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印度许多城市的工人出于经济要求，如提高工资、实行午间休息、降低罚款等，纷纷举行罢工。在工人斗争的影响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未曾平息过的农民**更加频繁。面对劳动群众斗争的不断高涨，1919年3月18日英国殖民政府颁布了旨在保护统治秩序的《罗列特法案》。这一事件成了导致1919-1922年民族解放运动的直接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殖民政府为镇压群众运动，曾颁布一项禁止言论自由和各种政治活动的《战时防卫法》。这一法令在战争结束6个月后自然失效。为替代《战争防卫法》与镇压日趋高涨的群众运动，殖民政府颁布了《罗列特法案》。法案规定：授予印度总督以特别权力；以他为首的殖民政府可以逮捕、搜查和不经审讯而关押任何人；3名高等法院的检察官可在法庭上对政治犯作即席判决，政治犯不得上诉。这一法案的颁布，引起了印度各阶层人民的抗议。

国大党领导了这场反英运动。甘地向印度总督递交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当局撤回《罗列特法案》，否则将以开展“坚持真理运动”进行对抗。甘地所谓的“坚持真理运动”，即要求人们在殖民统治者的暴行面前采取非暴力斗争，如举行和平示威、机关停业、学校罢课、商店关门等。它号召人们不要惧怕敌人的暴行，主动走进监狱，用爱去唤醒敌人的良心，用肉体去磨钝敌人的利刃。

甘地的最后通牒遭到印度总督的拒绝，他决定发动全国性“坚持真理运动”，组织了坚持真理联盟。国大党根据甘地建议，决定在3月30日举行全国性罢业，号召人民在同日实行全国性斋戒和祷告，举行和平示威。

原定3月30日的罢业曾改期为4月6日。然而，人民群众在3月30日却自发地起来斗争。这一天，德里所有的工厂、机关和商店完全停止工作；人们在群众集会上谴责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政策。在阿姆利则、拉合尔、木尔坦、贾朗达尔和阿默达巴德等城市，也都举行罢业、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要求殖民政府撤回《罗列特法案》。

4月6日，罢业斗争扩展到全国各地。仅旁遮普省就有30多个城市和地区开展了这一斗争。在孟买、阿默达巴德等城市，挂起了白旗，人们穿上暗喻埋葬《罗列特法案》的丧服，长期遭到当局禁止的甘地的著作《印度的自治》销售一空，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殖民统治的不满和对自治的强烈追求。

在反对《罗列特法案》的日子里，人们开始摆脱英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政策的束缚，缓和了教派之间的矛盾，暂时抛开了宗教和种姓的区分。在德里，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同台演说，投入共同的斗争。殖民当局的官方报告承认： “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在反对《罗列特法案》的斗争中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团结。”

在反对《罗列特法案》的斗争中，旁遮普省的群众运动最为激烈。这个省素有“印度的粮仓”之称。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这里运走大量粮食和军需物资，大约有50万人被征入伍。因此，这里的农业衰落，农民的状况更为恶化。有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通过中亚细亚和阿富汗首先传到这里。这些原因促使旁遮普成为反英斗争最活跃的省份。印度著名政治家普·莫汉写道： “在反对《罗列特法案》的运动中，旁遮普各地都举行了抗议性罢业和群众大会。在这以前从未参加过政治运动的许多人都出席了群众大会，以前成千上万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都参加了宣传工作”。特别是4月6日这一天，该省有30多个城市和地方举行大规模的罢业斗争、群众大会和反英示威。

