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鱼有什么关系？这应该是科学家的话题。生物学家就有许多说法。

传统的学说认定人是猴子变的。可是又有新学派出来挑战，说人是鱼变的，把可爱的海豚请出来作证：它的脊椎可以弯曲（猿猴的脊梁是僵直的），也是胎生，智力水平决不亚于猴子，而且亲近人类，瞧，美国海军就请它当潜水员、侦察员，许多国家还请它当救生员和杂技演员。日本的营养学家另有一说，认为猴子变人的关键因素是吃鱼——若干万年以前，一部分猴子来到了海边，捕鱼吃，获得充分的蛋白质，大脑发达起来，就变成了人；另一部分猴子留在森林里，继续吃素，营养不良，也就无法变成人了。

我赞同“猴子吃鱼变成人”的说法。根据是中国文人大多馋嘴（这可不是贬义词）。从仓颉造字时算起，“鲜”这个汉字就很形象，一半是“鱼”，一半是“羊”，上顿儿清蒸鱼，下顿儿涮羊肉，当然是鲜美无比啦。在造词方面，上海人干脆把鱼叫做“河鲜”；“食在广州”，广州人把鱼叫做“海鲜”，近几年粤菜的“生猛海鲜”打进北京，风靡全国，走向世界，足以证明中国人之爱吃鱼。而且自古如此。“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怎么办？当然是舍熊掌而吃鱼啦！几亿人口，都吃熊掌，狗熊怎么受得了？何况还得保护野生动物哩。然而，孟尝君的三千门客（大多是文人，大多馋嘴）发起牢骚来，弹剑而歌：“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也够主人为难的，当年既没有远洋捕鱼船队，也没有电冰箱之类的冷藏设备，保证这么多食客顿顿儿吃鱼，难矣哉。

敝人继承了祖先的传统，从小爱吃鱼，而且喜欢逮鱼——这是摸鱼、闹鱼、捉鱼、偷鱼、钓鱼之总称，容我逐项坦白交待。

摸鱼最原始。八九岁上，父母带我逃难到湖南，在耒阳县的小水铺念小学，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同学们实在没什么好玩的，也没什么好吃的，放学之后就到小河沟里去摸鱼——光脚站在水里，面向河岸，没有任何渔具，全靠两只小手，张成“八”字形，慢慢伸向河边的草丛、石滹或石缝，凭着触觉，若是有鱼，它一动，立刻抓住。虽然是小鱼，但是摸到鱼的一刹那特别好玩，心里的高兴劲儿就甭提啦，比在北京的胡同里看“驴皮影”还开心（当时我还没看过电影）。

闹鱼最奇特，且具地方色彩。湖南有一种比较高大的茶树（不是产茶叶的矮树），盛产茶籽，可榨油，清澄的茶油比华北的棉籽油和东北的豆油都好吃。榨过油的茶籽饼，湖南话叫茶枯，一如豆饼，是上好的肥料。农民用茶枯肥田时，先把它捣碎，用水浸泡，再一瓢一瓢地泼撒到水稻田里。由于当年根本不用化肥农药，这些水稻田里便有许多鲫鱼、黄鳝、泥鳅，还有一种能吸附在腿上，甚至钻进肉里去吸血的蚂蟥。孩子们害怕蚂蟥，平时不敢下水田摸鱼。有趣的是这些鱼一旦“喝”了茶枯水，全都“闹病”，晕头涨脑，鲫鱼漂到水面上来张着小嘴“喝风”，黄鳝索性把脑袋伸出水面“喘气”，泥鳅则钻进稀泥“避难”，连蚂蟥也缩成一团，沉到水底不咬人了。此时便是孩子们欢乐的节日，纷纷逃学，跑到水稻田里来捉鱼——湖南话叫做闹鱼——并非谁都可以来捡便宜，由于我跟地主的儿子、女儿是同学，才被允许到他们家的水田里闹鱼，条件是不得踩倒稻秧。鲫鱼最好捉，双手一捧就是一条。掐黄鳝得讲技术，用手攥不行，它一缩脖就滑脱了，只能用中指钩住它的脖子，快速地在食指和无名指之间用力勒成一道弯，才能把它拎出水面。

