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起来，内阁“双人舞”，曾经是高拱和张居正的共同理想。他们曾经为此“相期约”。那还是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高拱和张居正，满怀豪情，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操权握势，大展宏图。他们的友谊，曾经那样深厚，那样令人欣羡。

是的，高拱和张居正，确实是朋友，而且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都为彼此能够成为朋友，感到欣慰和自豪！生死之交、金石之交、同道同心、肝胆相照、刎颈交、胶漆金石不足比拟等等，都是他们各自或者是知情人来描述两个人的关系时使用的。

要说，高拱和张居正这两个人，性格、人品，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他们两个人，又都自视甚高；况且，高拱和张居正虽然是一个属相，但是相差整整一轮，就是说，高拱比张居正大十二岁，科举登第也早六年，在那个讲究资格的年代，高拱属于张居正的前辈。他们怎么可能成为那么好的朋友呢？

那只能说，志同道合之故也！

确实，这两个人，有不少共同点。他们都有才干，有抱负；都对现实不满，都主张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因为志同道合，连彼此天壤之别的差异，也可以忽略不计，成为“肝胆相照”的生死之交。

我们有理由相信，张居正和高拱，在翰林院的时候就应该熟悉了。据高拱的回忆，张居正在翰林院任编修，“年少聪明，孜孜向学”，高拱可能好为人师，在他面前侃侃而谈，张居正也挺爱听，而且“多所领悟”，于是高拱“爱重之”。就是说喜欢他了。可能比喜欢还要多层意思？器重加喜欢？这话，似乎有点居高临下，透露出他们的关系实际上不太平等。

的确，高拱就自称，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在乎师友之间”。

张居正呢，对高拱很敬重，觉得从高拱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他也确实对别人说过，自从和高拱交上朋友，“长多少学问见识”！就是说，张居正也认同，他和高拱的关系，亦师亦友。

不管怎么说，反正两个人很谈得来，谈论时局、商榷治国之道，废寝忘食，甚至于“至忘形骸”！

后来高拱离开翰林院，去给未来的最高权力继承人裕王当老师，估计张居正也还和他保持联系的。而且后来张居正也追随高拱的足迹，当起了裕王的老师，两个人又一起在国子监担任正副“校长”，张居正第一次正式成为高拱的助手。其间，高拱担任《永乐大典》的总校官，张居正任分校官，还是在高拱的领导下一起工作。

在嘉靖和隆庆朝交替之际，两个人前后相差一年左右，进入内阁，又当起了同事。关系越来越好，用高拱的话说，“久而益加厚焉”！

这期间，可能就是在国子监的时候，两个人朝夕相处，对当时在位的嘉靖皇帝和严嵩领导下的国家很是失望，也忧心忡忡，彼此之间就免不得相互抒发了自己的远大抱负，而且“相期以相业”。就是准备当国执政，携手治国。不过张居正比较谦虚，他告诉高拱说，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即时摆出，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那是老兄你的事，小弟我做不了。但是，老兄你是个急性子，恐怕有些事是需要有人给补补台，如果让小弟从旁襄助，那小弟敢不效力？

这席话，说得高拱热血沸腾，挺受用的。觉得自己交的这个朋友实在太值得了！很可能，诸如此类的话，张居正经常会说出来，让高拱感到，张居正确实是自己的知己、“金石之交”！在以后的岁月里，高拱一直相信这些“相期约”的话，并且在处理和张居正的关系时，也是以此为圭臬的。

直到徐阶将高拱排挤出内阁，下野回老家赋闲，两个人还书信往来不断，所谓“各相望不忘”。显然，高拱确实未因为张居正作为好朋友没有替他说话而对其产生怨气。看来，高拱对朋友是很体谅的。

当然，随着高拱的复出，事实上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在从张居正那里得知了徐阶的下台乃是他的好兄弟幕后操作的，他自己的复出也是好兄弟从中斡旋的结果后，高拱对张居正就更加信任，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是更加亲密了。也难怪，作为堂堂的国家最高中枢机构事实上的主持者的高拱，居然就让张居正当了枪使呢！

但是，一个时期里，高拱并不认为他被人当枪使了。无论是在和赵贞吉、李春芳、殷世儋、陈以勤等等的争斗中，还是在处理国家重大事务、任命重要干部方面，高拱觉得，张居正和他，都是同心协力的。很可能，高拱感到，这正是在为他们当年“相期约”的理想愿景而奋斗呢！

高拱的感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确，复出后的高拱，事实上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大政方针的决策和干部任用的决定，都是和张居正商量的，两个人携手，开启了为时十多年的隆（庆）万（历）新政之局。

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高拱和张居正联手处理的边防大政。这一点，有必要展开详细说说。

明朝的时候，北方的少数民族，对中原威胁很大。最有名的就是明朝称为鞑虏和建虏（满洲）的两支。为了抵御入侵，明政府在北边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等九镇，谓之九边，或许可以理解为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九大军区。

