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那一天起……(1 / 1)

神秘的咒语 王晓玉 3202 字 1个月前

人生的道路上,有时会出现始料不及的转折。转折之后便是新的历程。这就好象火车进入了岔道口,机头在掠过接岔处的一刹那,就从此改变了行进的方向。

说来你可能不信,我的转折,是在一天之中完成的。

那是十六年前的初春。我刚过十四岁。社会在动乱中,可是自然界照样冬去春来。

踢了一冬的球,真有点腻烦了。我想起离本市五十八公里的莲塘车站来。那儿有一个铁路中学的“农村分校”,分校旁边有一片向阳的荒坡,坡下有个大水塘子。天已经暖了,火赤链一定出了蛇洞,塘鲫鱼也一定肯咬钩。我决定抓车去一次。

“抓车”,这是那年头我们这批铁路中学淘小子们的“专门术语”,也是我们重要的生活内容。风驰电掣般的火车,我们只要手一伸,脚一蹬,呼的一下,身子就能贴上去。要下车吗?好,瞄准平地,斜插着往下跳,落地顺势打个滚就站起来了。这样的“抓车”,不但可以想上哪儿上哪儿,而且神气、威风、惊险、够刺激,对我们这些失去了生活目标的十几岁的男孩子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当然罗,每年都有失手跌到车轮子底下送掉小命的。我的好朋友丁小洪,就是去年下车时摔断了一条腿,如今只好天天去上学了。

列车运行时刻我们是掌握得十分准确的。我掐指一算,清早七点有趟西行货车,莲塘是第一停靠站。行,就“抓”它去。

赶到道口不到五分钟,我就望见那列货车卟哧卟哧地出了南站,车速已经加快了。我连忙把钓鱼竿子和鱼篓子交叉着背在背上,准备一跃而上。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憋足了劲即将开始助跑动作时,我背后的钓鱼篓子被人紧紧地抓住了。

我回头一看,唏,一个女的,我扭着腰拚命想挣脱她,却不料她干脆紧紧地抱住了我。说时迟那时快,火车轰隆隆地从我身旁一掠而过。我怒不可遏地转过身来,跳着脚冲她喊:“你干吗要拉住我?你!”

她松了手,抹着额上的汗,说:“太危险了!可千万别再‘抓车’了,曾英才!”

我一愣。她怎么叫得出我的大名?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她指着我背后的那两件“武器”说:“瞧你这两件大家伙,这货车上附件特别多,万一挂上可不得了呀!”

说得挺在行,看样子是个老铁路。想起刚才火车轮子轰隆隆碾过钢轨的声音,我也不禁打了个寒颤。不过我嘴上不肯认输,脖子一扫说:“干吗要你来管我!”

她平静地回答道:“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正在这时,我发现丁小洪一拐一拐地向我走来,并且听见他笑哈哈地嚷着:“啊哈,这下子可让白老师抓住了吧!”

白老师?原来是她!我有点不大好意思了。这几天我奶奶老是跟我叨咕,说是有个新接我们初二(1)班的白老师,几乎天天跑来,非要让我去上学不可。奶奶说,这个老师在铁路新村一家一家动员学生到学校去,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还“野在外面”了。我爸爸妈妈都是跑长途线的列车员,家中就一个老奶奶,管不住我,我就采用一早出外,不到天黑不归家的“回避政策”,躲着这个找麻烦的老师。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道口上,“抓车”不成倒反而让她给抓了。

没法子,只好跟她上学去。

一路上白老师讲了些什么,我都没听进去。我记得丁小洪说过,她是教语文的。

快到学校时,白老师停住脚步,递给丁小洪一把钥匙,然后对我说:“你总不见得带着这两样东西进教室吧?把它们放到我宿舍里去吧!丁小洪,请你带个路。”

等她一走开,我就对丁小洪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叛徒内奸特务!为什么带她来抓我?”

丁小洪大喊冤枉,说他根本不知道我要去莲塘,线索一定是我奶奶提供的。

我也不再说什么,跟着丁小洪,向教学楼对角的那栋教师宿舍楼走去。

迈进楼门,就好象走进已经开映的电影院,阳光隔在门外,面前一片黑暗,那是因为墙壁上连同窗户都被大字报糊满了。地上也是烂乎乎的,一股霉味直冲鼻子。白老师的房间就在一楼,没走几步,钥匙声一响,一扇门开了。

门内冲出一股更加难闻的味儿,跟着就扑过来一个小男孩,他喊:“妈妈!”