英帝国主义为了扑灭席卷全印的反对《罗列特法案》的群众运动，选择斗争最为活跃的旁遮普省阿姆利则市作为镇压反英运动的突破口，阿姆利则是印度重要的铁路枢纽，旁遮普省锡克人旧的宗教中心。自1919年3月起，这个城市不断举行反英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和罢工。人们严格遵守非暴力斗争的原则。4月9日，旁遮普殖民当局出动警察，逮捕反英斗争的参加者。10日，著名政治家赛福丁·克其鲁和萨提亚帕尔两位博士以“领导最激烈的反政府宣传”的罪名，被当局未加任何审讯逐出阿姆利则。这件事激起市民的愤怒，人们越出甘地规定的非暴力原则，当天约有3万人前往市政府，要求送回克其鲁和萨提亚帕尔，受到武装警察和骑兵的驱赶。面对武力镇压，愤怒的群众用石头和棍棒进行抵抗，并且占领了火车站、电报局、电话局，切断阿姆利则同其他各地的联络。他们杀死了几个英国人，殴打了1名英国女牧师。城里的英国人都躲进了要塞。甘地闻讯后，立刻前往阿姆利则进行劝阻，中途被当局逮捕。群众听到这一消息，更加义愤填膺。

4月13日是印度历的新年。阿姆利则的20 000名群众不顾4月12日当局颁布的禁止集会的命令，在市中心的查利安瓦拉·巴格公园举行集会，并有附近乡村和城市的居民参加，抗议殖民当局把克其鲁和萨提亚帕尔驱逐出旁遮普。

查利安瓦拉·巴格公园四周都是建筑物和高大的围墙，只有一个出口，在同一时间内只能容纳几个人进出。参加群众大会的人都坐在地上听演讲。英国殖民军官达厄率领150名士兵，闯进公园。士兵们排成队，堵住出口，未发出任何警告，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群众（其中还有妇女和儿童）达10分钟。此后，又放进廓尔喀人（尼泊尔山地部落人）砍杀群众。当场有1200人被杀害，2000多人受伤。刽子手们还不让救护受伤者。在枪杀集会者以后，他们立即禁止任何人上街。英国殖民当局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惨案。

殖民当局在旁遮普各地实行戒严，试图封锁大屠杀的消息；同时发布了侮辱印度人的指示与命令，如印度人路遇英国人必须下车或下马行举手礼，印度人在通过那位英国女牧师被殴打的大街时必须爬着走等，1919年任国大党主席的莫·尼赫鲁为此致函国大党，他愤怒地写道：“……这是最坏的磨难的日子。通过街道的印度人被迫像爬虫一样爬行。”在农村，英国人故意把牛（印度教的圣物）和锗放在一起，企图挑起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同的冲突。

阿姆利则大屠杀的消息冲破封锁传到印度各地，举国为之震骇。印度著名诗人罗·泰戈尔愤怒地将授予他的勋爵称号退还殖民政府，并向印度总督递送了抗议书，其中写道： “政府在旁遮普镇压当地**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对我们的一种沉重打击，使我们印度的不列颠臣民感到自己毫无地位可言。我们认为，我们不幸的同胞所受非法处罚的残酷程度以及在处罚时所采取的横暴方法，都是在文明国家政府的历史中毫无前例的。”

阿姆利则惨案的发生，激起了反帝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德里、阿默达巴德等地的群众举行集会，声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罪行。阿默达巴德的街头还出现了“赶走英国统治者，打败英王，建立自治”的标语。这里的纺织工人开展了罢工斗争，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人们焚烧政府机关、邮电建筑物和警察局，破坏通往孟买的电线。特别是旁遮普省的反帝运动在4月14-15日两天中扩展到50个城市和地区，农村也暴发了**。人们不顾国大党领导人把运动限制在非暴力范围内的号召，在沟通印度北部、西北部和中部地区和铁路沿线，焚毁了政府机关和火车站？ 《印度时报》在4月18日写道： “破坏电报联络，倾覆军用火车，焚毁火车站，袭击银行，放出被捕者，这已经不是坚持真理运动支持者的行动。”

面对不断高涨的群众性反帝斗争，运动的领导人甘地十分惧怕。他责备运动的参加者不遵守非暴力原则。4月18日，由于甘地下令制止，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反帝斗争暂时平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