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还记得他吗？记忆同健忘一样总是有选择的。

被人忘记，不正是他近几年来所追求的结果吗？他好像成功了。也许是因为历史原本健忘。历史果真如此健忘未必是好事，一个丧失了记忆的民族也就失去了过去和未来。也许是因为他当初身居要职时谨小慎微得过分，不显山不露水。虽掌管着全国的工业和交通——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两大块，却从未轰轰烈烈过，从来不是风云人物，人们对他的记忆本来就不够深刻。

他可以安安静静过普通人的生活了。

在我们这个视政治为生命、注重政治履历的国家里，他曾经染了那么一水，可算是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还能成为真正的普通人吗？

我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

1987年初，天津机械厂召开表彰大会。厂部给为数不多的几个厂级先进人物准备的奖品是纯羊毛毯。当厂长念到孙健的名字时，他脑袋“轰”的一下。20年转了一圈儿，又回来了，跟过去的生活接上了茬儿。当年他曾经多少次上台发言，接受奖状，厂级的、局级的、市级的，先进生产者、红旗突击手、劳动标兵，他获得的荣誉可不少。而如今天机厂的群众又连续三年都选他当先进，但最高只能当到厂级的。厂长们不敢把他的先进事迹往上面报，怕给他帮倒忙，弄巧成拙地被市里批驳，甚至惹出麻烦。不出厂门口就由天机厂的职工和领导说了算。尽管孙健是位奉公守法的公民，是天机厂的中层干部（技术改造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由厂级领导挂名，他抓全面工作），经过党员登记他仍是中共正式党员。但他毕竟是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走到天机厂来的，这一变动是非常的，不能以实心实意的公事公办去触动政治上的敏感部位。

大礼堂里响起《运动员进行曲》，先进人物该上台领奖了，孙健却犹豫着。前两年发奖都是蔫捅，没有这么张扬，如今人们讲究的是实惠而不是形式。他上台去，有种莫名的不安，怕工人笑话，怕被人议论和指指戳戳。不上台去，又没有理由，也会让别人多心、疑心。事后他对我描述当时是怎样下决心的：

“我是谁？是老百姓。我就应该是我自己，一个普通的干部。不应该把别人以为你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曾经是什么样子当成你自己。上！”

当他从厂长手里接过奖品的时候，工人们为他鼓掌好长一阵子，其热烈程度在工厂的大会上很少见。有人还站起来喊：

“应该！”

“孙头儿，你这个先进名副其实！”

他又站在台上了，又面对着热情的群众。他没说一句话，笑得像哭。毛毯很暖和，把他的前胸焐热了。他超越了自身的限度，向世界重新证实了他的存在。

人民的记忆就是历史。原来群众一直在关注着他。

1985年初，上面来了精神，孙健可以当个中层干部。厂长把被称为“天机厂重点的重点、天机厂的未来和希望”的那个工程交给了孙健——投资4000万元，全部引进德国的设备，两年后成批生产摩托车发动机。

孙健要求他的办公室成员每天提前十分钟上班，晚十分钟下班，任劳任怨，干实事，讲效率。他自己每天则提前半小时进厂，打水扫地。紧张时他就吃住在厂里。在中国办事之难尽人皆有体会，何况是办一件大事！孙健丢掉所有的心理负担，以一个兢兢业业的业务员的姿态重新打入社会。每天脚不拾闲，上至市政府、各部委、区局等大机关，下至厂矿、街道、个体商贩、农村包工队。用技改办公室干部田大凯的话说：“孙主任不愧见过大世面，到哪儿去都不怵阵。”上级机关里有不少孙健过去的上级、下级和熟人，他忘记了过去，以新的最基层办事员的面目出现，反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因为谁也不会忘记他曾经是本市管工业的书记，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国人同情弱者的善良天性使然？还是由于欣赏他重新投入生活的勇气？大家都尽力帮助他解决问题。因为人们见惯了能上不能下的干部，下来以后不论是出于骄傲，出于不满抑或是出于自卑，反正是架子不倒，再也不会开辟新的生活领域了。人已经死了，活着的只是他的影子，充其量是个“会走路的骨灰盒”。孙健则相反，处处证明他还活着，有生气。

