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是一种正式的社会组织，是社会中的一种教育机构，也是教育活动的场所。迄今为止，学校的社会学研究基本围绕学校的这三个方面的特性展开。在教育社会学的教材或概论性学术专著中，关于学校的社会学探讨基本是从学校的社会组织特性的角度展开的。一些针对学校层面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则一般从如下角度展开：学校的制度特征，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或学校作为教育活动的场所。

一、对学校组织特征的分析

在教育社会学迄今的绝大多数教材或概论性学术专著中，但凡涉及学校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基本是从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所呈现出的特性的角度展开分析的。

教育社会学中对学校的社会学专题研究最早主要是从分析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特征入手的，这可见于几乎每一本教育社会学教材或教育社会学的概论性学术专著。这一般会涉及诸如学校组织的性质、学校组织的结构、学校组织的文化、学校组织的运行、学校组织的分层或学校组织的变革等方面。这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张人杰对西方学校社会学研究的介绍。①

在由鲁洁担任主编、吴康宁担任副主编的《教育社会学》一书中，有《学校组织的社会学分析》一章，该章由吴康宁执笔，包含对如下方面的分析：学校组织的性质、学校组织的结构、学校组织的文化。吴康宁借鉴美国组织社会学家艾兹奥尼提出的社会组织性质分析的理论框架(艾兹奥尼根据组织为使其成员服从组织并参与到组织之中而采取的支配手段的区别，将社会组织分为三种性质的类型，即强制性组织、功利性组织与规范性组织),对学校组织的性质展开分析。首先，学校不是强制性组织。教育活动的有效机制在于内化，即教育活动参与者对活动的目的、内容和要求的内化。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已经在其迄今为止的发展过程中极大地克服了强制性，并仍将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继续克服甚至完全祛除强制性。其次，学校对教师来讲是功利性组织。教师在学校工作，不仅是为了教育儿童，奉献于社会；而且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满足自身的各种生活需要。学校对学生来讲也具有一定的功利价值，但并非功利性组织。最后，学校对师生而言均为规范性组织。不管对教师还是学生来说，学校的影响都需要诉诸精神上的感化与自觉认同。在学校组织的结构特点方面，吴康宁指出，学校组织乃是异质结构、多权威结构、多层次结构。学校组织的异质结构是指，学校组织中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两大基本群体，即教师群体与学生群体，教师与学生在社会学特征上几乎完全相背，在学校组织中互为异质成员。学校组织的多权威结构是指，教师在班级或课堂上所具有的特殊的制度权威既不受其本人在教师群体中的地位的影响，也不会被其他教师取代，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权威。一个学校有多少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就有多少这种真正的制度权威。学校组织的多层次结构是指，学校是由几百人乃至上千人组成的大型组织，具有科层化的倾向，科层制的特征渗透于学校生活之中。在对学校组织的文化进行分析方面，吴康宁从几种不同的角度分析其社会构成并区分类型。根据学校文化与社会要求的吻合程度，学校文化可被区分为制度文化与非制度文化；按照学校文化自身的群体归属，其可被区分为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就学校文化各种成分的集中程度而言，其可被区分为离散型文化与统合型文化。①在1998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一书中，吴康宁进一步探讨了学校组织的取向及分层问题。在对学校组织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方面，他借用帕森斯提出的五组模式变项，即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成就本位与属性本位、情感显溢与情感抑制、专限性与泛布性、自我取向与集体取向，指出学校相对而言具有浓厚的普遍主义、成就本位、情感抑制、专限性及集体取向的特征，并重点对学校的普遍主义及成就本位这两种取向进行了分析。在学校组织的分层方面，他着重探讨了学校组织间的地位分层和学校组织内的地位分层。②

谢维和在其所著的《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一书中对学校组织的分析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学校组织的意义分析、学校组织的一般特点、学校组织的功能分析、学校组织的基本性质与基本类型、学校组织的结构分析、学校组织的文化分析。他认为，学校组织是一种建构的教育环境，是一种根据培养人的目的而建构起来的组织环境，学校组织形态与一般社会组织形态的同构性为学生的社会化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和条件。学校组织的一般特点在于，学校组织的目标特征是以培养人作为功能目标，学校组织的成员具有强制性、同质性及异质性的特点，学校组织的规范常常具有比较抽象、模糊的特点。学校组织的基本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学生提供知识学习和能力提升等方面的比较系统的训练；二是为学生提供一个进行交往和相互学习的场所与环境。学校组织结构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结构二元性，包括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二元性、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二元性、教学与科研之间的二元性，以及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之间的二元性。学校组织的文化反映的是学校组织的整体的存在方式，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方面。①

