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于将这个称号送给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尤其愿意这样称谓记者。可我观察了几十年，还没有真正碰上一个配这种称号十分妥帖的人——或者因为缺乏王者气象，或者虽具备了王者风范却有意无意地错过或躲开这种王者效应。

最近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意外地遇到了赵浩生老先生，心理豁然一亮：他正是当代的无冕之王！

美国人讨厌一个“老”字，不喜欢被人称为“赵老”、“董老”、“夏老”或别的什么老。宁愿被直呼其名，或简化为“老赵”、“老董”、“老夏”。好像把“老”字放在前面比放到后面要显得年轻得多。赵浩生，我估算其年龄当在“七老八十”之间，按中国人的习惯实在是不敢不尊称一个“老”字。但老先生的记忆力之好，思维之敏捷，谈吐之诙谐，令人绝倒。

他住着一栋漂亮的大房子，后面是一溜儿敞亮的大窗户，和邻居的房子中间是一片草坪，周遭有树林。赵先生说：“这草坪是两家的，但我们不在中间竖篱笆，他看就都是他的，我看就都是我的。常有成群的野鹿和野鸡光顾这里，它们站在我的后窗户跟前向里面扒头探脑。这里的野物不是怕我看它们，而是它们想看看我长得什么样，对我进行骚扰……”

他的谈话天上地下，从古到今，东西南北中，纵横捭阖，妙趣横生。根据眼前一张有张学良的合影照片，赵浩生又谈到了这位“少帅”当年的轶事，当年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曾写诗嘲讽他在战乱中还太过多情：“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作为回应，张学良也作诗自嘲：“自古英雄皆好色，好色不都是英雄，我本不是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多么地坦率，几乎可以说坦率得可爱了。据说西安事变后有人问周恩来，张学良为什么那么傻，非要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感慨系之地说了一句令人深长思之的话：张将军看京剧看的太多了！

在轻松的谈笑中赵老先生能很快让人喜欢上他。我一向认为，从心里喜欢上一个老人、为其魅力所征服，比尊敬和钦佩一个老人更难。

老先生的家庭就是一个小联合国：他是美籍华人，夫人是日本人，儿子惠程耶鲁大学毕业后到泰国工作，娶了个菲律宾姑娘做妻子，在泰国生了个具有中、日、菲三国血统的儿子。女儿惠纯在纽约大学任教，用英语写作，曾出版长篇小说《猴王》，颇受注意……更不知未来的夫婿会选哪一个国家的人？

他介绍自己人生的多色彩和多重身份时说：“有人称我是中国的儿子，日本的女婿，美国的人民”。

先讲他的“中国情绪”。每年至少回中国三次，近22年来已经回去76次了，在北京饭店住了12年，在王府饭店住了9年。他从中国回美国叫“出国”，从美国去中国叫“回国”。他这样描述自己每月的生存状态：第一个星期闹时差反应；第二个星期向夫人报账，把在中国乘出租车的发票缴上去；第三个星期坐立不安；第四个星期买票回国。

他回国后必不可少的一种享受，是每天清晨早早地起来去寻找北京老戏迷的胡琴声——在王府饭店对面的路口，天坛的长廊下和筒子河的路边，常有一群老头儿扯开嗓门在过戏瘾。由于只有一把胡琴，老戏迷们不得不排着队等候，轮流着一段一段地清唱。赵浩生也不例外，想过戏瘾也得排着，惟其这样排半天队方能轮上唱两口，才更觉有味儿。老戏迷们记不住他的大名，也不知道他是从美国来的，只称呼他为“赵大爷”。这位“赵大爷”个头不高，气色不错，留着灰白的小平头，一嘴京腔，张口爱逗乐儿，人缘儿挺好……

赵浩生自称有“三乐”：唱戏、教书和采访。老先生曾是耶鲁大学的教授，退休后担任了米勒公司的高级顾问——米勒被尊为美国企业界的领袖，曾是卡特任总统时期的财政部长，是米勒公司的董事长。时间长了他觉得老给别人当顾问是嘴把式，光说不练。1992年，便联络一位朋友，投资北京一家乡镇企业，办起了一个工业公司，赵浩生自任董事长。不能只是站在路边清唱，要真正登台练一番。

他说：我跟中国的联系不只是血缘关系，而是生活、山河、岁月交织起来的全部人生。我是外籍，可不是外人，最大的心愿就是为中国做点什么……但他又调侃自己对于工业是外行，是不懂事的董事长。企业干成功了，就写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失败了也要写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运作至今，老先生声称钢铁还在炼着，只是相当困难，总算知道锅是铁打的了！

