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有所怕和有所不怕。我怕进电视台，曾在《羊城晚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不进“综艺”》。记述了我几次被拉进电视台演播室的感受，那都是拍摄一些文化或综艺类节目的情况，无法忍受某些明星人物的傲慢、散漫、没完没了地拖延和浪费时间；也见不得一些当红主持人的那种“话痨病”；抢话、插话、随意打断别人的话，喜欢卖弄和自我炫耀。于是就公开声明，今后不再走进综艺类的节目演播厅。

但，我并非不知道这是不识抬举。人家看得起你才请你杂电视上露面，一个有着近13亿人口的大国，电视台的演播厅是那么容易进的吗？有些人想进还进不去呢！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就是这么别扭，愿意干的人不让人家干，不想干的人非要他干。

1999年夏季，有位我无法拒绝的朋友找到家里，想要我再走进演播厅，参与一场《说理说法》的节目。不等我拨浪脑袋他先讲出一番道理：“我知道你不愿走进综艺，这是‘说理说法’——单凭这题目就有点意思，对不对？”

我临时寻找着推托的理由：“你知道什么是理吗？它应该是人类的生命之光。凡理，就应具有改造的力量，令人信服的力量。中国的传统哲学里有个程朱理学派，认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宇宙之间，一理而已’。理是能纠正感情的一种智慧，可现在不讲理的地方太多了，不光不讲理，还讲歪理、邪理、私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反闹得该有理的没有理，没有理的有了理。”

朋友一声不吭，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就径直往下说：“再说法，它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公民间的一种公约。最好的法是能成为人们的习惯，或从人们的习惯中产生，它对所有人都是共通的、理性的、永恒的……这么大的题目，问题又这么多，且如此敏感，你说该从哪里说？说不好还会刺伤一些人，这又何苦来呢？”

朋友夸张地拍了两下巴掌：“好，你有这番理论就说明已经被这个题目吸引，开始想这个问题了，你去了把刚才的话再重讲一遍就行。越是敏感的题目越是好题目，不敏感还要你这个作家干什么？如果讲理说法能刺伤人，那就该刺该伤。否则岂不是要伤了公理，伤了法律？”

想想也对，关键是我找不到更堂皇的理由回绝这位朋友，只好硬着头皮走进了《说理说法》的演播现场——是在一所中学里借了一间好像没有窗户的大房子，密不透风，灯光一亮，奇热难挨。

这倒意外地给了我以好感，豪华演播厅肯定要让给综艺类的节目。我每次参与那些节目的录制，无论是到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是在电视台自己的演播厅里，“说理说法”就跑到中学里来了，这恰好显示了它具有朴实和贴近民间的一面。

演播现场没有演艺界的明星人物，我的右边是公安局长，左边是一位民主人士，前面坐着一排穿警服的人，后面是来参与“说理”和“说法”的公民，这让我精神一振，立刻有了要“说理说法”的情绪。这实在是个说话的好场合，平时难得能跟这些人对话，现在面对面地讨论“理”与“法”的问题，说深说浅都没有关系。如果侥幸说出一两句能让他们入耳的话，也算是影响了“理”和“法”。没有白说！

节目进行当中发生了一个插曲，让我突然对这套节目的制作者生出好感。大家都在争论——或者叫做“正论”自己理解的“理”和“法”，以及目前社会上在“理”和“法”上存在的问题。话题比较尖锐，但严肃、诚挚，绝没有出格儿、跑题。有位老太太，看样子像是街道负责人或拥军模范一类的人物，大概是没有真正理解大家的争论，误认为讲“理”和“法”上存在的问题就是对警察不恭。她老人家要过话筒为警察评功摆好，但讲话啰嗦，词不达意，说了半天也没有说明白，反而激起了一些年轻观众的反感。在她又一次陷入一个比较长的停顿中，主持人礼貌而又巧妙地从老人手中要过了话筒。此后，老太太几次还想再发言，主持人都没有再把话筒递过去。就在那一刻，主持人获得了全场的尊重，观众的参与达到了**。因为，老太太的讲话确实是跑题了，而且容易让人误解她是有意要当着公安局的领导表明自己是多么地热爱警察。热爱人民警察原本也是好事，但这是个讨论“理”与“法”的节目，题外的话说得过于肉麻了会使全场的人都感到不舒服。

