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两个字，在今世已成为哲学上的一种主义——最时髦的学派。我们生今日而讲“非功利”，一般人听了何只“以为赘疣枘凿”，一定当作妖怪了。虽然，须知阳明之“非功利”，并不是叫人不做事，也不是叫人做事不要成功，更不是把人生乐利幸福一概抹杀。这些话无须多辨，只把阳明一生替国家、替地方人民所做的事业点检一下，当然可以得着绝好的反证。然则他所非的功利是什么呢？是各个人的自私自利——以自己利益为本位那种念头。详细点说，凡专求满足自己的肉欲，如食膏粱、衣文绣、宫室之美、妻妾之奉等等，以及为满足肉欲起见而发生的财货欲，更进而追求满足自己的权势欲，追求满足自己的虚荣欲。凡此之类，阳明统名之为私欲——即功利。阳明认为，一切罪恶之根源，“知善知恶为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所谓善恶者，以何为标准呢？凡做一事，发一念，其动机是否出于自私自利，即善恶之唯一标准。良知所知之善恶，就只知道这一点，而且这一点，除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别人或别的方法能知得真切确实。然则这种标准对吗？我想完全是对的。试观凡人类的罪恶，小而自家庭细故，所谓“父借耰锄，动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大而至于**劫盗杀人放火，哪件不是从自私自利之一念发出来？其甚者为权势欲、为虚荣欲所驱使，“一将功成万骨枯”，不惜举千千万万人生命以殉所谓英雄豪杰者，一念中不可告人之隐。然且有奇袤之学说，以为之推波助澜。例如尼采辈所崇拜之“超人”的生活，主张利用民器，以他人作牺牲品，为自己成功之工具，谓为理所当然。阳明所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把人类兽性方面的本能尽情发挥，安得不率天下为禽兽呢？阳明痛心疾首于此种祸机，所以不能倡良知之教。他说：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亦无怪于纷纷藉藉，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答聂文蔚书》）

这段话真是一字一泪。阳明所以极力反对功利主义，所以极力提倡致良知，他那一片婆心，和盘托出给我们看了。我们若还相信这些话有相当价值，总可以感觉得到。这种专以自己为本位的人，学问少点，才具短点，作恶的程度也可以减轻点。若再加之以学问才具，天下人受其荼毒更不知所底极了。然而天下事到底是要靠有学问才具的人去做的。倘使有学问、有才具的人不能在自己心术上痛切下一番革命工夫，则这些人都是为天下造孽的人。天下的罪恶祸乱，一定相寻于无己。所以阳明对于当时的青年痛切警告道：

今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实有在于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疗天下之病！（《与黄宗贤书》）

当时一青年有自以为是好名之病，阳明屡屡责备他道：“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此一大树，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养得这个恶根。四旁纵要种些嘉谷，上面被此树遮蔽，下面被此树根盘结，如何生得长成？须是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养此根。”（《传习录·陆澄记》）夫好名也是促进青年向上的一种动机，阳明何故深恶痛绝到如此？因为好名之心也是从自私自利出来，充这个念头所极，可以种种作伪、种种牺牲别人以为自己。所以真实做学问的人，非从这种罪恶根芽上廓清不可。

欲廓清自私自利的念头，除却致良知没有第二法门。因为心术隐微，只有自己的良知方能照察得出，阳明说：“人若不于此独知之处用力，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便是‘见君子而后厌然’。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以处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正是义利诚伪善恶界头。于此一立立定，便是正本澄源。古人为学工夫精神命脉全体，只在此处。”（《传习录·卷上》）所以他又说：“慎独即是致良知。”（《与黄勉之书》）

这样说来，致良知切实下手工夫，是不是专在消极的克己作用呢？不错，克己是致良知的重要条件，但不能认克己为消极作用。阳明说：“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传习录·卷上·答箫惠问》）这句话又怎样解呢？