孙健的妻子摔断了腿，家里无人照顾。吃饭的时候他赶回家做饭，服侍妻子吃完饭，再骑车赶回工厂，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他的风格是中国式的，有传统的毅力，具有献身精神。谨慎细致，不爱激动，不说走板过头的话。不管多累多急多气，从来没有跟人红过脸，吵过架。他好像死过一回，活转来变成了一个宽容的更热爱生活的人。他的声音甚至不带性格特征。每月的奖金发下来他绝对搞平均主义，全室每人一份，数目也一样多。同事的家里有病人。他定去看望。年轻人的爱人生孩子，他会送去小米。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当过大官的孙健为什么没有娇惯坏自己的脾气和身体？工作又苦又累，他根本不觉得苦，反而觉得比过去轻闲多了。他一直在第一线没松过套。当天津市工业书记的时候，他就跑下去看过近600个企业，是第一线的书记。进京后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会议，周恩来总理给副总理们分工时说：“孙健最年轻（当时他39岁），多到下面跑跑，花三年时间掌握情况，便于今后工作。”他仍然是第一线的副总理。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盖起了近两万平方米的三层楼主厂房，安装好设备。天津机械厂又一项拿人的产品——摩托车发动机正式投入生产。机械局基建处的同志讲：“这个大楼有一半是孙健的。”

我闻讯找到天机厂，孙健却调走了。现在是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的“经营经理”——多么时髦的头衔儿。每月工资升到97元。他当副总理的时候月工资62元，由于单身在京每天补助伙食费九角。1985年之后他连跳三级，才调到了97元。不过，现在这97元也许还不如过去那62元经花。

我打听到了他家的地址，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拜访了他。

“没有太大的本事，只混下一个好人缘儿”

我在一大片地震前盖的老楼群中找到了“七十七号”。从外表看这房子实在不怎么样。我向站在楼洞口的一位老太太打听孙健住在几楼，老太太尚未开口，一楼的一个房门开了，是孙健听到声音迎了出来。

我吃了一惊，不是惊奇他有什么变化，而是惊奇他没有变化，与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皮肤黝黑，没有褶子，身材不高，微胖——或者说还称不上胖，只是看上去很结实，且行动利索，有股沉静的力量。生活中悖逆层出，为什么没有给他留下痕迹？至少外表是如此。我真没有想到。

正巧他的妻子庞秀婷也公休在家，怀里抱着才刚出生几个月的孙子。我开玩笑说：

“添丁进口，你好福气。”

这位红旗垫圈厂的工人显出一副老实厚道的气质，却也不无得意：

“大女儿生了个小子。大儿子也得了个小子。”

“你们不是还有个孩子吗？”

“二小子刚上大学二年级。”

“行啊，你们算熬出来了！”

“大女儿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大小子大专毕业，二小子上的是本科。”

我咂摸这话的意味。子女的“步步高”是不是说明这个家庭的政治、经济情况正在好转？

他们住着一个偏单元，阴面儿的小房间10平方米左右，搭着一张大床，有几件旧式家具。阳面儿的大房间有14平方米，收拾得完全像个简单的小会议室。除了墙角的两个小书架（里面放着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等经典著作和二十四史）和另一角上的冰箱，其余的家具就全是沙发，一对三人大沙发，一对单人沙发。沙发上罩着套子，扶手和靠背处在套子外面又垫了毛巾，用大号别针固定在套子上。由此也可看出这个家庭的勤俭和风格。屋里很整洁，水泥地面擦得一尘不染。我问孙健：

“你难道还经常在家里召开会议吗？”

他说：“我自己家的人口就不少，到我家里来的人更多。特别是家乡的亲戚朋友，来天津旅游、订货送货、做买卖，不愿住旅馆，都是在我家里安营扎寨。白天，这间屋里可以吃饭待客，晚上打开沙发是两张大床。”

