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已故象棋大师朱剑秋先生

一

我一写下这个题目，就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我面前出现了他，《鬼手百局》的作者，有“象棋大师”称号的，即拥有“象棋大师”这个国家级专门职称的，已故专业棋手，朱剑秋。

他坐在他那间十平方米的夹板房中。他正在写着他的那本棋谱——《鬼手百局》。我去看望他。我们对坐在他的那张八仙桌两侧。桌上一如既往地摆着一盘棋，还有文稿。

他那年大约七十四五。因为过瘦，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他的脸面虽然白净，但沟壑赫然，横向的在额头，纵向的在两颊，嘴角被这些深深的皱纹牵拉得松松地垂了下来。他的脖子饱绽着几根粗筋，令我想起烂尾工地里耸立着的水泥立柱。他的蒙着白翳的两颗眼珠，被包裹在糜红潮湿的眼眶里。

“鬼手，是我们象棋术上的一个专用名称，”他向我解释道，“诡异，奇谲，攻时出其不意，守则难以预料，一招出手，便通盘弥漫鬼气……”

“常常因此而造成千年难解之残局。”我说。

“唉——”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红红的眼眶里灰白的瞳仁悲哀地对住了我，同时摇着头，“又来胡说。鬼手是鬼手，残局是残局，鬼手是招数，残局是结果，两者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我早就说你永不会成为真正的棋手。你不动脑筋……”

他一摇头，两颊就凄凉地微微晃动，筋骨突现的脖子显得格外地细弱了。

我连忙给他的茶杯续上热水，以此打断他的话头。

“这是我刚从杭州龙井村买来的雨前狮峰，泡出第二道来，才香呢！”我说。

除了棋，他只有另一宗嗜好，那就是茶，好茶。

他啜了一口茶，点点头，只是不再理我，顾自摆开了棋局。

他住在我们全楼结构最差的三层夹板房内。

面积约有十二三平方。左邻是我家，前厢房，面临山东路；右邻是后厢房，窗下是弄堂，叫永乐里，“文革”期间改称过“永斗里”，现在自然又改回来了，一度住过母子俩，姓吴，后来则住进了小夫妻俩，男的外号叫“黄牛”。朱大师住的，夹于两个厢房之间，原先一定只是走道，以后房东为了扩大住房率而开发，用一层薄薄的木板围住，几乎是全封闭式的，所以称之为“夹板房”。只有一个窗，是天窗，即上海人所谓的“老虎窗”。

我为他打开了老虎窗。那窗用一根粗粗的麻绳拴住，往下一拉，开了，系到夹板墙上的一个大钉子上，就算是固定住了。关窗更简单：松开绳扣，“啪”的一下窗就弹回去了，全自动。

开窗是因为房内的空气实在太浑浊了。一只煤饼炉在屋子中央。那是朱老先生最重要的生活用品：烧水，煮饭，取暖。炉子的水开了，我为他灌满了热水瓶。他从棋盘上抬起头来说，把旁边的锅坐上去吧，黄牛今天给我买了两块大排骨，炖一炖，中午吃汤面，晚上他来帮我烧糖醋大排。我看见了地上的淘箩里果真有洗净了的鸡毛菜，还有一把很新鲜的切面，用报纸卷着的。为了炖排骨汤，我往炉上压下了一个新煤饼，刺鼻的一氧化碳立即腾弥开来。我不能不拉开那天窗了。

“冷，”他却说，“别开窗。”

他穿着棉衣、棉裤，还有棉鞋。因为有点脏而显得很有点旧。煤饼炉透出的热挡不住天窗往下掷下的寒。况且他要在窗下的八仙桌上摆棋，要写他的《鬼手百局》。

我记得那次去探访他，是一九八五年的初春，春寒料峭。

他的《鬼手百局》，刚开笔不久。

八年后，《鬼手百局》完稿，收录并点评分析了象棋大师朱剑秋鏖战棋坛数十年收集积累而得的，或是他自己使用过的，或是棋坛曾经出现过的，以“鬼手”之术或反败为胜，或逼平敌方，或造成不解残局的，奇谲瑰丽、耐人寻味、“鬼气冲天”的棋谱凡一百局，全书字数约三十万。

未及一年，公元一九九四年隆冬，朱剑秋谢世。

《新民晚报》“文化版”曾刊有一条消息云：

“我国最年长的象棋大师朱剑秋日前因病抢救无效而去世，享年八十二岁。朱剑秋生前曾为黄浦区政协委员、上海市体委象棋队副队长、上海少年宫象棋班指导教师，著有《残局解析百篇》、《棋坛扬州”三剑客“传略》等书。”