我愣在门口。丁小洪“哈”地笑了,弯腰把那个孩子抱起来说:“珏珏喊错啦,这是你妈妈抓回来的俘虏,到这儿来向你缴枪的!”

这小孩骨碌着眼珠看看我,又看看我的竹竿和鱼篓,忽然拍着手说:“我知道,我知道,你叫曾英才。我妈妈说过一定要抓住你,要不你也会跟小洪哥哥一样变成瘸哥哥的!”

小家伙的口齿伶俐,说得我和丁小洪都有点尴尬。我正犹豫着该往哪儿安置我的“武器”,忽然听到“叽叽,叽叽”的叫声。低头一看,原来有一只毛茸茸的小黄鸭子正想从我脚边挤到门外去。我抓起来一看,哟,是只僵鸭子!鸭子养得不好就会得这种僵病,脚蹼萎缩,关节肿大,养到死也不会超过三两。

“大哥哥,给我给我!小鸭子的屋子在这里!”珏珏从丁小洪手里挣脱下地,指着一张靠墙的写字桌给我看。桌下有只木盆,盆上扣着一只破篮子,鸭子原来就养在这里!怪不得进门就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怪不得这鸭子得了僵病!

“大哥哥,你明天还来上学吗?”珏珏忽然拉住我的手,仰起小脸望着我说,“你还要我妈妈去抓你吗?”我妈妈去抓你,就没空陪我打针了……

我这才看出来,珏珏是个病孩子。黄黄的脸,细细的脖子,两只大眼睛中间绷着根淡蓝色的青筋。我呆立在门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这机灵的孩子一看我不吭气,又拉住我说:“大哥哥,你明天来上学吧,我送给你一只顶顶好看的小瓶子。”

我接过来一看,是只链霉素针剂瓶子。我扭过身子,问正往床下塞我的鱼篓子的丁小洪:“他得的什么病?”

丁小洪直起腰,一面说:“珏珏乖,坐**去,把小瓶子放到盆子里去。”一面找了个扫把扫起地来。这家伙,什么时候学会当保姆了?

等他看到珏珏已经在**专心致志地玩起来后,才轻轻地对我说:“他得的是肺门淋巴结核。我听人说,这种病又叫童子痨,要是治不好,就会像这只僵鸭子一样,一辈子也长不大。”

“胡说!”我情不自禁地吼道,“链霉素很管用的,我奶奶的气管炎一打就好。”

“可珏珏是肺结核!像他这样的幼儿,光打针还不行,需要丰富的营养,充足的阳光,新鲜的空气——我从书上看来的!”

“那,那干吗还要把他锁在屋里?”

“说得真轻巧!”丁小洪斜睨我一眼,回答说,“白老师要教课,要开会,还要请你抓你什么的,哪顾得上他!珏珏爸爸去五七干校了。珏珏是双‘老九’的孩子,一出门就受捉弄、挨打、不锁上怎么办?我看他闷得可怜,送了他一只小鸭陪陪他,谁知道在这朝北的屋子里,连只鸭子都养僵了!”

我的喉头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憋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上课铃响了。丁小洪连忙抓起了钥匙。坐在**的小珏珏忽然抬起头说:“小洪哥哥,你别锁门,让我和小鸭子出去玩一会儿好吗?要是有人打我们,我们就逃回来。”

丁小洪犹豫着。我可再也忍不住了。我一把抢过钥匙,往写字台上一扔,笨手笨脚地抱起这个几乎没什么份量的病孩子,顺手还抓起那只僵小鸭,大步走出了这间阴冷潮湿的房间。

丁小洪追着说:“要上课了,出事谁负责?”

我回答:“我负责!看谁敢欺侮他!”

怪不得丁小洪这学期上学这么自觉:白老师的语文课上得真有意思。她的声音特别柔和、清晰、慢悠悠地,就像这春日里的暖风。她的字写得也非常好看,一笔一划,端端正正,简直像书上印的字放大到了黑板上。我想,听这样的课真比“抓车”强呢,明天应该背上书包来上学。哟,一想到这里,我连忙朝窗子外面看了一眼。只见小珏珏正蹲在一个沙坑里玩着,那只僵小鸭也在他旁边。我放心地回头继续听课。

我这个小动作肯定让白老师发现了,因为她也朝窗外瞄了一眼,而且立即向丁小洪皱了皱眉头。我想,那意思一定是:“你忘了锁门了。”

丁小洪耸耸肩,那意思显然是:“不干我事。”

我马_挺直腰,瞪直眼,只差拍胸脯了,那意思是:“我负责!看谁敢欺侮他!”