我们想彻底了解他，要回复到他的心物合一论之哲学上的见解来。阳明固为确信心外无物、物外无心，灼然见得我身外之人们及天地万物，都是“真我”或“大我”的构成要素。因此得着“物我同体”的结论。前文已经说过了，既已如此，然则自私自利之心，强把人我分为两体，岂不是我的“真我”罹了车裂之刑吗？所以他说：“这心之本体，便是你的真己。你若真要为尔那体壳的己，也须用着这个真己，便须要常常保护这真己的本体。有一毫亏损他，便如刀割、如针刺，忍耐不过。必须去了刀，拔了针，才是为己之心，方能克己。”（《传习录·卷上·答箫惠问》）因此之故，克己工夫，非惟用不着强制执行，或者还可以说发于本能之不容自己。所以他说道：“凡慕富贵、忧贫贱、欣戚得丧、爱憎取舍之类，皆足以蔽吾良知之体，而窒塞其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尘沙，聪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郁逆，将必速去之为快，而何能忍于时刻乎？”（《答南元善书》）克己本是一件极难的事，然而“见得良知亲切时，其工夫又自太难”（《与黄宗贤书》）。所谓见得亲切的，是见个什么？就是见出那物我为一痛痒相关的本体。这些话骤听着像是大言欺人，其实只是人生习见的事。例如慈母对于她的乳儿，青年男女对于他们的恋人，那种痛痒一体的意思何等亲切。几曾见有对于自己的恋人而肯耍手段、玩把戏，牺牲对方的利益，以谋自利者？假使有这种念头偶然涌起，一定自己觉得有伤害爱情神圣的本体，立刻感到深切的苦痛，像目中尘、耳中楔一般，必拭去、拔去而后为快，是不是呢？但这种境界，在一般人只有慈母对乳儿、恋人对恋人才能发现。若大圣大贤，把天下国家看成他的乳儿，把一切人类看成他的恋人，其痛痒一体之不能自已，又何足怪？阳明以为，人类的本性原是如此，所有“间形骸而分尔我”者，都不过良知受蔽隔而失其作用。“致”的工夫，只是把良知麻木过去的那部分打些药针，令其恢复原状。一旦恢复之后，物我一体的感觉自然十分灵敏，哪里容得纤毫间隔，下手工夫又何难之有呢？所以《大学》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而阳明亦最喜引以为喻。他说：“从未见有过，好色的人要人强逼着才肯去好的。”（约《传习录》语）又说：“好色之人，未尝有痛于困忘者，只是一真切耳。”（《答周道通书》）由此观之，在致良知这个口号底下所用克己工夫，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了。

良知本体与功利主义之分别，《孟子》说得最明白：“凡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乍见的恻隐，便是良知本体。纳交、要誉、恶其声等等杂念，便是得丧毁誉关系，便是功利。致良知工夫，最要紧是“非所以什么，非所以什么”。换句话说，一切行为，都是目的，不是手段。阳明说：

君子之学，求尽吾心焉尔。故其事亲也，求尽吾心之孝，而非以为孝也；事君也，求尽吾心之忠，而非以为忠也。是故夙兴夜寐，非以为勤也；剸繁理剧，非以为能也；嫉邪祛蠹，非以为刚也；规切谏诤，非以为直也；临难思议，非以为节也。吾心有不尽焉，是谓自欺其心；心尽而后，吾之心始自以为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贵贫贱、忧戚患难之来，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贵贫贱、忧戚患难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则亦宁有所谓富贵贫贱、忧戚患难者足以动其中哉！世之人徒见君子之于富贵贫贱、忧戚患难无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为独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题梦槎奇游诗卷》）

这段话是“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那几句的详注。问，为什么要恶恶臭？为什么要好好色？谁也不能说出理由来。只是生理作用，非好好恶恶不能满足罢了。人生数十寒暑，勤勤恳恳乃至忍艰难、冒危险去做自己良心上认为应做的事。问，为什么？什么都不为。再问，只能答道为良心上的安慰满足。这种人生观，真是再逍遥自在不过的了，真是再亲切有味不过的了。回看功利主义者流，天天以“为什么，为什么”相号召，营营于得丧毁誉。过几十年患得患失的日子者，孰为有价值，孰就为无价值，我们可以知所别择了。(12)

