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哲燮先生的社会角色是政府官员，但他本质上还是一个文人。说他是文人，是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非常强烈的独立性和个人化意志。许多年前，省文联组织作家到铜陵采风，作为市委宣传部长的洪哲燮先生负责陪同和接待，我发现他讲话中没有一点官话、套话、假话，整天跟作家们泡在一起，谈古论今、说文议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书籍广泛涉猎，并且都有自己独到而尖锐的见解。他既不会打牌，也不会跳舞，生活有点刻板，问他业余时间干什么，他说除了读书和写点诗文，什么也不干。如果有机会跟哲燮先生一起吃饭，发现他吃得很简单，不讲排场，不喝白酒，不劝喝酒，更不会拼酒与说客套的酒话，他只与大家一起说最近又读到了什么好书，并大谈读书的感受，一顿饭或一晚上他可能都在聊《曾国藩》或《万历十五年》，此时他会眉飞色舞，对酒桌上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全都忘了。他对世俗的规矩和人为的周旋表现得相当木讷和迟钝。
中学时代发表过的那首叫《车水谣》的诗影响了他的一生，对文学的虔诚和对学养的追求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态度和价值立场。这使他在为官的道路上始终表现出游离与别扭的姿势，他无法放弃独立的人格和内心的自尊与这个世界进行更多的合作，因此权力在他手里产生不出附加值，权力的意义也相当有限。他像一个与佛有缘的人最终要皈依释迦一样，于是就有了这一本参透世事、感悟人生的诗集《山悟》，诗集不只是他对创作的一次总结，而是他一生精神梦想的还原与实现。诗歌使他寻找到了与自己灵魂对话的机会，诗歌使他在精神安慰中逼近人生的终极价值。
写诗在技术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境界，王国维认为诗词“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这个境界在《人间词话》里分为“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纯客观的自然化写景状物是“无我之境”，而融进了个人主观情感与思想理念的境界则是“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是写诗的起点，而“有我之境”才是诗歌最后的价值，是诗的最高境界。哲燮先生的诗无论是写乡野山风，还是都市虹霓，抑或是室内风物小品，无不融入了他对世态、对生存、对人生真谛的刻骨铭心的体验和深入独立的思考，他的诗在抒情中说理，在托物中言志；有时居高临下气势凌厉，有时捕风捉影丝丝入扣；微言大义，建安风骨，以思想和理性支撑起诗人一生的风景。至此，我们就可以继续肯定这样一句古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唐朝王维、孟浩然的诗在客观化写景状物上是一个高峰，但唐诗真正的实现“文道合一”的诗人却是杜甫、白居易，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公开的结论。《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毛诗序》在评价《诗经》的时候用了这样的结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就是说，诗歌最根本的意义是要表现诗人思想意志和人生态度，即以诗的方式来向生活表态。表态的深浅决定了诗歌品格的高下。
哲燮先生的诗就是他人生不停追问和痛苦思索后的一次表态，他以一生的经历感受和体验着眼前的风景、人和事物，并表达出自己独立的具有个人意志的理解。诗集分为四辑，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物语》是思想最深刻的一辑，是诗集的“眼”，《乡情》是表达情感最真实最浓烈的一辑，《心音》则是世象写生，而具有宏大叙事立场的是《视点》。
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指出，人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就与社会签订了一个契约，这个契约是一种规则，同时也是一种枷锁。人的“自我”和“个人意志”被牢牢压抑从而使人失去了纯朴的天性，甚至扭曲了自己，生存的技术实际上是以摧毁人性为代价的。诗集《山悟》中大量的咏物诗都表现出了“自我”压抑下的无奈，人性异化后的悲凉，人格瓦解后的愤怒。生活有时就是一种假相，当我们羡慕甚至是嫉妒那些浮华的荣耀和虚幻的光辉时，我们恰恰忽略了那高贵优雅的形象却原来是变子性的美丽的“人妖”，这就是哲燮先生获得广泛好评的《盆景》，“你从有雷有电的山坳里走来/走进这个无风无雨的盆地/醒来，满眼是水泥的丛林/再也闻不到兰和蕙的呼吸”“将稚嫩扭曲成苍劲/主人刻意培养、剪裁、妆扮你/看虬枝上伤疤累着伤痕/成材的日子全是痛苦的记忆”，“向喧嚣送上一份难得的恬静/为交易挣回一个满足的小夜”。如果说盆景是非真实生存的一种性质，那么路灯就是人的个性与自我被扼杀后的一个具体的形式，“标准的高度/一色的姿式/规定的位置/忠诚的光圈/——谦和又内敛/日落而启/日出而息/一道指令/你彻夜睁着不眠的眼”（《路灯》）。路灯被电源牢牢控制，它在一种机械的秩序里重复着每一个日子，就像人生活在机械的毫无个性的生活中。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诗人来说，他必须要进行追问，必须将自己的意志表达出来以唤醒一颗颗冰冷而麻木的灵魂。这是一种责任和使命，因为诗人在本质就是一个精神苦难的人，是一个杞人忧天的人。当他开始写下第一行诗的时候，这种宿命就已经注定了。
诗人无计可施的时候，他就要寻找一条自我拯救的道路，于是哲燮先生大量的诗歌是对平凡生活的向往，对亲情乡情的怀恋，对田园乡村的陶醉。《山溪》、《西递宏村》、《水碓》、《绿，多好》，这些诗使诗人在乡野山风的吹拂下心情归于宁静，一些回忆往事的诗歌也让诗人从纯朴和艰难中寻找到了失落已久的人文主义理想和人性的光辉。《母亲的名字》一诗令人至为感动，诗人从母亲这个平凡而普通的农村女性身上找到生命的意义，这就是爱和奉献、纯粹与真实，“爱，全分给了五个儿女、一村邻居/勤，一半丢在田畈、灶台、菜地/另一半栖在八十二龄的骨头里”，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建立平民化的立场，是《山悟》的另一个重要价值选择，这一部分内容是对人性扭曲和异化的一次逃避和一种修正，生命在两个相互对立的价值坐标中显示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的最后界线，而这个界线使诗人走向清醒和自觉，走向完善与解放。
洪哲燮先生写诗极其认真，字斟句酌，反复打磨，在意象选择和隐喻象征设计上显示良好的艺术感觉与艺术感受力，而他诗歌的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他对错综复杂的人生进行了一次尖锐而深刻、勇敢而诚实的解剖，在批判与自省中，以思想的穿透力启悟芸芸众生。他将自己的人生经验传达给读者，也使他自己在诗行中找到了一条回家的路，这就避恶向善、安贫乐道、回归宁静。也许诗歌并没有太大的力量，但哲燮先生相信官当得很大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的一句话“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