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冬天

1976年的冬天，我记忆尤深。那时我13岁多了。

那年的冬天，学校安排我们44班和45班到校办农场劳动学习。时间是三个星期，21天。

校办农场离县城有十来公里，里面有一个水库，水库边上砌有一排石头房子，分隔有七八个房间。周边都是起伏不断的泥坡，坡上种满了甘蔗、木薯。入冬了，甘蔗和木薯的叶子已经枯黄，远远看去，每个泥坡像一颗颗苍老的头颅，而干枯的叶子，就像头颅上乱蓬蓬的毫无光泽的毛发。

那个地方，是我们经常要来劳动的地方。

这次到校办农场劳动学习，自带被褥、大米、书本以及劳动工具。出发前，大家先到学校集中，拖拉机先把大家的被子拉走，我们就各自挑着泥箕、锄头、铲子，跟着出发。刚出校门，还保持队形，但到了郊外，走上公路，就散开了，稀稀拉拉的，像逃难的难民。

水库边上的那排石头房子，正好装得下两个班的男生女生。里面早就备好了上下架的木床。

入夜，宿舍旁一间小房子里，突然响起了“突突突”的电机声。一瞬间，我们的房间灯亮了。

但就只亮了一晚。

第二晚，班主任每个房间发了几支蜡烛。住上架的同学，把蜡烛插在床头，将房间点得通亮。

第一次集体同居，大家都觉得兴奋和新奇。外面黑麻麻的，没什么好去处，大家就躺在**，你一句我一句地讲故事，讲笑话。

这样的生活，在家里是从来没有过的。但讲着讲着，肚子就饿了——每餐大都是青菜，偶有几片肉片，没有油水，饿得快。

可偏偏那个时候，平排住上架的两个同学，各拿出了饼干，悄悄地啃。灯太暗，他们的吃相我们看不见，但听得见：啃第一口，是“咔”的一声脆响；接着含在嘴里咀嚼的时候，是“沙沙”的闷响。虽然嚼得很轻，但那种响声却带着一种优越，从他们的蚊帐里窜出，继而变成一股香味，从头顶飘下来，飘下来，穿入我们的蚊帐，钻入我们的鼻孔，流入我们的肠胃，不断地搅，搅啊搅，搅得我们六神无主，饥肠辘辘，谁说的故事和笑话，都无法听下去了。

谢天谢地，好在他们不是每晚都嚼饼干。要是晚晚如此，我们不是因为老死，而是被馋死！

那时的冬天来得快，才到十月，天就冷了，我记得，每天早上起来，走到屋外，路边的野草都结满了霜。那霜是薄薄的一层，呈白色，裹着每一株野革的秆和叶；秆子和叶子是绿色的，从白色的霜里隐隐地透出来，那一层霜就显得晶莹和透亮。窝在坡底的水库，形状像个大水锅；水面浮着一层白色的雾气，随着风一排一排地飘拂，像一锅将要烧沸的开水。我们就在水库边刷牙洗脸。那水并不温暖，冷得我们直打冷战。

我们带来的课本根本没用。吃了早餐，老师就分配我们去劳动。今天去砍柴，明天去挖坑，后天去种树……天天都有活干。

干着干着，我们就盼望开饭。

宿舍旁边有一间十来平米的瓦房，那是我们的厨房。两个班各煮各的，大家把碗集中放在案板上，饭菜好了，就由做饭的同学分。分菜时，那菜香自然要飘出来，并且翻山越岭，让在几里之外劳动的我们，嗅得忍不住直吞口水。

根据菜的味道，我们一起竞猜今天吃的是什么菜。

有时候，香味是一种很残忍的折磨。

其实吃什么菜都很容易判断。我们每天吃的菜大都是时令青菜或少许的肉片。那都是我的同桌黄波踩单车到县城去买的。他买回了菜，就不用干别的活了。

之所以让他去买菜，是因为他母亲是县食品公司的职工，所以他买肉不仅方便，而且不用肉票。远远地见他归来，我们会挥起双手大声欢呼。

能不能吃上肉，就全靠他了。

他是一只幸福的鸟，能在这山野里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

有一天，一个花名叫“安南珠”的同学，在中午休息的时候，他没有老老实实待在宿舍里睡觉，而是独自跑到到水库边用弹弓打中了一只水鸭。他兴冲冲地提着那只连鸭毛加一起都不足二两重且又半死不活的水鸭，来到厨房：今晚加菜！今晚加菜！

