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华文明古国，语言丰富，表达委婉，遣词造句都很有讲究的。比如，提拔干部、职务升降等等，就被称为“用人”。这里的“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至少也得有点什么资格吧，比如在张居正生活的年代，至少也得是个举人，才谈得上是可供使用的“人”，换言之，才有资格被“用”。

这里的“用”，就更讲究。用人的用，是动词，使用的意思，是站在权力的角度说话的；人，是要有权的人用的；被用的人，在这里其实已经不是人，而是有权的人的工具了。

说文解字非我的专长，就不班门弄斧了吧。那就书归正传，说说张居正的用人，用现在的话说，用干部。当然，所谓用干部，不仅仅是提拔使用干部，还包括哪些人不能用、哪些人不能放在哪个位置用等等，整个就是公务员中政务官的全套管理，都包括在内啦！

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再发几句感慨。也只能是发发感慨而已，也仅仅是发发感慨而已！我想说的是，要从纸面上看，我中华自古以来，用人制度——干部制度，足可谓健全。

就说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吧，这个方面就很健全。用人的原则是有的：所谓德才兼备，选贤任能；用人的机构也有的：吏部赫然列于各部之首；用人的程序也有的：比如任用高级干部，要经过廷推，近似于我们现在说的“群众推荐”，组织圈定；用人的监督也有的：比如设立了权力很大的“议员”，不仅干部提拔过程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而且他们可以（严格说是应该）随时随地对用人中的问题提出弹劾。其他诸如对干部的考核、监督、回避等等，从实体到程序、从权利到责任，制度规定都很明确，无懈可击，至公至美！

不瞒诸位说，看了明朝的选官用人的制度规定，我感动得差点就掉泪啦！公平、公正，能够想到的，都想到了，像我辈读书还算可以的人，在这个时代，按照这些个规章制度，那说不定还能够混个部长、省长的干干呢！暗暗的，竟生出些许“我生也晚”的慨叹呢！

但是，不幸的是，制度和实际实在是天壤之别。这样一个事实谁能否认：所有的干部任用，都是密室进行的。换言之，老百姓是根本没有发言权的。所谓治者要征得被治者的同意，在我中华悠久文明的词典里，是查不到的。如此一来，除了干部任用资格——比如，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还勉强得到执行以外（买文凭的事情似乎还不曾发生，但是变相买文凭——比如张居正花钱雇人替他的儿子考进士——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其他的一切制度，就不幸只能发挥两项功能了：给有权用人的人提供工具、披上合法外衣；堪可愚民，糊弄糊弄老百姓。

当然，提供工具、披上合法外衣，也不能说完全不对。有了职位，总要用干部；要用干部，总得有人提名，总得有个合法的管道。不管怎么说，反正制度规定是制度规定，在威权社会，人治官场，干部提拔，职务升降，实际上最终还是由有权的人说了算，其他人几乎束手无策，徒叹奈何！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那就要看掌握用人权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了。这也是事实：在威权社会、人治官场，不同的执政者，因其个人的节操、风格之不同，对制度的执行也有差别。不能否认，有的高级领导干部，在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上比较注意，总体上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允称公道。

比如张居正的恩师徐阶，在用人上虽然也较多考量的是自己的利益，但是大体上还把握了才干、声誉的标准，或许可以这样说：德才兼备的人他未必会用，但是他用的人基本上还算是德才兼备的，至少，在他选用的时候是德才兼备的。特别是被张居正勾结太监冯保推翻的前领导高拱，不仅对用人制度改革贡献很大，而且选拔任用干部是比较公道的，所以在他当国的短暂时期里，所用的干部，无论文官还是武将，多是才干出众，众望所归的人。

当然，叫我说，那些掌握用人大权的人，在用人上，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少数；差的和比较差的，是多数。倒不是哪个人故意想用小人、用坏蛋，是这个制度决定的。张居正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呢？还是差的和比较差的呢？我说不准。非要说出个所以然的话，我也只能说，那要看用什么标准衡量了。用现代法治国家的标准？那显然不妥；用历史的标准？那要看和谁比了。和徐阶和高拱比，张居正是说不过去的；和严嵩比，张居正可能稍微要好些吧？也可能更差些？不太拿得准。因为严嵩在用干部问题上，权力远没有张居正大，他的意志未必都能贯彻，比起来就有点难度了。

其实，比不比的，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了。咱也不是像美国人那样吃饱了没事儿干，给历任总统排排号，搞什么最好总统、最差总统。再说，对国家领导人评头论足，咱没有这个传统，也不习惯。关键是弄不好还要惹是生非，实在是危险啊！那还说这些干吗呀？况且，你还有那么多说不好、说不准，丢不丢人啊？何必还在这里喋喋不休呢？先别急。有一点我说得准的：我敢保证，张居正的用干部，是威权社会、人治官场用人的一个典型。

