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全世界人民怕非典。非典病毒这一无形杀手比本·拉登更为恐怖地将死亡的阴影铺满了全世界每一处阳光灿烂的草坪和每一个不想自杀者的心里。

非典病毒不像具体的敌人，它隐身于我们的视线之外，随时给人致命一击。对于医学专家之外的每一个公民来说，你无法对这个敌人进行搏杀和报复。人们除了束手无策的恐惧之外，惟一能做的就是躲避。

这无边无际的恐惧造成了黑夜里持久的惊悸与恶梦，与此同时，神话时代的想像力也同时激活了，人们对科学失去了等待的耐心，人们对理性也失去了信任。危险比安全更容易接受，谣言比真实更值得信赖。

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并没有炸毁非典，却炸毁了人们对科学和人类生命力的基本信任。

阜阳出现第一例非典之后，我发现每次在酒桌上基本上都是人人自危地喝着酒，尤其是和陌生人在一起时，那种“他人就是地狱”的表情总是不经意间就能流露出来。但语言上却总是表现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豪气来，“没关系，多喝两杯！喝酒是防非典的。”

职业使我极度敏感，敏感让我备受冤屈。我抽烟比较凶，烟抽多了就会咳嗽。而非典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发烧、咳嗽，因此我被别人怀疑的机会就要大得多。一次，我与几位比较体面的人在一起吃饭，有两位素昧平生，几杯酒下肚，兴致很高，多抽了几支烟，于是，咳嗽了一声，咳嗽声引起了陌生朋友的警觉，他们有意无意地看了我一眼。接着，我又情不自禁地咳嗽了一声，整个酒桌上都有些紧张了，但大家都是有修养的人，都不说，算是给我面子，可他们谨慎而疑虑的心情却是不言而喻的，筷子夹菜的速度慢且带有象征性，酒也在我最后一次咳嗽声中草草收场了。我很是过意不去，决定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不出去吃饭了。可后来还是有了几次推不掉的饭局，于是我就开门见山地说：“我可能要咳嗽一两声，但与非典无关，春节后我就没出过远门。”大家都说没关系。一位朋友很关心地对我说，“你烟还是少抽一些好！”我尽可能在酒桌上控制自己，压抑自己，可越压抑越想咳，忍无可忍之际，还是要咳一两声。虽然大家都不说，但非常时期，我的咳嗽客观上就是酒桌上不安定因素。于是我很愧疚。转念一想，虽然非典表征之一是咳嗽，但咳嗽不等于非典，我基本上无罪。那天我在邮局拿稿费，站在柜台边咳嗽了一声，身边的那位顾客毫不客气地看了我一眼，迅速离开我身边。我想，在那位顾客的心里，我这个非典嫌疑犯是当定了。

等到合肥出现第一例非典患难者时，我就再也没有出去喝过一次酒了，迄今算来，快半个月了。记得最后一次在一家酒楼喝酒时，形势已经很危急了，服务员都戴着口罩上菜，我感到很别扭，总觉得不是在饭店吃饭，而是在医院喝酒。我咳嗽的时候，服务员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她一眼，我觉得在医院外戴口罩的人从来都是病人。

现在好了，再也不出门了，许多朋友只靠电话维持着联系。奇怪的是，呆在家里抽再多的烟也不咳嗽了，不知是压抑的结果，还是某种强制性的心理暗示。而那些日子里，我在酒桌上，越是不想咳嗽，却越要咳嗽。我发觉自己和这座城市都出了问题。

一声咳嗽让一屋的人不安，一声咳嗽足以让一座城市颤栗。这种文学性的夸张已经成为今大的事实。

于是，在抗非典的日子里，我开始以一种逆反的心理抗拒着失去理性的生活。抢购食盐，我无动于衷；宁愿饿死，不囤大米；无病喝中药，坚决不干，单位发的中药冲剂我已经不知放到哪去了。这并不是我不重视非典的危害性，而是我以为不能在毫无科学理由的支持下盲目地折磨自己，更不能以科学的名义干着反科学的勾当。

生命是脆弱的，但生命在面临威胁的时候，却又是最顽强的。人类历史上无数次传染性疾病都已经成为科学实验的历史记录，比起几千年里经历的天花、鼠疫、流感，非典只不过是人类生存与进化历史上遇到的一次极普通的挑战，一个短暂而平常的插曲。

非典的病原已经找到，科学与理性必然战胜病毒与恐惧。秋风中落叶与病毒将一起零落成泥，到那时，新朋老友重新聚到一起，开怀畅饮，自由说笑，放声咳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