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做的考察是一种尝试。它应当粗略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扬弃”黑格尔哲学(在无产阶级具有自我意识的行动中)的发展过程中，转变成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物化世界观的。但是，这种转变本身不应该被视为个别思想家的“过错”,而应该从历史条件出发进行理解——如果不把它阐释为某种厄运的话。

用青年马克思来反对我们时代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被苏联意识形态的辩护士们严厉地批判为资产阶级故弄玄虚的典型手法。①如果只是从成熟著作与青年构想之间的纯粹对立得出一个判定，那么这不仅在事实上站不住脚，而且也是毫无裨益的。但是就马克思来说，理解其整个国民经济学和政治学著作的钥匙就在于他的早期哲学著作，只有从这里出发，后来的那些著作才能作为整体而被人们正确地认识。①

然而，当马克思著作这种统一的出发点以及写作背景逐渐为人们淡忘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却在他的《反杜林论》和其他一些著作中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借助于辩证法而被改造成世界观的“科学”,取代了在无产阶级的具有自我意识的行动中被扬弃的哲学。不过，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恰恰在直接的、对革命社会主义的幸福预期被证明为一种自欺欺人的情况下，在革命处于停滞状态、已然被预言为腐朽衰亡的资本主义重新蓬勃发展的时候发生的。②此时，马克思最初所关注的核心思想被美化为宗教中的“终极目标”,而他的主要成就则转移到他所揭示的资产阶级一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所完成的 “具有自然规律必然性”的自我毁灭。

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内部，无产阶级组织一时取代了集体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行动。但是，组织上的统一应该在世界观上得到保证与加强。在文化上习惯于小资产阶级国家环境的无产阶级，也必须在意识形态上与他所处的环境区别开来。因此，试图防止在世界观上受到过多的外来影响，也是恩格斯的哲学代表作《反杜林论》的一大动机。人们能够把恩格斯宣传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看作当时普遍存在的庸俗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构想的细化。被视为普遍的运动理论的辩证法，其个别特性被用来通俗易懂地阐释自然；而且，同样适用于自然(正如适用于历史那样)的辩证法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正确性的明证。于是，恩格斯(以及继他之后的列宁及其追随者)试图援用自然科学的威望来支持马克思学说的声誉。对全能的自然科学的信念被灌输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尽管马克思想在无产阶级具有自我意识的历史行动中按照哲学一词的辩证意义具体地“扬弃”哲学，但是现在，在时代的风潮之下，哲学却被所谓的“科学”排挤掉了。①自我意识与事实的相互渗透问题被解决了。一边出现了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另一边则出现了与之相对的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然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意识被物化、异化为世界观的形态，这仅仅反映了组织的严明秩序以及权威的领导等级制的发展。这种秩序的每一次巩固加强，也必定导致意识形态的凝固僵化，但反过来讲，在更广大的党内民主制中，统一的世界观轮廓就会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识，而无产阶级的历史文化差异性就会表现出来。

恰恰在伟大高贵的无产阶级尚未出现的地方——特别是在现实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消逝之后——辩证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僵化得尤其严重，这一点绝非偶然。随着等级分明的党组织的建立与僵化，恩格斯的学说亦得到了扩展，从而再次绝非偶然地具备了“经院哲学”的一切特征。对恩格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所阐述论题的坚持——与最初的意图相反——导致了无产阶级在精神上的庸俗化，于是上世纪那粗陋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就保存了下来。达尔文的发展学说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早就被恩格斯等量齐观、同等看待了。①因此，关于不以人为转移的因果关系的认识与改变无产阶级本性的自我认识这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消失不见了。恩格斯的理论从一种想通过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现实形成来“实现”自身的理论中，发展出了无产阶级所应该“具有”的“世界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镶嵌到无所不包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为物化的意识形态的组成要素。革命的世界观与政治实践一同出现，而且通常同后者处于异己的对峙状态。卡尔·考茨基可能既是这种世界观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代表人物(直至1914年列宁都承认这一点),又是日常政治斗争中彻底的修正主义政治家。②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许是一种组织上的需要，但却绝不是为实用观点和民主传统所决定的政治的必然前提。显然，这并不能阻止列宁和斯大林在相同的世界观基础上去创立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这与他们对俄国形势各种需要的认识相一致)。如果说，在考茨基及其追随者那里，意识形态服务于安抚革命的良知，那么在列宁特别是在斯大林那里，意识形态却成为对他们各自政治行动的辩护。在这两种情况下，意识形态的实际功用并不符合被它所断言的意义——成为政治决策的科学基础。与其说，使列宁与考茨基及其追随者相区别的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倒不如说是他的政治洞察力、天才的领导天赋以及能动的革命创造意志。