捉鱼的方法甚多。江南水乡，成年人捉鱼多用网，又可分为拉网、抬网、撒网、粘网。第一种最狠，池塘里养的草鱼、鲢鱼，秋后用网“拉”几遍，“竭泽而渔”，捞光了算，然后把水放掉，挖塘泥肥田，再重新注水，放养鱼苗。第二种比较文明，将一面方形的网沉入池塘，网心拴些鸡鸭肠子之类的诱饵，网的四角有绳索（纲），吊在极简便又极合理的起落架上，抬网时轻轻拽起，网的四角和四边先出水面，沉在网心贪嘴的大鱼也就跑不掉了——此时“纲举目张”（网眼日目），小鱼仍可漏网逃生，但也活不过年，“秋后算账”，还有拉网。后两种是在河里捕野鱼用的：撒网最常见，渔夫站立船头，将网抡圆了撒出去，网边有许多铁坠儿，如若扣住了鱼，收网时铁坠儿擦着河底聚拢在一起，鱼儿无法逃脱。粘网最有趣，将丝线（现在是尼龙丝）织成的长方形透明网横拦在河流湍急处，鱼儿有逆水而游的习性，撞到网上，要么被网眼卡住，要么被丝线缠住鳍，也就是“粘”在网上了，再难逃脱。

我在桂林漓江和沈从文先生的家乡凤凰县沱江，还见过用鱼鹰（鸬鹚）逮鱼的：渔夫驾着小船，船上有他豢养的几只鱼鹰，在这清可见底的江上“巡航”，发现鱼群就用竹篙把鱼鹰轰下水去，鱼鹰潜泳的速度比鱼快得多，咬住小鱼，立即吞掉，稍大些的鱼则吞不进去，往往是鱼头进了嘴，鱼尾巴还在外边，吐又吐不出，或者是它舍不得吐掉，卡在喉部，“进退维谷”，憋得摇头瞪眼，只好回到船上请主人帮忙——把鱼撸出来，这条鱼自然也就归主人所有了——此中有个秘密，鱼鹰并不傻，既然吞不进肚，又何苦硬往里吞呢？莫非不知道自己的嗓子眼有多粗？还是别冤枉它吧，它完全知道自己的嗓子眼有多粗，只是主人在它脖子上套了个环儿！在这个问题上，鱼鹰的大脑不如主人发达，一辈子，也许千百年都想不明白。

这么多捉鱼的方法，我在十几岁时都见到了，不仅增长见识，而且使我这个从小就爱吃鱼的孩子终身对鱼兴趣盎然。话说回来，我上小学时捉鱼的惟一工具就是“拱笼”（这也是湖南话）——竹篾片编的小篓，椭圆形，一头是个双层喇叭口，鱼儿进去容易出来难，当然啦，篓内也须放些诱饵，把几只“拱笼”沉到水里、河边、池塘边，总之是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待到天黑以后，再悄悄地去那里提笼取鱼。我们几个男同学，都向家长要钱，赶场（北方叫赶集）的时候结伴去买“拱笼”，回来之后则单独行动，彼此保密。男孩子拥有自己的秘密也是件开心事呀。不过，一旦捉到了鱼，还是要互相炫耀一番的，譬如，死气白赖地要求家长把这些杂七杂八的鱼虾泥鳅做成菜，邀请同学来家吃顿饭，可比在学校考第一名都光彩。

