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到过“峰三千，水八百”，集幽、险、奇、翠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张家界吗？明朝旅行家徐霞客有“黄山归来不看岳”的名句，当代游客的说法却是“九寨沟归来不看水，张家界归来不看山”。也许您大为惊叹张家界的自然风光绮丽绝伦，却未曾掀开她神秘的面纱，了解其沧桑历史和人文景观。张家界在湘西。美丽的湘西人杰地灵。著名的湘西作家沈从文、丁玲，画家黄永玉，教授剪伯赞，慈善家（北洋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以及影视剧《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都从不同的视角描绘过湘西，然而这里仍然是个神秘的地方。

笔者三生有幸，因不同缘由多次来到湘西。在这50年里，有意无意之间，耳闻目睹，拾得若干散落的珍珠，人老了，才想把它们串联起来。我的故事就从这根一丈二尺高、五千斤重的八角青铜柱说起吧，我与它相逢好几次了。

我18岁的时候，作为解放军剿匪部队的文工团员来到湘西王村，看见过这根千年铜柱，也听到过一些关于它的奇妙传说。但是，一面剿匪，行军打仗；一面发动群众“起枪反霸”、“减租减息”，来去匆匆，并没弄清它的奥秘。加上年轻，刚参军几个月的高中学生嘛，连铜柱上的铭文都看不懂。这八角青铜柱，也叫做八方铜柱，每一面都镌刻着密密麻麻的古文，又没有标点符号，说实话，我连铭文的头尾都找不出来。

半个世纪之后的金秋时节，应湘西作家协会之邀，重访张家界，先到王村，又见这千年铜柱，怀古之情油然而生。

数年前，我在京广线的特快列车里，遇见一位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老人。那狭窄的软卧包厢只有4位乘客，彼此之间自然要交谈。原来他是1948年从湘西“撤退”到台湾去的国民党老兵。“在湘西干什么？”我憋不住地问了一句。他说，“剿匪呀。湘西的土匪可厉害啦！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本应告诉他，1949年我军也在湘西剿匪，并且彻底消灭了匪患。但这话却没说出口。

我回避这个问题，大概就像长篇小说《擒魔记》、《武陵山下》和影视剧的作者们全都有意无意地回避此事一样。本来嘛，人民解放军怎么可能跟国民党的反动军队相同，接茬儿在湘西剿匪呢？

这次静下心来，细读千年铜柱之铭文，加上与湘西朋友们的交谈，思考，才觉得原先回避的问题也是可以弄清楚的。

首先应该承认这是历史。历史就是我们经历过的史实，可以研究，而毋须粉饰，更不容篡改。

年龄渐渐大了，游历的地方也渐渐多了，这才明白，许多名胜古迹、文物奇观，并非彼此孤立的“景点”，如若串联起来，还能从中发现惊心动魄的故事。

我随部队在湘西剿匪的时候，曾经到沅江边上的半边街小镇组建农会。这个镇子很小，顾名思义，一条不长的小街只有沿江的半边挤满了百十幢吊脚楼，有酒肆、饭馆、客栈、杂货铺，相当热闹，对面却是悬崖峭壁，无法盖房。

半边街之所以热闹，因为那吊脚楼下是江流湍急的青朗滩。这十里险滩，白浪滚滚，航道曲折多变。逆江而上的“乌篷船”，顺风靠帆，还要有纤夫拉纤，行船又慢又吃力，但危险较少，船主总要在这半边街“打尖”，让纤夫们饱饱地吃一顿酒饭，歇歇脚，然后再一鼓作气拉过滩去。顺江而下的船只危险特别大，不用帆，不拉纤，靠的是“天兵保佑”，才能顺利闯滩。

我当年看见的这些“乌篷船”，与大文豪沈从文先生笔下描绘的大致相同。湖南的4条大江，湘、资、沅、澧，有3条发源于湘西山区，加上它们的众多支流，组成了湘西雄伟奇丽的山水画卷和水运网络。湘西盛产木材、桐油，沿江人民擅长造船，而桐油正是上好的防渗、防腐涂料——他们把这木壳船涂得黄红锃亮，只因船顶的席篷是黑色的，才叫“乌篷船”。一条船往往就是一户人家。这种船既载客也运货。舱内装得上万斤货物：下水，把木材、药材、桐油、茶叶、银器、苗绣等土特产品运往常德；上水，把肥皂、火柴、食盐、电池、暖瓶、针线等日用百货运进山区。搭船的几位客商，一日三餐皆由船老板娘提供，在前舱板上放只矮腿小桌，几个竹凳，鱼虾、米饭、皮蛋、酸辣椒，还能搬出自酿的整坛米酒来。譬如从沈先生的家乡凤凰县城到湘西的门户常德市，顺水而下，行船五日，逆江而上则需半月，所以这段船上生活也是很有趣的，喝着醇香的米酒，看着沿途奇丽的山水，听艄公讲述“沈从文式”的故事。如果你年轻，还可以跟船家女儿谈情说爱。她的父母睁只眼闭只眼——你要是虚情假意，那睁着的眼睛随时可以请你上岸去走山路；你要是真诚求爱，那闭着的眼睛可以默许一切，就是把他们的黄花女儿搂在怀里亲嘴，然后带到北京、广州、乃至爪哇国去，也不加阻拦。