就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一批思想家就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得出了新的见解。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①的天才性尤其体现在，他在对青年马克思最富启发性的文章《国民经济学和哲学》②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惊人地接近了马克思在其中所发展起来的考察方式。当然，作为其思想源泉的资产阶级的黑格尔复兴运动，也促进了这样一种思想进程上的相似性。前面所宣称的列宁与考茨基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就表现在对“马克思复兴运动”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卡尔·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①——的反应态度上。这部著作也像卢卡奇的著作那样，遭到了苏联意识形态专家(也遭到卡尔·考茨基本人)的激烈批判。在官方的政党内部，无所不包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学说不再可能源于有关按照自我意识而行动的无产阶级理论了。苏联就是如此。因为在那里，国家资本主义对农业国的专政佯装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自由发展的(事实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扮演的)无产阶级运动。②西方亦是如此，因为在那里，无产阶级(不论在哪里，无产阶级都不能涵盖人口的绝对多数)已从革命的立场发展到了改良主义立场。这些思想家在哲学上的优势与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呈反比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和简单化似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宿命。

如果说，恩格斯是依照德国无产阶级的成长需要而拟定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观的话，那么列宁则是在有用性的观点下来看待这种世界观的。目的就是俄国(也可能是俄国之外的)工人运动的整齐划一，对可能的胜利以及党的革命行动所具有的影响力的信念，对自己的“科学的”世界观优越于所有与之相竞争的意识形态的确信不疑，以及对在此“基础”上进行统治的领导集团的绝对信任。

于是，历史的发展导致了关于意识形态的意识在一个新的(更高?)阶段的复制。虽然资产阶级的历史意识形态断言了普遍观念的统治，可是在现实中，不依赖于个人意志的结构关系却物化为与人类相对峙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历史意识形态在于，它断言了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到表达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它应当与人类利益相一致)的理性统治，尽管事实上，一小部分人的统治集团不仅把这种利益，而且把它的意识形态表达都绝对地控制起来，并进行相应的阐释。

本文的思路是：第一节研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性的批判，然后阐述具有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的哲学内核(马克思在其中克服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并概括这一思想对马克思毕生的事业所具有的意义。第二节将勾勒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第三节将勾勒列宁对这同一种世界观的发展深化。在那里，至关重要的是，把马克思的哲学的、革命的诉求与苏联“科学家”的意识形态的反动意图这二者之间彻底的断裂清晰地显现出来。如果人们想在本书中看到连续性的完全丧失，那无疑是大错特错了。显然，在当今的苏联意识形态中也包含着马克思哲学的诸多要素。但是在那里，这些要素似乎被紧绷在了貌似辩证的教条学说这张普洛克路斯忒斯**，并且，它们的革命锋芒也被磨平了。但是，恰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具体历史情境的现实需要——正如苏俄领导阶层的需要——无论如何不能被轻视为偶然事件而搁置一边，或者被批判为对原本“纯粹”的真理的歪曲。我们只是着重强调这一点，并且把马克思的“物化”概念运用于一种自以为“科学世界观”的意识形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