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陌生的小伙子敲开了我的门，张口就叫“蒋主任”，让我一激灵，我是哪门子主任？但很快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高高兴兴请他们进屋，拿烟沏茶。我喜欢和工厂来的人聊天，什么时候来都行。坐定以后我请他们自报家门，为首的说：

“我们就别一一介绍自己了，一怕您把我们的名字写进文章，二是您听了也未必都记得住，我们有个共同的大号，保管您不会忘记，叫：垫底儿的！”

垫底儿的？

《红灯记》里有一句词儿：“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会喝酒的人在喝酒前先吃几口菜或咬几口馒头、面包之类的东西，有了垫底儿的，不容易伤胃，不容易喝醉。您下饭店点了一盘炖鲍鱼，端上来鲍鱼只有几个，单摆浮搁在油菜和玉兰片的上面，论数量油菜和玉兰片比鲍鱼多得多，却是为鲍鱼垫底儿的。

我笑了：“好一个垫底儿的，今天碰上茬子了。你们可知垫底儿不一定是坏事，更不等于不重要，比如社会，尽管像宝塔一样分出许多阶层，没有塔基焉有塔身和塔尖？做尖子是极少极少的，大部分人是垫底儿。在下面垫底儿也有垫底儿的好处，至少比在上面牢靠安稳。其实世界上任何一种能立得住的东西，都得有底儿，底儿正上边就稳，底儿斜上边必歪，底儿坏上边就塌。”

“话是这么说，可现在谁拿垫底儿的当回事？您当过我们的车间主任，对工厂的情况还知道一些，所以带着一肚子不明白来请您开导开导。”

“别客气，我当车间主任那会儿你们还不知在哪儿转筋呢，只能说我当过你们的师傅的车间主任，老皇历了。因此，你们不明白的我也不一定明白。”

“美国的大明星泰勒，嫁给了一个开推土机的工人，他们没搞‘**’，那推土机手也不是好莱坞的‘工宣队长’，他们居然能凑到一块儿。您说邪门不邪门？明星不觉得屈，工人不觉得低。他们从来不说工人是主人，可工人活得像个人，在任何人面前也不必自惭形秽。不像我们，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有些女演员、女知识分子下嫁给工人，‘文革’一结束，又纷纷离异。现在可好，产业工人收入低、社会地位低，想找女朋友都困难了。您认识人多，有合适的想着咱们点。”

绕了半天弯子原来是叫我给他们介绍女朋友。我拿一张纸，请他们写下姓名、年龄、职业、收入。

“看看，连您这样的人给介绍对象也要先问职业和收入，只要我们讲出职业和收入，任何姑娘都会撇撇嘴掉头就走，因为我们有职业无工作无收入。今天找您来的真正目的是想求您给找点活干。”

“为什么？工厂关门了？”

“门关着开着都差不多，反正工资发不出来了。我们成了工薪族里的无薪层，名副其实是为别人垫底儿的。”

怎么会这样？我没有心思再跟他们讲笑话了。他们年纪轻轻，闲待到什么时候是头？另谋出路又谈何容易，经商要有资本，况且也不是人人都能经商赚钱……我为他们犯愁，眼下找工作太困难了。但我也不相信他们会饿肚子，即便工厂关门，也会为职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您不要以为我们是来向您哭穷，现在谁也不愿意讲自己怎么怎么穷，因为穷不再光荣，而是耻辱。再说讲出自己的穷也没有用，富人没有耐性没有时间听穷人讲自己的不幸，穷人听了穷人的倾诉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只有向您这样的人讲，向您这样的人问。”他们递给我一本杂志，是《上海经济研究》一九九四年第十一期，我先看他们用圆珠笔标出的地方——

“辽宁省杨家杖子矿务局所属的岭前矿，吃饭定量供给，每个职工两个馒头、一碗菜汤。并非人们留恋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的时光，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矿上三个月没有发工资，车间、厂、矿三级的互助金都借光了。”

“黑龙江双华煤矿的一千七百八十三名矿工连续八个月没拿到工资，矿上出面担保向粮店赊欠公粮，后来赊欠太多粮店也不再照顾他们了，职工只能靠玉米和菜叶粥充饥。”

“据吉林、河南、山东、江西、广西、海南、山西、陕西省总工会的保守估计，生活困难的职工至少在七百万人以上。”

“看来垫底儿的不光我们几个。您说这种局面还能持续多久？”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只能用空话安慰他们：“人们不都说眼下是转型期吗？在转换阶段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足为怪。但国以民为基，民以食为本，到什么时候也变不了。物极必反，船到桥头自然直。不必怨天尤人，也不一定非抱着一个坟头哭，这个社会最大的优点就是活泛、机会多，经济造就人生比‘阶级斗争决定一切’公平得多，自由宽松得多。去试一试，去闯一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未来要有信心，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我也只有这几句不着边际、无关痛痒的空话送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