没有提及《鬼手百局》。因为没有出版。

二

朱先生是我娘家的邻居。

娘家所在的弄堂——即我适才说过的“永乐里”，地处黄浦区中心地段。往北数十米为南京路，往南不远即延安路，还有豫园。东边不到一站地就是黄浦江的外滩，西部为人民广场，过去叫跑马厅。吃穿住行样样方便。人口密集度极高，如今的说法是人气很足。很足的人气聚集于一幢幢一排排低矮简陋的小楼和一个个狭窄幽暗的门洞里，基本的结构元素是弄堂。每个门号里都窝着好几户人家，多则七八家，少的也有四五家。比如我家所在的214号，那时底层是个印刷车间，上面两层，就住了大大小小五户，三楼便是我家、朱先生，还有先为吴家母子，后为“黄牛”夫妇俩及其儿子。连楼道，统共七十平方米吧，三户，人口过十——在那时，还算是很宽敞的了。

永乐里两边的房屋，东侧是被视作“上海典范民居”的石库门建筑，西侧却因为门面对着山东路，属于那种底层经商、上两层住人家的“商住两用房”。两排都是三层楼。“典范民居”石库门有个小天井，虽然搭了披间，堆了杂物，悬垂着尿布被单，但多少还有点光亮和回旋余地，而另一边的“商住两用”，却就更加地阴暗和逼仄了。底层商家在山东路上开了店，而上层住家的门洞，则一溜地开在了弄堂里。进门便如进洞，一片漆黑。若不开了灯，陌生人休想摸着楼梯，感觉倒是与迟进大光明电影院的影厅无异。

弄堂是老而又老的了。从我十来岁时这两排房就总是修，总是修。小修时一个门洞一个门洞地敲打，弄堂口总有人在搅拌纸筋石灰，黄白色的水一摊一摊地溢出来，沾上我们的鞋，带上我们的楼梯，让我们回家后挨骂；到大修时，弄堂两边都搭起脚手架，碗口粗的毛竹，用青黄色的竹蔑绑住，遮天蔽日地令弄堂终日昏昏然，可那时就是我们的节日了。我们会欢天喜地地玩捉迷藏，在毛竹间鱼一般地窜，决心身为“强盗”而决不让“官兵”捉住。女孩子跳橡皮筋可以不用轮着举起皮筋，两根毛竹间每个人可以尽情地跃个痛快。更多的活动是捡起一根稻草绳，比我们的辫子还粗的，两端系于一根横着的粗竹上，弯弯地垂下的绳，就成了我们最惬意的秋千了。

十三四岁那年，我抱了小我整十岁的小弟阿毛下楼去玩。我捡了绳，做了秋千，把满心欢喜的阿毛放上去，教他两手抓住两边，然后推动了他。他晃悠着，格格地笑，然后突然一下松了手。我扑上去没有抓住，他仰面跌到了地上。

地面是石子，花岗岩。铺就的路叫“弹格路”。阿毛的后脑勺摔在弹格路上。他嚎哭起来，脑后突起了一个包。因为地上有很多的垃圾，草绳篾片灰土之类的，所以没出血。

我使劲地揉他脑后的包，力图使它平复下去，同时谆谆教导反复叮咛兼之作出种种允诺道：回家不要告诉妈，姐姐以后再抱你到弄堂里玩，还带你去外滩看大轮船，还买糖给你吃，软糖，奶油糖。

可以告诉哥哥吗？阿毛抽噎着问。

不可以。

可以告诉朱伯伯吗？

朱伯伯？朱伯伯是可以的。

朱剑秋未见得有太好的好脾气，但是对孩子很耐心。

小弟阿毛幼时口齿不清，叫“伯伯”与叫“爸爸”浑如一体，朱先生对此十分满意。阿毛会走路后总是钻进他的夹板房，尤其是用餐时分。朱剑秋每每见到他，总从自己的饭碗里挖出最精华的那部分来，诸如一片肥肉、一夹子蛋黄等等，填进他的嘴里，直到有一次阿毛终于喉咙里卡上了一根鱼刺被送进山东路南头的仁济医院为止。

他有两个女儿，但是都随着朱师母住在扬州乡下。他年青时也在扬州，不过是在城里，当教师，教语文和历史，乡下的妻子女儿不跟随他。日本人来了他就从扬州走了，一人闯上海，从此成为上海人。上海地方有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单身汉”，并不是没有家小，只是家小都在老家而已。朱先生每回一次乡下就见女儿们长高一截长大一圈，从小只与亲娘相依为命的女儿们也就不跟他太亲。他更多的时间在我们山东路的永乐里，每天跟我们这批拖了木拖板从一人宽的楼梯上奔上奔下的孩子们相处。他把他对孩子的喜爱给了我们。