还说那“天兵保佑”吧。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一大奇观。当年住在半边街小镇的吊脚楼里天天都能看得见：下水闯滩的“乌篷船”来到这白浪滚滚的十里青朗滩时，艄公好比身经百战的舰长，紧握舵把子，选择航道，保证“大方向”，不犯“路线错误”；年轻力壮的男人好比勇士冲锋陷阵，手执铁尖带钩之长篙，立于船头，左撑右拉，及时点拨，进行“微调”，避开正确航道中依然“潜伏”着的许多礁石；就在这“父子兵”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的当儿，女人们全都上阵，站在前舱板上齐声呐喊，扯着嗓子“呦——！呦——！”地尖叫，一把一把地往天空抛撒大米——此时奇观出现：大群的乌鸦从两岸林中扑来，在这条船的顶空上下翻飞，争食米粒儿，恰似“天兵天将”，一直护卫着船儿闯过险滩。

房东老汉告诉我，这是“伏波将军”的三千乌鸦“神兵”，不分春夏秋冬，年年在此保护船只闯滩。他还说，附近有座“伏波将军”庙，香火很盛。可惜当年军纪甚严，我的领导都是无神论者，根本不允许我这个学生兵前去参观什么寺庙。我真想去呀，第一次提出来，不准；第二次，批评；也难怪，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嘛，再提第三次，就可能召开我的批判会了。当然啦，领导者没想到，我自己也没想到，几十年后能够当作家，而且还要回过头来写写这段历史。

后来我才知道，“伏波将军”就是东汉的马援。“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这些脍炙人口的名言就是出自马援之口。此人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平定陇西叛乱后，封为“伏波将军”；征服“交趾”（五岭以南一带的统称。汉置交趾郡，专指安南北部之东京州），又立铜柱以表功。后来，“武陵五溪蛮反”（这里指的就是湘西了），马援已经80多岁，仍然由他率兵征讨。我想，这就是青朗滩附近建有“伏波将军”庙的来由吧。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马援也称得上当时的一条硬汉，他最后果然死于军中，虽然没用“马革裹尸”，也算实践了自己的豪言壮语，被汉皇追封为“新息侯”。马援这位历史人物在我国南方乃至越南北部的名气是很大的，美名也罢，骂名也罢，我在桂林的“王城”、“伏波宫”游览时都听到过关于他的故事。在河内也见到武征、武侧庙，祭祀他们与“伏波将军”打仗的英雄。这都是历史了。新中国把“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是历史新的一页。

其实，两千二百年前（比马援还早四百来年）的秦始皇为了统一中国，就已经在征“百越”（五岭以南少数民族部落的统称）了。我去桂林北面的“灵渠”参观游览，那里有座“三将军”庙，祭祀的实际上是修建“湘桂通津”伟大运河的三位工程师。此中也有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当时，秦王朝的大军正在岭南作战，急需大量供应粮草，而山路崎岖难行，必须打通水路。第一位工程师提出了个伟大的设计方案：湘江和漓江都发源于桂林北面的兴安县境内，湘江北去人洞庭湖，通长江；漓江向南流（下游称桂江）入西江，再向东流，与北江、东江相汇，为珠江。只要开凿六十华里运河，将湘江和漓江的上游沟通，运送粮草的船队便可畅行无阻了。我说这位工程师伟大，他的设计方案伟大，是因为这个工程实际上沟通了我国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在没有现代铁路、公路交通的情况下，打通内河航运，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在统一全中国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郭沫若先生将灵渠与长城相提并论，“北有长城，南有灵渠”。可惜的是，这第一位工程师无法解决湘、漓二江高达数丈的水位差，竟然被那“焚书坑儒”的暴君下令杀掉了！第二位天才的工程师在人类文明史上首先发明了用多级“陡闸”升降水位的方法，使往来船只得以载重通航（两千年后，第一位欧洲的工程师，在开挖苏伊士运河时，突然发现红海与地中海的水位差高达十多米就吓跑了。后来，全世界的江河湖海航运，包括我国今天的长江葛洲坝和三峡大坝，都是采用这种“陡闸”升降水位的方法解决船舶通航的），然而，这第二位天才的工程师由于未能按期完工，又被暴虐无道的始皇帝下令杀掉了！第三位勇敢的工程师临危受命，终于完成了这项伟大的灵渠工程，并且上书请求给两位前任“平反昭雪”，在暴君下令，只给他一人重奖，不肯承认错杀两位前贤的情况下，他悲愤交集，拒绝受奖——这是“抗上”，是要杀头的——第三位勇敢的工程师只能以自杀的方式相抗争了。

