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事件，是由日本法西斯军人、皇道派军官发动的一次武装叛乱，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日本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业生产降低30%-70%，几十万工人失业。加上农村失业者，失业人数高达300万人以上。受经济危机影响最深的是农村，全国农民负债累累，总额从1929年的40亿日元，剧增到1931年的60亿日元二农民的困难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出现了要求救济农村的请愿运动。

严重的经济危机，加深了政治危机，它不仅使国内阶级矛盾逐步尖锐化，而且激化了日本同朝鲜和中国台湾的民族矛盾。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日本统治阶级力图以扩大军阀势力，对内加强剥削和镇压，对外加速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来寻求出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并没有摆脱危机，相反危机更加深刻了，统治集团建立法西斯专政的步伐更加快了。早在1930年10月，参谋本部和关东军中的少壮派军官就曾谋划政变未遂。1931年3月，大川周明及桥本欣五郎等“樱会”分子打算进行政变，推倒政党内阁，拥戴陆相宇垣一成组织军部独裁政权，结果因宇垣“中途变心”而流产。10月，大川周明再度会同桥本等樱会分子及西田税等人筹备发动“十月事件”。面对当时的紧迫局势，政友会总裁、内阁首相犬养毅表示要坚持政党政治，甚而抨击军部的法西斯活动，但并不能阻止事态的发展。1932年5月15日，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中的一伙人，抱着所谓“对政党及其财阀伙伴予以袭击，促进国家改造的气氛”的目的，闯进了首相官邸，杀死犬养毅，发动了五·一五事件。相继发生的三月事件、十月事件和五·一五事件，都是法西斯右翼军人所为。这几次事件，对日本政治产生了很大冲击。它们反映出政党势力的腐败无能，表明了法西斯势力正在猖獗。五·一五事件后，军部借口“时局非常”，拒绝政党继续组阁，恢复由元老出面商得军部首脑同意，提出组阁人选，由天皇任命组阁。自此，护宪三派内阁以来持续的“政党内阁时代”（1924-1932年）结束，军部对政治的影响力迅速加强，它意味着军事法西斯体制正在形成。到1933年，日本已有数百个法西斯团体，其中较大的就有80多个。1934年7月，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相的内阁辞职，另一个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继任首相。其内阁中虽有政党出身的大臣参加，但不过是在军部控制下，装潢“举国一致”内阁的门面而已。

随着国际战争危机的加深，特别是侵略中国华北的步步得逞，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气焰更加嚣张。为扩大对外侵略，国内加紧强化战争体制。当时盛行的“非常时期”的论调，就是为了进一步实行高压政策，以便把人民驱赶到战场上去。1934年10月，陆军省发表了一本题为《国防的根本意义和提倡强化国防》的小册子，其基本内容是阐述国防的概念、国防力的构成以及把物质和精神力量集中于国防的必要性。它叫嚣： “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鼓吹法西斯独裁政治，认为日本“必须芟除无视国家的国际主义”，动员建立国防国家的总体战体制，表明了加强军部法西斯独裁的倾向。

在如何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的问题上，日本法西斯军人内部分成两大派，即皇道派和统制派。两大派系之间的抗争，到30年代中期激化起来。双方都要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但皇道派以“新兴财阀”为靠山，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绝对精神主义，认为对政党、重臣的势力必须给予坚决的打击。他们主张用政变、暴力以至暗杀等恐怖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派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为中心，在军队青年军官中颇有影响，其成员主要是少壮军人。与之对立的统制派，同旧财阀合作，以树立国家“总体战体制”为其特点。他们主张用合法手段，在陆军中央机关将校的统制下，注意策略，实行“断然改革”。他们强调加强现有国家机关，使天皇制法西斯化。 《国防的根本意义和提倡强化国防》小册子，就集中代表统制派的政治军事观点。这一派以永田铁山和东条英机等人为中心。皇道派攻击统制派是财阀的走狗，应予打倒；统制派企图镇压皇道派，加强以它为核心的军队的统一。两派的对立，由于人事上的钩心斗角而变得更加激烈。

1934年11月，皇道派军官策划军事政变未遂。虽因证据不足未予起诉，但第二年，参与策划政变的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仍以乱发怪文之罪被免职。这在皇道派少壮军官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皇道派认为这是统制派捏造出来的。1935年7月，荒木贞夫辞去陆相职务，代表统制派的新任陆相林铣十郎，又罢免了在皇道派军官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崎甚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的职务，由渡边锭太郎接任。皇道派认为，这是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策划的，便散发了攻击永田铁山的秘密文件，使两派的对立更加激化。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闯入军务局局长办公室，杀死了统制派的核心人物永田铁山少将。这一事件标志着两派的对立已达到顶点。皇道派军官策划把公审相泽三郎的军法会议改变为攻击统制派的舞台。