这么多的眼神交流,其实是在几秒钟内完成的,一点不影响上课。白老师开始用她那好听的嗓音带我们朗读课文了。

窗外射进来的阳光是多么明亮,我觉得浑身都是暖烘烘的。温馨的、严肃的、安静的学习生活对我来说,本来已经是遥远的回忆了,现在却又重新享受到了。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暗暗想,从明天起,我天天来上学!

丁小洪忽然撞了撞我的胳膊肘。我一看他,啊,好紧张的表情,还盲往窗外努嘴。我扭头一望,简直把肺都气炸了——沙坑边不知从哪儿钻出了一帮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小子,正在把那只僵小鸭当球踢!小珏珏哭喊着追来追去,鸭子到哪他就跌跌撞撞地跟到哪,而那帮小子瞧着他直乐,有一个居然还冲着珏珏的屁股踢脚。我猛一挺腰,就想站起来。

可是我的肩头被一只手紧紧地按住了。我抬头一看,只见白老师像是挺随便地把一只瘦弱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另一只手仍然捧着书,眼睛也在看着书,一点也没有中断她的朗读。因此,全班同学除了我和丁小洪两个,也还是在那儿大声地念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可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白老师眼里闪烁的泪光,听出了她嗓门里的颤音,感觉到了她手指的抖动!在这一刹那间,我怎么也按捺不住了,我一晃肩头,粗鲁地甩开了白老师的手,一转身,两手往窗台上一撑,再一收腿,刷地一下,就跳出窗口,直往那沙坑冲去。

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抓住那个踢珏珏的小子一一看得出来他是带头的一一也朝他屁股蛋上狠狠地来一脚。我踢了一冬的球,脚头当然够硬的,一脚就把那小子踢了个大跟头。他的鼻子碰在沙坑的木框框上,淌出血来。这样的“挂彩”,在我们男子汉的打架中属于轻伤一类,按一般常例是应该马上爬起身,一抹鼻子重新反扑。没想到这小子是个熊包,欺侮四五岁的病孩子挺狠,自己挨了一脚就哭开了。他的那帮子小兄弟们也没个讲义气的,居然一哄而散。他抽抽泣泣地把鼻血眼泪糊了一脸,一面说“你等着,你等着……”一面走开了。

等着就等着。你不就是个工宣队长的儿子吗?你爸爸在客运段一屁股臭事,谁不知道!就凭造了个反跑到铁中来耀武扬威!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我帮了倒忙,不但害苦了白老师,而且连累了整个班级。

我还在帮着珏珏埋葬那只被踢死了的僵小鸭呢,工宣队长就气急败坏地冲进我们教室,把白老师吆喝到办公室去了。

丁小洪连忙假装到走廊去看“大批判专栏”,站在办公室窗边进行窃听,并且把下面这段关键性的对话转达给全班同学:

“你不知道那个曾英才是、是个小流氓?你干吗要把他请来?你想利用小流氓进行阶级报复?”工宣队长大吼大叫。

“曾英才有缺点,小流氓谈不上。他是铁路职工子女,我们不能眼看他‘抓车’冒险。我当教师的,有责任动员他来上学。”白老师冷静地回答。

“你!你给我少耍嘴皮子!你马上就给我写检查!从明天开始,你和你那个班级去农村分校,在劳动中接受改造!”

班里乱了套,议论纷纷。谁都知道,那个“农村分校”,实际上是铁中自设的“劳改农场”。它就在我早晨想“抓车”去的莲塘车站。每天只有一趟车可以往来,而且得顶着星星赶车,披着月光回来。

早上我是那么向往那个莲塘,现在我却多么留恋这明亮温暖的教室。刚才我还打算从明天开始背着书包来上学,一会儿工夫就因为我的缘故,全班同学都给发配到五十八公里之外的分校去了。虽然没有哪个同学谴责我,有的男生还朝我竖大拇指,可是我心里很难受,趁乱哄哄的时候溜出了教室。

我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我想打架。专找那个仗势欺人的小子打。可是没找到。上课铃又响了,我不想再回教室,转啊转的,转到了教师宿舍楼门口。白老师现在在于什么?对了,进去看看去,顺便把钓鱼竿子和鱼篓子拿回去,从明天开始,这两个老伙计,说不定又得陪着我了!