由马和民主编的教材《新编教育社会学》对学校组织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学校组织的性质与结构、学校组织的运行、学校组织的变革等方面内容。他认为，学校组织社会学主要借助社会学中的组织理论和行为理论，以具体的学校系统为研究对象，以如下方面为研究重点：学校组织的特性，如学校的目标、科层制、意见沟通制度和调适机制等；学校组织的社会环境，如学校的内部环境(学校结构与社会气氛、校长与教师、行政人员与教学人员等的关系)以及外部环境(学校与社区、学校与家庭等的关系);等等。②

二、对学校制度的反思

最近10余年来，随着中小学学校改革的深入推进，现代学校制度的创建成为教育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其中不乏教育社会学视角的一些研究。

盛冰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审视现代学校制度，认为非正式制度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即表现为制度社会资本。在正式的学校产生以前，教育几乎完全依赖于制度社会资本；学校产生以后，至教育制度化以前，学校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制度社会资本；自教育制度化以后，即学校日益变成一个类似官僚机构的科层组织之后，制度社会资本呈下降的趋势。由于过于强化正式制度，忽视制度社会资本的作用，现代学校制度产生了危机。因此，当今学校变革的一条重要途径在于重建制度社会资本。①

庄西真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审视学校的日常运作，认为，学校作为一种现代制度设计被引进中国以后，就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换句话说，学校制度是嵌入中国社会关系结构中的，这种关系结构深深地影响着学校的运作机制。②

王有升从单位制度、科层体制的角度分析当今学校改革，认为我国的单位体制尽管自市场化改革以来逐渐弱化，但至今依然在总体上对学校教育的资源配置、干部任命、人事管理乃至学校的专业自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学校作为传统体制下的事业单位，依然保留着鲜明的单位制度特征。对学校教育的科层制架构与运作进行反思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核心主题之一，我国的教育改革还需面对中国学校科层制的独特问题。当今我国学校改革所面临的体制瓶颈是单位制与科层制交互作用的结果，从单位制与科层制两个视角分析当今我国学校改革所面临的体制困境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并明确改革所应致力的方向。③

2017年，吴康宁翻译的《去学校化社会：汉语双语版》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进一步激起了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对现代学校制度的反思。在该书的译者导读中，吴康宁指出，该书为我们深入反思学校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启迪，为我们全面认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方法引领，也为着力建设学习化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路径，其中所倡导的自由的教育理念、平等的教育机会、开放的教育网络，为重新反思学校制度，以及建设学习化社会提供了一种参照。①

三、对作为教育活动场所的学校的深度分析

自新旧世纪之交开始，随着质性研究方法的兴起，深入中小学学校开展实地研究为很多教育社会学研究者所推崇，一批以学校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先后涌现出来，对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描述与反思。

刘云杉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一所重点学校的学校日常生活进行了研究，于1999年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我是一个受教育者——个人在制度化的学校中》②,在此基础上于2000年出版了《学校生活社会学》③一书。该研究探索运用人种志的研究方法，力求使教育社会学研究走入学校的日常生活之中，敞现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个人”在制度化的学校中无奈、无助的生存状态，揭示并解释学校日常生活中的官方与民间、前台与后台的并存和冲突。其所运用的质性研究方法除了对研究对象的深度访谈外，还包括对所研究的如下方面的“深描”与“深释”:学校的历史与现实，教科书的社会文化构成，学校教育活动的前台与后台，以及学生作品(随笔、日记、自传、作文等)。其内容包括：对日常生活制度化的总体分析；对乡土社会民间知识中的日常生活的解读；对制度规范中的日常生活的阐释；对学校中的日常生活的整体描绘；对学校日常生活中的具形化前台(前台空间、显性制度与显性惯例)的描述分析；对学生生活中的无形化前台(师与生、奖与惩、偏差学生)的描述分析；对学校日常生活中的后台(学生的私人空间)的描述分析；对日常情境中课堂教学的描述分析；对学校日常生活中的仪式、游戏及惯例生活的描述分析；对日常生活中个人的深度个案呈现。该研究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内及其他教育研究领域中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马维娜用“累积的教育事实”呈现了学校场域的复杂构成，审视了入“场”、在“场”、塑“场”、清“场”、争“场”、退“场”、临“场”及建“场”等一系列“场域行为”。所谓“累积的教育事实”是指在不同的时空、情境、场景的自然状态下通过访谈、座谈、交流、对话等获取的各种事实被作为研究素材，这种累积的教育事实是开放连接的，断续流淌，更具有随机、自然、非结构性、非功利性等特征。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于2003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局外生存：相遇在学校场域》。该书内容包括：时空分隔的入“场”规则；资本搭建的在“场”优势；中介角色的塑"场"策略；权力控制的清“场”技术；力量抗衡的争“场”冲突；远距张望的退“场”主动；惯习潜沉的临“场”契合；张力相持的建“场”联合。①

