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自从恩格斯针对杜林的批判(1877—1878年，载于莱比锡的《前进报》)发表以来，人们才谈到了一种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但是后来，特别是俄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试图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去寻找这种世界观的萌芽和阐述。基于这一目的，斯大林毫无顾忌地把一些相关段落与上下文任意割裂开来。①虽然恩格斯(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有教养的人)向来都对自然科学问题兴致盎然②,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扩充绝不是出于“内心冲动”,“恰恰相反”,他在旧序中写道：“我的朋友李卜克内西可以为我作证：他曾经费了多少力气才说服我对杜林先生的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评析。”③

促使这部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主要著作产生的，显然是党在策略上的动机：不应该“在如此年轻的、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④。杜林的著作竟然在无产阶级范围内大受欢迎，这表明了人们对普遍的世界观问题的明显兴趣。因此，当这种兴趣不能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家本人而得到满足时，就会出现工人阶级为其他流派所争取的危险，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经济分析领域占据优势。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虑至少必须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理论在世界观方面的扩展是意识形态领域竞争的产物。然而，每一种竞争都会导致竞争对手之间的某种相似性。正如马克思只能通过关于终极的思想以及对这种思想方法的绝对化来克服黑格尔一样，恩格斯也只能通过赶超杜林或海克尔，才能克服他们。令人惊讶的是，意识形态的揭发在这一批判中根本没有扮演任何角色。①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对手在任何地方的不确切看法和错误观点都不能被归结为受阶级条件局限的认识方式的特定属性，如果人们愿意“小资产阶级地”撇开偶尔出现的合适之处不谈的话。与此相反，恩格斯的批判首先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更确切地说，运用辩证逻辑——正如在《哲学全书》和《大逻辑》中所写的那样——作为评判的标准。于是，尽管对青年马克思来说，《精神现象学》是阐释和联系的重点，可是现在，老年黑格尔取代了青年黑格尔。当然，恩格斯还是像马克思那样，一如既往地把“黑格尔的体系”拒斥为“唯心主义体系”,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从自身出发去寻找一个体系。虽然恩格斯在旧序中写道：……我根本不想以另一个体系来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但两页之后他就强调：经验的自然科学必须按照其内在的联系进行整理，在这里，只有理论(哲学)思维才管用。辩证的范畴在这一任务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辩证法却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②。

a)如果我们考察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如何理解“哲学的扬弃”的话，那么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哲学与恩格斯的所有对立就会显现出来。对马克思来说，这种扬弃只有通过一种“现实化”、一种“彻底化”才会成为可能，它用基于变革而实现的解放取代了基于思想不同而实现的解放，于是既克服了哲学，又满足了它的要求。对恩格斯而言，这种关系似乎是这样的，“旧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①所以，恩格斯对哲学的“扬弃”在于，使哲学变成一种“简单的世界观”或者一门单独的科学(只有在其中，这种世界观才能表现出来)。因为“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②。但是，如果哲学(完全按照时代的风潮)不再被集体的解放行动所实现，而是被科学所取代的话，那么一种决定性的、世界历史的辩证转变就会被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物质生产的无限过程所取代。③

但是，用无限的进程来取代马克思的绝对者，即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上的解放活动(存在与作为行为的意识在这一活动中相互渗透),也具有实践的、政治的后果。与之相伴，解放活动的重点从在无产阶级中实现觉醒的人类的自我解放(摆脱异化世界)转变为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的扩张趋势的解放。当然，对马克思而言，这样一种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此刻，在青年马克思系统的、根本的思想遭到取消之后，它却受到了专门的重视。最终，它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得到了最为明显的表达，在那里，“发展社会物质生活的现实需要”①经常被援引为判断正确的政治行动的标准。