正当两派斗争白热化的时候，1936年1月，日俄战争后常驻东京的第一师团接到秘密派往中国东北的命令。这个师团是皇道派军官的巢窟。他们认为，正当审判相泽三郎之际，调走该师团，是调虎离山。当时国内形势对法西斯军人集团也极为不利。1936年2月，在冈田内阁之下举行了大选，这次大选中所有的法西斯组织都遭到惨败，它们总共得到26万张选票，在议会中只占有五个议席。而社会大众党，由于提出了反战、反法西斯的口号，获得52万张选票，在议会中占有18个议席。民政党也因为提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建立立宪政体”的口号，而增强了自己的地位。在日本政界影响很大的政友会，由于提出了法西斯口号，一下子失掉了150万张选票。昭和会和国民同盟等右派组织也都遭到失败。大选表明：法西斯军人冒险政策遭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强烈的反对二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加上相泽三郎事件的刺激和派往“满洲”的行期将近，皇道派军官决定立即起事，建立以真崎甚三郎为首的法西斯独裁政权。

1936年2月26日拂晓，皇道派军官，以“昭和维新”的目标，发动武装叛乱。晨5时，村中孝次、野中四郎、矶部浅一、安藤辉三大尉和栗原安秀中尉等，率领东京驻军步兵第一师团第一联队、第三联队、近卫师团第三联队和野战重炮兵第三联队的1473名官兵，分几路袭击东京市内的首相官邸、内大臣私邸、教育总监私邸、侍从长官邸、大藏（财政）相私邸、警视厅、《朝日新闻》社以及在汤河原的前内大臣牧野伸显所住的旅馆等。冈田启介首相侥幸从官邸逃出。他的妹夫、私人秘书松尾传藏大佐等被杀。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藏相高桥是清等均当场被害。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也身负重伤。第一步袭击成功后，叛乱部队迅速占据包括首相官邸和国会议事堂在内的东京政治活动中心——麴町区永田町一带，切断以永田町为中心的麴町区西南部的交通。叛乱者拟就了《奋起趣意书》，包围了《朝日新闻》社等各报社，阻止报纸的正常发行，要各报社发表他们的《奋起趣意书》，并对陆军上层开展政治攻势。

26日晨6时许，叛乱部队的代表会见陆相川岛义之，向他宣读了《奋起趣意书》。该文件阐述了叛乱者对形势的看法、起事的原因以及要达到的目的。其核心是“诛戮破坏国体之不义逆臣、铲除遮蔽皇威、阻止维新之奸贼”，说他们的行动“体现了国体之真姿”等。叛乱者要陆相“迅速奏闻陛下，仰待圣上之裁断”。与此同时，还要陆相对统制派以至反皇道派的将军、幕僚们予以“保护性”的拘留等。当时任军事参议官的真崎甚三郎和荒木贞夫大将，都站在叛乱者一边，称颂叛乱部队为“维新部队”。统率第一师团和近卫师团的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对叛乱者也深表同情。

在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等起草的文件基础上，陆军统帅部于26日午后3时30分，公布了含有五项条款的《陆军大臣告示》，承认叛乱者的行动。 《止示》宣称： “一、关于起事的宗旨将上奏天皇；二、承认各位行动之真意，基于显现国体之深情。”并宣布：上述之各项静待圣上之意决。

此时，日本内阁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后藤新平内相被任命为临时代理首相，因为传说冈田启介首相已在叛乱中被杀。27日晨3时，根据紧急敕令，东京地区宣布实行戒严。叛乱部队在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的指挥下，成为麴町地区的“警备队”，叛乱者所占领的地区成为他们的守备区。

陆军军官的叛乱，极大地震动了日本统治集团。陆军统帅部虽然最初有过动摇，甚至发表了《陆军大臣告示》那样的文件，但很快做出了对叛乱部队进行讨伐的决定。这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首先，具有“绝对尊严”的天皇，因部队叛乱和亲信近臣被杀，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他曾言道： “将朕最信赖之老臣，悉数杀害，如同把绞索套在朕的颈上一样。”故而从一开始就主张坚决镇压。事件发生后，天皇每隔二、三十分钟就召见一次侍从武官本庄繁，要他督促尽快平息叛乱。27日，当天皇知道对叛乱部队尚未采取行动时，愤怒地对本庄繁说：“朕将亲率近卫师团，平息叛乱。”这当然要对军队首脑产生影响。

其次，作为日本军队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军，从一开始就对叛乱部队极为仇视。这不仅因为几个被杀或被袭击的大臣，如斋藤实、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等都是海军大将，更主要的是，他们担心叛乱成功，军政权建立，会导致陆军的独裁。所以他们在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的主持下，断然采取坚决镇压方针，把正在九州训练的联合舰队开进东京湾和大阪湾，并从横须贺调来海军陆战队为海军省警卫，以此牵制陆军。