从这三位伟大工程师的遭遇中，不难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才干、勇气和悲惨的命运。不难看出“焚书坑儒”者利用知识分子、又嫉恨知识分子、残杀知识分子的霸道加王道。不难理解我国封建社会的超长稳定和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当然啦，具体而言，也不难看出“秦皇汉武”用兵岭南、开拓疆界的雄心壮志，以及运送粮草的焦急心情。

拉拉杂杂，“旁征博引”，绕着圈子写了许多之后，请允许我言归正传，回过头来再说说那根一丈二尺高、五千斤重的八角青铜柱吧。

在马援征服“武陵五溪蛮”700年之后，我国进入“五代十国”封建政权频繁更替的混乱时期，53年间，中央政权更换5个朝代，另有“十国”残余政权割踞。在这中央政权软弱无力的多事之秋，“武陵五溪蛮”又造反了——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秋，在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常德、沅陵交界处，暴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溪州之战”。土家族首领、土司王彭士愁率“蛮兵”万余人，与楚王马希范的“官军”打得不可开交。

湘西，有两个概念，一是从地理位置上讲的湖南省西部，范围较大；一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范围较小。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民族政策搞得最好的是“盛唐”和清朝的“康乾盛世”。更多的封建王朝统治者们，都是从“大汉民族”的观念出发，歧视少数民族，称之为“番”、“蛮”、“夷”、“狄”等等，王村那千年铜柱上就镌刻着“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使之“归明王化”的字眼。而湘西的地名，诸如永顺、永定、保靖、怀化、靖县、绥宁、新宁、安化……就连北京郊区也有怀柔、顺义、王化这样的地名嘛，说穿了，这都是封建统治者软硬兼施两手政策的纪录。“绥靖”就是镇压，你“顺从大义”，而且“永远顺从”，“永远安定”了，我也可以施行“怀柔”政策，使你“怀而化之”，“安而化之”。“化”这个汉字非常厉害，“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改造曰之“化”，对你“教化”，使你“同化”，用“王法”和“王道”把你“化”了！

顾名思义，这些地方在历史上都发生过不顺从“王法”的事情，经过讨伐，才“永顺”了。只可惜我没有精力去挖掘这些故事，更没可能在一篇短文中描写这么多故事。

所谓“武陵五溪蛮反”，我也仅仅知道武陵山脉斜贯湘西北部，这一带还有辰溪、芦溪、河溪、灵溪、潭溪、罗依溪、石堤溪……究竟是哪“五溪”？没作考证。至于造反的“蛮王”，王村铜柱上倒是刻写得明白，就是土家族的首领、土司王彭士愁。

“溪州之战”打得惨烈，“蛮兵”击毙了楚王派来讨伐的“决胜指挥使”廖匡齐；“官军”放火烧毁许多山寨，并于水中投毒，将“蛮兵”逼人深山，进退维谷，双方议和。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楚王马希范下令铸造此青铜柱，铭文记述这次战役的经过，议和的条件和当事人的官职姓名。

细读铭文，令人哑然失笑。我看土司王彭士愁也狡猾得可爱，他以“率五姓首领，归蒙王化”这样的空头支票为条件，换得楚王马希范的册封，不但名正言顺地当上了溪州刺史，还获得楚王的许多允诺，“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赡，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也就是说，他获得了永远不纳徭税租赋，不抽溪州兵丁，官军不得随意进入溪州管界等特权，从而奠定了彭氏土司900年小王朝的基础。

楚王得到的，却是镌刻在铜柱上一首冠冕堂皇的颂歌：“昭灵铸柱垂英烈，手执干戈征百越。我王铸柱庇黔黎，指画风雷开五溪。五溪之险不足恃，我旅争登若平地。五溪之众不足凭，我师轻蹑如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纳质归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孙兮万千春。”

关于这首颂歌的头两句，“昭灵铸柱……征百越”，王村铜柱铭文一开始就有说明：“我烈祖昭灵王，汉建武十八年，平征侧于龙编，树铜柱于象涌。其铭曰：金人汗出，铁马蹄坚，子孙相连，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庆，胤绪绵远，则九九百年之运，昌于南夏者乎？”前后对照，可想而知，这“昭灵铜柱”正是“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打败武征、武侧之后竖立的那根表功铜柱。