王有升通过对一所民办学校的实地研究，揭示出被寄予高度理想的学校教育在现实中是如何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学校受到在社会中运作的各种现实力量的造就与制约，以金钱为象征的经济力量，以国家权力为主导的政治力量，以符号与价值为代表的文化力量，都介入学校的运作中来。在自身内部，学校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由此，规范秩序得以建构。在体制与行动者的交互作用中，学校教育的现实被建构起来。王有升的博士学位论文《被规限的“教育”——学校生活的社会建构》于2003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理想的限度：学校教育的现实建构》。该书内容包括：在“结构”与“能动者”之间——分析学校现实的方法论视角；社会场域中的学校——社会变革中的学校创生；金钱的僭越——经济主导与制约下的学校教育场域；身份文化与等级标定——学校中的文化差异与重塑；制度文化的主宰——学校生活中的国家规范；规范化管理——学校内部规范秩序的建构；“规范与解放”——学校内部秩序建构中的实践困惑与理论反思；作为“行动者”的教师与班级规范秩序的建构；学校教育的理念追求与现实建构。①

郭华通过对一所示范实验小学的实地研究，呈现了学校中的日常教学、公开课及教学实验的真实状态及其缘由，凸显了学校日常教学生活的平凡、稳定、反复、强大而弥散，强调对学校的有效改造从来都不是外在的、强加的，而是在现有的教学生活中通过教育者自身努力使生活变得更好。②

庄西真通过对一所乡镇初级中学的案例研究，着力探求影响学校行为的社会(也包括国家)因素，聚焦于学校成员的行为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地方社会网络，以此展开对学校行为的分析，并论证国家和社会在学校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乡村学校及其所在地方的封闭性和不流动性使学校没能像批判的教育学家指出的那样使乡村居民离开乡村，而是使学校和周围社区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循环之中。乡村学校必须脱离地域性和农村化，增强独立性、公立化和标准化。建立一个城乡一体的统一性的、标准化的、同质性的学校系统，使乡村孩子脱离农村，被纳入一个现代的“抽象社会”中，是学校发展的方向。①

周宗伟对学校文化进行了较为独到的解读，认为，学校文化在生产出“高贵的人”的同时，也生产出了“卑贱的人”,大众社会中的学校文化最终塑造了学校体制的成功者与失败者这两种“卑贱”的群体。②

胡春光基于对一所县城小学的实地研究，着力探讨了学校生活中形塑学生行为的规训技术与策略，以及学生如何通过抗拒行为寻找逃逸的空间，即“规训”与“抗拒”在学校生活中是怎样表现的。他首先对规训及规训化教育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梳理与阐发，对权力体制中的主体能动性进行了深入思考，然后深入学校现场情境中，审视各种细腻的规训技术是如何作用于那些被监视、被训练与被矫正的对象的，并对规训策略做一种穷原竟委式的批判与反思，进而分析学校生活中学生的抗拒行为，认为学生的抗拒行为折射出学生对其生存状态的抗争和对人的生命意识的体认，最后从教育理想性的角度展开批判与反思，探讨从“规训化教育”走向“对话式教育”的可行性。③