曾经住过前厢房的吴家母子，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是一个老板养着的外室。那老板偶尔来看看，戴一顶铜盆帽，永不让人看清脸面，贼一样地进出，我们被父母告诉道是在外地做生意的吴家伯伯，即吴家小哥哥的爹爹。吴家小哥哥刚搬来时才满月，后来愈长愈可人，到五六岁时，秀秀气气地惹得一条弄堂的阿婆阿妈阿姨都爱他，他的口袋里爆米花就从来都是不断的。朱伯伯一度也格外地疼他，因为他小小年纪居然还可以与他对上几弈，据他后来回忆说，这小子，下棋肯动脑筋，是个棋苗。于是，即便朱先生正在他的八仙桌上自己跟自己下棋——我现在明白那是在研究棋谱——我们都懂得这个时候是绝对不可以去烦他的，可是白白净净的吴小哥，却可以进入他那夹板房并且站到八仙桌的一边。

其时朱先生正与红娣阿姨同居着。红娣阿姨是在“大世界”里跳舞的舞女，与同在“大世界”谋生的棋手朱先生相识并一定是相爱了，于是就进入了我们山东路，永乐里，214号，三楼，夹板房。我记忆中的红娣阿姨漂亮极了，好像是一张很饱满的鹅蛋脸，雪白雪白的，人长得很高，腰肢细细的，走路扭扭摆摆，蛇一般。红娣阿姨进驻本楼的时间好像不短。为写这篇文章我特意打电话向已迁居浦东新区高层大楼的我家老母咨询，老母很肯定地答复我道，四年，从解放前一年到解放后三年。老母关于弄堂生涯的记忆总是很精确。

但吴家小哥哥很快就在弄堂里失宠了。原因盖在于他做了一件在阿婆阿妈阿姨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他趴在朱先生家的夹板门下，从离地约有一指宽的缝隙里往里瞧，看到了红娣阿姨的“雪雪白的大屁股”。

看见就看见了吧，吴家哥哥还很激动和执著，一直趴到红娣阿姨开了门出来倒水。红娣阿姨出门见到了狗一样卧着的小子，曾经惊问，吴小哥则坦率地发表了感想：

“红娣阿姨的屁股雪雪白，介大，好看得不得了！”

听说朱先生倒并不太在意此事。

“小孩子嘛，懂什么？不就是说你好看嘛，算了！”他对勃然大怒的红娣阿姨说过。

可是被赞赏过的红娣阿姨当时很冲动，还是找了吴妈告状，还是在楼下弄堂里的水龙头前公布了小哥的劣迹。

或许她也没有料到，从此永乐里的每个人看见吴小哥都会忍俊不禁地笑，他口袋里的爆米花从此绝迹。

不多久，吴家母子搬走了。

据说红娣阿姨后来很后悔。

“我该听朱先生的。”她常说，“他总责怪我。”

三

十余年后，公元一九六六年，吴小哥回来过一次。

朱剑秋届时刚沦为“牛鬼蛇神”，白天在就职的上海市体委象棋队接受批判，夜间则被里弄里的一个叫什么“炮司”的造反派组织命令“不许乱说乱动”，“随叫随到”，隔三差五地戴了纸糊的高帽子到附近的几条弄堂里去游街挨斗。永乐里就是这个时候改名为“永斗里”的。我那时正在学校里等候毕业分配，某个星期天回家，在214号的门洞口见到了墨汁淋漓的大字报。我很认真地读，方知这位曾经担任过黄浦区的政协委员因而一度备受全弄人敬重的朱先生，竟然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在那个时候，光凭这，就够得上标准了。

晚间，老母从锅里铲起四条煎好的小黄鱼，嘱我给隔壁的朱先生送去。

“他家来客人了。”她说，“记得吴家小哥吗？他后来读了哈尔滨的军校，后来在南京军区当了军官了，最近派到上海来做军宣队了。专门来看看老邻居老地方。”

“这个时候来……”我想起了门洞上的墨迹未干。

“人家才不在乎呢，”我妈说，“下午就来了，一直坐到现在。给朱先生说了政策了。说朱先生当年在‘大世界’是集体报名加入国民党，老板做的主，不算什么大问题的……谢天谢地，还好他来说一说，要不然，我看朱先生是要上吊的了。”

“怎么了，朱先生？”

“几天都没见他下棋，坐在房里像段呆木头……还好来了客人，还给他讲了政策，”我妈说，“人家当了军宣队员，专门搞运动的，懂政策。”

那段时间所有的人都懂得政策就是生命。

我在朱先生的夹板房里看见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

他正在那张八仙桌上与朱先生对弈。

“你连走了三步错棋，”朱先生说，“我给你说说。”

