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是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人民反对清政府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合称为湖广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财富，从19世纪末以来，便开始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争夺铁路的修筑权。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就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早在1898年，大买办盛宣怀和美国就订立合同，借美金四千万元，把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让给美帝国主义。这个卖国行为立即遭到群众的坚决反对。后来经过广大人民，特别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和绅商的长期斗争，才收归自办。当时，由于清政府缺乏财力，一般工商业者的经济力量又很薄弱，无力筹划筑路经费，因此，便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来聚集资金。负担最重的是广大穷苦的劳动人民，他们挣扎在饥饿线上，还要在苛捐杂税的重重剥削之外，勉力缴纳“股金”，甚至为此卖儿卖女。当时四川有一首歌谣里说：“最可怜的是庄稼汉，一两粮食就要出这项钱”，正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经过几年的筹集，铁路股本已收集了不少，四川、广东收到一半以上，粤汉铁路已开始修筑，川汉铁路从宜昌到万县的一段也已动工，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这两条铁路是可以自力修成的。但是，帝国主义不肯让中国自己修成铁路，它们利用清政府财政困难进行要挟。1911年1月，清政府在大买办盛宣怀的“利用外资开发实业”的建议下，又大借外债，和美、英、法、德组成的四国银行团订立了铁路借款合同，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

根据借款合同，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不但掌握了路权，而且还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为抵押，所以，所谓铁路“国有”，不但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而且实际上是把全部川汉、粤汉铁路完全拍卖给帝国主义了！广大人民在两路筹办的时期内，吃尽了苦头，现在看到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更加愤恨；许多绅商也因铁路国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非常不满。于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爆发了。

保路运动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立宪派发起的。他们叩头请愿，向清政府请求“收回成命”。湖南的绅商，聚集于谘议局开会，散发传单，指责铁路国有政策。湖北绅商派代表去北京请愿。广东也召开粤汉路股东会议，要求维持商办。四川成都的立宪派要市民供奉光绪帝神位，并从光绪帝的立宪论旨中摘出“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作为口号，表示他们不反对朝廷，只为“争路”的政治态度。

在各省绅商向清政府请愿的同时，各省的广大人民突破请愿运动的限制，掀起了激烈的反抗斗争。四川各府州县遍设保路同志会，参加者数十万人；万余湖南长沙、株洲工人举行了罢工示威，湖南学生也举行罢课；数千湖北宜昌筑路工人与清军发生了武装冲突；留日学生也声援保路运动，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旅美的广东华侨也集会反对，决议：“粤路股银，皆人民血汗……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这时，革命党人乘机展开活动，湖北詹大悲在《大江报》上发表文章，鼓吹革命；同盟会员陈少白在香港主办的《中国日报》及其他港报，都刊载了反对铁路国有的言论，抨击清政府。

在保路运动中，以四川人民的反抗最为激烈。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纷纷投身到运动中来。在四川总督赵尔丰用武力血腥镇压成都请愿市民而造成“成都惨案”之后，四川人民更被激怒了，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同盟会积极地展开了革命活动。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人联合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占据了一些州县，围攻成都，邻近各州县的农民也纷起响应。当时，回到四川工作的同盟会员吴永珊（玉章）也于荣县组织起义，而且一度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这样，就更促进了革命形势的高涨。就在四川人民展开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而清政府加紧镇压的时候，1911年10月，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文学社、共进会）发动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了。

（马汝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