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比别人聪明吗？好像是这样。否则他怎么能写出生动感人的小说，优美耐读的散文，朗朗上口的诗歌呢？在一次作品研讨会上，有读者夸陈建功的小说写得好，说他成精了。另一次作协的会上，浩然也说作家是人精。这些话都是说作家很聪明吧。其实，不妨换个角度来说，大概只有聪明的人才能当个好作家。

怎样才算聪明呢？我看汉语里“聪明”这个词很形象，说全了就是耳聪目明——多听多看人就聪明。作家的本事也在于此。凡是比较好的作品，创作者必然对他所描写的这个领域相当熟悉。亲身经历也好，深入采访也好，向别人学习也好，总之离不开多听多看，再加上多思。

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多么好啊！那么多可亲可爱可敬的小狐仙，500来个扑朔迷离、曲折动人的好故事，都是他创作出来的吗？又是又不是。为把《聊斋》故事改编成电视剧，我们到山东蒲松龄故居参观采访过。在他家附近有一条黄土大道，有著名的柳林、柳泉和柳亭。据山东大学的教授和当地老农介绍，蒲松龄经常在柳亭设茶，请过往客商在此歇脚，同时要求人们给他讲一两件新鲜事儿。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蒲松龄获取大量信息的好办法。诚然，过往客商所讲的民间故事，道听途说，还属于“口头文学”，比较简单、粗糙，但是又含有生动鲜活的内核，群众大胆的想象和丰富的语汇，经过蒲松龄的艺术加工，才达到了“作家文学”的高水平。《聊斋志异》不但中国人喜欢，外国人同样喜闻乐见。它是世界文库里最优秀的短篇小说集之一。可见蒲松龄是很聪明的。

1976年冬，有个青年妇女在北京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叫我怎么办？说的是“文革”当中她的丈夫被捕，又传出消息，丈夫死于狱中。她悲恸欲绝，幸亏丈夫的好朋友经常给予帮助、安慰，才使她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时间长了，彼此产生爱慕之情，可是，当她跟这位恩人好友结婚不久，“四人帮”垮台，她丈夫的冤案平反，释放出狱，回到了家里。这个可怜的女人悲愤交加，差点急疯了，才呼天抢地，贴出了这张血泪写成的大字报。

我亲眼看见过这张大字报。不久，在去广州和成都的火车上都听见一些乘客在讲这个“一妻二夫”的悲惨故事，而且人们在传述的过程中添枝加叶，补充细节，加盐加醋，倾注同情，使它进入了“口头文学”的领域。这种发生在当代的民间故事，口头传说，自然也会引起聪明作家的注意。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就看到了6篇小说和两部电影以“一妻二夫”为内核，演绎成了“作家文学”。

俗话说，戏有“戏核”，文有“文胆”，诗有“诗眼”。聪明的作家一旦抓住了“一妻二夫”或“一仆二主”这样充满矛盾和戏剧性的“核”，就能触发灵感和想像力，再加上作家的良心、生活积累和艺术技巧，就有可能创作出美好的作品来。果戈里听到一个简单的传说，就创作出《钦差大臣》这样的传世之作，可见信息对于创作的重要性。这主要因为信息来源于丰富多彩的群众生活，不是作家“闭门造车”所能编造得出来的。然而，也不能单靠信息就进行创作。普希金听说农村蝗灾严重，很气愤，但由于他不熟悉农村生活，只能写出一首传为笑柄的打油诗：蝗虫飞呀飞/飞来就落定/落定一切都吃光/从此飞走无消息。

当今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多听多看多思，咱们就一定会变得更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