他们夫妇都是河北定兴县人，乡亲自然少不了。陈永贵不是也曾经常为家乡的“旅游团”找旅馆、租车、买票，成了昔阳县和大寨的农民驻北京的办事员吗？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几十年来就混下了一个好人缘儿。”

他1951年来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以后成了一名地道的铸工。他当过生产组长、班长、车间主任、团委副书记、保卫科长、党委书记，几乎在所有的台阶上都站过。从副总理的位子上跌下来以后，他要求回内燃机厂。市里管分配的同志却叫他去天津机械厂，这个厂对他不熟悉，估计麻烦会少一点。但仍然有些不放心：

“内燃机厂的人会不会到天机厂贴你的大字报？”

“不会”。

“你这么肯定？”

现在他走进内燃机厂没有3个小时出不来，工人们都愿跟他说几句话。但从不问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也从不讲过去的事情。只有一个工人实在忍不住了，问过他国宴上有几道菜。

刚到天津机械厂的时候，他去趟厕所，工人们也在背后议论：

“孙健，别看当过副总理，大小便去公共厕所，不去党委的厕所。”

他每天从家里带一盒饭，早晨吃掉这盒饭的1/3，中午吃掉另外的2/3。有时在厂里吃午饭，总是排队买一碗豆腐脑、四两大饼或四两馒头，一共花不了两角钱。工人们问他：

“你怎么老吃这个？”

他回答得很坦然：“这对我的胃口，也符合我的经济条件。”

他去起重设备厂买吊车，厂长正在接待外国人。听说孙健来了，叫供销科把他扣住，非要请他吃饭。这位厂长过去在机械局生产处工作，有一次到市里开一个长会，散了会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大雨如注，他和另外两名基层干部饿着肚子在门洞里等待雨停。孙健出来撞见，让司机先送他们三个，自己等在宾馆的门洞里，小事一桩，孙健记不得了，别人却记得很牢。此类事情还有不少，他倒霉以后开始收到回报。

他刚回到天津，市里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批判会，参加会的人都是区局以上的领导干部。机械局的党委书记尹敢坐在第一排。此人曾是孙健的老上级，以后又变成他的下级。见到他走上被批判台，立刻站起来，伸出手：

“老孙，身体怎么样？”

“挺好，谢谢！”这件事该轮上孙健记一辈子。那是什么时候，什么气氛，台上坐着市里领导干部，可谓众目睽睽。尹敢正应该跟自己划清界限，他却跟自己握手打招呼……

江青送桃，吃也不是，扔也不是

孙健见到我，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无法不谈过去。说来荒诞，促使我们相识的竟是江青。

当时我是天津重型机器厂锻压车间的负责人。我的车间里有一台自己制造的6000吨水压机，是那个时候天津工业的“代表作”，国内外的重要人物到天津来都要去视察一番。厂部通知我，江青要来视察，全厂进入一级战备。全车间700多人停产打扫卫生，给道路两旁的杨树刷上白粉，新修一个高级的厕所——当时不知为什么，老把江青跟厕所联系起来，接待江青必须要有个好厕所。车间的厕所，老天呐，不习惯车间生活的人是难以忍受的。厂部还把招待食堂装饰一新，改做接待室，找来全厂会念诗，会唱歌唱戏的人。准备得太周到了，江青点什么有什么。晚上也不许我回家，住在车间里随时等候命令。于是心里更紧张，惟恐哪儿没想到，临时出事。李先念夫妇来的时候，由于事先没向工人交代好，大家一窝蜂围过来，使来视察的人变成了被参观的对象。西哈努克来的时候刮大风，车间顶上的窗户没关好，玻璃摔碎，如万箭齐下，险些没把亲王的脑袋给开了。纪登奎陪着另一个国家元首来的时候，正要进行操作表演，天车的链条突然断了……