我摸黑走过走廊,发现白老师的房门开着。我放轻了脚步走到门口,只见珏珏睡在**,白老师背对我坐在写字台旁,正在专心致志地写着什么东西。从侧面看过去,她的眉头紧紧地皱着,好象在费劲地想着什么。呵,一定是在写检查!写那个我闯祸惹出来的检查!我一转身,逃一般地跑出学校,跑进家门,一头扎进了被窝。

我就这么躺着,饭也不想吃,害得奶奶几次来摸我的额头。

突然,大门被“砰”地一声推开了,我伸出头来一看,丁小洪两手向前直伸,握着我的长长的钓鱼竿站在门口。他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笔直向我拐来。门口马上又出现了小珏珏,他抱着我的鱼篓子。然后是好几个男同学,拥着白老师。再就是一群抿着嘴笑的女同学……忽啦啦地挤了一屋子。

奶奶忙着给大家找凳子坐。白老师笑嘻嘻地坐到我的床边,说:“刚才我听见走廊里脚步声响,追出来却只看见了你的背影!自修课上又不见你,只好再上你家来抓你了!”

“白老师……是我不好,害得你写检查。”我说。

“我写检查?”白老师愣了一下,马上笑得露出了一口白牙,“丁小洪,把我写的那份‘检查’给曾英才看看!”

丁小洪一声“是”,从裤袋里拿出一张纸来,我一看,上面第一行写着:“初二(1)班农村分校学习计划”。往下就是一张有着“时间”、“学习内容”、“学习方式”等栏目的课程表。最使我吃惊的是,除了“劳动”、“语文课”之外,居然还列有“几何”、“代数”、“历史”、“地理”甚至“英语”课!而据我知道,到农村分校去劳动的班级只有一个老师带队,难道这白老师神了,样样能教?丁小洪不愧是我的好朋友,好象马上猜到了我的心思,凑到我耳朵边上告诉我:“那个农村分校里,有蕉好多有本事的老教师。白老师打算一门门向他们请教,再来教我们!可别让别人知道,绝对的军事秘密!天高皇帝远……”

丁小洪的声音虽然很轻,可是屋里的人都听到了。“哗”地一下,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我的心情轻松了不少。可是一当我看到那个小珏珏,看到他正在香甜地嚼着我奶奶捧给他的炒花生,我心里就一阵发坠。我支吾着说:

“白老师,你天天赶火车来回,小珏珏怎么办?”

“嗨,我们早就计划好了……”丁小洪抢着说。没等他再说下去,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告诉我:

“我们俩住在学校附近,早上帮白老师抱珏珏赶火车。”

“我妈是护士!每天晚上八点给珏珏打针!”

“我弟弟有顶小凉帽,明天我拿来给珏珏戴!”

“别戴帽子!珏珏那病,正需要阳光、空气和……”

“丰富的营养!我奶奶养了十来只老母鸡,我明天问她借两只,带到莲塘去,垒个窝,让它们参加‘劳动改造’,每天下蛋给珏珏吃!”

我再也憋不住,大声说:“鸡蛋不顶事,告诉你们,蛇和鱼的营养最丰富了!我会逮蛇,火赤链也敢逮!蛇肉吃了还清火,夏天不长痱子!莲塘那儿有个荒坡,坡下有个水塘,塘里的鲫鱼我五分钟可以钓起一条,熬汤喝最补人了!还可以抓田鸡,用个棉花球,撒上尿,串在棉线上,往芦苇上一晃就可以钓起一只来,够珏珏吃个饱……”

我猛地闭了嘴。因为我看见,两行清清的眼泪,从白老师的眼里淌下来、淌下来。整个屋子一下子静得一丝儿声音也没有了。珏珏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最后扑到白老师怀里,仰着小脸问:

“妈妈妈妈,你怎么啦?”

白老师用她那柔和而又沉静的声音,轻轻地,但又是清晰地说:“同学们,我一定把你们教好!从明天起,我们开始新的学习生活!”

这就是我短短三十年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那天开始,我接触到了一颗怀有高度责任感的正直、无私、坚强、热情的心。我从那里汲取高尚的品格、真挚的情感和丰富的知识,从此有了做人的楷模。十六年过去了。每当我生活中发生了大事,比如考上了大学中文系,比如被分配到《铁道报》当记者,比如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儿童小说集,我总是要拉着我的好朋友丁小洪,先到白老师那里去报告。丁小洪已经从医学院毕业,在铁路医院当大夫,还是很幽默。他常常在那个早已治好了病、发育得又壮又高的中学生珏珏面前,揭我的老底:“喂,小说家,要是那一天白老师不抱住你的鱼篓子呢?请你想象一下!”

我现在只能这么回答:“呵,那就没有这篇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