偷鱼的事儿同样光彩。那是上世纪40年代我在重庆南开中学的故事了。南开的学生一律住校，校园很大，还有个鱼池，晚饭后教师们喜欢在池塘边散步，老校长张伯苓先生有个癖好，散步时常常让“听差的”（贴身侍从。张先生是当时国民政府考试院的院长）挎一篮馒头，供他亲手喂鱼。这真好玩儿！成群的白鲢红鲤竞相争食，翻起一片片水花儿。由于校规很严，我们做学生的懒得过去给校长和教师们鞠躬、问好，只是站在高处看看而已。不过，上行下效，天黑以后，我们三五个同学带着吃饭时多拿的馒头，也到鱼池边来假装散步，把馒头捏成圆球，挂在麻线拴着的铁钩上，不用渔竿，也不用浮漂，扔进鱼池里去就行。这些傻鱼根本不怕人，而且个头儿不小，一口就能把球饵吞下，拽着就跑……如此这般，我们很快就能拽上几条两三斤的大鱼来，用上衣一裹，溜出校门，交给小酒馆的老板娘，什么话都不用说，便像哑巴一样坐到桌边等着吃鱼了——此中也有默契，谁都知道我们是穷学生（可不像今天北京的学生这么有钱，有派），也知道这些鱼来路不正，所以毋须捅破这层窗户纸，那聪明的老板娘只向我们笑一下，把鱼拿进厨房，留下一半抵酒钱，另一半烧熟了端上桌来给我们吃，同时每人一碗糯米甜酒，大米饭管够儿。四川人烧的豆瓣鱼真好吃啊，再添点“贼性味儿”，吃得我面红耳赤，唇齿留香，终身难忘。我们几个半大小子，酒足饭饱肚儿圆，拍屁股就走，仍然是一句话也不说，更不必付钱啦，只听老板娘在背后嗲声嗲气儿地叫道：“再来呦！”那声调比糯米酒还甜。

钓鱼则是近几年的嗜好，年轻时性子急，不能钓鱼。北京作家当中最早迷上钓鱼的大概数郑万隆了，5年前他参加钓鱼比赛获第一名，赫然见报，树立了威名，便带头成立“名人钓鱼俱乐部”，自任领导。其实，那次比赛他只钓到一条鱼，别人则没“开竿”，矬子里拔将军。“宁滥毋缺”，得了第一，所以至今他对此事讳莫如深。郑万隆的徒弟不少，其中有个陈建功，自称是我的师傅，却是“猫儿不教老虎上树”，关键之处留一手，譬如给我拴个大死铅坠儿，10斤以下的鱼儿休想拽得动，让我的海竿两年不上鱼。另一位是母国政，技术最差，运气最佳，在乃师郑万隆主持的名人垂钓比赛中居然钓起一条17斤的大鲤鱼来，荣获第一，从此傲视一切，自己的两个眼珠渐渐上移，由额头而至脑瓜顶上，看不起渔友不要紧，再钓鱼时两眼望天，连鱼漂儿都不看，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个刘恒，情况与母国政相反，初钓鱼时神不守舍，东张西望，不可救药；幸亏有一回瞎猫撞见死耗子，接连钓到几条鱼，信心倍增，成为后起之秀，在三百人的钓鱼比赛中能得第5名。

什么是作家？就是整天坐在家里爬格子、打电脑的苦行僧。一旦得到个外出垂钓的机会，就像牢笼里的犯人放风一样高兴！头天晚上便拴钩、制饵、整备渔具，第二天凌晨出发，来至鱼塘边，选好钓位，连一分钟都舍不得耽误，挂饵出竿，聚精会神，渐入佳境：绿树碧水，空气新鲜，眼盯鱼漂儿，意守丹田，如练气功，益寿延年，忘却烦恼，乐比神仙。

此中也有奥秘。近几年，人们的物质生活肯定是提高了，就说北京吧，可供垂钓的乐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少说也有几百处。有些是养鱼塘，有些高级的，干脆从外地把鱼买来，放入塘里专门供人垂钓。钓上来的鱼，过秤收钱，比菜市场卖的活鱼还贵。都是什么人来钓这种贵鱼呢？款爷、款姐，明星、名流，离休的老干部和没离休的大干部。总之是有钱、有名、有权之人。我辈作家并不在此行列之中，偶尔混迹于此，全靠“钓鱼笔会”。前些年，报纸杂志、出版社、影视单位组稿，召开“饮宴笔会”、“旅游笔会”，现在作家们肚里不缺油水，黄山、庐山也爬过了，惟有钓鱼的吸引力最大，而且省钱，这“钓鱼笔会”便时髦起来。当然啦，谁也不会用笔钓鱼。而是钓一次不花钱的鱼，就得给人家乖乖地写一篇稿。假如有朝一日，作家们的经济收入能够达到自费钓鱼的水平，想玩就能出来钓一回鱼，又不欠“文债”，那该多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