一如既往，正如他自从担当了少年宫的象棋指导教师之后，常把一些小棋迷带到他的夹板房内进行个别辅导一样，朱先生将棋子搓乱，有点像当下搓麻将似的，将棋局重新排开，然后回忆出刚才对弈过的那一局，一步一步地为那魁梧的军人讲解起来。

他有这样的特异记忆，可以将无论来去多少回合的棋路一步不差地重摆出来。

他都没有理会到我给他端来了什么。

一论棋，他会把什么都忘记。

那军人也只是抬起头，对我礼节性地笑了笑。

他当然也未必想得起我是谁。

我发现他依然白净，虽然身高马大。

四

在一条那样的弄堂里住久了，无论赵家钱家孙家李家，无论张三李四王五麻子，互相间都会知根知底到一片赤诚，谁都瞒不过谁去。

比如我们楼下的亚珍她娘，解放前做过“玻璃杯”，现在叫陪酒女，全弄堂都知道，后来得了子宫癌，大家都说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比如那排石库门房里有个叫荷花的，小时候给卖到四马路“会乐里”的妓院里，因为长得太难看，所以只好做个端洗脚水倒马桶的丫头娘姨，结果到嫁进我们弄堂里来时，经丈夫验证，还是个正宗黄花闺女，正应了她名字里“出污泥而不染”的意思；比如210号上上下下两层住的是印刷厂老板兄弟两家，老大家的娘子虽然漂亮，但娘家是徐家汇棚户区里的拉老虎塌车的，而老二娶的虽然有点跷脚，娘家却开绸布庄，带进来的嫁妆正好补全了夫家印刷厂多年的亏空，等于是救了全家老少，所以跷脚走进弄堂里才眼睛总是望着天而且从来不跟任何邻居打招呼，一派凯旋的功臣模样。比如朱先生跟红娣阿姨住在一起四年之久而乡下的朱师母并不知晓，但终于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了，两个人只好分开，红娣嫁了一个当干部的，在昆山附近的，接二连三地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等等。弄堂的狭窄空间，藏不下太多的隐私的。

也并不是容不下一点点秘密。有些秘密半露半掩。比如朱先生一入冬就穿上棉衣棉裤，很合身，很干净，松蓬蓬地让他好像胖了许多。到次年春末脱下，因为穿了一冬当然脏了显旧了，硬邦邦地如笋壳般一直套到五一劳动节后才肯脱下，但自会有人为他拆洗重缝，次年他还是可以穿上松蓬蓬的。做这一切的，是已经另适他人的红娣阿姨。这秘密，老邻居我妈是清楚的。但是这洗过的重缝过的干净衣裤是什么时候送来的，那脏了的板结了的又是什么时候送过去的，秘密联络方式接头地点，那就谁也说不上来了。

大约是八十年代末，我依着常规回娘家去看看，不意间遇到了红娣阿姨。

她一见我进门就站起身走。

要不是老母说这就是红娣，我哪里还能认得出她来！

她根本就不高，充其量只是个中等身材。是老缩了还是当年从小孩子的眼里看出来的大人都是高个子，我不能确定。她而且不胖，甚至可以说有点黑瘦，让我们牢牢记住的“介大的雪雪白的屁股”不知是昨日黄花呢还是某种幻觉。我相信是前者。时光过去了四十年，差不多是一世人生了。

老母指着桌上的一个小包裹说，她听说朱先生一直在写书，就是那本什么“鬼”的书，坐得痔疮都发作了，就特意做了几条**，细布，大裤裆的，送来。事先没约好，朱先生由隔壁“黄牛”陪着，去医院看病了，没遇上，只好放我们家了。

老母接着笑谈道，真是一夜夫妻百日恩哪，她陪了小儿子和毛脚媳妇到上海来买结婚家具，送东西给朱先生，是偷偷溜了出来的。

然后老母说，他们全家人，都不知道她以前的经历。前几年开放了，两个女儿在家里学跳交谊舞，跳得乱七八糟，她看得实在难过，就更正了她们几步，把两个女儿都看呆了，说是姆妈呀，你还有这么个水平呀，我们怎么从来也没有看出来呀……这个红娣啊，刚才跟我说起这些，笑得肚皮痛！

红娣阿姨嫁人后，朱先生的夹板房里，再没有进过女人。

朱师母当然来过。总是有事才到上海，比如两个女儿要嫁了，来买嫁妆。比如女儿的女儿生了病，到上海来开刀。事办完了就走。永乐里214号三层夹板房是朱师母的驻沪办事处。

朱师母病卒于“文革”期间，患的是糖尿病。医书教导我们说，那病通常是富贵病，发达社会的都市人吃得太好太多又动得太少就容易得。终生在贫寒和劳作中完成抚育两个女儿之天职的朱师母何以会与糖尿病结缘，实在让人费解。