解剖一下，或许有点意义？说起来，按照“宪法”和政治体制，张居正作为内阁首相，其实是没有用人权的。“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用干部，管理权在吏部，任命权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皇帝。我得顺便说说：皇帝是个人，但是从政治学上说，他又是一个国家机构。

但是，别忘了，这不是法治国家，是威权国家，是人治。什么“宪法”？什么法律？那多半是对付老百姓的。用人、行政，当然是谁有权谁说了算。张居正是国家的最高实权人物，那他就掌握着用人权。只不过，程序上，或者说具体操作上稍微麻烦点，有时候要拐个弯，走个过场。仅此而已！

干部制度至公至美，那用干部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研究发现，张居正这个人在用干部问题上，表现得很虚伪，非常善于玩弄权术。

先看看他的公开标榜和事实的差距。张居正标榜说，自己用干部，一秉大公，“用天下贤者”。只要是德才兼备的人，“内不任爱憎之私，外不轻信毁誉之说”。我替张居正解释一下。他的意思是说，用干部，要用有能力的人，对于德才兼备的干部，在使用上，他不会凭个人的爱憎好恶，也不会轻信别人对这个人的闲言碎语。

听听，多感动人啊！事实又是怎么样呢？具体事例暂且不表（容后文专禀），这里只说说那个时代的人对他的一个评价。原话是这样说的：张居正当国，“好揽权而喜附己，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人又多通贿赂，于贤者若掷沙遗尘而莫之恤”。或许有偏见。但是不能不说这基本上是事实。不需要解释，诸位一定可以看明白的。

我只提醒一句，倘若你是一位正直有能力的才俊之士，满腹经纶，一腔报国热情，生活在张居正当国的年代，人家就是不用你，还压制、打击你，等你熬白了头，还是打杂的、听喝的小催办儿，或者干脆就随便找个理由，打发你回家卖红薯——这已经不错了。倘若你提意见、发牢骚，那结局就不堪设想了。而人品差、能力差、口碑坏，就是善于投机钻营溜须拍马的小人，却一路高升，趾高气扬。你怎么个感受？

张居正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公开宣称自他当政以来，公事公办，有事到办公室说，谁也不能找上门来跑官要官，以至于“朝房接受公谒，门巷间可罗雀”。还说，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替人说提拔干部的事，潜台词都不行！所谓“无敢有以间语潜言入……耳者”。

事实又是怎么样呢？请诸位先看看《生活秘书的风光》这一部分，就可以自己得出结论的。我只说一句，人家那么多有身份的人，对一个生活秘书“争事以兄礼”，莫非是吃饱了撑的，纯属犯贱？到游七游秘书那里“猎美官者栉比”又是怎么回事？

这位以“一切付之于大公”相标榜的最高实权人物，还特别提到，他执政后，谆谆告诫有关部门，用干部“无问是谁亲故乡党”。而事实却是：“九列公卿半系楚人”。什么意思呢？重要领导岗位，多数干部都是张居正的乡党！

看看吧，公开标榜的和实际做法，简直就是南辕北辙啊！当然，我今天敢这样说几百年前的领导，那个时候的的人如果这样说，后果就很严重了。所以他们公开场合只能说，张居正这个领导，真是英明伟大，比尧舜不差毫分，他用干部，做的比说的要好万倍！

至于张居正善用权术，已经是公认的事实。

不用说，这也是虚伪的具体表现，甚至比起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还更能说明一个高级领导干部的人品操守。张居正在用干部问题上，有话从来不直说，没有人能够琢磨透他的心思，也不知道他的话，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官场中人，都像猜谜一样揣摩这个领导人的心思，琢磨他的某句话到底要表达个什么意思。在有的时候，他会说，用人是吏部和皇帝的事，我哪里好过问呢？有的时候，他又会说，这件事，你以为是吏部或者皇帝的意思吗？当然是我说了话才办成的。有的时候，要搞掉谁，要提拔谁，他根本不出面，而是授意给心腹之人操作。把人搞掉了，他回过头来会故作惊讶说，怎么这样呢？唉，都怨我，只顾忙了，没有时间过问，你先等等，我想办法，到时候给你安排合适的位置。有的时候，他发现某个干部不太听话，甚至发牢骚、提意见，他先不动声色，背后要人查查这个干部有没有经济问题；或者等到考核的时候，再找个什么理由炒他鱿鱼。有时候，身为最高实权人物，他还会捏造事实，挑拨离间。

老实说，我的文字表达能力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会儿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无论如何也描述不出张居正善用权术的个中三昧。或许，并不是我笨，而是权术这玩意儿，只能意会，难以言传吧。反正，张居正的同时代人，一个后来很有名气的焦先生就感慨说，在用干部问题上，“江陵有术”！

江陵是张居正的籍贯，那时候人们常常用籍贯代称有地位的人。其实后来也有这个习惯，比如袁世凯，就被称呼为“项城”。

权术，使得制度只起到为权势者任用亲信充当遮羞布、披上合法外衣的作用。结果是，干部制度和实际用干部，简直就是两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