当然，恩格斯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强调，随着生产力的扩张趋势得到解放，人类也会同时得到解放，因为在随之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将不再成为可能，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会得到克服。自由也将在这一背景下(并不仅仅相对比人类低级的自然)被称为“关于必然性的洞见”,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也仅仅在于：分散地、杂乱地进行生产的资本家被隐藏在背后的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所统治着，这导致了危机四伏的种种冲突；而社会主义社会则基于对这种生产发展趋势(或者“规律”——如马克思所写的)的认识集中进行规划，从而有意识地避免了随之而来的一切冲突。在当今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关于这种发展规律的“客观主义的”阐释与“主观主义的”阐释处于对峙状态，这是原来的联合破裂之后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也一再地表现在基本路线的种种不同“倾向”上。于是，这种客观主义阐释便在经常性的对右倾和“左”倾的防御中形成了，借此，具有更高的辩证统一性的幌子出现了。然而在事实上，我们只能发现一种折衷主义的调和，它顾及各个方面的现实需要。②马克思认为，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理性调节”,仅仅是现实的自由王国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①。我们不能把这句话理解为：马克思似乎只想在这里赋予“休闲活动”以自由的、人性的特征；毋宁说，他相信，为了成为真正的“自我确证”,成为人类本质的自由表达，在劳动能够不再成其为劳动之前，也就是说，不再成其为一种被感知为负累痛苦的活动之前，今天的社会必要劳动必须首先受到大规模的限制。当需要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进行强调时，解放生产力与人们摆脱当今的苏联意识形态而获得真正的解放这二者之间的那一决定性区别，就完全被缄默不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对马克思来说尤其是实现解放的实际的、必然的前提——被变成了目标本身。

b)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区别——我们已然在“哲学的扬弃”的形式中看到了这一点——同样清晰地表现在他们的自然观上。对青年马克思来说，人类以外的自然是一个在哲学和实践上(对政治实践来说)都微不足道的领域。如果社会历史世界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整体，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则仅仅构成了这个整体的一个方面；脱离这种联系而进行的孤立考察就等于是意识形态的观点，而且必将是错误的。对马克思以及黑格尔来说，真的东西总是整体性的东西。因此，譬如马克思也通过提及历史而驳斥了关于人的形成活动的问题。因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①自然只有与人类相关的历史，而人类也只有与自然相关的历史。自然朝向人的生成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基质的发展过程，而是通过人的劳动所实现的自然与人自身的自然的人化过程。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在人类历史中被扬弃，正是在人类历史中才产生了“为了人类”的自然。与此相反，在恩格斯那里，自然与历史的区别借助于一种辩证阐释的进化理论而被消除。

“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②与此相应，历史进程在无产阶级的集体行动中达到自身这一决定性的辩证转变，必然会被齐一化。整个现实就是在运动和发展中被认识的物质，人的思维(同样作为“运动形式”之一)自然遵循同样的辩证规律。但是，随着辩证结构的普遍化，恰恰是(阶级)意识与历史运动之间独特的辩证联系遭到了破坏：哲学的革命的实现从视野中消失了。由于“摹仿”或“反映”③客观的自然辩证法的思维并不具有任何“能动”作用，所以对自然与社会的等量齐观也必定会导致对历史进程中“有意识的要素”的忽略。也就在这里，理论阐述今后会在对自觉行动的“极左”高估与“右倾”低估之间摇摆不定，基本路线也在这二者之间实现了中庸的妥协。

