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现代的人们对古代的机构有点感性认识，有人就把吏部比作我们现在的组织部。也有的戏称现在的组织部为吏部。那我也借用一下这个比方，就把吏部尚书称为“组织部长”吧（当然，选用这个标题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容文内禀报各位）。

其实，从职能上说，吏部和现在的组织部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吏部是管全国干部的任免的，直到最基层的政权，所有干部都是吏部直接管理的。再比如，吏部对干部的任免，作出决定后就直接报告给最高领导人——皇帝，报请皇帝核可就行了，不需要经过常委会什么的讨论了。就是说，吏部的地位和权力，似乎比现在的组织部要高、要大。不过，这个话题，我们不去讨论了，只要知道吏部是管全国干部的机构，而且在中央的六部中列为首位，也就可以了。

顺便多说一句，那个时候的“公务员”制度，和现代法治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有相似的地方——比如政务官（官）和事务官（吏）分得很清楚；也有恰恰相反的地方——比如政务官都是通过考试（科举）取得资格，而作为事务官的吏，则是聘任的，有点政府雇员的性质。而吏部，虽有个“吏”字，但却是管官的，不是管吏的。当然，在某种场合，官也可以称为吏，比如，可以称省的最高领导干部为封疆大吏。不过，官和吏，是不同的概念，不同的身份，这个丝毫不能混淆的。

既然吏部如此权重，那吏部尚书就相当显赫了。要不，吏部尚书咋就被称为“天官”呢！所谓“天官冢宰”是也。所以有时候也尊称其为“大冢宰”。在张居正发动政变上台的时候，担任吏部尚书的“大冢宰”，是三朝元老杨博。

杨博这个人资历、威望，非张居正所能比。他中进士的时候，张居正还是四岁的孩童呢！他担任部级干部的时候，张居正还没有中进士呢。早在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皇帝时期，杨博就担任过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岂止如此，这个人很有操守，当年严嵩当国，张居正私下给严嵩捉刀代笔，大献殷勤；杨博却不买严嵩的账，常常抵制他。后来中央政府大佬们权力争斗，政潮汹涌，杨博挺然自立，始终未依附任何一方，也没有卷入是非纠缠。他往往以调停者的角色，善处于各方。

张居正对于杨博这样的人，是很不放心的，也绝对不会喜欢的。因为他“喜附己”，不允许游离势力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张居正对杨博，有点怕。那是不是对前辈的敬畏之心？非也。因为，对张居正整高拱的阴谋，杨博知道的太多了。这样的人担任吏部尚书，张居正能放心吗？说得严重些，杨博担任吏部尚书，张居正犹如芒刺在背。

那怎么办呢？是啊，不好办的。你又抓不住他什么把柄，相反，你自己恰恰有把柄在人家手里攥着呢！想要杨博挪挪位置，看来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张居正刚刚坐上首相的宝座，就立即动手调整人事，六个部调整了四个，就是最关键的吏部和最不关键的工部，他没有动。估计这个时候，张居正心里有点堵得慌。会不会暗暗骂声“这老梆子”也未可知呢！

就在这个时候，杨博“病”了。他打了辞职报告，请求辞职回家。

还记得吗，在前篇即《精心选配的副手实际上都看走了眼》里，我曾经说过，内阁次辅吕调阳也是因为“病”了，接连打了十次辞职报告，经过一年多，张居正——当然是以皇帝的名义——也没有批准。这虽然是后来的事，但是也可做一对比。那杨博呢？他以同样的理由请求辞职，能批准吗？——还用说吗？张居正求之不得啊，肯定会批准的！是的，事实就是，杨博因为“病”了，打了一个辞职报告，张居正——当然是以皇帝兼他的乖学生的名义——当即就批准了。

杨博是病了吗？当然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此话怎讲？按照专家韦先生的话说，杨部长“其疾主要不在健康，而是患有政治病”。再说得直白些，杨博不能、也不愿意和张居正共事了。

我得顺便说说，明代的时候，高级领导干部似乎不太恋栈，赖在台上不下来的人是有的，但是似乎不太多，主动提出辞职的事情，倒是挺不少。这和现代法治国家政务官经常辞职有点相像。这些提出辞职的人，有的，是因为有了丑闻；有的，是因为政见不和；有的，可能真的是健康原因吧。他们提出辞职，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按照惯例行事；反正提出辞职的事情，真的挺普遍，挺平常的。明代，至少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在中央工作的每个高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内阁的首相、六部的部长，没有提出过辞职的，大概一个也没有吧？当然，他们提出辞职，未必都是真心，得到批准的，相对也是少数。