几天后市委工业书记孙健来检查接待准备情况，我们自然就认识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一点关于他的情况：他在内燃机厂当铸工时连续七年不回家，父亲和妻子儿女都在农村，住一间土改时分的破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父亲病重，妻子上侍候老，下照顾小，还要下地挣工分，积劳成疾，身体也很虚弱，以后他被提拔到机械局当负责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局里派人到他的老家调查，调查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孙健在天津好赖也算个人物，想不到家里如此艰难，回到局里向领导汇报：“只有孙健才能忍受这种困境，再不解决就要给社会主义抹黑了。”机械局出面把他的家属调到天津，安排庞秀婷当了工人。孙健当市委书记，她是工人。孙健当副总理，她还当她的工人。孙健倒台了，她仍旧是工人。我所以记住了孙健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讲稿的题目吸引了我——《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两步并做一步跑》。他是全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的学习体会是登了报纸的。

孙健通知我们，第二天上午9点钟江青来视察。厂党委书记跟我约定，江青一进厂门口就从传达室给我打电话，我便指挥工人出炉锻造。75吨的大钢锭在炉里烧了好多天了，就等着表演给江青看。

第二天早晨7点钟，全厂就从一级战备进入临战状态。那个时候“全民皆兵”，我们厂的民兵有师、团、营、连、排的建制，大家喜欢用军事术语赶时髦。8点30分，其他没有接待任务的车间大门上锁，不许工人出入，免得围观江青。9点，10点，11点，12点，全厂像傻老婆等痴汉子，心在嗓子眼儿提溜了4个小时，没见江青的影儿，也没有得到市里的任何消息。解除警报吧，怕她会突然大驾光临，打个措手不及。不解除警报吧，这样傻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各车间开锁，先让工人去食堂吃饭。大家在心里埋怨孙健，怀疑是他故弄玄虚把我们给耍了！

下午3点钟，孙健风风火火地来了，说江青一会儿就到。对上午江青为什么没有来，没有一句解释的话。我怀疑他是否知道真正的原因，也许江青故意虚晃一枪，不让别人掌握她的行踪。“一会儿”就真能到吗？“一会儿”是多长时间？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已经懈怠了，不再像上午那样紧张。孙健像个高级通讯员，给我们送完信儿又急急忙忙走了，他还要把相同的内容通知另一个工厂，江青视察完我们厂还要去那里观察。看来受折腾的不只我们一家。工人们说，孙健是给江青蹚道，如果有地雷、有刺客，替江青先死。他也够辛苦的，身为工业书记，不是陪着江青视察参观，而是像个小跑一样地蹿来蹿去。工人干部终归要受气。

连“一会儿”都不到，突然又来了两卡车解放军，进厂后跳下汽车急速散开，把住了大门口、各个路口和通向锻压车间的大道。看来人家对早就站在那里的警察并不信任。

这回要动真的了，我让工人们各就各位，该上场了。

庞大的车队出现了，威风八面，其气势压过了以前所有到我们厂来过的参观者。他们下车后，工人们看见江青的随员里有许多熟脸的人物。党委书记请江青先进接待室，书记要亲自向她汇报全厂的工作情况。接待室里有吃的、喝的，集中了全厂的尖子人物。江青刚迈进去一只脚，看见里面红红绿绿的气氛，立刻抽腿转身，嘴里嚷着：

“我要看工人，看你们那个大机器！”

大概市里头头在她面前把6000吨水压机狠命吹了一通，让她只记住了那个“大机器”。计划全打乱了，参观队伍浩浩****地奔我的车间来了。天车钳着通红的75吨的大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下像揉面团一样。无论是什么人在这种气势面前也会被震慑。车间里一片通红，参观者站得远远的，所有暴露的地方还被烤得生疼。

党委书记把我介绍给江青，让我汇报车间和6000吨水压机的生产情况。我只讲了几句就觉得不对头，她眼睛盯住你，似乎听得很专心，其实根本没有听进去，或者听不懂、没兴趣。不知她心里在想什么，有自己固定的思路，你正讲到半截儿，一件事还没有说完，她突然插上一句别的与此不相关的什么话，提一些让你哭笑不得的问题。跟她讲机器，讲生产，简直是白费劲。我改变策略，用最简短的有兴味的介绍，引导她去多看几个地方。