厨房里根本就没人。他扫兴地提着那只死水鸭走了出来。

他不知道，那只水鸭让他栽了！

工宣队的同志闻讯，把他叫到了农场办公室。

“工宣队”就是工人宣传队的简称。那时流行工人进驻学校，监督办学，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工宣队进驻。工宣队的任务就是发现和制止学校出现的任何问题，这有点像国民党派往各个部队的特训处。此次跟我们一起来的有两位工宣队队员，一男一女，据说是县印刷厂的工人。他们威严无比，走到哪儿，那神态都是目空一切，蔑视一切。

那天，我正好路过农场办公室，听见那女工人在声泪俱下地训斥“安南珠”：你不好好劳动，以为打水鸭光荣啊？我像你那样的年纪，苦啊，书不能读……

我听到了那女工人的抽泣声。那抽泣声很凄苦，仿佛要把“安南珠”拉到她苦难的童年，让“安南珠”深受教育后幡然醒悟，痛改前非。

但我怀疑那抽泣的真实性。因为，人家打了水鸭，跟你的童年有何关系？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女工人的训斥声：你是什么阶级立场啊？什么觉悟啊？打水鸭……没收你弹弓，没收你水鸭！

我退到了远处的一棵树下。

不一会儿，“安南珠”走出来了，两手空空，一脸愁苦。

那女工人也出来了，眼睛红红肿肿的。

她个子矮胖，脸庞圆圆大大，看不出她童年有什么苦难，需要哭泣来倾诉。

“安南珠”也许一辈子也不明白，不就打了个水鸭嘛，与阶级立场有什么关系？怎么会被批了一通？

在短短的21天里，我们不知道每天将要发生什么。但我目睹了“安南珠”毫无道理被批的场面，我内心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压抑。似乎，农场这样的场所就是产生压抑心情的地方。那里荒无人烟，要不是种有甘蔗、木薯等庄稼，表示这里有人迹，否则不敢相信，那里竟然住着一群学生。

有时，学校全体师生也来农场劳动。为了防止学生偷甘蔗，老师会派我们去守甘蔗。

有一次，班主任汤老师把守甘蔗的任务派给了我和容正新。

这是个美差。守甘蔗的同学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蹲守，而不必参加繁重的集体劳动。我和容正新选择了地势最高的一个甘蔗坡，作为我们的工作地点。

坡顶上，到处静悄悄。落在地面的甘蔗叶，日晒雨淋，脚踏上去，断裂时有咔咔的脆响。我们在田边的蔗叶上躺下，突然看见头顶上的蓝天竟是如此宽阔，如此高耸。我们没有见过海，就想象海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了吧？蓝如天空，无边无际。那片片白云，无非就是白帆？看得久了，就感觉地在旋转，天也在旋转。蔗林里，有风掠过，蔗叶便如湖面的微澜，随风的方向**去。蔗叶翻转的声音，一浪紧过一浪，我们就好像湖里游累了的两条鱼，靠在岸边，歇息。

待久了自然有点烦。容正新便掏出一包烟来，说，抽一口吧。

说起来，在班里，容正新算是我要好的朋友。我们常常在一起办墙报，他画报头，我抄写。时间晚了，我就在他家里睡。母亲事先知道了，每次都给我五分钱，用于第二天买早餐。那时，一碗肉粥才五分钱。可每一回我掏出可怜巴巴的五分钱，他总是把我的手拨到一边去，然后自己从口袋里掏出几毛钱，买双份的肉粥和油条。他大方得很。

我知道，这钱是他偷得来的。

我母亲是他小学的班主任。母亲发现他常常有钱用，怀疑他来路不正，通过打听，知道他是“钳工”（偷钱），只是没有证据。可他与其他有不良习性的学生有所不同，他学习好，成绩好，遵守纪律，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很会隐蔽。我母亲把这个情况告知了汤老师，可汤老师没有发现。

但我听到过他谈论有关做“钳工”的基本训练。他说，把一枚镍币放在热水盆中，能从水盆里夹出镍币而水面纹丝不动，那才是高手。我亲眼看见他把自己的中指反背弯到手腕。

那天他掏出来的烟，是一包大前门。那是很贵的烟，五毛钱一包。一般人根本就抽不起。

他把锡纸撕开，抽出一根，叼在嘴角。然后又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没接。他自己就划燃火柴，点烟，自己抽。他先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从鼻子里徐徐喷出，只见他的鼻孔里有两道白雾急促地涌了出来，一直扑到我的脸上。那两道白雾很快就散开，我闻到了烟的香味。那是一种与饭菜香和香水有所不同的味道，饭菜香只是一种刺激，**你进食，满足食欲；香水的味道则显得虚假，不真实，是一晃而过的东西。而香烟的味道，充实，持久，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我忍不住伸过手去，跟他要了一根。一抽，果然是心旷神怡，飘飘欲仙！