这不，杨博就因为不能也不愿和张居正再共事，就提出辞职了。张居正正巴不得呢，当然很快就批准了。那就要选配一个新的吏部尚书了。

张居正是最高实权人物，他以皇帝的名义任命一个不就得了！是可以这样做，张居正也完全能够办得到的。但是，果真这样做了，立即就会引起一场风波。抗议的、讥讽的，都会有；风言风语一定少不了。张居正固然可以置之不理，但是新出炉的吏部尚书还怎么工作呢？可是，真的按照制度选拔吏部尚书，就必须“走群众路线”，经过“民主推荐”——廷推。那么，张居正想用的人，很可能选不到的。

所谓廷推，也就是中央政府中层以上干部和全体“议员”开会讨论，推荐出三名候选人，排序上报，由皇帝在这三个候选人中圈定一人。毫无疑问，如果是“走群众路线”，搞“民主推荐”，一定不会推荐出张居正已经私下选中的人的。因为，这个人，实在太出乎众人意料之外了。那怎么办呢？

两难。特旨任命，说不过去；“民主推荐”，想用的人难以纳入视野。不过，这个难题，难不倒权术高手张居正的。

张居正想出了一个办法：即不廷推、也不特旨任命，他搞了一个折中，要吏部提出三个候选人，报请皇帝从中圈定一人。说是吏部提名，这个时候，杨部长已经辞职，张居正也敢对吏部颐指气使了，所以，候选人名单，应该是张居正精心筹划出炉的。

此话怎讲？可以说，三个候选人，有两个是张居正所不太喜欢的，甚至还很反感的，而另一个候选人则相当出人意料，而这个人能够作为候选人报上去，恰恰是张居正的意图。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三个候选人的情况。

三个候选人分别是：葛守礼，现任职务是都察院的掌院都御史，也就相当于监察院院长（“议长”）。朱衡，现任职务是工部尚书。张瀚，现任职务是留都南京的工部尚书。

先说说葛守礼。葛守礼这个人，也是老资格，和杨博是同年。什么意思？他中进士的时候，张居正还是四岁的孩童呢！他也是三朝元老。这个人的经历很丰富，他不仅在地方上干了很长时间，担任过省级的最高领导，而且除吏部外，在中央各部都任过职，阅历广、行政经验相当丰富。而且，经历、经验不说，老干部葛守礼，很廉洁，为官也很公正，素以廉明著称。所谓无欲则刚吧，反正葛守礼这个老干部，有点个性，处事有见地，不屑附和、迎合，不肯惟上。

上述情况，应该是人所共知的。还有一点，外人或许未必知道，那就是：张居正想利用一个小混混儿闯宫事件广事株连，阴谋诛杀他的前任兼“生死之交”的高拱这件事，被葛守礼给识破了，张居正欺君大罪的证据，也被葛守礼掌握了。

张居正怎么可能会让这样的人，当他的“组织部长”呢？可是，老干部葛守礼有威望，广大干部拥护他，倘若吏部尚书的候选人中没有他，那别人就会说张居正在做手脚！所以，不得不把这个人纳入候选人名单中去。这是迫不得已的。

那么，朱衡又怎么样呢？——别提了，几个月前，张居正对中枢机构进行大改组，六个部换了四个，就是吏部杨博、工部朱衡没有换。张居正不是不想换，太想换了。可是，不好下手啊。现在，杨博很知趣，自己辞职回家了，工部尚书朱衡还厚着脸皮赖在台上不下来。直截了当说吧，朱衡，不是张居正喜欢的人。可是，与葛守礼差不多，朱部长的威望很高；而且，他这个位置，按照惯例，是“组织部长”当然的人选。

帝制时代的不成文“宪法”，也就是惯例，很多。比如用干部，为了体现公平，往往是采取“推磨”制度。一般说，不从副职提拔，而是按照排序“推磨”。比如吏部分四个司，排在第一的司长——郎中——出缺，排在其后的司长接任。部长一级大体也如此。不过，有时候，下一排序的领导是刚刚提拔上去的，就得顺延了。就现在的状况而言，其他四个部的部长都是张居正新选配的，按照顺序，也该轮到工部尚书朱衡了。这是惯例。不把他作为候选人推荐上去，别人同样会说张居正在捣鬼。

