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它是从陶器演变来的,由无釉陶、釉陶,以至于发展为成功的瓷器,是有极其悠久的历史的。
“瓷”字在文献上,最早见于晋朝吕忱著的《字林》。嗣后在潘岳的《笙赋》中,更出现了“缥(piǎo)瓷”这样的名词。所谓“缥瓷”,就是淡青色的釉瓷。又晋人杜育的《荈(chuǎn)赋》中有“器择陶楝,出自东瓯”的话,东瓯就是现在的浙江温州,是当时烧造瓷器的地方。不过严格来说,这一时期还只能算是瓷器的过渡阶段。到了唐代,才能说是真正烧造、使用了瓷器。
我国瓷器的发展是以“青瓷”为主流的,下面我们试从考古发掘的材料以及传世的实物,略述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代表“仰韶文化”的彩陶,胎质坚细,器上有用赭、墨、红、白等颜色涂绘成的多样几何形图案花纹。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彩陶,上面还绘有鱼、鹿等花纹。代表“龙山文化”的黑陶,胎质细腻,器壁很薄,表里黑色,光亮有如涂漆。
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郑州二里冈发现了商代的釉陶器和一些碎片,它的骨胎坚硬,大部分是灰白色,类似“高岭土”,只因加入了石英,所以器表不甚平整。器物上的釉色呈青绿色或青黄色,釉水虽薄,可是却和胎骨结合紧密,烧制温度都在1000度以上。这种釉陶器,既可以说是瓷器的雏形,也可以说是瓷器的祖先。当然,如果要拿它和后世成熟时期的瓷器相比,那还是相差很远的。
1954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长安斗门镇、河南洛阳塔湾和江苏丹徒烟墩山等处,都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釉陶器;尤其是1959年在安徽屯溪出土的釉陶器数量更多,器形也多种多样。西周釉陶的胎骨和釉色,一般与郑州二里冈的商代釉陶器差不多,但是有它的特点。
在浙江绍兴一带,近几十年来出土了大批战国时期的釉陶器,釉色黄绿而透明,器形大都模仿铜器。
1923年在河南信阳擂鼓台发现了东汉永元十一年(99)的古墓,出土了六件带有青灰、青绿透明釉色的壶、洗、碗、杯等接近瓷质的器物。1954年河南洛阳东汉墓内出土一件四系罐,浅青绿釉,胎坚而火候很高。这几件器物,可以说是原始青瓷。
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烧造的技巧,已有显著的进步。1954年在南京市赵士冈发现了三国时吴国赤乌十四年(251)的青瓷虎子(盛溺器)。1958年在南京市北京路又发现了吴国甘露元年(265)款的青瓷熊灯,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对青瓷卧羊,无论是在釉色上还是造型上,都相当的精美。1953年在江苏宜兴周处(死于晋元康九年,299)墓内发现一批青瓷,内有一件熏炉,上部镂空,顶有一立凤纽,在造型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956年在湖北武昌发掘的齐永明三年(485)墓内,出土一件莲花盖尊,釉色润泽匀整,造型也很美。以上这些青瓷,其烧造地区虽然不同,但都属于南方青瓷系统。
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在河北景县十八乱冢,发掘了北朝豪门世家的封氏墓群,出土了不少瓷器,多数都属于青瓷。其中以雕镶仰、复莲大尊为代表品,釉色青绿,堆积釉厚处,明亮如玻璃,在造型釉色方面,都不同于南方青瓷。
从唐朝以至五代,越窑(浙江省绍兴市、余姚市古称越州,在这里烧制青瓷的窑,名为“越窑”)青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烧制之精,图案之美,数量之大,都大大超越了前代。当时越窑青瓷,不只遍及全国,而且传播到日本、印度、波斯以及埃及等国。
宋代时越窑虽然衰落下去,但出现了不少新窑,其中著名的如: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市)、哥窑(也在龙泉市),这是属于南方系统的。属于北方系统的则有官窑(这里所说的是指北宋官窑,北宋官窑据文献记载,说是在汴京烧造,不过至今在开封一带尚未发现窑址)、耀州窑(在今陕西省铜川市)、汝窑(在今河南省汝州市)。特别是汝窑产的瓷器,釉色匀净,青色含粉,一般被公认为青瓷中最成功的产品。钧窑(在今河南省禹州市)也属于北方青瓷系统,其烧制年代可能在北宋末,而盛极于金,是青瓷中最突出的一个品种:它不只是单纯的一色青釉,有的还呈现出鲜艳的红斑,有的通体还呈现出润泽灿烂的玫瑰紫色。
白釉瓷器,在隋代已大量生产;到了唐代,更加精良。北方邢窑(在今河北省内丘县)的出品,是唐代白瓷中的典型。宋代的定窑(在今河北省曲阳县)白瓷,在装饰花纹上有印花、划花、锥花等多种。明代永乐时在景德镇烧制的半脱胎暗花甜白瓷器,精巧绝伦,达到了极高水平。
青花和彩瓷,在宋代已渐露头角;到明代,则逐渐达到成熟。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成化时期的五彩、斗彩器,都可说是空前之作。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又发明了粉彩,色调的深浅浓淡,可以运用自如,能在瓷器上绘制极为生动的各种题材的画面。往后又发明了珐琅彩,使器物上的画面更加绚丽鲜艳,把我国的造瓷工艺进一步推到了古代的最高水平。
(杨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