6000吨水压机只是车间的一个工段，另外还有2500吨水压机、锻工、热处理、粗加工等四个工段。让她看我们不是目的，让我的工人们看他们才是目的。特别是跟在江青后面的那几位明星，平时老百姓花钱也看不上。为了接待他们全车间忙乎了一个星期，他们来了以后工人们还要坚守岗位，摆出一副大干苦干的样子，不准走动，不许围观。我再不把江青领到工人面前，让大伙瞧上她两眼，将来群众会埋怨我的。最要命的是看守高级厕所的两个女工，保卫科还特意关照她们，寸步不得离开，这有关江青的安全。工人中喜欢恶作剧的坏小子不少，他们挖空心思想钻到高级厕所里去排泄一番，“江青的厕所”——这太有**力了，想体验一下排泄时其痛快程度有何不同。两个女工要挡住这些人，保护好厕所。当江青来方便时要服务周到，男警卫进不来，江青的安全也由她们负责。江青走后还得拆掉马桶，搬走瓷盆，恢复生产调度室的原面目。忙得屁滚尿流，江青并无去厕所的意思。当她准备撤退的时候，我让人赶紧通知两个守厕所的女工，警报解除，赶紧出来看看她们准备服务的对象。

我把江青送到车间门口。江青问身边的人：

“还要去哪里？”

被江青改过名字的市委第一书记答话：

“按计划您不是还要去视察发电设备厂吗？他们都准备好了……”

江青打断了他的话：

“不看了，不看了，我累了，我要回家。”

车队一溜烟地开回宾馆了。不知有没有人通知发电设备厂和孙健？他们还在傻等着呢！

我松了一口气，总算应付过去了，没出大乱子。今天晚上回家好好睡个美觉。

快下班的时候孙健又来了，提出要给江青送礼，让我用不锈钢打了两块键，处理后用铇床铇光，上面刻上字：一块送给江青，一块送给毛主席。放在一个极精致的呢绒盒子里，周围再放上两种不同的铁刨花。忙乎完又到下半夜了。

孙健进京后一直没有见到江青。在一次讨论经济形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常务副总理把他介绍给江青。江青说：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了！”

孙健紧张了，急忙解释：

“您工作很忙，我不敢去打搅。”

“活该！”江青气呼呼的。

孙健有点慌神：“活该”是什么意思？是说她自己工作很忙活该呢，还是咒骂他不敢去看她是活该？不管是什么意思他必须去看望一次江青。

让秘书联系了几次，终于得到允许，到钓鱼台去了一次。回来时拿着一个江青送的桃，恭恭敬敬地将桃放在办公桌上。别看就是一个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桃，却不敢把它的意义理解简单了。什么意味深长呀，虽是一个桃却重如千斤呀。两天后桃开始糜烂，他感到不好办，便把秘书边少林找来：

“首长送的桃，烂了怎么办？”

“这桃又不是金的、银的，细菌钻进去能不烂吗！”

边少林原是天重厂的年轻工人，也曾管我喊过几天师傅，跟孙健的关系比较随便。他们至今还是经常联系的朋友。

孙健担心的是让桃烂掉容易被人误解成对江青的不尊敬，甚至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吃掉它似乎也不是好办法，但比扔掉要好。他对小边说：

“要不，你把它吃了吧。”

“首长送给你的，还是你自己吃吧。”

第二天那个桃就不见了。不知是吃了，还是扔了？孙健没说，别人也不问。

上去糊涂　下来糊涂

糊涂到家　就是明白

我问孙健：“你是怎么被相中当了副总理的呢？”

“我也不知道。经过的手续是这样的：先是政治局研究，报毛主席批准，再交十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由周恩来总理提名被选为副总理。”

“手续齐备。当时我听到一种说法，在中央的领导群中上海人太多，为了便于协调和平衡需要在天津选一个副总理。”

“不知道。”