主持人却有足够的智慧和修养，当着公安局诸多领导人物的面没有让这样一场有意义的讨论变质，技巧地维护了“说理说法”的品格。

我想，众多的电视观众也感受到了这个节目的品格，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把我当成“说理说法”节目的业余接待员了——节目刚一播出，就有人找到作家协会，要跟我讲述自己遭遇到的“理”和“法”。还有人寄来厚厚的申诉书，让我为他们“说理说法”。有位54岁的老人竟直接闯到我的家里，讲述他的遭遇后就让我为他评理说法……我面对这些具体问题一筹莫展，因为旁边没有了公安局长和节目主持人，我也就失去了在演播现场的那种轻松和安全感。

至今，我参与的那台“说理说法”节目已经播出半年多了，却还有人找我反映“理”和“法”的问题。就在去年圣诞节前，有个小伙子第二次又找到我，一年前他的妻子被邻居打了，一年来他到处找人，递申诉书，为此还拦过领导同志的车，在大街上下过跪……实事求是地讲是他受了人家的欺侮，得不到公正的处理，而他又是属于那种心眼小，碰到事没完没了的人。再说得难听点，像是中了病。

我大声叫喊般地对他说（因为我楼下的邻居正在装修，轰轰隆隆，地动山摇，声音小了他听不到）：“你这已经不是理和法的问题了，而是气，是心里那口气出不来，对不对？你拦车、下跪，警察不怪你妨碍公务就不错了，你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解决问题，因此不仅没有消气，肚子里的气只会更大了。打官司，人家不值得受理；这样到处找人评理，又不解决问题，就像有一个气管子往你肚子里不断地打气，又找不到出气的办法，难道你想叫自己的肚子爆炸吗？”

我见他愣怔着眼不出声，以为自己的话让他听进去了，就继续说下去：“你看看我现在的处境，要说生气应该不比你肚子里的气小。我住的这是70多年前英国人盖的木结构小楼，到晚上耗子在夹层里跑都能听得到，你想想他们用电钻打眼，抡大锤凿洞，在室内开电锯锯木头，会是什么动静！楼下的新邻居是年轻人，根本不了解这栋房子的结构，只想把旧房子装修成星级宾馆，这样的心情倒也不难理解。负责装修干活的是民工，这个房子反正不是他们自己住，就是把这栋老楼砸酥了又与他们何干？于是就成了现在这个局面，我每天都生活在强地震之中，已经这样折腾四个月了，我无法正常地写作和生活，上个月躲出去很长时间，算计着楼下的装修该结束了，回来才知道离着地震结束还远着呢！我总不能有家不归老在外边飘着？你说我气不气？气又能怎么样？告状打官司，大闹一场，不值得，以后还是邻居。惹不起躲得起，赶紧换房搬家，又来不及。剩下的就有一条道，给自己放气，太吵了就堵一会儿耳朵，要不到外边去转一圈。古人讲，大理要辩，小理不争。并不是说我们强调说理说法了，生活中的一切事情就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分出个青红皂白。”

来人愣愣地看着我，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也许心里在问，这个蒋子龙是怎么回事？我来向他反映问题，他反倒跟我抱怨了半天……沉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您说我怎么办呢？”

哎呀，我费了半天口舌他根本没听懂，就又提高点嗓门反问：“你想怎么办？”

他说：“我想要个说法。”

“你想找谁要说法？找我？”

他吞吞吐吐：“您比我明白。”

“这么说你是想听一句明白话？回去给你老婆消火。”

“那就白挨打了？”

我也不耐烦了：“你要觉得不划算就再去打对方！”

“咱不能也犯法。”

我不知怎么突然上来气了，也许是叫楼下装修吵得情绪暴躁，向这位倒霉鬼发出来了：“恐怕是没有那个胆量和本事吧？打不好还会再叫人家给揍一顿。那么摆在你面前的还有一条道，自杀，你既然保护不了自己的老婆，还硬充大丈夫到处申诉要说法，想找一个比你更没有本事的作家替你出气，你还活着干什么？去死吧，以死抗议你的邻居打了你的老婆。不过我还得把话说明白，你就是死了也讨不回公道，因为邻里打架而自杀不值得，别人会说你有病！”

他听我竟说出这样的话，有点傻眼了，肯定是以为我也有病，便没再说什么话就走了。事后我非常后悔，又不知他住在哪里，无法去补救我的过错。但愿他平安无事！

通过这件事也给我上了一课，即便仅仅是说说“理”和“法”，也并不容易。若想把“理”和“法”说通说透，就更难了。这个节目的制作者们真是给自己出了个大难题，我只参加“说”了一次，事后就碰到这么多麻烦，摄制组遇到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惟愿他们能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