政界和财界都反对叛乱，并通过宫廷集团提出了严厉镇压的意见。广大国民也反对这次事件，他们通过这次事件更加感到法西斯和战争的威胁，从而增加了对陆军的反感。

陆军内部意见并不一致。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杉山元和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大佐以及武藤章大佐等军内主流派，坚决主张对叛乱部队实行讨伐。他们掌握着戒严司令部的实权。由于以他们为首的陆军省幕僚层，主要是属于统制派和倾向于统制派的势力，因而对真崎甚三郎等人一贯抱有反感。这些人迅速地集结在一起，实行坚决镇压的方针。上述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促使陆军省首脑部门迅速地采取了讨伐方针。

从叛乱者来说，其致命之弱点在于，叛乱发动后没有任何明确的行动方针。27日午前9时许，杉山元进宫，接到天皇的敕令。敕令要求“戒严司令官务必占领三宅坂附近，迫使军官以下人等迅速撤离，回归各所属师团管辖之下”。天皇敕令一下，叛乱军官们立刻陷于混乱状态。 “归顺”还是“抵抗”？举棋难定。而天皇则再三要求本庄繁严厉下达平息叛乱的命令，不准违抗。

叛乱军官们经过一段摇摆后，决定抵抗。这期间，同情政变的香椎浩平司令官曾向参谋本部提出，如果能得到天皇“昭和维新”的“圣旨”，就可以使事件和平解决，遭到杉山元的坚决反对。青年军官方面，说是要抵抗，甚至要以“剖腹自刃”向天皇“谢罪”，实际已开始撤退。叛乱部队的这种行动，使香椎浩平极为愤怒，于是决心以武力伐之。

28日下午5时30分，戒严司令官香椎浩平向第一师团和近卫师团下达了如下命令： “叛乱部队终于不服圣上之命，故坚决采取武力，以恢复治安。”为执行此项命令，调集仙台的第二师团和宇都宫的第十五师团来东京。29日晨，戒严司令部出动大约24 000多官兵，包围了武装叛乱部队的驻地。在战斗的态势下，从飞机、战车和“无线电”广播里，发出了《告下级官兵书》，要求叛乱部队立刻放下武器投降，并警告说： “凡抵抗者全部视为逆贼，格杀勿论。”本来就不理解这次起事意图、也没有战意的士兵们，在天皇敕令的“召唤”下，很快就“归顺”了。29日下午2时，领导这次武装叛乱的军官们，聚集在陆相官邸。结果，除野中四郎大尉自杀外，其他均被逮捕。这样，经历了4天的武装叛乱，未经任何抵抗就被镇压下去了。他们的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指导者、参与策划并进行指挥的北一辉和西田税，也相继被捕。

二·二六武装叛乱失败后，皇道派军官们，曾期待法庭公开进行审判，以便把法庭变成攻击统制派和宣传法西斯主义的讲坛。但是，由统制派控制的陆军首脑部，却策划借机打击皇道派势力。为避开非难，根据天皇的紧急救令，由非公开的特设军法会议对叛乱的头头们实行强行审判，且实行一审制，不设辩护人。审判从4月28日开始，进行到7月5日才结束。17名武装叛乱的“首犯”被处死刑，北一辉和西田税以“思想主谋”的罪名处死：杀死永田铁山的相泽三郎也同时被处死。另有70名“少壮军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很多军人被调充后备役，或被派往边远地区。久原财阀头面人物久原房之助，也曾因与此案有牵连而被“检举”，结果无罪释放。这次事件后，皇道派亦随之瓦解。

二·二六事件的发动者、皇道派军官，是些狂热的天皇主义分子。当时，在国情恶化、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特别是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不断扩大侵略，从1935年又以种种借口侵入华北，制造傀儡政权，引起中国人民更加激烈的反抗，到处受到沉重的打击，仅侵占中国东北的日军关东军的死亡人数，到1935年就达到54 700多人，连日本统治者都不得不承认； “满洲非日‘满’提携之国，乃日‘满’斗争之国”。由于侵略活动的升级，军费和扶持傀儡集团的费用则不断增加，这导致国内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对国内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致使二·二六事件前，反军反法西斯的情绪不仅在国民中间已相当强烈，就是在政界公开批判军方言行者亦不乏其人。在这种形势下，加之军方内部矛盾的公开化和白热化，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天皇制军队“势将崩溃”的危机感，认为日本八紘一宇之“国体”已遭破坏， “维新”已被阻止，而“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则是“破坏国体的元凶”，势应诛灭。这些人也反对垄断，但他们的目的是要使垄断资本和国家结成一体，由绝对主义天皇制机构的核心——军部独揽大权，即由皇道派军人来建立军部的法西斯统治，断然进行“昭和维新”，以打破日本所处的“内外重大危机”的严重局面。叛乱者的目的就在于此。

二·二六事件是日本法西斯化的开始，是日本军部法西斯力量的重新组合和调整，是它逐步上台执政的起点。二·二六事件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皇道派军官们所要求的，由军部掌握国家大权的天皇制法西斯专政政权，却由统制派法西斯军阀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