朱先生从此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鳏夫。

他的生命里，只剩下了棋。

五

朱剑秋的生活是有基本保障的。

他在市体委所属的象棋队里任职业棋手，每月领得到一份工资，好像总是在六七十元人民币之间吧。这个数额，在当时不算太低了，当时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属国家正式干部，出校门每月也才四十多元。朱先生总是十二万分地心满意足。他凭这份工资养活自己，养活不再当舞女的红娣阿姨，当然还要对扬州老家的妻女负责。他订报，订的是《解放日报》；订杂志，当然是象棋类的，好几种。他有许多书，基本上也都是棋谱之类，但我记得在他的床头边看到了《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他抽烟，最好的是“前门牌”，最差的是“劳动牌”，但晚年因不堪“老慢支”的折磨而戒去。茶要好，对我送去的“龙井”（当然最好是正宗的）十分中意。偶尔见他与棋友对饮，只是“加饭酒”而已，但见他饮后送客，一副怡然微醺状，便知他是已经到了称心如意的极乐世界了。

他住在他那间夹板房内直至终老。自来水要下得三层，到弄堂里去提；烧的是煤饼；用的是马桶，那种木制的圆桶，中间有两道铜箍的。他雇请弄堂里一个胖大妇人为他倒马桶，一个月几元钱的工资，那胖妇名叫“阿花”，虽是文盲，但却绝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数十年如一日尊称他为“朱先生”，即使是“文革”期间他因“国民党问题”挨了大字报也决不改口。

八十年代初，年过花甲的朱剑秋从市体委退休。之后数年，他仍在市区给少年宫做了几年象棋指导，直至年老力衰难以挤公交车奔波而只能蜗居室内撰写书稿《鬼手百局》止。从五十年代算起，前后三十年，带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

动手写这篇短文的当天，公元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文汇报》的“体育新闻”版以头条位置刊登了一条消息，标题如下：

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在皖落幕

胡荣华第十四次获全国冠军

新闻旁配有一则专评，标题是“奇迹”，文章有这样一段：

“想当年‘胡司令’从十五岁起就独步棋坛，扬我国粹，并创下‘十连霸’伟绩，可谓空前。其后楚河汉界上，群雄纷争，各路诸侯，竞登王座。但遍数纹枰风流，终无能出其右。”

现年五十五岁的胡荣华风流倜傥的彩照，足有四寸见方，赫然在此文之侧。

胡荣华幼时学棋，在少年宫，师从者，正是朱剑秋。

在我为这篇文章作再一次文字修改时，不知是不是因为冥冥之中真的还有着朱剑秋的在天之灵，我居然在公元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日的《新民晚报》上，读到了早已被茫茫人世泱泱世事遗落久矣的朱剑秋的名字。那篇文章本是为再次夺冠的胡荣华而写的：

一九六〇年……当时称雄棋坛的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棋士。像广东的杨官磷，湖北李义庭，黑龙江王嘉良，上海何顺安、朱剑秋等，他们一个个都盛名远扬，何尝把这个十五岁的娃娃（按，指胡）放在眼里。

“弈至最后一轮，当时的形势是朱剑秋积13分，杨官磷、何顺安、胡荣华同积12分紧随其后，当日的《北京日报》体育版发表文章，说朱剑秋夺冠的希望是50%……最后的战况由于何顺安战胜了朱剑秋，杨、何、胡三人同分，胡荣华以小分领先而首次登上全国个人赛的宝座……从此开始了他棋坛霸主的伟业。”

我从胡荣华的辉煌的背后看到了朱剑秋曾经拥有过的辉煌。

我在明白了胡荣华什么时候开始辉煌的同时，明白了朱剑秋什么时候开始失去辉煌。

我从一轮轮辉煌的交替轮换中，读出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一竞技场上的铁定法律。

我心中充满了对一代棋王没有赶上如今如此尊重辉煌的好年代和好时世的深深的惋惜，还有悲哀。

六

后厢房的吴家母子搬走之后，走马灯般换过好几家房客，但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朱剑秋开笔撰写他那本《鬼手百局》之际，来了“黄牛”一家，一住就是十余年，至今。

叫他“黄牛”的，是他的妻，一个很爽直的女工。她说他虽然不姓牛，也不属牛，可是生就了一副黄牛脾气，倔，憨，当然也蛮老实的，肯吃苦，所以从他们俩谈恋爱起，她就叫他“黄牛”了，要不是为了给新生的儿子起名报户口，真要想不起他到底是姓什么叫什么了。