今年初，作为“日本的姑爷”，赵浩生盛情难却地答应了日本银行公会的邀请去讲课，日方还希望他能讲讲亚洲金融风暴和中国的经济现状，我随口问了一句：“能给日本的金融家上课，你的日语想必是讲得非常之好了？”

他说：“马马虎虎，我的日语水平就是能够骗来一个日本姑娘当老婆。”

待到讲课日期临近了，他忽然又觉得心里没有底，赶紧给朱镕基总理写信，要求回答一些问题，紧急补充金融知识。朱总理让国家银行的行长戴相龙约见老先生，回答他提出的所有问题，帮着他剖析当今世界的金融形势……其后他在日本的讲演大获成功，这是自然而然的了。

这就有点“无冕之王”的气势了，敢于向大人物提出自己的要求，而大人物们竟都不拒绝他的要求。我在他的书房里看见两幅照片，一幅是他和江泽民交谈的照片，旁边放着江泽民送给他的礼物。另一幅是他采访李登辉的照片，旁边放着李登辉送给他的纪念品。

我说，在您这间房子里，国共再一次合作，祖国实现统一了！

于是，他讲了数次去台湾采访高层人物的故事——

1966年，赵浩生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到台湾采访，夜里12点钟的时候，当时的新闻局长沈剑虹通知他，第二天上午蒋介石要见他，这是一般礼节性地会见，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第二天在走进总统会客厅的时候，赵浩生对陪同的沈剑虹说：“我恐怕要向蒋介石提几个问题。”

沈剑虹断然拒绝：“不行，你要想提问题必须提前书面呈报。”

赵浩生说：“我试试，他回答我就提，不回答就算。”

沈剑虹变色：“那也不行！”

这时候副官唱名：“赵浩生教授到。”蒋介石走了出来，与赵浩生握手，然后在靠背椅上坐下，开始客套性地询问，诸如：什么时候来的？看了些什么？赵浩生一一作了回答。蒋介石问：“有什么意见？”

赵说：“有。”

沈剑虹十分紧张。赵浩生却自管说下去：“我是教书的，这次来看到全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很好，我很有兴趣，想采访这方面的情况，请总统发话给我方便。”

原来蒋介石非常重视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正是他亲自倡导的，他一谈就谈了半个多小时。

回美后赵浩生在“海外观察”的专栏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亚洲的政治经济、各种人物以及山水风貌的文章，海外报刊纷纷转载，惟台湾的报刊一篇都不采用。原因是赵浩生在文章里说了一些诸如“蒋介石的头发比过去白了”之类的话，被视为不敬。那个年代描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专门用语，形容毛泽东必须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描写蒋介石的是“戎装佩剑，两目炯炯”。

我问赵先生：“在您采访过的人中谁给您的印象最深刻？”

他说：“周恩来。世界上有两个政治家最了解新闻的价值，最善于发挥新闻的功能，跟新闻记者的关系最好，一位是罗斯福，一位就是周恩来。我第一次采访他是1946年，我是第一次见到一位中国的新闻人物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用中文发言，由翻译龚澎再把他的话译成英文。他挥洒自如，谈笑风生，有一种难以抵挡的人格魅力，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外国人面前感到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赵浩生这大半生可谓丰富多彩，硕果累累。早年做过重庆《中央日报》和上海《东南日报》的记者，1948年被派驻日本。中国解放后给当时的新闻局长胡乔木写信，要求回国，但迟迟得不到答复。这当中朝鲜战争爆发了，他想回国已经回不去了，就转到美国读书，毕业后又教出……作为教授，桃李满天下；作为记者，朋友遍天下；作为作家，著作等身。

我读过一篇文章，记得说他还上过黄埔军校，便请教老先生是否真有此事。赵浩生笑着又讲了一段趣事——

1992年，他第三次去台湾，采访素来不喜欢新闻记者、又最不好说话的“行政院长”郝柏村，赵浩生自报的头衔是教授。一见面就对郝柏村说：“郝院长，咱们两个是同学，你是我的学长。”

郝柏村奇怪：“这怎么可能？我是当兵的，你是教书的。”

“是的，你是黄埔十二期，我是黄埔十四期。”

“你怎么改行了？”

“我刚入黄埔时，基本训练受不了，就跑了。”

郝柏村哈哈大笑：“你原来是个逃兵啊！”

赵浩生：“这不向你自首来了吗？”气氛顿时活跃了，他接着说，“郝院长，我要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老家江苏（郝是江苏盐城人），年产值已超过上海。”

郝柏村也点头：“好啊，很好。”

“这是你们老乡（指江泽民）的功劳。”

在随后的采访中，郝柏村谈了很多。

赵浩生天马行空，几近人生的化境——这大概才算得上是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