抽过之后，他教我闻一闻手指。刚才夹烟的两个手指滞留着烟的味道，一闻，那气味更加醇厚，更加醇香！

很快我又跟他要了一根。他笑笑，说，嘿，比我还要瘾呢。

那一刻，我对烟有了好感。我得承认，我后来学会抽烟就是从那时起的。

我们两个班八十多个学生就这样在一个荒山野岭里待着。晚上没有电灯，外面黑灯瞎火，只好在宿舍里点上蜡烛，躺在**聊天。黄波每天都从县城里回来，带来了很多县里的消息。比如说，哪里出现了强奸案，法院又公布枪毙了什么人，电影院最新放了什么电影等。

有一天，汤老师把我们班全部男生招到农场办公室。她脸色严峻，眼光严厉。我心里一惊，莫非我们抽烟的事她知道了？

但她说的不是这事：前些天，你们当中有人讲了一下怪话，对社会不满，我在隔壁女生宿舍里都听见了。这很危险！会影响你们的前途，是谁说的，赶紧跟我报告，错了就改！

我更是大吃一惊！我记得前些天劳动回来，大家没事，就在宿舍里谈论了一些政治的话题，我是说了几句牢骚话，说了些什么，记不清了，莫非汤老师全都听到了？

因为我作文好，汤老师一向偏爱我，对我不薄，我怕这事让她失望。最重要的是，我怕出事。那个年代，最可怕的就是说错话。那两个工宣队员耳朵比猫还灵，要是给他们知道了，那比“安南珠”打水鸭严重多了。

我开始忧心忡忡，沉默寡言，心里好像打上了一个结，天天都堵在咽喉，想解总也解不开，每天一遍遍地过滤汤老师的话，感觉那天她所说的，似乎句句都是冲着我来说，但好像又不是。我希望有人先去自首，这样就可以排除我。但男生们个个乐呵呵的，没有自首的迹象。那么，我就等着汤老师来找吧，找上门了我再辩解。但汤老师一直没来。也许她已经忘了，或者我根本就没说什么，她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个说了什么。

我弄不明白学校为何安排这个冬天的劳动。

如果没有这个冬天的劳动，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可就这么一件事，把我折腾得就像莫泊桑《项链》里的洛尔塞夫人玛蒂尔德那样，因为丢失了别人的一条假项链而让内心亏欠了十年。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实在无力去化解这么复杂的问题。

那时，我开始长胡子了，稀稀拉拉的，在人中的两边以及下巴无精打采地冒出来，像缺乏养分且又缺水的几根葱花。

我渴望早点结束劳动，回家去，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坏孩子霍尔顿那样，渴望逃离潘西。至少，家里有父母。

可是，离回家的日子还有一段时间呢。每天起床，我们仍然看见路边的小草的杆径和叶子结满了白霜，水库里的水面仍蒸腾着白雾。两个工宣队员仍然很认真都巡视着每一个角落，他们的脸色威严无比。汤老师永远都是一副疲惫苍老的样子。

那一天，临近中午，黄波骑着单车匆匆忙忙地从县城回来了。他的车尾驮着一篮筐的菜；车轮子碾过坑坑洼洼的路面，那筐菜便上上下下地弹跳。往常他是打着铃铛进来的，打铃铛的目的是告诉大家他回来了，然后享受大家对他的欢呼。但这一次他是飞快地火急火燎地进来的，几乎冲进了厨房的火灶才刹住车。他跳下车，将脚架一支，篮筐也不卸，就跑回宿舍，进了宿舍就嚷：出事了，出大事了！

大家问出了什么事，他支支吾吾说，“反动标语，到处都是反动标语！”

汤老师闻讯赶来，问他到底是什么事，他说，这次他进城，城里的树干、电杆、墙壁，到处都贴满了“反动标语”，内容是打倒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汤老师说，你先别乱传，等我问清楚了再说。

第二天，汤老师说，是有这么回事，打倒“四人帮”了。

过几天，三个星期21天的劳动期满。我们可以回家了。

临走的那个晚餐，全体加菜，肉菜是炖猪脚。入夜，宿舍旁的小屋里，又响起了“突突突”的机电声。宿舍通电了，大家借着灯光收拾东西。

回到家，父母看见我稀稀拉拉的胡子，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哧哧地笑。

过了这个冬天，我就满14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