由于我参加过湘西剿匪，对于王村铜柱铭文中多次提到的“溪州”和“五溪之险”相当熟悉，这次又游览了奇峰林立的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等武陵源风景区（也是故地重游，只不过当年顾不上欣赏风景罢了），因此，我敢断言，这首颂歌中说的“五溪之险不足恃，我旅争登若平地”纯属吹牛皮。

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率兵镇压“武陵五溪蛮反”时，对这“五溪之险”倒是说过几句真话。他兵阻壶头山，进退两难，士卒水土不服，大多病倒，马援本人也是忧病交加，吟出一首《武陵深》：“滔滔武溪一何深，飞鸟不渡兽不临，嗟哉武陵多毒**！”这“毒**”指的是山岚瘴气，我们剿匪部队也曾领教过的。

王村铜柱铭文共2100多字，后来，宋朝又加刻带官衔的人名400多字。

字形方整，如颜柳体，深得书法之妙，镌刻工艺也属上乘。通读之，不难看出，历史上这场“溪州之战”，双方实际上打了个平手，“蛮兵”求和，反而得了许多实惠，“官军”则取得名义上的胜利，“凯旋”撤退。而且，这根铜柱还起到了楚王（他是后晋天子的诸侯）与土司王划定疆界的“界碑”作用。铜柱最初立于沅陵的乌宿，后代几经迁移（往西边迁移，为了缩小土司王的领地），北宋的官军还一度将铜柱抢走，又被土司王彭仕羲用被俘的51名宋兵和1800副械甲换回来，可见他们多么重视这“永免徭赋”的条约和“界碑”呀。目前铜柱存放在王村的“湘西民俗风光馆”内，属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供游客参观。

王村在酉水北岸，水北曰阳，西汉的酉阳县城就设在这里，它是个有2000年历史的古镇了，交通方便，沿江有五华里长的青石板小街，随坡就弯而建，忽上忽下，颇多情趣。小街两旁，商店、酒家、旅馆、货栈、手工作坊林立，是个繁忙的水陆码头，物资集散地。酉水又名酉溪，唐代在此设溪州。后晋楚王册封的（世袭）溪州刺史、统治溪州近千年的彭氏土司王的驻地老司城，就在王村以北十余华里的司河边。历代土司王常到这繁华的古镇游宴驻足，王村因此得名，反而没人再叫它酉阳了。电影《芙蓉镇》以王村为外景地，增色不少；但是，有人倡议将王村更名为芙蓉镇，那就太浅薄了。镇上开了一家“刘晓庆米豆腐店”，可惜那米豆腐做得实在难吃。

在结束这篇“怀古游记”的时候，还须说说由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这三颗明珠组成的武陵源风景区，它已是蜚声中外的370平方公里的大公园，联合国认定的自然保护区。其历史风貌是怎样的？明朝万历年间《慈利县志》说这里是“九州以外，圣人听其自然，不勤于远，不受其贡”的“南裔荒服之地”。但这话是虚伪的。元末明初，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永定（大庸市，现名张家界市）土司王联络“九溪十八峒土民”反明，朱元璋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重兵进剿，激战于百丈峡（现在最壮丽的景点之一）；又于洪武十八年、二十二年连续讨伐。最近出版的《大庸文史》记载，“明代数十万大军的脚步，踏宽了张家界的羊肠小道。”“自明初至民国告终，绚丽多姿的张家界一带，多次沦为血水横流的战场。”其间，国民党军队整旅、整团地攻打张家界就有3次。

历史就是这样的。从秦始皇“伐百越”以来，包括诸葛亮“七擒孟获”，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绥靖”与“怀柔”的两手来对付“蛮夷刁民”，其实许多都是“不服王化”的少数民族部落。弄清了这一点，对于国民党军队1948年还在湘西“剿匪”的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不服他统治的就被视为“匪”嘛。

另一方面，真正的土匪也是必须剿灭的。《大庸文史》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张家界成了土匪的天下，他们打家劫舍，拦路行抢，捉人勒索，当地百姓纷纷外逃。”这种残害百姓的土匪，欺压农民的地主武装，与国民党军队相勾结，“官匪一家”，接受“国军”留给的枪支弹药，由国民党特务指挥，妄图在湘西建立“反共根据地”的匪帮，的确被我人民解放军剿灭了。而且，我军是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农会，进行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团结少数民族，依靠湘西人民，共同“拔匪根”——彻底铲除了孳生土匪的社会根源。现在经济建设欣欣向荣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最能说明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伟大。

张家界著名的景点黄狮寨、腰子寨、老鹰岩，当年都是易守难攻的土匪老巢，我军进剿时，在枪林弹雨中攀援那悬崖峭壁，也有不少战士流血牺牲。虽然今天的导游小姐已不熟悉、或不需要再讲解剿匪故事了，但在我这个老兵心里，自然美景与英雄故事永远共存。是民族团结、国泰民安的中华盛世，造就了这片人间仙境般的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