翻译、转述得这样直露，很含蓄，也不可能点张居正的名字。这里给诸位交代一下，以免误导——给领导提意见都直来直去，那哪里行啊！

当然，只要说了领导不爱听的话，特别是领导最忌讳的话，含蓄也是不行的！也是要予以敲打甚至惩罚的！

不过，张居正对王世贞的惩罚，做得更含蓄。

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人，在干部问题上，对于自己过去的同学、现在的隐形反对派，尤其又涉及到在知识分子里威信很高的知名人士，张居正不会表现出那么直来直去、快意恩仇的样子的。他没有像对待“组织部长”张瀚那样，瞬间翻脸不认人，毫不顾忌情面，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

得罪了国家最高实权人物以后，似乎没有立即招来报复。张居正没有直接勒令王世贞滚回家去，虽然他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可能私下里——比如在自己的书房和李幼滋李参谋聊天的时候——也会这么说。但是，这么做，尤其是对一个当代名流，那不是张居正的风格。

于是，王世贞接到了调令，他的职务又变化了：留都南京的监察院副院长。

按照体制，巡抚一职，都照例兼任中央监察院副院长的职衔，王世贞担任郧阳巡抚，他也有这个职衔。现在免了他的本职，又平级调动到留都担任原来就有的职衔，显然是贬抑的意思了。但是表面上，你还说不出什么，平级调动，由地方到中央了（谁敢说南京的机构不是中央机构呢），还要怎么样啊？同时，张居正的信也不失时机地到了。

请允许我把张居正信里的意思，用现在的语言转述一下吧：元美——王世贞的字——年兄（实际上张居正比王世贞大一岁，不过尊称兄是习惯，不是张居正太忙有笔误），郧阳很偏僻，不是年兄大展宏图、发挥大才的地方。还是到中央工作的好。可是我问过了，现在首都的各个部门都没有空位置，只好请年兄委屈一下，先到留都过渡、等待一下吧。

王世贞当然不那么相信同年兼最高实权人物的话了，不过他很自负，也可能认为张居正还会投鼠忌器，顾忌他的声望，不得不给他应有的位置的。所以，尽管他毫不隐讳地说，新职务是“鸡肋”，但还是去上任了。

其实，什么“鸡肋”，还是书呆子的眼光！这不过是个缓冲，以免给人以张居正报复王世贞的印象。可不是吗，等到王世贞一到南京，位子还没有坐热，迎接他的，就是劈头盖脸的弹劾了。

王世贞既然是知识分子本色，那他应该是比较清高的；他经常以批评官场中的种种陋习、腐败现象为己任，估计他自己也会注意廉洁从政的。那么，以什么理由弹劾王世贞呢？中央吏部这个时候还是张瀚张部长主政，他是张居正夹袋中人，当然对张居正的心思很了解的。稍加部署，弹劾者就找到借口了，他们对王世贞首先提出纠察，说王世贞在巡抚任上“荐举涉滥”！

顺便说说，当时地方是没有用人权的，但是有了空缺，地方的“一把手”可以按照程序荐举。王世贞作为巡抚，有这个权力或者说义务，那他一定也推荐过干部。好了，现在说他涉嫌滥荐，这不是百口莫辩了吗？怎么处理呢？反正是不是真的滥荐，也不查证了，查证又怎么样，标准在哪里啊？谁说了算啊？那当然是吏部说了算。现在，既然吏部说王世贞有这个问题，那么就该以此追究责任了。结果，就给了王世贞一个“夺俸”的处分！就是白干活，不发工资了。

王世贞是名流啊，这不是给他难堪吗？甚至算得上是羞辱。你不是爱指点江山吗？你不是爱讥讽时政吗？可是，你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性啊？紧接着，王世贞所在的留都，有一个杨“议员”，索性就弹劾王世贞“大节已亏”！想想看，失了大节的人，还有什么话语权啊？很快，王世贞被勒令回家，听候别用。

不过，张居正还是挺“热心”的，他又给王世贞写了信，作了自我批评。张居正信的大意是：“年兄才高名大，嫉妒年兄的人很多啊，议论纷起，我压也压不住啊。一味压别人不让议论年兄，那别人是不是会说我专权啊？所以没有办法，迫不得已，只能请年兄先回家等等，平息舆论。当然，我也承认，这样打发年兄回家，我是有蔽贤之罪的！”甚至最后，张居正还没有忘记给王世贞一个画饼。他以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打了个比方，安慰王世贞说，“旧毡涤雪，以需大畀焉”，待平息了舆论，“旋当复公”。

其实，这样的许诺，纯粹就是个诱饵，始终掌握在张居正手里的一个诱饵，调着王世贞的胃口，让他不至于像对待其他当权者那样，对自己不留情面，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王世贞是不是相信张居正的话了呢？我看他一度还是半信半疑，至少留有一丝希望。他受到这样的排挤，也确实很苦恼，很压抑，很沮丧，甚至说感到世间万事都毫无意义，竟然跑到一个朋友女儿的道观里修道去了；但是他始终没有像对待严嵩和高拱那样，聚集舆论力量，对时局抨击讽刺不遗余力，而是近乎沉默，并且保持了和张居正的年谊，时常还有书信来往。

可怜的书呆子！

王世贞以为很快张居正还会给他机会。

是啊，张居正说的是“旋”啊，这个词应该是很快、随即的意思啊！可是，谁知道，张居正这个“旋”的概念，竟然是七年——如果张居正七年后还活着，那王世贞还要悬在那里！中间是有人提出过“复”王世贞，张居正居然授意几个夹袋中的“议员”，对王世贞又是一番猛烈攻击。结果，终张居正当国的年代，王世贞再也没有机会复出了。直到张居正去世以后，王世贞才又重新回到官场。

张居正对待这个名流的手腕，确实是很高超的。

请允许我议论几句。先要交代清楚：为了节省精力，不重复劳动，我吸收了研究王世贞的专家孙卫国先生的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凡加引号者，即为孙先生的原话。

先说说王世贞或者说知识分子吧。

在威权统治下，其实所谓知识分子，我看大半是具有双重性格的。比如王世贞，“一方面无法摆脱出仕的**”——整个社会价值观就如此啊，个别人想摆脱也确实不容易的，所以总想方设法争取机会，包括不惜亲近权贵，保持与权贵的交往；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文人的独立性”，也就不会“屈膝侍奉、俯首帖耳，时常保持着议论时政的习惯，而这是当权者所忌讳而难以容忍的”。

专制社会里，“作为‘智性’代表的士人和文人，注定只能是一种受支配的力量，处于被控制的地位，无法获得独立的个性，而追求自由的空间，往往会带来人生的挫折。”王世贞的仕途之路说明，在威权社会、人治官场，追求独立自由，无异于自找苦吃，寻求人生的挫折！

再说两句张居正或者威权社会的当权者吧。

张居正是文人出身，但是他代表的是专制权力。专制权力的权威是不容许挑战的。“张居正对于敌对势力的处罚固然是毫不手软，而也不允许游离势力存在。”他“不仅在政治权力上至高无上，而且要控制全国的舆论……实行专制独裁，正是张居正‘反智’的集中表现”。

张居正对待王世贞的做法，“正是专制时代下，‘反智’的正常表现，不在乎‘智识阶层’才干如何，只要忤逆当权者，就会成为排挤和迫害的对象”。所以，在威权统治下，居然出现了满腹经纶的文人当权者是“反智”的急先锋这样一个乍看起来令人不可思议的奇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