在高拱、张居正生活的年代，满洲还不太成气候，心腹大患是所谓的鞑虏。而其中最大的部落，就是俺答部。高拱、张居正还是中级干部的时候，俺答曾经率兵突破重重防线，围困北京。刚刚建设好不久的地坛，当时也被俺答的兵士付之一炬。以后，俺答部又多次兵临城下，堂堂天朝大国的首都，动不动就要戒严。宣府、大同及再向西的一些地方，包括今天的长治一带，更是天天受到俺答部的侵扰抢掠，成了他们不花钱的物资供应基地！

另一方面，帝国的国防，可以说绝大部分兵力，都投入到了北部边防，可是还是不能保证北边的安全。岂止不能保卫边防，连首都的安全也保卫不了！而且，要知道，那么多的兵力，那么多的防卫设施，那么频繁的战事，都是要花钱的。国库里的钱，都花在这上边，还是不够。张居正曾经算过一笔账，大体上说，把国家所有的收入都投到北部边防上，还有四十万两（银）的缺口！

可以说，这个问题，像一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国朝执政当局的心上。屈辱、焦虑、不安，折磨着每一个有责任感的高级干部。张居正就在给朋友的信里感叹说：“民力已竭，费出无由；日夜忧之，奈何！奈何！”

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受到意识形态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的约束，一般人都不敢提罢了。什么意思呢？

情况是这样的：简单说吧，俺答率兵内侵，并不是要推翻大明王朝取而代之，他所要求的是开放边贸。因为塞外荒凉之地，游牧民族的粮食、布匹这些生活必需品奇缺，需要从中国（当时的说法）获得。如果能够开边贸，他们就可以拿马匹牛羊交换这些生活物资。也就是当时所说的互市。但是，中国不答应开边贸，他获得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方式，就只能是战争，通过战争抢掠。那一次打到地坛，围困首都，他提出撤兵的条件，也就是要中国同意开边贸。而且，俺答还有点了解中国国情，他把自己摆得很低，说是请求“封贡”“互市”。意思说，能不能把我当成中国的部属，让我给朝廷上贡？能不能同意开边贸？但是，在“爱国主义”者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什么理由呢？其实也不复杂，他们的意思，简单说，就是我们中国是天朝大国，鞑虏是化外蛮夷，如果和他们“互市”，那不就是双方平起平坐了吗？尊严何在？国格何在？况且，作为近百年来的敌国，彼此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不就是我方不战而屈了吗？对敌人言和平，就是投降主义！就是卖国贼！谁敢担这个罪名啊？还不仅仅是罪名问题，众怒难犯啊！倘若谁真的这么干了，那就有被赶下台的危险。

战，打不赢、撑不住；和，不敢、不能。这不是死胡同吗？

谁说不是呢？连张居正这样精明的领导人都连连发出“奈何奈何”的感叹，就是在死胡同里钻不出去的感觉吧？

高拱复出，虽然不是首相，但是实际上他是核心。这个不奇怪，我们中国有这个传统，排在第一位的未必是核心。

既然高拱是核心，那他就不得不将筹边视为己任，立即着手改革军事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周密部署防务，并且确实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根本问题，也就是战争状态，还是持续着。

突然间，转机出现了。

这个转机，有两个要素。一个是具有偶然性的突发性事件；另一个，具有远见卓识、谋略过人的超一流的政治家在决策层有了较大的发言权。如果没有前者，后者无从着手；如果没有后者，前者也是枉然。

那么，什么偶然事件呢？说起来，这样的事情，中国人尤其是汉民族，比较难以相信。可是，在当时的鞑靼部落，却真实的发生了。

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都叫她“三娘子”。这个女人国色天香、聪慧过人，被许配给了首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为妻。可是，作为祖父的俺答，似乎垂涎三娘子的美貌，硬生生夺孙所爱，据为己有！简单说，就是爷爷和孙子争风吃醋。把汉那吉拿他的祖父没有办法，又不甘心，一气之下，跑到宣府，叩关降明。

这样的事情，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也和俺答有关。上次，是他的儿媳妇，因为和自己的“警卫员”通奸，被老公发现了，于是就跑到大同叩关请降。当时高拱、张居正者辈，权不我操，只有旁观的份儿。彼时是严嵩当国，对这件事的处理不太妥当，引起了不少议论。高拱和张居正当时也私下议论过，对当局那样的处理，“为之齿冷”！

那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该怎么办呢？根据上次的教训，这个把汉那吉，不啻是烫手的山芋！

但是，现在不同了。就在九个月前，高拱被隆庆皇帝请回中央，虽然不是内阁的“一把手”，然则他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却超过了内阁的首相，是核心。现在，历史不仅不会重演，还要创出新局。

当时，主政大同地方的“一把手”方逢时、军区司令员（总督）王崇古，报告了情况，提出了建议，即接收把汉那吉。报告一上来，高级干部莫衷一是，但是主流意见是：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但高拱找到张居正，两人商量的结果是：奇货可居，将有大用。于是，高、张二人排除阻力，决定加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花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为此，高拱和张居正，都频频给第一线的军政干部写信，指导方略，解释政策。