以上所述，致良知的全部工夫大概都讲到了。但是，不能致良知的人，如何才会致起来呢？阳明以为，最要紧的是立志。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阳明接见学者，常以此激励之。其在龙场，示诸生教条四章，首即立志。其在《传习录》中谆谆言此者，不下数十条。其示弟立志云：

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正目而视之，无他见也；倾耳而听之，无他闻也。如猫捕鼠，如鸡伏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结，而不复知有其他，然后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觉，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前，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听；一毫客气之动，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消除。或怠心生，责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责此志，即不忽；躁心生，责此志，即不躁；妒心生，责此志，即不妒；忿心生，责此志，即不忿；贪心生，责此志，即不贪；傲心生，责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责此志，即不吝。盖无一息而非立志责志之时，无一事而非立志责志之地。故责志之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阳一出，而魍魉潜消也。

志是志个什么呢？阳明说：“要志在必为圣人。”他的门生箫惠问学，他说：“待汝办个真求为圣人的心再来与汝说。”（《传习录·卷上》）有一天，几位门生侍坐，阳明叹息道：“你们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有一位名叫李珙的门生起而对曰：“我亦愿立志。”阳明说：“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传习录·卷下》）这些话不知现代青年们听了觉得怎么样？我想，不是冷笑着以为迂而无用，便是惊骇着以为高不可攀。其实阳明断不肯说迂而无用的话，也断不肯说高不可攀的话。我们欲了解他的真意，请先看他对于“圣人”两字所下的定义。他说：

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不多，则锻炼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则锻炼愈难。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则一。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之。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人欲愈滋，才力愈多，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锻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及其梢末，无复有金矣。（《传习录·答蔡希渊问》）

这番话可谓妙喻解颐。圣人中可以分出等第，有大圣人、小圣人，第一等、第二等圣人乃至第九十九等圣人，而其为圣人则一。我们纵使够不上做一万斤重的一等圣人，最少也可以做一两重、一钱重、一分重乃至一厘重的第九十九等圣人。做一厘重的九十九等圣人，比诸一万斤重的一等凡人或坏人，其品格却是可贵。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必要如此方解得通，否则成为大妄语了。

当时，有一位又聋又哑的人，名叫杨茂，求见阳明。阳明和他笔谈，问道：“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听是非，你心还能知是非否？”茂答：“知是非。”阳明说：“如此，你口虽不如人，你耳虽不如人，你心还与人一般。”茂首肯拱谢。阳明说：“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个圣贤的心。口虽不能言，耳虽不能听，也是个不能言不能听的圣贤。心若不存天理，是个禽兽的心，口虽能言，耳虽能听，也只是个能言、能听的禽兽。”茂听了扣胸指天。阳明说：“……你但在里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纵使外面人说你是也不须管，说你不是也不须管。”（《论泰和杨茂》）茂顿首拜谢。这段话虽极俚浅，却已把致良知彻始彻终工夫包括无遗。人人都有能知是非的心，只要就知之所及行那是的心不能行那非的心。虽口不能言、耳不能听，尚且不失为不能言、不能听的圣人。然则“圣人与我同类”，人人要做圣，人人便做圣人，有什么客气呢？至于或做个不识一字在街上叫化的圣人，或做个功被天下师表万世的圣人，这却是量的分别，不是质的分别。圣人原是以质计不以量计的。阳明教学者要先办个必为圣人之志，所办办此而已。