这很符合我们那条弄堂的传统。弄堂里的许多人都有绰号，绰号会被很快接受和流传，大名却会永久隐退。绰号的起法多用了修辞格，其中又多为比喻，如西侧石库门群落里有一家广东人，因为其尖嘴猴腮的家族面相特征而统统被称为猢狲，猢狲老爹，猢狲阿婆，猢狲妈，猢狲娘舅，乃至男小猢狲，女小猢狲。还有一家，据我所知是因为那女主人正当怀孕期间搬入弄堂，其脸面的皮肤有两片妊娠斑，黑乎乎的色素沉着，竟从此就得了个“毛笋壳”的外号，一辈子养得再白都甩却不掉，连她后来生下的女儿也被叫成了“小毛笋壳”。“黄牛”的绰号是很随大流的，又响亮，从此也就定格。

黄牛在一家运输公司当搬运工，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唯独爱跟人走几步棋，据说在厂工会组织的比赛里还得过第三或者第四名。

他知道朱剑秋在棋坛的地位，很仰慕，刚搬来时，斗胆要求与朱大师杀一盘。

朱剑秋让他车、马、炮、相、士共计五个子，厚厚一叠。

没几个回合，黄牛一方就被扫平，将死。

黄牛当时呆呆地看着自己被将死的“帅”，有五分钟没有动弹。

他从此对朱剑秋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不再要求坐到那八仙桌边与大师对弈，但大师家只要来了学生，或棋坛同好，而他又正好下班或厂休在家，那就一定闻声赶到，擦桌抹凳倒茶，然后立于一侧观战，一脸的舒心惬意享受模样。

当然不久他就知道了朱剑秋在写书，书名是天书一般的《鬼手百局》。

他用一个礼拜天修好了那张摇晃几下会变成菱形的方桌。

他又让他的妻做了一个塞满了棉花的布垫，搁到了害朱剑秋痔疮发作的硬木椅上去。

再不久，他每天早上为妻儿买早点时，就顺带着给朱老先生也端来了热腾腾的豆浆，还有一副大饼油条，有时则是一团粢饭，里面放了肉松和榨菜末子的那种。

黄牛的妻在钱财问题上很一丝不苟，但凡用在朱剑秋身上的账，她都记在一本练习本上，到月底跟老先生结算。

但七十高龄的朱老先生毕竟再不必为一顿早饭而起早了。

我曾在我的一篇题名为《娘家情结》的随笔中描绘过永乐里的人际关系，如下：

“弄堂里有许多未成章法却代代相传的规矩。比如中秋月饼要吃杏花楼的。婚嫁照相一定要去‘王开’。比如有人生病住进了仁济医院，风闻此事的邻居们会排了队轮流领用那每次只限两人人内的探视牌，拎了水果点心之类去嘘寒问暖。但各家门口的水龙头却很是神圣不可侵犯，即便刚登过便池的本弄居民，也总是僵了几根手指头走回自己家门去冲洗，从不肯就近开了人家的龙头涉了贪小之嫌。比如除夕夜家家都‘守岁’，年初一户户都放鞭炮，任何禁令不起作用，任何教训均不接受。比如弄内某翁姑享高寿无疾而终，其家人必得备大批碗碟以飨乡邻，很荣耀地充当一回赐福增寿于人的救世主；但人们别了逝者从火葬场回来，却又务须在弄口跨跃一个熊熊燃烧着的花圈，无论男女老幼，据说不做这么一次马戏式的腾跃动作，便要染了晦气的。”

黄牛他们一家虽不是永乐里的老居民，但在搬来之前，住于南边金陵东路一带。那地方也属黄浦区，许多弄堂的格局与山东路上的基本相同。他进入我们214号，三楼，很快融入，足以说明山东路与周边地区的人文气息，乃一脉相通。

七

朱剑秋的书稿日渐增厚，身体日渐老去。每年的棉袄棉裤虽有红娣阿姨如地下工作者般暗中供给保障，但生活起居已日渐难以自理。九十年代初的某日，我回娘家时又踅入他那夹板楼，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酸臭，但见黄牛正在为他更换被褥。瘦骨嶙峋的他，被包裹在一条大棉被中，安置于他的八仙桌前的椅子上。见了我，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头天晚上，棋友邀请请吃馆子，那鱼头汤，太油了，滑肠，于是就，嘿嘿，不过不是菌痢。

黄牛一面将一套沾着黄色斑迹的棉毛衫裤跟换下来的被套裹在一起，塞进大脚盆，一面说，不是的，鱼头汤哪里会吃得拉肚子？是昨天晚上写书写得太晚了，炉子早熄了，窗子又没关，着了凉了。

我翻了一下桌上的文稿。方方正正的字，清清楚楚地填在八开大的五百字方格稿纸上。棋谱都是描画出来的，夹在文字说明中。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用词措辞相当严谨精确，偶有文白相间，显出相当深度的古文学养。纸角的页码，已近三百了。

