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对经济的做法一样，韦伯也试图为资本主义建构一个普遍的定义。正如前面的引文表明的，对于韦伯来说资本主义自古以来就存在了，但是他并没有强调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独特的类型。接着上述安德瑞斯基(Andreski)关于古代资本主义的引文，韦伯写道，“我们在哪里发现财产是交易的对象，而且是被个人用来在市场经济中赚取利润的，哪里就有资本主义”①。基于这个定义，哪里有市场和盈利——即使利润纯粹是从经商、借贷或自我雇佣的工匠行为中赚取的——哪里就有资本主义。只要带着盈利的想法从事买卖，就存在着资本主义。或者像韦伯提出的，“资本说的总是在商业中用来盈利的财富”②。按照这个定义，资本主义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就像韦伯接下来说的：“可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发现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③如果在市场上交易奴隶，甚至奴隶种植业也是资本主义的。④当然，奴隶种植业可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就像在美国南部那样，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它自身应该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毋宁说，我们应该把奴隶种植业视为受资本主义环境影响的。

然而，韦伯主要关注的是：刻画现代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独特性。他讨论了商业和家务分离以及理性簿记学的重要性，但是，他接着就说：“在上面的分析中，西方资本主义的所有这些特性之所以意义重大，只是因为它们和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有关联。”①他接下来说道：“精确的计算是其他一切的基础，而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它才可能出现。”②我们为什么应该接受“精确的计算是其他一切的基础”这个僵化的说辞?如果精确计算的基础是自由劳动，为什么自由劳动不是其他一切的基础，或者也许根本就没有一个单一的基础?

事实上，在两个不同的语境中，韦伯列出了“理性资本会计”的许多条件。这个条目可以视作韦伯界定现代资本主义存在条件的一次前后一致的努力。在《一般经济史》中，这些条件包括：

1.占有一切物理的生产条件……把它作为独立私营工业企业的可自由支配的财产；

2.自由市场：

3.理性的技术……这暗示着商业化；

4.可以预测的法律；

5.自由的劳动：

6.经济生活的商业化。③

在《经济与社会》中，他写道：“在生产企业中，资本会计的形式合理性要达到最大值”,需要有以下条件：

1.所有者占有一切物质生产资料以及市场自由；

2.所有者在选择管理时完全自主；

3.劳动自由、劳动市场自由，以及选择工人自由；

4.完全没有对消费、生产和价格的任何实质约束或实质的契约自由；

5.生产过程的技术条件完全可以计算或从机械生产来看合理的技术；

6.公共行政和法律秩序的功能完全可以计算；

7.企业及其成功或失败的条件与家庭的或私人的预算单元最彻底地分离；

8.货币体系具有最高程度的形式合理性。①

尽管在资本的辩证理论看来，并不是必须要列出这个表，但是使我震惊的是：一般来说，它们和马克思的纯粹资本主义概念具有可比性。②如果马克思或者宇野弘藏要为纯粹资本主义的存在条件做一个列表，他们或许会列出不同的东西，其中可能会包含韦伯没有提到的要点，但是令我感兴趣的是，韦伯列出的所有东西和纯粹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相容的，这是因为，这样一个社会尤其把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最大化了。

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讨论，有两个要点是马克思和宇野弘藏会强烈排斥的。第一，他们会完全拒绝韦伯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或循环本位的资本主义定义，这一点把资本主义普遍化了，并因此也削弱了它的独特性。第二，他们会拒绝韦伯下面的论断，即精确的计算是其他一切的基础。和韦伯在列表中提到的东西不同的内容还有：

(1)排除所有者的管理权，因为这是由私有财产的绝对权利引申出来的，和下面的内容相比，这一点并不那么重要；

(2)马克思和宇野弘藏不会提到“自由的”劳动，而是会用"劳动力的商品化”;

(3)强调商品的特殊性，它总是为了在交换中换取货币而生产，这一点与单纯的“货物”不同，后者可以做物物交换；

(4)以剥削劳动为基础的盈利在列表上会被突出强调。

由于政治的原因，韦伯不能把他的社会经济学奠定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基础之上，但是在我看来，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态经济理论中，马克思的理论比边际效用理论的静态形式主义似乎能更好地把他列出的条件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正是因为马克思把经济关系视为被商品经济的原则物化的社会关系，他的理论才和中层的经济社会学很好地联系起来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理论在强调资本主义是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一种积累形态时，就包含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特性，而边际效用经济原则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理论。我们可以证明的是，边际效用理论的主观主义价值理论刚好和韦伯强调主观的意义丰富性相吻合。毫无疑问，这一点包含很多信息，但是我依然认为，除非像韦伯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变成本质主义的社会本体论，否则强调主观意义的丰富性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并不必然是矛盾的。此外，边际效用理论强调理性经济论，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理解现代性的关键，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相通之处。关于这一点，或许是因为韦伯想要让“理性化”更具体、更真实，而一个更强有力、更具有社会性、更有独立性的经济理论或许能够使他以一种更少的本质主义、更少的物化、更加平衡、更加唯物主义的方式来处理理性化这个主题。

韦伯充分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提供了一种选择，而他从来没有系统地辩护过他所选择的奥地利边际主义。例如，韦伯写道：

经济理论尽管能够沿着非常不同的道路发展，还是可以说，对权力分配(它本身是货物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一个后果)的剥削使得某个经济行为人的阶级能够只是为了赚取“利息”而行为。①

韦伯一方面想要把握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个体”的所有特性，另一方面又完全拒绝研究资本主义在经济学这个层次上的唯一动力机制。他把边际主义这种伪普遍主义经济学和他研究社会科学的文化本位方法联系起来，上面的矛盾就是他这种独特做法的一个后果。对于韦伯来说，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形态，不如说是被应用于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术语，这个术语要从特定文化(即以形式合理性和新教规范为特征的文化)的蔓延来理解经济生活。