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冬末春初。
东北某省城，曾被称为“东方莫斯科”和“天鹅颈下的明珠”的一座大城市。
她站在大街上，等候着被东北人称之为“摩电”的有轨电车，准备去上班。
她出生于上海。数年前大学毕业，她在志愿表上填了“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于是就到了这里。
连续两天的暴风雪，气温又降至零下三十多度。
她用上了她所有的御寒的服装：
一套棉毛衫裤，加厚的，八十五公分的尺寸，茜红色。一套用粗毛线编织的毛衣裤，采用当时最流行的“阿尔巴尼亚”编织法——这种织法可以使毛衣加厚。一套棉衣裤，是军垦农场的外销品，面子和里子都是黄色的军用棉布，夹上棉花后用缝纫机轧上一长条一长条的针脚——这样的棉衣裤，不必穿上也能硬硬地立在地上。最后再是一件棉大衣，带一个尖尖的帽子的，东北人管这样的大衣叫“棉猴”。脚下是一双号称“大头鞋”的棉胶鞋。黑色布面，橡胶底，有棉花夹层，形状有点像“解放鞋”，只是粗大宽阔了许多，三十六码的脚，像是穿了四十二码的鞋。
她整个人的确就像一只厚厚地包裹好了的“棉猴”。
“棉猴”还要不断地跺脚，跳动，因为那“摩电”迟迟不来，她在零下三十度的温度里站了快十分钟了。所有的衣裤加起来都像只是一层薄纸，她的手指和脚趾，都麻木了。
临出门时，其实她是很精心地打扮过的。
她认真编好了两根长及腰际的发辫。公元一九七一年的城市女子，大多是前后一般长的崭齐的短发，小姑娘大多是橡皮筋扎出两把扫帚辫，拥有这么长的辫子的人不多，那是因为四年多前刚刚爆发“**”时，留长发被视作“四旧”或称“小资产阶级情调”，走在马路上都会有手持剪刀的“革命小将”拖住了剪去了的。她那时候好不容易才留下了齐肩的两根短辫，到七十年代就发展成了很引人羡慕的稀有景观。
她还在自己的脸上抹了一层“面友”——那是一种在上海地方享誉数十年之久的老牌粉质化妆品，其质地界乎于如今的护肤霜和粉底霜之间，抹的时候，要略微添加一点清水，否则就会如石膏般一块块粘住了眉毛的。
她有一条绸质的小方围巾，暗红色底，印了黄色的向日葵花。她用来围住了自己的高领毛衣，既是免得寒风吹入，更是一种装饰。
她怕自己的脸像手一样地被吹得皲裂了，就在临出门时，戴上了一个大大的口罩，从药房买来的。
她的一双手套也很别致：那是上海地方的新产品，里层是细细软软的羊毛线，外层是富有弹性的尼龙丝，纤纤巧巧的五个手指分得清清楚楚，比起那时候别人手里的那种四指并拢的劳动防护手套，真是优美多了。
正因为有这么一些与众不同的服饰用品上的细节，她在七十年代初的东北，算是一个时髦女子。
所有的时髦细节，都被棉衣棉裤和棉猴遮盖得一干二净。
在冻得几乎要僵硬了的时候，咣当咣当地响着的“摩电”终于来了，将她送到了她的工作地点——一所学校。
她是一个教师。
大学期间她读的是五年制的中文系，但是学校里的“工宣队”队长说，什么？我们国家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难道就只能教一门语文课？简直是岂有此理！
于是她被命令“一专多能”，不但教语文，还教数学、物理、体育，还有音乐。
都很好教，特别是体育和音乐。体育课上只要扔一个篮球几根跳绳给学生，管好了别让男生打架女生吵架自己少说有可能挨批的话就行。音乐课上跟学生共唱语录歌，很开心。有时候唱毛主席诗词歌：“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豪情满怀地；“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轻松活泼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很有沧桑感；“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则非常地幽默。
中午饭是肯定在学校吃的。吃红红的高梁米饭，金灿灿的窝窝头。有热情的东北同事给她带来了两根生大葱，一小瓶自家做的大酱，还有用苞米粉精心制作的薄薄的“煎饼”。她吃得很香，并非自觉革命入乡随俗，而是填饱肚子的需要。公元一九七一年，当地每人每月三十斤左右口粮的分配额度是：一斤大米，八斤面粉，其余全部粗粮。
粗粮营养很好，将她养得很结实。
粗粮价格低廉，她每个月四十六元工资，还可以寄回上海二十来元。她的丈夫、一儿、一女、老母，还有一个病弱的老外婆，都在那里。
天黑了，她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宿舍里是有暖气的，每天晚上六点后供气。她和同室的另几个女子把洗净的衣物放在几乎有点烫手的热水汀上，一个晚上就可以烘干了它们。
只有不开斗私批修会的晚上是属于自己的。她可以穿上自己喜爱的那件紫绛红色的薄羊毛衫，不必再用蓝色的人民装套住自己；她可以嚼几颗丈夫从上海寄给她的“大白兔奶糖”，或是酸酸的“维生素C糖”；她可以给自己的老母、丈夫、同学们写信，公元一九七一年时写信几乎是惟一的与亲友交流信息和情感的途径。她有时会跑到隔壁房间去，带上她自己的一支竹笛，跟另外几个会点乐器的女子来一次小小的合奏，吹拉弹唱的是“紫竹调”、“彩云追月”、“马兰花”。她最喜欢的是半倚在**，读自己那几本百读不厌的书，那是《红楼梦》、《简爱》、《牛虻》、《呐喊》，还有好不容易从别人手里觅来的罗曼·罗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作品。
这个宿舍因为聚集着不少像她那样的从全国各地分配去的青年男女，因为由他们形成了某种有异于整个社会大气候的氛围，所以被人称之为“小香港”，“恶名”远扬。
不自己掏钱看电影，除非组织免费观看。组织观看的也总是那几部样板戏，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许多段落，她不但倒背如流，甚至都会唱了。
没有任何体育锻炼。穿成了一个“棉猴”上下班，单程一个小时，负重近五公斤地跺脚蹦跳，够了。
公元一九七一年时的女子们互相见面，“呀，你胖多了！”是很受欢迎的贺词。没听说过“减肥”这个字眼。
她那时身高一米六三，体重五十公斤。
她，就是公元一九七一年时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