快成了吗？我问他。

不不，这只是初稿，裹在被子里的他答道，还要好好校一遍，校一遍，出不得差错的，要不然，岂不在棋坛贻笑大方？

从那次全面换洗被窝开始，黄牛不但每天清早仍为他捎带热腾腾的早点，而且还包下了他的买米、买菜、买煤饼，乃至涮洗脏衣裤的一应杂务。

再过半年，《鬼手百局》眼看杀青，他的一位棋友带来了好消息说，有一家出版社可以考虑接纳此书。他兴冲冲赶去。途中，具体来说，是在刚刚迈出我们永乐里的弄堂口时，滑了一跤，腿骨骨折。黄牛背着他去医院上石膏、换药，仁济医院的护士们都以为这老头儿有幸养着了一个孝顺儿子。

令朱先生滑跌一跤的，是摆在弄堂口的一个水果摊。

到九十年代，摆个摊做点小生意已经不必担心负上“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类的罪名的了。那“毛笋壳”的女儿嫁给了“男小猢狲”后，就在经过居委会的同意后，占下弄口之半壁江山，摆出了一个水果摊位。弄口本来并不宽敞，有了苹果桔子的香味后就少了走路的地方，兼之摊前总有点儿的果皮纸屑绳头，早已老得巍巍然的朱先生，挟了部分书稿加快了脚步，滑一跤绊一跤跌一跤的几率是极高的。他的确跌了。

老人最怕跌。这一跌，大伤了他的元气。

他完稿的时间大大推迟，错过了那次可能给他出书的机会。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于是终生都没能见到他的手稿化为铅字。

他的棋友，一个姓徐的先生，十数年前与他结识，住得挺远的，还是隔三差五地到我们山东路，进永乐里，入214号门洞，登木楼梯，到朱大师的夹板房里来跟他学棋会弈。他有时会带来一点好茶，云雾龙井碧螺春之类的，跟老友品茗论棋，或是由朱先生写着自己的书，他则在一旁边喝茶边读读朱先生订下的数种象棋类期刊。十数年下来，看多了朱剑秋敲半天棋盘才终于往文稿上写几个字的艰难进程，深知这本《鬼手百局》耗去了他多少生命。书稿一成，虽已五六十岁但还算正当壮年的他，就很积极地为朱先生跑腿打电话，充当了联系出书事宜的经纪人。

无果。

出版界要考虑经济效益，《鬼手百局》不是畅销书。

出版社可以给你一个书号，让你自费出版，但你要拿钱来，以万论计。

朱先生每月工资仅数十。他去世后女儿清点其遗产，除一套棉衣裤尚新之外，箱筐中尽是旧衣烂袄。黄牛帮着从书架的一堆棋谱中挖出了一张存折，当然是他的养老钱，全部积蓄，共人民币两千余。

徐先生像没头苍蝇般乱钻，一事无成。

朱老先生跟我妈说，晓玉在写小说了，她那篇《阿花》，我看过，好像是拿我、红娣，还有阿花，做了模特的。

我妈忙说，你可别找她打官司，她又没把你们写成坏人。

我本来就不是坏人，他笑着说，我只是请你问问她，能不能帮我找个出版社，出这本，《鬼手百局》。

他已经是病急乱投医了。

八

我保存着朱剑秋在公元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上旬的十天间写给我的三封信。

第一封信写于十二月一日，在我到山东路他的夹板房取了书稿之后的月余，他写道：王晓玉同志：您好！十月二十七日一别，转瞬已一月有余！拙稿“象棋鬼手百局”承蒙热情帮助，深为铭感……

我取稿时他刚大病一场，形容枯搞。患的虽只是感冒，但并发了肺炎，黄牛在仁济医院的急诊观察室里陪了他三天，才把他给救了回来。他的腿已经跛了，在那夹板房内移动时务必借助于手，扶着八仙桌，扶着椅，扶着夹板墙。我那天带去了一个外地出版界的朋友。朋友明白《鬼手百局》的价值，但他就职于文艺出版社，这样的书不在他们业务范围内，况且他还并不拥有决策权。更多是出于安慰，我还是带走了书稿。

书稿堆上了我的书桌，我像是终日面对着了他那双蒙着厚翳的双眼。我开始苦苦思谋出路。其时年轻的评论家朱大可还未去澳洲，听说此事，便为我介绍了一位他的朋友，姓袁的，是个棋迷，交游甚广的，说是可以代为操作出版，稿酬按当时的出版社稿酬标准，每千字三十元。