这样看来，阳明致良知之教，总算平易极了，切实极了。然则后来王学末流，为什么会堕入空寂为后世诟病呢？原来阳明良知之说，在哲学上有很深的根据。既如前章所述，他说：“心之本体便是知。”所谓“见得良知亲切”者，即是体认本体亲切之谓。向这里下手，原是一了百了的绝妙法门，所以阳明屡屡揭此义为学者提掇。但他并非主张“一觉之后无余事”者，所以一面直提本体，一面仍说“省察克治之功无时而可已”。而后之学者，或贪超进，或惮操持，当然会发生出近于禅宗之一派。此亦学术嬗变上不可逃避之公例也。钱绪山说：“师既殁，音容日远，吾党如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治之功。谓‘一见本体，超圣可以跂足’，视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皆相鄙以为第二义。简略事为，言行无顾，甚者**灭礼教，犹自以为得圣门之最上乘。噫！亦已过矣。”（《问·跋》）王学末流，竞倡“现成良知”之说，结果知行不复合一，又陷于“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之弊，其去阳明之本意远矣。

(1)　《传习录·黄以方记》中，阳明说：“初年与友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格去看，友格了三日，便劳神致疾。某说他精力不足，因自生穷格，到七日亦以劳思成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观此知，阳明曾犯过泛滥无归宿的病。又《文集·答季明德书》云：“若仁之不肖，亦常陷溺于其间者几年，怅怅然自以为是矣。赖天下之灵偶有悟于良知之学，然后悔其向之所为者，固包藏祸机，作伪于外而心劳日拙者也。”观此知，阳明曾犯过虚伪无着落的病。

(2)　《大学》“如恶恶臭，如好好色”那两句话是解释“诚意”的，阳明却说他“指出个真知行”。盖阳明认致知为诚意的工夫，诚意章所讲即是致知的事，故无须再作《格致补传》也。此是阳明学术脉络关键所在，勿轻轻看过。

(3)　此文虽说“知行本体”，其实阳明所谓本体专就“知”而言，即所谓良知是也。但他既已把知行认为一事，知的本体也即是行的本体，所以此语亦无病。又阳明是主张性善说的，然则恶从哪里来呢？他归咎于私意隔断，此是阳明学重大关目，详见第四节。

(4)　见第三节论心物合一。

(5)　此是《传习录》中语。原文所谓头脑者，谓“只是此心去人欲存天理”，意思只是要动机纯洁。今易其语俾易了解。

(6)　《传习录·卷下》，“问，圣贤许多言语，如何却要打做一个？曰，不是我要打做一个，如曰‘夫道一而已’，又曰‘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圣人，皆是一个，如何二得。”

(7)　《传习录·卷下》有“草木瓦石皆有良知”之说，语颇诞谲。细看《阳明全集》，他处并不见有此说，或者即 因《问》此段，门人推论之而失其意欤？《传习录·下卷》中，尤其是末数页，语多不醇，刘蕺山、黄梨洲已有辨证。

(8)　《与邹东廓书》云：“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亦免没溺之患矣。”案：此书是正德十六年在南昌所发，时阳明五十岁，平宸濠之次年也。

(9)　后来刘蕺山、黄梨洲都不信“四句教”，疑是王龙溪造谣言。我们尊重龙溪人格，实不敢附和此说。况且天泉证道时，有钱绪山在一块，这段话摘入《传习录》，而《传习后录》经绪山手定，有嘉靖丙辰跋语，其时阳明殁已久了。若非师门遗说，绪山如何肯承认？蕺山等人所疑者，不过因无善无恶四字，不知善之名对恶而始立。心体既无恶，当然也无善，何足为疑呢？

(10)　阳明卒时五十八岁，《寄邹谦之书》是他五十五岁写的，读此可见其刻苦用功，死而后已。

(11)　这段话还给我们一种重大的教训，就是令我们知道修养工夫，并不消把日常应做的事搁下一边，另起炉灶去做。譬如一个学生，不说我现在学校功课太忙，没有时间去致良知。你在课堂上听讲，在图书馆里念书，便可以从听讲念书上头致你的良知。念一部书，完全为研求书中道理，不是想抄袭来完成毕业论文，不是要摘拾几句口耳来出风头。读时，不草率、不曲解；批评时，不闹意气……诸如此类，就是读书时致良知工夫。《传习录》中尚有答人问读书一段云：“且如读书时，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12)　阳明既排斥功利主义，当然也跟着排斥效率主义。他说：“圣贤只是为己之学，重工夫不重效验。”（《传习录·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