一问三不知。他不是有意守口如瓶，确实说不清楚。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莫名其妙和让你一言难尽。

“我一直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不搞特殊。钓鱼、打猎、玩玩闹闹的事更从不沾边。无论到哪里去从来不要开道，自知是小马拉大车，水平不够……”

他愿意干实事，能长期忍耐。他手下的秘书和那几个工作人员对他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一方面觉得他是好人，没有架子；同时又觉得跟着他倒霉。别人的首长有许多丰富美妙的活动，最诱人的就是调来内部电影看看、出国、搞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这些好事都没有孙健的份儿，他似乎摸不着大门，即使想看电影也不知到哪儿调去。

他打发那点少得可怜的业余时间，是动员工作人员种白菜，种大葱，亲自做示范：怎样培土、浇水，施什么肥，间隔多大为宜。工作人员当面不会顶撞首长，背后骂他一声“土老帽”是理所当然的。

谷牧问他：“你怎么还不把家属接来？”

孙健说：“你这当师傅的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规矩吗？学徒期间不许带家属。”

他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学徒工。但是心情并不像说的这么轻松。他必须严格自我控制，谨小慎微，忍受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微妙复杂的斗争，在老百姓眼里他身居高位，其实他并不掌握政治漩涡深处的底蕴。他从来不敢春风得意，靠的是身上那股坚韧的气质。当市委书记不久就得了失眠症，升为副总理后愈发严重了，紧张时整夜清醒。糊涂的清醒。

“四人帮”垮台后他又干了两年，1978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检查工作，接到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

他的世界开始缩小。才40多岁的他只能是属于过去了。世界多变，难有永恒。他要求回天津。他还能选择，不是很不幸。幸好他还没有染上骄傲的恶习，虽然要为那三年的副总理生活付出昂贵的代价，但他相信自己的风格和人品并未受到政治与权力的严重毒害。他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能为自己的灵魂当一半家就很不错了！

孙健回到天津要隔离审查，但允许庞秀婷来见他一面。他对自己善良、温顺、胆小的妻子讲了三条：

“一、我不会自杀，我对自己心里有底。二、相信现在的政策。三、你从来都是我的靠山，这次更得依靠你，别人说我什么也别当真，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

任何职务都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

孙健从来不给人以强者的印象。他的性格是顺从自然，默默地接受和理解命运。凡是发生的就应该发生，有些事情不能细究，不必非问出个为什么。知道太多太细不仅没意思，反而会被污染。过去对别人也许有趣，对他可是有趣到没有趣的地步了。相信物质不灭吧——事情糟透了就会开始变好。

他一走进天津机械厂，就闻到了那种熟悉的生命的气味——浓烈刺鼻的机油香，铁腥，烟火热气。生命原是要不断受伤，不断复原，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被创造。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烦恼和痛苦也是如此。因为生活不会停顿，很快又吸引了他的心灵。

严重的失眠症在被监督劳动中一下子好了。不要说晚上睡得踏实而深沉，就是中午，饭碗一放，或躺或坐，不消10秒钟就能入睡。年轻人在旁边甩扑克、聊大天，丝毫不影响他的鼾声。

有人说打呼噜是男人的歌。这歌声标明孙健渐渐恢复了内心的宁静和饱满，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力量又开始复苏、生长、壮大。至于他的智慧更不会衰老，而且恢复力惊人。必须行动起来，只有行动才能培养起对自己的信心，才能真正的投入生活。没有行动的人是“彻底完蛋”了。

孙健用行动证明自己又属于这个世界了，而且他的世界在不断扩大。这位循规蹈矩的前副总理结交三教九流，拉买卖，签协议，为了在商品经济的竞争中做优胜者，甚至学会了送礼，小到烟酒，大至毛毯（又是毛毯，不知是天津毛毯出名，还是天津气候寒冷，人们喜欢毛毯）。孙健眼下所在的“天津开发区公司”，年产值指标是60万元，仅他揽来的一项工程就可完成200万元。他的上司刘总经理说：“老孙一来我们这里就活了！”

祝他好运。

1988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