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难》在《解放日报》连载后，我获知了不少来自于读者，尤其是来自于女性读者的意见。对于我在这部小说中所显示出来的关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大部分读者是持认同态度的。

我写的是一个两难于职业和家庭之间的女执法官的故事。作为一个负有相当责任的社会人，她必须忠于职守、克己奉公、坚持原则，乃至于在一定的情况下铁面无私到六亲不认；而作为一个家庭中的女儿、妻子、母亲，她又不能不时时面临着原则与亲情、公务与私事、社会大环境与家庭小氛围之间的矛盾，所以她活得很累、很艰难。当然，也唯因这累、这艰难，才使她的生活显得充盈、厚实、风波迭起、色彩斑斓，她在苦苦地燃烧了自己的同时，也享受到了奉献出光与热的幸福和自豪。

我自认为我在这个文学形象的身上，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现今职业妇女的追求与困惑。社会发展到愈来愈文明阶段，也便有愈来愈多的女人挣脱了被圈养的囹圄；她们参与了愈来愈广泛的社会活动，也便有了愈来愈复杂的迷茫、焦灼和彷徨。女人不再仅仅为一个家庭和一个男人而活着，于是女人的文化也便带有了更多的社会性。《女儿难》正是试图表现女性命运的这一嬗变，或许也因为此，才引起了女读者们比较普遍的注意和比较强烈的反响。

自然因为自己也是女性，我对女性问题的研究素来饶有兴趣。近两年涉足小说创作，很顺势地把笔触伸向了女性题材领域。在我已经发表的数部中篇小说中，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女性，这在我，倒也是始料未及——并非预谋，仅只是多年定向注意的积累终于有了个喷发口而已。

我曾简要申述过我对女性命运思考的结果。我认为，几千年的封建积淀，造成了女性所经受的磨难甚过于男子这一事实，而愈是杰出的女子，包括真诚的、善良的、美好的、才干超群的，她所面临的逼迫往往就愈多，挑战就愈烈，压力就愈重。文学作品若要真实地反映女性问题，恐怕就难以回避这一事实。我同时还认为，真正优秀的女性，只有在与其悲剧命运作不屈的抗争——无论这抗争以何种形式进行，也无论这抗争是败还是胜——才能充分显露出她所拥有的真善美。所以，一个有良心的不屑于欺世盗名的作家，就必不会用自己的笔抽去女性抗争命运的灵，而只留下供世人享用的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传统型的还是开放型的，中老年的还是青春期的，柔弱无依的还是刚强豪放的，甚至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属于反派角色的，在骨子里都有着一股不向命运低头屈从的“硬气”、“傲气”。我以为，这便是女性世界中最弥足珍贵、值得大书特书的精髓！

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似乎并不为女性作家所独有。古往今来的许多男性作家，其中包括许多英名盖世的大文豪，同样对描绘人世间的这一半天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而他们的许多成名作代表作乃至传世之作，竟也都是抒写对女性命运的悲悯和进一层的思考的。道理很简单：不仅仅是因为夏娃本来就与亚当一样占据了人生的一半，而且还因为女性问题乃是社会问题之最敏感、最显露、最直接地牵连着核心的部位，所以对女性命运的探究，足以引发出对社会对人生的最大幅度、最深底蕴，而又永难穷尽的思索来！

我将以我的笔参与这永无止境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