信息传到山东路，朱先生同意了，只是说，稿酬实在太低了些。

但大可传过话来说，即便是这太低了的稿费，出版社的意思是要分期付出。

我把信息再通过朱先生的经纪人递过去，于是就接到了他的第二封信：

王晓玉同志：您好！

为拙稿事，屡承枉驾操心，甚感不安，谨再次表示谢忱。此事本属一次性解决，所以我将稿酬提低……目前这样分期付款法，你要考虑后托徐同志（按，即那位经纪人）电告，昨日徐曾两次通电未能与你直接联系上，是令堂大人接话。今特专函再次奉告，仍希望一次性解决。加之我风烛残年，不堪百事羁身，请原谅。如对方不同意，请即将原稿掷还，毋任感盼！

此事不论成否，盛情容当面谢。

祝你万事如意！

朱剑秋敬启

九三、十二、四

第三封信是在我交涉未果送还书稿后给我的一张收条了。

我平生仅为此而痛悔我没有当上出版社社长。

他的《鬼手百局》终于没有出版。

他去世时旁无亲人。黄牛上班去了。黄牛是个好职工，在运输场里吃苦耐劳，是有名的老黄牛。黄牛是个好邻居，但邻居毕竟只是个邻居，后厢房与夹板房之间的那层夹板是拆不了的。后来黄牛总是对朱先生大白天里死在**心怀愧疚，他说，其实他这几天一直有点不舒服的，我早就应该把他送到仁济医院里去的。他的妻说，黄牛真的好几次都想送朱先生去医院，可是他说，医药费报销起来实在太麻烦，每次总要害得黄牛跑好几次，还是自己买点药吃算了，没想到就这么去了。他的女儿们从扬州赶来，默默地在夹板房里收拾了几天，到火葬场参加了由市体委出面主持的追悼会后的当天，就返回老家去了。

这一切，都是后来黄牛告诉我的。

我问黄牛，那么，那本书呢？《鬼手百局》。

黄牛说他不知道，而且说，这一年里，朱先生大病小病不断，好像也没再多提起过这本书。他的八仙桌上，似乎也没再见到那些书稿。

九

为了写今天这篇文章，我前几天又特意回我的山东路永乐里老家转了一圈。

在上海的城市地图上，这条小而短的山东路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北头有个地铁二号线的出口，毗邻着刚由法国人设计改建而成的远东第一街——南京路步行街。新建的海仑宾馆通体都是幽绿色的玻璃幕墙，俯视着邻近的这条小路，展示着它的高贵典雅。往南行数十步，在过去的“二马路”和“三马路”之间，平地拔起了“解放日报报业大楼”，一幢明亮的蓝绿色现代高层建筑，因为山东路的狭小而更加显出了它的雄伟气度。中段的仁济医院也改建过了，新添了很温馨的暖色调的一排住院大楼，与过去的带有教堂意味的老楼们和谐地挤在一起。南端有一座立交桥的斜梯，从延安路上不由分说地硬插进来，几乎要抵达旧时所称的“五马路”即现今的广东路，望着很粗暴，但那一定是近年的城市大开发所必需的，因为往东不远处，就是越江隧道的出入口了。路上嘈杂而拥挤，行人如过江之鲫，挡住了急吼吼地鸣叫着的轿车货车摩托车助动车们。山东路的路面，从我有记忆至今的五十年里，好像从没有开阔过一寸。

我拐进永乐里，证实了我的想法：这条弄堂，也跟那山东路一样，从没开阔过一寸。弹格路是早已铺上了水泥了。弄口长年臭气熏天的男用小便池也敲掉了。垃圾桶还在老位置，不过已不再是水泥砌就，而是换了改革开放后全市通用的可移动式圆桶，倾倒时可以用机械操作的。门口的水果摊还在，有个小小脑袋的男孩子依在我认得出来的“小毛笋壳”膝头，想必已是“小小猢狲”了。水龙头们在每个门洞口排开，有几个依然上锁。214号门口居然有麻将牌桌，是一张矮桌，围着的是清一色几个老太太，坐的是我们小时候就十分熟悉的木板凳，还有一张毛竹靠背椅。我认出了她们，知道她们是我儿时哪个好友的娘，尽管她们有的胖得像了球，有的干瘪弯曲得像了虾干。我走近她们时，她们和谐地集体专注于牌，一个都没有抬头望我。

我在214号的门洞口停住。里面没开灯，像是张着大口的兽。还有谁记得这里曾经有过朱剑秋这样一个象棋大师吗？还有谁想得起在这个地块这条弄堂这个逼仄小楼里发生过的故事吗？还有谁知道其实这里面已经凝结出了或许是棋坛经典的三十万之多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如今却不知飘零或是隐匿到了哪里吗？

啊，鬼手百局，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