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辛丑条约》所抢到的一些权利，争先恐后地在中国抢着修铁路、办工厂、开银行，无孔不入地压榨中国人民。清政府这时候已经彻底变成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它对外要赔款还债，对内要练兵筹饷，于是捐外加捐，税外加税，疯狂地进行搜刮。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剥削下，广大人民实在被逼得无法生活，只好起来反抗。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十年间（1901—1910），全国各地曾经多次掀起了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共计九十余次，1906年骤增到一百六十余次，1907年又增加到一百九十余次，到了1910年，达到了二百九十余次。风起云涌的“抗捐”“抗税”“抢米”的风潮，就是各种形式反抗斗争的一部分。从1907年到1910年，仅仅在长江中下游，这种斗争就达八十多起。其中以1910年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和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的规模最大。

1909年（宣统元年），湖南遭到水灾和旱灾，粮食歉收，灾民达十余万人。广大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压迫下，丰年尚难一饱，遇到水旱灾荒，生活就完全陷入了绝境。许多人卖儿卖女，许多人因饥寒疾病而死，景象十分凄惨。反动统治者不但不加救济，反而趁火打劫，加紧剥削。如安乡县令赵廷泰，竟以救灾为名，丧心病狂地把五千石平粜（tiào）粮全部按高利贷放出，每石收息二斗；长沙有一个大地主，甚至把农民积蓄备荒的赈粜捐款十七万两全部私吞。一些官绅富商以及外国洋行也是个个囤积居奇，抢购粮食，哄抬粮价。平时一二千文一石的大米，一下子涨到七千文一石，最高的时候达到了八九千文一石。广大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可是湖南巡抚岑春蓂还说：“一升米八九十钱，何足为奇？”大地主叶德辉，家里囤有积谷一万余石，每天请客欢宴，赋诗饮酒，照旧逍遥自在，过着骄奢**逸的生活。

1910年4月12日，长沙城外有一乡民，只有七十文钱，买不到一升米，忧愤交集，全家四口投河自杀。这件事立即激起了群众的悲愤，当时就有一二百人聚集起来，涌向长沙城内，向官府要求开仓平粜。清朝官吏先是欺骗，后来就实行武装镇压，有几十人横遭残杀，三十多人被捕。但是，血腥屠杀并没有吓倒已经起来进行斗争的群众；恰恰相反，人们更被激怒了，参加斗争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快就达到两万余人。他们怀着仇恨和反抗的心情，捣毁碓房、米店、钱庄、税卡，以至外国领事馆、洋行、教堂，并且放火烧巡抚衙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最后，清政府出动了水陆大军，英、美、法、日、德等帝国主义也纷纷从上海等地调来军舰，帮同进行更大规模的屠杀，甚至向这些赤手空拳的群众开炮轰击，才把这次风潮镇压下去。长沙群众这一反抗斗争，给了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迫使清政府下令撤换了有关官吏，开仓平粜，对湖南人民做了一些让步。这显示了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伟大力量。

1910年莱阳群众的抗捐斗争，也是由于群众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引起的。

山东和全国各地一样，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上贪官污吏层层加派，额外勒索，广大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非常痛苦。

1909年，赃官朱槐之当上了莱阳县令，这个剥削鬼上任以后，就和当地的大地主勾结起来，借口兴办“新政”，加捐加税，搜刮民脂民膏。他们不但任意增加税额，而且在已经十分繁重的正税、杂税之外（当时的杂税已有地亩捐、契纸捐、户口捐、人口捐、学捐等），又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增加了许多捐税，如什么油房捐、戏捐、铺捐、草帽捐、骡马捐等。在这样残暴的掠夺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群众对贪官污吏、恶霸土豪，莫不咬牙切齿，痛恨到了极点。

1910年春天，莱阳因霜成灾，而地主劣绅却乘机大量囤积粮食，官府照旧逼交各种捐税，农民为了应付捐税，准备动用备荒的积谷，但积谷已为以朱槐之为首的官僚豪绅把持侵吞。这样，本来已经被逼得无路可走的农民群众，怀着新仇旧恨，在联庄会首领曲诗文的领导下，以清算积谷、反对滥加捐税为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

这次斗争从5月开始，坚持了将近三个月之久。参加的群众由最初的五六千人，发展到四五万人之多。朱槐之虽然用欺骗、拖延、武力镇压等各种手段，企图瓦解和消灭农民的反抗，但广大群众一直坚持斗争，没有动摇。他们拿起了镰刀锄头，梭镖土枪，组成了革命的武装，和反革命武装英勇搏斗。他们围县署、捣大户、捉富豪，给封建势力以很沉重的打击。后来清朝统治者从各地增调了大批军队，用巨炮猛烈轰击，滥肆屠杀，这一次气势磅礴的自发武装斗争才失败了。

（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