所以，葛守礼和朱衡，作为排在第一、二位的候选人，张居正选择他们，是不得已的；同时，也是为了堵住天下悠悠之口的。

第三位候选人张瀚是什么人呢？说到张瀚这个人，研究经济史的人大概不会太陌生吧？历史书上说到中国曾经有“资本主义萌芽”，就要举出例子，而所举的例子，多半就是来自张瀚所写的叫《松窗梦语》这本洋洋八卷的书。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商业贸易的学者，如果不是太浮躁而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话，那不可能没读过这本书的。不过，在张居正要选“组织部长”的时候，张瀚还没有写那本书，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因为这个而在几百年后在一定的学术圈子里成为名人。

不妨简单说说张瀚这个人的经历。

张瀚，字子文，是现在的杭州人。这个人和张居正一个属相，但是比张居正整整大一轮，进士及第比张居正早十二年。可能是没有张居正的脑子聪明，也可能是没有张居正的运气好，他进士及第后没有能够进入翰林院继续深造，而是被分配到留都南京的工部做主事（处长），后来又外放庐州、大名当了“一把手”。就在张居正庶吉士散馆后的第二年，北方的蒙古瓦剌俺答率兵包围首都，中央急令征调民兵入卫京师。张瀚在大名府做“一把手”相对来说是离首都比较近的了，响应中央号召也很及时，受到表扬，被提拔到陕西担任相当于常务副省长的职务，随后又被提拔担任了陕西省的“一把手”。半年后提拔到中央，担任大理寺卿。或许可以说，这个职务接近现在所说的最高法院院长？不过那个时候没有三权分立理念，大理寺级别不高，只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地位。

不过别误会，乍看起来，似乎张瀚犯错误被降职了，不是的。那个时候中央和地方级别不对等的，根本没有“省部级”的概念。省里的“一把手”和部长、副部长乃至司长，都不好比的。

张瀚这个人可能挺会来事，当了大理寺的“一把手”不久，又升任刑部副部长，旋又调兵部当副部长，兼任漕运总督。后来广西发生了动乱，中央派兵弹压，张瀚就任最高指挥官，身份相当于是后来所说的两广总督。不过，这一次，张瀚似乎不太顺利，他和广西省的“一把手”闹不团结，相互拆台，导致动乱不仅没有平息，还愈演愈烈，并因此受到了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说的停发工资、回家反省的处分。

我得说，张瀚这个人家里是很有钱的。当然我没有查到过他们家的存款单，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两个因素：首先，张瀚家开有工厂，应该算是“萌芽资本家”吧！其次，他担任过漕运总督，估计也不少捞钱。提到张瀚家有钱，并不是说怕诸位为被停发工资的张瀚的生计担心，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不久张瀚又被起用了，先是又做陕西省的“一把手”，随后就升任留都中央的副“议长”，并很快升任工部部长。张瀚就是以留都中央工部部长身份，被列入“组织部长”候选人名单的。

要说，中央的吏部尚书，是轮不到留都的工部尚书张瀚来当的。

这里，我还得展开说两句，说一下“留都”这个概念。不然，怎么两个工部尚书啊？朱衡一个，张瀚一个，不就乱了吗？

当年朱元璋的太子死得早，等朱元璋死的时候，是他的已故太子的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长子长孙接的班，结果这位长子长孙很快又被他的四叔夺去了皇位。四叔后来把首都迁到了北京，但是为了表示对朱元璋的尊重，南京被称为留都，在那里仍然设立和首都一模一样的中央政府机构。可想而知，虽然名义上和北京的机构是一样的，实际上是闲衙冷差。如果谁被安排到留都任同样的职务，那一定是失宠了，或者犯错误了。张瀚是南京的工部尚书，和北京的工部尚书，不是一回事的。

按照排序，工部是排在最后的，何况，还是留都的工部？那张瀚出现在吏部尚书的候选人名单里，只能用“黑马”来表示了。如果走“群众路线”——廷推，根本不可能推到张瀚的头上的。显然，张居正就是想用张瀚当他的“组织部长”的。不然，怎么会有张瀚这匹“黑马”闯进候选人名单呢？如果张瀚不能被列进候选人名单，那想用他也就不好办了。