四、对学校作为社会中的教育机构的研究

对学校作为社会中的教育机构的研究旨在探讨学校与外在社会(学校所处的村落、区域乃至国家)的结构性关联。

王铭铭以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式指出，学校作为正式的社会化空间，在近现代中国文化的自我改造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广泛的视野来看，现代学校的确立，是现代性生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现代学校在现代性的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在于通过确立具有鲜明组织和训诫规则的空间，来促使社会化中的主体分离于传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之外，与现代社会的“抽象体系”实行整体结合，在主体的生命历程中造就学究型权威与个体安全感。在中国这个“现代性后发”的社会中，现代学校在主体改造中的作用，则发生于近代西学东渐之后，其普及更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现代国家的创建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他通过考察台湾地区、福建省的三个村落现代教育空间确立的历史，论证现代性建构过程中民间社会力量及文化与超地方的政权构成的互动关系。作为现代初等教育空间的学校，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变迁的组成部分。在不同类型的现代性方案(如殖民化和民族—国家设计)中，乡村的现代小学扮演着如下这样一种角色：促使社会化中的主体分离于传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之外，与现代社会的“抽象体系”实行整体结合。在乡土社会中确立的现代学校，已经以一种新式的文化品格的面貌为地方民间社会所接受，成为渗透至深的象征力量。这一事实说明，村落社区公共事业观念对现代初等教育制度的吸纳，是原有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对现代知识传播体系的反向改造。①

李书磊通过对一所农村小学的实地研究揭示出，从组织与职能来看，小学就是深入村落的国家机构，这正吻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路易斯·奥尔萨瑟所做的判定——“学校是一种国家机器”。小学还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示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它与乡村的互动就具有了深长的意味，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就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它是国家培育人才的工厂，它自身也是国家形象的一种展现。有意思的是，由于教育系统具有更有效的组织手段，由于教育从业者具有更纯粹的信念与更严谨的行为，由于学校与村落生活之间具有相对隔离性，小学比村落中的国家行政机构——乡镇政府——更具有“国家”的色彩。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学校是由国家主导的旨在对现代文化实现传播的机构，这种文化传播规模之庞大、组织之系统、意志之坚定、内容之新颖，与固有的文化背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们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教育是一种覆盖性的、深刻的文化普及、文化改造与文化重塑。只有了解了地方的文化背景，我们才能理解教育的每一处阵地、每一个环节所具有的意味深长的特别含义，才能对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的一言一动有一种既同情又陌生的观察眼光。①

受王铭铭和李书磊的影响，李小敏在其进行的云南少数民族村落研究中，揭示了如下内容：在国家和经济全球化双重影响的背景下，学校作为普遍性知识体系的机构，对乡土社会中习俗和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宰制，使得习俗和地方性知识只能从公共机构退缩到私人领域，并且造就了一批文化上的“不适应者”。②

司洪昌对一个华北村落中的学校60多年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了历史人类学的考察，揭示了如下内容：处于村落之中的学校，实际上处在村落规范、外部空间(如国家、政治等)等导致的紧张之中。学校不仅仅是一种深入村落之中的国家力量。村落中的学校在很多方面延续着传统，显示了一种在地色彩，直到现在还处在本土与西洋、历史与现实、乡村与城市、国家与地方等多重张力的网络结构之中。学校在村落社会之中，逐渐占据了村落儿童所有的时空。学校对儿童生命史的影响日益明显，成为外部生活在村落社会中的拓殖，挤压了民间规范的存在空间。村民接受学校教育的历程，实际上是学校和民间规范为争夺主导权而进行斗争的过程。作为一种舶来品的学校在村落中的出现，可被视为现代性在空间上的扩张。它以分科制、阶梯制、班级授课为标志，同时体现出一种新的观念和价值追求，如新的身体观念、讲授式教学的观念、国家观念、卫生观念、个人观念等，这与村落的传统日渐疏离、日渐疏远。终于，在政治上获得了合法性的学校，逐渐获得了对其他民间知识的宰制，只传授与大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观念和价值，而民间的观念在政治和学校知识的范围内已经难觅踪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象越来越突出，终于导致学校逐渐成为村落社会中的飞地，成为社会的孤岛。这一现象并不表明村小在村落中是完全独立的，而更多是指学校和村落传统之间的隔膜，学校在正式的空间中，其合法传授的东西距离村落本地社会越来越遥远，越来越具有普遍性、正规化的特点。但在某种意义上，学校无法割断其与村落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强调在平面的空间中展开研究，所见的是村落学校中充满城市化、外来性、工业导向的文化意象。实际上，处于村落规范中的学校，既是一种外来的社会组织，又受到村落规范、传统习俗的强烈辐射，特别是私塾的血脉在新式学堂推行之初，已经融进了学堂的传统中，成为新式学堂的文化底色。学校在村落社会显示出了地方性、本土性的一面。在外来影响与本地传统这二者的张力之中，学校在外来影响和村落规范之间滑动，不过一直呈现的是向正规化、城市化的一极滑行的趋势。在这种滑行之中，村落学校日渐脱离明显的私塾色彩，但这一传统的底色依然可以在村落学校的日常生活中被处处发现。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