消息传到边外。那个夺了孙子媳妇的俺答，被自己的正房老婆逼着要孙子，正急得抓耳挠腮，得知中国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中国和好，请求“封贡”。

收到“国书”，帝国的中央，一片哗然！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

张居正则毫无保留地站了高拱的立场上。并且，很可能给高拱出谋划策，建议他如何对付强大的反对派。毕竟，这方面，是张居正的长处。高拱运筹帷幄，排除阻力，大胆决断；张居正精心谋划、大力襄助，共担风险，终于达成了他们预期的目标。

以此为契机，双方实现了“封贡”和“互市”。中国朝廷以“天朝上国”的地位，授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则承诺归顺服从上国，并每年向朝廷进贡马匹若干，以此换取开放边贸，允许他们以牛羊马匹换取粮食、茶叶等物品。此外，俺答还不得不同意把中国通缉的几名大汉奸交出，事实上是用来交换其孙子把汉那吉。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自此以后，鞑虏之患特别是最强大的俺答部落的侵扰之患，基本上解除了。而在“互市”的边境地带，外长城上的大境门，见证了当时繁荣的景象，一个边陲商埠——张家口，也可算作间接的成果，为和平、繁荣作证。

不用说，高拱本人对取得这样的效果，是很满意甚至自豪的。这也是高拱和张居正两个好朋友携手合作、同心协力处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但是，高拱可能未必知道，张居正私下里在散布，这件事的成功，完全是他个人的功劳。按照对张居正非常推崇的专家韦先生的话说，张居正“颇有将封贡互市的实现，完全居为己功之意”。这些，都是张居正当时写给有些人的信里，明明白白透露出来的。他甚至还不谦虚地说，办这件事，三计只用其一，就达到了这个效果。

这是个不祥的讯号：张居正不认为他只能做高拱的副手；而且已经不愿意继续做高拱的副手了。

张居正的信所表达的意思似乎是在说明，高拱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是做了那件事吗？你以为真是他高拱做的？没有我张居正，这件事，办不成！而办这件事对于我，实在是小菜一碟儿，我不过是牛刀小试一把而已！

实际上，从高拱复出之日起，张居正就已经留了后手，预为铺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张居正并不是真的因为他和高拱曾经的“期约”而盼望其复出的，这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早就急于“更上一层楼”了，而且念念不忘这一点。所以，张居正不会不慢慢为其真实目的做些铺垫。

比如，刚开始，高拱是很感谢张居正的，也是想和他齐心协力共同实现他们曾经的愿景的。所以，高拱遇到重要干部的任免，就会找张居正商量。

顺便说一句，那个时候，内阁是没有人事任免的职责和权力的。重要干部任免，不需要甚至可以说制度上是不允许内阁干预的。

但是，高拱是领导核心，又是吏部部长，涉及重要干部的任免，他愿意咨询谁，别人也没有办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名将谭纶、地方官王宗沐、殷正茂、张学彦等的任命，高拱一定征求了张居正的意见，甚至，其中也有的可能就出自张居正的推荐。

这下好了，渐渐的，到张居正那里活动的人多了起来。当然，那些到张居正那里活动的人，去拜访堂堂的阁老，又是当下领导核心的铁哥们儿，是不会空着手去的。

为什么他们要找张居正活动呢？因为找高拱，不好办，那老兄不怒而威，又两袖清风，谁敢找他活动啊？而张居正，是领导核心的铁哥们儿，家庭负担挺重，也需要些外快，只要去找，他还真见！

有道理。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事实上，当时官场都在传，张三李四，他们为什么得到各自的位置，那是张居正向高拱推荐的结果。还有，王五赵六为什么丢了官，是高拱不满意，张居正再三向他说明情况，希望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可是高拱就是不听。

这个传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反正受到提拔的人觉得张居正是恩人，以后要报答人家；遭到撤职或者降级的人，感到还是张居正这位领导不错，尽管事情没有办成，但是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子曰：没有不透风的墙。实际上这话好像不是孔子说的，不过孔子的话挺让人信服，既然不知道谁说的，就当是孔子说的算啦！我的意思是说，官场上的传言、张居正接受跑官人的贿赂等等这些情况，高拱慢慢也就知道了。

其实这不难理解。即使是高级领导干部，谁没有一些耳目啊？况且，那个时候，像高拱、张居正这样的领导，都当过科举考试的主考、副主考，门生都有几个。他们地位不高，上蹿下跳的本事挺高，或者替领导兼老师散布点消息，或者打探点情况，屁颠儿屁颠儿跑去报告，再正常不过。

高拱倒是没有因为这些事质问或者批评张居正，可能是考虑面对的对手挺多，工作不少，还要这位贤弟大力襄助，就别太和他较真儿了吧！不过，从此以后，高拱也就不再就干部问题，和张居正共同研究了。

但是，官场上，示恩收恩，或者给哪个人抹点儿黑，机会多的是，只要想做文章，素材绝对大大的有。关键就是看你的良心允许不允许你那样做了。

当然，这事有人会做的。不然，不就风平浪静了吗？那摸鱼的人不就傻眼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