当然，按说，就是列进候选人名单，也还是轮不到张瀚的。毕竟，他是排在第三位的。按照常规，一个职位推荐三个候选人，然后排序上报，一般来说，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实际上是“陪榜”，最后圈定的，往往是排第一的候选人。就是说，按照用干部的惯例，吏部尚书该是葛守礼来当的。

可是，张居正不愿意葛守礼这个老干部当他的“组织部长”，朱衡就更不能（另文述之），但又不得不把他们列入候选人名单。这又是个难题。那就做工作啊，领导要用谁，还能不事先做点工作吗？吏部上报的候选人考察材料，实际上已经按照张居正的意思，有所倾向了。说葛守礼是老干部，挺正的一个人，可惜年龄似乎偏大了些；朱衡这个人，要说资格是够的，人也不错，就是太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毛病不少。等到要圈定最后人选的时候，张居正又当面告诉他的乖学生、九岁的万历小皇帝说，张瀚这干部不错，“品格甚高，文学政事兼长，实堪此任”。

按照张居正的介绍，张瀚这个干部，德才兼备，不仅政治上很过硬，而且理论水平很高（顺便说一句，过去说到文学，和现在文学的概念不同的，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理论素养），行政管理也是把好手。想想看，有的人，理论水平高，处理实际政务能力未必强；而有的人，处理实际政务能力强，理论水平往往有欠缺，而张瀚则是两者兼长。是不是人才难得？张居正还有一句话，很有水平，也很有分量。他是这样说的：“出其不意，拔之于疏远之中，彼之图报，必当万倍于恒情矣。”

他的弦外之音是，提拔张瀚是有点出人意料，他现在的位置离皇帝是很疏远的，离吏部尚书的位置也是很遥远的，可是，正因为这样，皇帝提拔了他，他的感激就万倍于正常情况下坐上吏部尚书这个位置的人，那他一定会拼命报答皇恩的。张居正的这些话，实际上是为用张瀚作的辩解。他是说给小皇帝听的，更是说给舆论听的。当然，张居正心里清楚，张瀚心里明白，不是皇帝提拔了张瀚，是张居正破格提拔了张瀚；张瀚要报答的，不是皇帝，而是张居正。他的报答，一定会万倍于正常情况下按照常规当上了吏部尚书的人。

事实的确如此。我是说，张瀚拼命报答张居正，是事实；张居正对张瀚的评价，则未必是事实。那张瀚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呢？

有一个事实值得再强调一下：张瀚家里很有钱的，可能也比较大气吧，倘若真该花钱的时候。那么，张瀚是不是花钱在游七游“秘书”那里疏通，才纳入张居正的视野我不知道，要不，张居正怎么会想到远在南京的张瀚呢，这事姑且存疑。其他就不好说了，总体上说，张瀚这个人作为吏部尚书，似乎不太称职。按照对张居正评价很高的专家韦先生的说法，张瀚“口碑甚坏”，并不是张居正所说的“品格甚高”；他根本没有处理人事工作的任何经历和经验，并不是张居正所说的“文学和政事兼长”。可是，说你行你就行（比如张瀚），说不行就不行（比如葛守礼），不服不行（比如葛守礼、朱衡和不断提出质疑的朝野人士）。结果是，人家张瀚，就是当上了吏部尚书。

而且，正如张居正所说，超常提拔，就是超常报答。从此，用人权牢牢控制在了张居正的手里，张瀚的角色，简直就是他的人事秘书了。所以，说他是张居正的“组织部长”是比较恰当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了“‘组织部长’的选配”这个标题的主要原因。

可别小看了张居正的这一招高棋。这哪里是仅仅选配了一个对他来说满意的“组织部长”，通过吏部尚书的选任，他简直就是发布了一个宣言书，树立了一个导向，告诉那些想升官的人们，该如何做才能实现梦想。这件事隐含的寓意就是：要想升迁，必须讨好、依附张居正才行的；那些个有个性，不依附的人，你的能力、资历也好，声望和“群众基础”也罢，都白搭，没戏的！所以，官场上的风气开始发生变化，按照明史的说法：“瀚资望浅，忽见擢，举朝益趋事居正”。

难怪后来官场上逢迎讨好张居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连和老婆**也要先歌颂张居正的丰功伟绩呢！也难怪到游“秘书”那里“猎美官者栉比”呢！

人治官场，提拔一个人，学问不小的；提拔一个管人的人，那就更有讲究了。张居正的手腕，确实很高的。也难怪官场中人，都不得不服。

不服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