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晚上，王涛在第五盘中赢了瑞典的名将佩尔森之后，将手中的球拍一扔，顺势往地上一躺——这个可爱的嘎小子，使天津世乒赛出现了戏剧性场面，进入了大赛的最**。

天津人可以舒一口气了，这回当东道主算是当成功了。

团体赛冠军代表一个国家的整体水平。斯韦思林杯是世乒赛七个奖项中分量最重的一个奖杯。如同奥斯卡奖中的最佳影片奖。再加上中国女队先一步夺取了另一个团体冠军考比伦杯，可以说天津人承办的这次大赛，成功的大局已定。即便后面的比赛中国队员再出现某些闪失，也不妨碍这个成功的大局。当然如果一点闪失不出，那就更好，是功德圆满了。

一个城市争取到举办世界大赛的机会是幸运的，但不等于大赛就一定能成功。称得上是成功地举办了世界大赛，至少有三个重要条件：机会、一流的设备和组织水平、好运气。

前两条天津人都具备了，如果中国队员在比赛中都输了，能叫成功吗？能叫天津有运气吗？

那天津就会和失败联系在一起，永远以失败的象征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人们会说：“兵败天津”，将来要“雪天津之耻”！爱发牢骚的人还会说多少怪话：“我早就说赢不了，对得起那么好的体育馆吗？对得起那些维护安全的警察吗？”

也许有人说，输了球赢得了友谊也行。那是对弱者对失败者的安慰，是祖传的阿Q精神。为什么不敢批评失败，歌颂胜利！搞得中国人赢了故作谦虚，输了强装大度，不敢大喜大悲，活得温温吞吞，甚至在社会竞争中也不前不后。

也许还有人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在政治上也许有失败的英雄，比如有一段时间知识分子的干部们聚在一起，喜欢谈论自己在哪一次政治运动中被整得如何惨，受了多少折磨，如何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等等。似乎谁受得灾难越多，失败得越惨，就越光荣，越英雄。在体育竞技场上，只有胜利才是英雄，纵观世界体坛，没有一个人是因失败而成为英雄的。对于失败最好的评价是：“输得起。”有一种情况是在教练指示下，故意输给自己的战友，让战友去战胜自己没有把握战胜的对手，那顶多叫无名英雄。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愿意在自己举办的世界体育大赛上看到自己的队员光输。

正如我们也曾组织过一些带点国际性的足球赛和拳击赛一样，中国队全输，老百姓说那是花钱哄着别人玩。

对这些，人们记忆犹新，中国还没有完全从一些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不要说马文革在老乡面前打球心里有负担，观众心里也有负担。一九九三年第四十二届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男队眼看要捧杯了，然而瑞典队是在自己的城市哥德堡打球，得地利、人和，最后还是战胜了中国队。这一次比赛地点搬到了中国天津，倘若中国男队还不能雪哥德堡之耻，天津人心里会怎么想？反正心里不舒服，会觉得对不住中国男队。所以五月六日之前，天津人只是形势热，心里并未热起来。六日以后才进入佳境，警察和气了，出租车司机不说粗话了，人们开始真正地关心那个橘红色的小球。终于等到了王涛躺在地上，等着队友们撒着欢儿来往他身上砸。

中国男队终于在天津捧回了斯韦思林杯，有王涛一份功劳、马文革一份功劳，还有一份功劳属于丁松。我欣赏丁松的性格，典型的乒坛冷面杀手。脸始终如铁板一块，喜怒忧思不形于色，少年老成，硬派小生。和王涛、马文革这两位“老将”的情绪外露形成反差，使男团决赛这台大戏色彩缤纷，波澜壮阔，让观众大饱眼福。

今后男子大赛的好戏大概就在丁松、刘国梁、孔令辉三位小将身上了。刘国梁机智活泼，发球像抡起大马勺舀水。孔令辉清雅内秀，很容易就能让观众对他有信心。是天津大赛把他们推向了世界，他们不会忘记天津，天津的球迷更不会忘记他们的。通过他们，球迷对中国男队的未来有了信心——这是天津世乒赛又一个重要的收获。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里说过，乒乓球是幸运之球，别看它小，却曾转动过地球，造成了中美关系的和解，让毛泽东和尼克松两个世界级的重要人物握手言和。这届世乒赛在天津举行，现在看来，天津已给乒乓球带来了好运气，但愿乒乓球也给天津带来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