恩格斯显然看到了自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差别，但他却对之进行了如此这般的描述，以至于这种差别最终能够忽略不计： “在自然界中……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①在此，恩格斯通过仅仅谈及那些完全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被“理性的狡 ”所统治的个人，避开了阶级意识的作用，而正是在阶级意识一点点地革命性爆发的过程中，种种事件各自的发展意义才变得一目了然，并且具有了自我意识。这样一个过程显然首先是在最终实现历史发展意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自我意识中完全达到自身的。通过回避变革现实进而变革自身的阶级意识的作用，通过取消有关按照自我意识来行动的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视角，恩格斯使历史过程向自然过程靠拢，从而把辩证法肤浅化了。社会历史整体能够在无产阶级的具有自我意识的行动中达到自身，而自然却不然，自然科学研究的无限过程永远不能在自然的全体中把握自然。只有以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为基础，自然才能在人的辩证思维中“达到自身”。但若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这就不可能了。因此，如果恩格斯把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相提并论，那么他就必然取消了马克思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哲学思想。(从青年黑格尔出发继续进行思考的)青年马克思被与其唯灵论前提分道扬镳的老年黑格尔所取代。①但是，越在事实上显著地接近于意识形态，就会越发激烈地强调这种差别。顺便说一句，这简直能够被宣称为一条“规律”,即辩证唯物主义在世界观上的僵化与系统化越厉害，这一区别，也就是与黑格尔的对立，就会被越发激烈地强调②;然而，反过来说，像卢卡奇、科尔施、马尔库塞等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及其无产阶级学说出发的思想家，虽然强调马克思接近于黑格尔，但却不会陷入取消二者之间界限的危险。事实上，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区别比《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时的恩格斯与黑格尔之间的区别更根本。一个是从其自身的诉求出发，克服、具体化、实现并扬弃了黑格尔，而另一个则仅仅阉割了黑格尔。

c)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它们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固定成分——可以简短地列举如下： (1)“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①;(2)“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②;(3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③然后，对各种各样的运动形式(机械的、化学的、生物的、关于意识的运动)的进一步区分使得辩证唯物主义能够接受性质不同的物质种类，因而无须放弃一元论的观点。性质不同的各种运动形式(或者物质种类)借助于质量互变的辩证规律而得以发展，并被置于既是系统性的、又是遗传性的联系中。④尽管这样一种辩证思维形式是如此出色地适用于一切可能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并且也可能是一种非常令人信服的辩证叙述方法⑤,但对唯物主义者来说，必定还是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在自然与历史中是如何出现有意义的生成的，为什么总是从较简单的运动形式产生较复杂的运动形式。唯一前后一致的唯物主义立场似乎就是：把实际的发展视为本质上偶然的，因为，如果这一立场不背弃自己的信念，它就不能接受一种在简单的、僵死的物质中来实现意义的趋势。但是，恩格斯却明确强调反对海克尔： “物质从自身中发展出了能思维的人脑，这对机械论来说，是纯粹偶然的事件……但是事实上，进一步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物质的本性，因而这是在具备了条件……的任何情况下都必然要发生的。”①因此，被辩证地理解的进化同样也是一种在逻辑上必然的进化，就像在黑格尔的体系中那样。黑格尔在先于物质的逻各斯中所构想的东西，以及源于逻各斯但又在自然中转化为其他存在的东西，必须被置于纯粹的物质之中。于是，除了删除存在于《哲学全书》之前的、并使之可能的《逻辑学》,黑格尔的体系都被接受了下来。

辩证思维基于其本质而使得对运动的理解成为可能。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所描绘、论断的过程通过对它的辩证叙述而变得可以理解了。辩证运动的思维能够获得客观的运动。其实，与他的对手杜林一样，恩格斯也试图实现这样一种在世界观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及假说)的占有吸收。但是，所有这样的尝试都与自然科学本身及其方法毫不相干。消除这一裂缝、把善于吸收一切科学成果的“辩证世界观”本身视为是科学的，这是自恩格斯以来反复尝试的事情，尽管是枉然的。在自然科学领域，它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称为“探寻新结果的方法”②。与之相反，唯物主义辩证法使得坚持过时的世界观立场——在研究状况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这些立场在口头上得到了保留——成为可能，并且一再被用来调和在苏联也得到认可的那些科学进步，与已然消逝的19世纪过时的一元论唯物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与杜林、海克尔的世界观相吻合①,并且简直是靠宗教般的狂热得以维系的 “物质的永恒” “人的认识的无限过程” “整个现实的物质性”,宇宙的无限性以及彼岸的神性本质的非存在，都属于这些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