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深秋我在武汉读书，一个天气比较阴暗的下午，我和另两位同学旁听了“中国当代文学年会”的学术报告，听完报告就跟老师们一起在“东湖宾馆”吃饭，由于不是正式代表，所以这顿饭其实是蹭饭。灯光腥红的餐厅里铺着红色的地毯，踩在上面软软的，脚步和心情都很虚，面对着一桌子堆满的鱼肉，心里虽蠢蠢欲动，筷子却很谨慎。我想，还是多吃饭，少吃菜，把肚子填饱。可饭碗小得过分，跟乡下的酒盅差不多大，两三口就吃完了，添了一碗，筷子伸了三两下，又完了，还想吃，却再也没有勇气了……

这顿形同虚设的晚饭过后，代表们集体看电影《红高粱》，片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场景让我热血沸腾，影片内容已记不清了，我只记住了那粗糙而釉黑的大碗，当时一个非常尖锐的感觉是：只有大碗吃饭才是真实的吃饭。

那顿几乎挨饿的晚宴之后，我从内心到行动中开始全面拒绝小碗吃饭，可各种宾馆、酒楼甚至是土菜馆也清一色地小碗装饭，我曾经对土菜馆的小碗提出过质疑，老板说：“现在的人吃不了多少饭，大碗太浪费。”

其实我现在也吃不了一大碗米饭，最多半碗，可我家都是大碗吃饭。偶尔有朋友到家里吃饭，看端上桌的都是大碗，就会心地笑了，说：“你把我们当民工了！”为此曾被朋友们嘲笑为“老土”。这种嘲笑有道理，但不够深刻。小时候生活在乡下，生下来第一次捧起饭碗吃饭就是那粗黄广口的大碗，在没有小碗参照的童年记忆里，那是碗的惟一定义和标准。除此之外，只能是非碗，是不合理的碗，是不标准的碗。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中认为童年的习性和记忆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并可能成为一种积淀后的潜意识。大碗吃饭在贫困的乡下生活中具有特定的内涵，家里兄弟姐妹多，饭常常是不够吃的，如果吃饭时能分得满满一大碗饭，就意味着你长大了或做的事情多，也意味着父母对你的重视，尤其是偶尔家里很奢侈地煮一顿咸鸭糯米青菜饭，分半碗或大半碗的对分满满一碗饭的就会争吵或大哭大闹起来，大碗此时已不只是一个器皿，而是体现出的一种价值。如今的城里人碗已经没有太多的内涵了，它只是一种生活的器具，甚至是一种道具，形形色色精致的小碗与碗里米饭的本身已没有什么关系了，它被赋予了体面或礼貌等非实用性的意义。

在乡下时“吃了一大碗”与“吃了大半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对大碗的钟爱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为了能吃饱饭，是因为一种很土气的生活习惯，而深层却是源自于潜意识中的被认同、被肯定的价值内涵。没有经历过吃不饱饭岁月的人不会理解大碗之于我们所包含的贫穷与自尊的意义。所以这么多年来，心理中顽固地认为，用小碗吃饭不算吃饭，用小碗吃饭是不想让你多吃，不想让你吃饱，尽管我有时根本就吃不了一小碗饭。

时至今日，我在各种场合用小碗吃饭的时候，面对着比酒盅大不了多少的小碗，手足无措，端也不是，不端也不是，总觉得那不是“端”着碗吃饭，而是“拈”着碗吃饭，有一种男人绣花或女人叼着烟斗的古怪的感觉。这种感觉使吃饭变成一件很沮丧的事。

刚到省城时，我们家买了五只粗黄的大碗，很多人看到我端着大碗吃饭就发笑，而我一点都没有不自然，我感到吃得很实在。后来搬家了，有了微波炉，就买了七八个那种很精致的大碗，十二块钱一只，无论吃干饭，还是喝稀饭，吃得有声有色。我始终认为，用大碗吃饭与“土”气没有关系，说浅一点是生活习惯，说深一点是“文化认同”，是对没有优劣之分的“传统生活方式的认同”。我坚持认为一个男人“拈”着酒盅大的小碗温柔而含蓄地用筷子数着米粒吃饭，那倒更显土气和娇气。

现在，我们一家都在用大碗吃饭，我儿子胸前吊着MP3，一边听周杰伦，一边端着大碗吃饭，却怎么也看不出多少土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